精英研究的比较与历史视角

　　精英理论是19世纪末西方社会学研究中兴起的一种重要理论和方法,迭经帕累托、莫斯卡、韦伯、米歇尔斯等人的早期发展,于20世纪50年代后进入当代发展阶段。拉斯韦尔、米尔斯、熊彼特等突破早期精英理论的政治范畴,将其扩展到整个社会领域;通过大量实证研究,展示社会权力关系的特点并突出民主政治的有效性。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社会中的精英集团成为学者们高度关注的对象。出于对转型时期俄罗斯政治发展研究的需要,俄罗斯学界借鉴西方理论,对俄罗斯精英进行了大量研究,几乎使其成为一门“显学”,其范围不仅包括中央精英,也包括地方精英,既包括政治精英,也涵盖商业精英、知识精英等[1]。作为俄罗斯学界第一部精英研究专著,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О.В.加曼-戈卢特维娜的《俄罗斯政治精英:历史演进路标》一书在该领域具有重大影响[2]。一方面,作者认为那种将理论“从一国搬到另一国”的作法并不适宜,而在研究俄国历史的基础上运用新的方法可以为俄罗斯政治学开辟一个新的问题和方法领域。另一方面,作者认为从历史的纵面追溯俄罗斯政治精英的形成、发展与演变的轨迹,有助于理解今天的现实。在作者看来,形成的过程决定了现象的本质,从历史中去寻找,庶几可以得到答案,因为“历史是过去的政治,而政治是现在的历史。”[3]

俄罗斯精英的形成与“动员模式”

　　在研究俄罗斯精英形成时,作者通过分析,建立了一套与欧洲对比的模式,这种模式与国家的政治发展紧密相关。透视历史,作者认为,俄罗斯所有的革命以及所有有成效的现代化都是“上层的革命”,不仅彼得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是如此,即使1917年的二月革命也是如此。尼古拉二世逊位与其说是起义的工人和农民所造成,不如说是由一个狭隘的精英圈所决定的。20世纪90年代苏联的解体,政治精英们在其中一如往昔,起着主导性的作用。

　　政治精英的这种主导作用使俄罗斯精英的形成有别于西方国家的经典模式:俄罗斯是动员型模式,西方是创新型模式。在动员型社会中,国家的发展是一种军事化类型,国防是其绝对命令;其现代化的动力不是来自于社会经济需要所产生的累积效应,而是来自于外部的刺激,它实施起来往往是断裂的、革命性的和毁灭性的。因此就像历史学家С.М.索洛维约夫所说:“国家的首要需求是维持待战的军队”[4],国家成为一个大军营。与之相反,创新型社会中现代化的动力来自于内部经济发展的需求,其政治的组织特点是由经济制度的特点所决定的。

　　社会类型的不同决定了政治精英形成模式的不同。创新型模式中,国家的利益与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是基本一致的,因此商业精英占据主导地位;动员型模式中,国家利益与个体利益是冲突的,国家需要通过强硬的政治系统来进行控制,因此行政-政治精英占据主导地位,形成一种“服务型”机制。

　　作者通过对基辅罗斯、“分封诸侯国”和莫斯科公国的政治发展的分析,认为一系列客观因素,首先是恶劣的自然气候条件和外部政治生存环境,决定了动员型模式作为唯一可能的发展模式在俄罗斯得以形成,高级“服务”阶层成为政治精英。当时与莫斯科公国并立的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公国与俄罗斯其他地区不同,是工商阶层、自由市民为主的社会,其精英形成模式是“经济寡头式”的。但是这两个公国最后被残酷的军事组织形式的莫斯科公国所吞并,证明了那种创新型模式不适宜于这块土地。在这个环境下政治高于经济,拥有对经济的决定权。动员型的政治精英划分为两个结构——最高权力和统治阶层,最高权力不仅与底层民众存在着矛盾,而且与统治阶层也存在着冲突。精英形成的特点是:论功赋予特权、严酷的军事性质以及最高权力不容分享的垄断结构。

　　作者同时采用社会心理方法深入揭示了许多历史事 件与其参与者之间的隐秘弹性。社会对于历史的挑战所作出的反应及其选择由这个社会长期形成的文化规范、伦理和心理所决定,也许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民族的基因。俄罗斯以政治为中心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它在几个世纪中都需要有一个庞大的“服务阶层”,其代表依次是:波雅尔大贵族-贵族阶层-帝国官僚-共产主义权贵。

“统治阶级”的历史形态

　　作者在比较俄罗斯与欧洲政治精英形成的不同模式的同时,通过分析俄罗斯历史上各个阶段的精英的形态、流通机制以及作用,来揭示俄罗斯政治发展的进程和国家发展的特点。作者不吝篇幅,从基辅罗斯一直分析到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其中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在动员型模式中,最高权力与统治阶层的固有矛盾是如何影响各个时期精英的形成的。

　　几个世纪以来,最高权力和统治阶层之间持续紧张的相互关系为俄罗斯的历史写下了一幅幅血腥的篇章。

　　这些冲突也是由政治精英们的社会政治功能特点所决定的。在动员型模式中,最高权力的最重要的一项功能是,在内外政治压力下推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为此目的,需要一个高效的统治阶层作为实施这些目标的工具。其他的资源,包括底层的民众,最高权力是无法指望而且也不愿指望的。最高权力在“自上而下”的实施过程中,本身就是最大的动力。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最高权力所制定的国家活动,其目的并不与国家的现实需要相符合。俄罗斯历史上这类例子比比皆是。例如,占领中亚在当时就曾经引发大量争议。攻克塔什干后,俄国国务活动家П.瓦卢耶夫在日记中写道:“塔什干被攻下了,但谁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5]。永不满足的心理使得最高权力渴望尽可能攫取最大的资源,为此而将一切社会政治力量纳入自己的驱使之下。为了服务于国家的目的,最高权力希望整个统治阶层铁板一块,最大的均质化,对最高权力保持绝对的忠诚,同时又希望他们拥有较高的职业素质。在基辅罗斯和莫斯科公国时期,为了保证统治阶层“服务”的有效性,最高权力为他们分封土地。

　　波雅尔大贵族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个统治阶层类型。波雅尔大贵族由于拥有世袭土地,在经济上并不依附于上层权力,并且尽量减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因而逐渐失去了“服务”的有效性。为了重组统治力量,形成新的服务阶层,伊凡四世开始用贵族阶层取代波雅尔大贵族,并在彼得一世时最终完成。因此贵族阶层成为第二个统治阶层类型。但是贵族阶层追求将取得的临时封地变为永久的世袭领地,逐渐趋于保守,结果重蹈波雅尔大贵族的覆辙。到亚历山大一世时期,高层贵族转变为土地贵族后,已经丧失了服务国家的潜力;而尼古拉一世时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又使得其忠诚度受到怀疑,因而作为第三个统治阶层类型的帝国官僚作为一个整体走上了政治舞台。在1825~1917年这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帝国官僚走过了漫长的演进历程,由于阶层间流通机制的阻碍、职业能力的低下以及贪腐成风,最后随着帝国的衰落而走向灭亡。

　　苏联时期,动员型发展模式不仅继续保存,而且发展到了极致。在精英的流通和擢拔方面,它具有典型的“以服务换特权”的特点,从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权贵阶层”,这是俄罗斯历史上的第四个统治阶层类型。与此同时,最高权力为了实行国家超赶式发展,在精英流通机制中进行空前的清洗,以便将统治阶层置于自己的绝对控制之下。在1980年代末期,权贵阶层内部发生了变化,逐渐形成的各种次精英帮派和集团,企图将积累的各种资源变成现实的政治权力或经济资本。戈尔巴乔夫改革也就成了“精英的革命”,统治阶层在改革的过程中逐渐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服务型模式”最终解体,精英的多元化逐渐形成。

　　在历史的分析之后,作者最关心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在新的世纪中俄罗斯有无可能由一个动员型社会向创新型社会转变。至少,她不是那么乐观。因为动员型模式是在特殊环境下解决特殊问题的一种特殊工具,但是作为俄罗斯政治发展的常态,它在几个世纪以来已经耗尽了精英和大众的精神资源。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精英的效率低下是动员型模式的惯性所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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