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洁

罗斯人起初接受斯堪的纳维亚的多神教诸神，开始对自然、祖先、土地和部落等神灵和守护神的崇拜。多神教及由对它们的信仰而产生的神话自然而然地影响到古代罗斯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公元988年，信奉多神教的罗斯人又在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的号令下，接受了来自拜占庭的基督教，从而使俄罗斯人的信仰中同时存在了两种“基因”：多神教和带有东方因素的拜占庭的基督教（后来的东正教）。从接受基督教时起，“多神教的习俗获得了基督教的色彩，基督教也弱化和吸收了多神教的一些习俗”。基辅大公为了国家利益引进的基督教培养出了俄罗斯人的自我牺牲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和超民族主义精神。

13世纪中叶到15世纪下半叶，蒙古人对俄罗斯所进行了长达240年之久的统治。蒙古人的统治带给俄罗斯人、俄罗斯文化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在这段时间里，蒙古人成功地运用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统治模式阻断了俄罗斯接受西方文明的道路，迫使俄罗斯面向东方，并使俄罗斯按照他们的模式建立起莫斯科公国。当谈及蒙古人的入侵带给罗斯人的影响时，许多研究者认为，这两个半世纪成了俄罗斯落后于西方的“罪魁祸首”。然而，有一种声音却是标新立异的，这声音来自维尔纳茨基。他的观点与数百年来对此问题研究者的观点大相径庭。维尔纳茨基认为：蒙古对罗斯的入侵把俄罗斯大地带入世界帝国的板块之中，并把俄罗斯的历史提升到全世界的历史高度。它与基督教一起，打造出俄罗斯民族性格中“准备建立恭顺功勋”和克服民族骄傲的心理素质。俄罗斯人从东方那里学会了温顺。

18世纪之前的俄罗斯历史几乎是灰色的：与蒙古人的斗争，“感受”莫斯科公国的极权统治、混乱、教会分裂等等，所以中世纪的俄罗斯几乎没有可以让俄罗斯为之自豪的科学、技术、文学、建筑、音乐和哲学等成就。

到18世纪，彼得大帝打开了通往欧洲的窗口。目睹到欧洲文明的彼得大帝决定在俄罗斯实施一次狂风暴雨式的、让俄罗斯脱胎换骨的改革。他把欧洲文明引入俄罗斯，也把欧洲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交方式引入俄罗斯上层社会，更在俄罗斯军队、经济、文化和艺术等领域进行了欧化改革。正是彼得大帝的改革使得俄罗斯文化走向世俗化，同时也使俄罗斯文化走向西方化和现代化；19世纪，俄罗斯又接受了法国和英国的先进思想和文化习俗等等。

俄罗斯所受的影响有消极的、短暂的，也有积极的、久远的。它们把俄罗斯文化带到世界文化图景之中，使得俄罗斯文化同时具有了同一性和多样性，独一无二性和多面性，使得我们可以透过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历程窥见全人类文化的发展进程。

俄罗斯强大起来后，马上开始侵略别的主权国家，数次展开侵略、扩张和掠夺行动，其中包括向东方的扩张。叶卡捷琳娜女皇甚至放言说：“要是我能活上200岁，整个欧洲必将置于俄国的统治之下”。由此可见，这个民族除了体验过外族入侵、被外族统治的屈辱外，也尽享过占领者的“荣耀”。它既无可奈何地接触、接受过外族文化，也充当过本民族文化的积极“布道者”。而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化都会在其入侵、占领等行动中彰显自己，并且或多或少地渗入到“被俘的灵魂”里。

二、俄罗斯、俄罗斯文化的归属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经历在俄罗斯民族性格形成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特殊的地缘政治因素终于引发了一个巨大的问题：俄罗斯的归属问题，它到底属于东方还是西方？俄罗斯知识分子就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一个俄国哲学家如是说：“不错，我们住在欧洲的东部，但我们从来都没有属于过东方。东方有自己的历史，它们的历史与我们完全不同。”

在这场争论中，俄国宗教哲学家恰达耶夫和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的观点具有特殊意义。在《哲学书简》中，恰达耶夫把俄罗斯看成是一个永远“学不好历史的学生”。他认为，是西方国家让俄罗斯人学会了自己的历史；俄罗斯人翻译了西方的所有文学作品，并把它们背诵下来。而在把西方国家的破衣烂衫披挂在自己身上后，俄罗斯人终于变得幸福起来，因为他们终于像西方人了，并变得自豪起来，因为西方宽容地同意把俄罗斯列入自己人的行列。

而普希金的看法却是：“毫无疑问，教派的分离使我们脱离了欧洲的其他部分，我们没有参与任何使欧洲为之震撼的伟大事件，但是我们却具有自己的使命。这就是俄罗斯，正是她那无边无际的空间‘吞没’了入侵者蒙古人。鞑靼人没敢越过我们的西部边界，把我们留到了后方。他们撤回到自己的沙漠，基督教的文明得到解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应过一种完全特殊的生活。这种生活把我们造就成了基督徒，又使我们与基督教界格格不入。因此，信奉天主教的欧洲便因我们的受苦受难得以摆脱掉所有的障碍”。

俄罗斯国学大师利哈乔夫也对此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是欧洲文化的国家，基督教培养我们习惯这种文化。与此同时，我们还接受了拜占庭文化。”

此外，在谈及俄罗斯文化的归属问题时，利哈乔夫还指出：“通常，俄罗斯文化被确定为介于欧洲和亚洲之间，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文化，但是，这个边缘的地位如果只从西方看罗斯的角度才体现出来”。实际上，亚洲游牧民族的影响在定居的罗斯是微不足道的。拜占庭文化给了罗斯基督教精神的性质，而斯堪的纳维亚在大体上给了它军事部落的体制。在俄罗斯文化的产生中拜占庭和斯堪的纳维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显然，利哈乔夫与大多数俄罗斯人一样，不愿意说俄罗斯的文化受到蒙古人、蒙古文化及东方文化的影响。我们倒以为，亚洲游牧民族带给俄罗斯人和俄罗斯文化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我们都知道，俄罗斯人，尤其是俄罗斯知识分子对“漫游”有着特殊的爱好。其实，这恰恰说明了俄罗斯人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密切联系，游牧民族给了俄罗斯人对某“精神游牧”的向往，由此产生了对漂泊生活，有时甚至是对放荡生活的向往，使得俄罗斯人有了紧张但又不明确的对真理的追求以及由此而引出的漫游生活。而这一点又正好构成了俄罗斯民族性格及俄罗斯文化深层结构的一个典型特征。

俄罗斯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使得它不得不一手牵着东方，另一手拉着西方，从而造成如下后果：“东方和西方两股世界历史潮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并相互作用。俄罗斯人既不是纯正的欧洲人，也不是纯正的亚洲人”。东西方两种因素在俄罗斯人心中始终进行着争斗。天然的、多神教的、狄奥尼索斯的自然力和清心寡欲。僧侣式的东正教这两种对立因素成了俄罗斯人意识形态的基础。

三、俄罗斯民族的性格特征

上述因素构成了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独特的两面性：他们既有国家观念、主张专制主义，又渴望有随心所欲的自由，有无政府主义的状态；他们崇尚暴力，有时近乎残忍，但又善良、温和、不无人道；他们信守教规、教义，但又始终不停地寻找真理；他们的灵魂浸透了个人主义、强烈的个人意识，但又充满无个性的集体主义；他们喜欢自吹自擂、鼓吹民族主义，但又具有普济主义和全人类性的意识；他们时而谦逊恭顺，时而又会放肆无礼；他们有奴性，但又不乏反叛精神。

在探讨俄罗斯民族性格时，我们都注意到其中的一个特征，并总是被这个特征所吸引、为之折服。这个特征就是：俄罗斯人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会迸发出非凡的爱国主义激情、勇气、耐力和勇敢、顽强、坚忍不拔、牺牲精神。例如，在1812年卫国战争中，面对强大的拿破仑军队，俄罗斯军民毫不畏惧，英勇杀敌，终于把侵略者赶出家园；1941～1945年卫国战争中几个举世闻名的保卫战：列宁格勒保卫战、莫斯科保卫战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等。通过这些保卫战我们不难发现，这个民族在遭遇外来侵略、保卫家园时具有超强的凝聚力和爱国精神。可是在和平的日常生活中，一些俄罗斯人甚至不愿意为自己国家、自己单位多干一分钟活，到点休息、下班，到时候休假是雷打不动“规矩”。

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另一个特点也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条件有着密切的联系。按俄国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的话来说，就是：“俄罗斯广袤无垠的大地与俄罗斯的心灵之间，自然地理和精神地理之间有一种联系”。俄罗斯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则发表过这样一种观点：“大自然经常让俄罗斯人最谨慎的盘算落空；变幻莫测的气候和土地经常欺骗对它们报有最微小期盼的人民，于是，习惯了这种欺骗、有所图谋的俄罗斯人便立即鲁莽地做出了未经深思熟虑的、最没有希望的决定：把其勇敢的任性与大自然的任性对抗起来。俄罗斯人深知，必须珍惜夏日里晴朗的劳作时间，大自然给他们适合耕作的时间很少，而且，短暂的俄罗斯夏天还会因为反常的阴雨天气而缩短。这就迫使大俄罗斯农民抓紧时间干农活，在短时间里干出更多的活，及时地收割田里的庄稼，之后，等待俄罗斯农民的就是无所事事的秋天和冬天”。这里，克柳切夫斯基指出了俄罗斯人的任性、鲁莽特征，及勤劳的特征（我们宁可说，勤劳特征的“标签”更适合贴在俄罗斯妇女身上。无论是在国家处于危难时刻，还是在和平的日常生活中，俄罗斯妇女都起着“擎天柱”的作用。她们吃苦耐劳，忘我地投身于劳动中。关于这一点，俄罗斯作家和诗人的作品中都有不少描述）。

俄罗斯人能够调动自己的所有潜能强化劳动，这是俄罗斯人的一个特征，而懒惰、消极也是俄罗斯人性格中弱点。有些研究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无论做什么事，俄罗斯人都希望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然而，一旦作为时出现毛病、并无法达到预期目的时，他们就会变得异常敏感，冷淡，消极，就会“磨洋工”，终于给人一种懒惰的印象，并给人一种口实：俄罗斯人“不会，也不喜欢干活”。

我们这里谈到的两个因素恰恰是俄罗斯文化中最令人迷惑不解的一个方面：俄罗斯人既被认为是勤劳的，又被认为是懒惰的。

俄罗斯人对无政府状态和暴动的“喜好”是广为人知的。他们既屈从政权和国家，也“诞生”出像拉辛、普加乔夫和博洛特尼科夫这样的农民起义领袖。在俄罗斯人的意识里，“国家”和“土地”、“世界”之间永远存在着差别。“世界”是公社，公社由于内在的真理而存在，而内在的真理并非永远能与国家的真理相一致。即便是农奴制，也没能把俄罗斯人变成奴隶。精神上的自由，对绝对的善的追求使得俄罗斯人走上了远离平静生活方式的道路。“俄罗斯人民拥有巨大的自然力和较弱的形式。俄罗斯人不像西欧人那样具有文化上的优势，这是一个更真诚、更有灵感的民族，他们不懂规矩，很容易走极端”。恰达耶夫在《哲学书简》中的第一封信中写道：“我们在自己房子里的样子就像是徒步旅游者（漫游者），冻土带的土著人对自己简陋居所的眷恋就犹如我们对宽敞房间的喜爱”。

摇摆性也是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一些俄罗斯人的摇摆性淋漓尽致地表现在方方面面：无论在政治生活中，还是在经济生活及日常生活中。俄罗斯作家非常准确地捕捉到本民族的这个特征，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将之个性化地展现出来，例如：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再如，俄罗斯现政权对某输油管线建设的反反复复的态度。关于摇摆性的问题利哈乔夫也发表过自己的观点：“在俄罗斯民众中善与恶之间的摇摆特别大。俄罗斯民族是一个极端性的，从一端迅速而突然转向另一端的民族，因此，这是一个历史不可预测的民族”。

四、俄罗斯文化的特点

目前，文化学领域出现了“边缘文化”说。提出这一说法的学者对此如是解释：边缘文化是指处在稳固、强大的文明边缘的文化，边缘文化跨过自己的边界，与其他文化相互作用。俄罗斯文化恰恰可以看成是一种“过渡地带”。

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曾指出俄罗斯文化的特点。他认为，俄罗斯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周期性的“断裂”；它不善于自身发展，而总与从古至今的文化现象交织在一起，并经常“活用”古老的现象。它的性格粗放，不擅长动态的发展，对任何现代化的东西都有一种病态现象。

这样，边缘文化就在寻找自己那永远处于不确定和乌托邦未来的同一中、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中“漫游”起来。现实总有不确定性和局部性。反传统和现代因素之间总是存在着分裂。在俄罗斯，意志和思维没有被“模式化”。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普希金的言语》中写道，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典型特点是：“它善于接受任何民族的特点”。关于这一点，俄国诗人和作家莱蒙托夫在《当代英雄》之《贝拉》一章中也阐述了自己的想法：“俄罗斯人善于适应他们所在地那个民族的风俗习惯，这种能力不由得使我惊奇。我不知道这种能力应受到谴责还是值得赞美，但这足以证明他们具有不可思议的灵活性和通情达理的想法，即一旦看到罪恶无可避免或无法消灭时就加以宽恕”。

另外，我们再看看俄罗斯辉煌的、在全世界享有盛誉的芭蕾舞艺术。我们都知道，“近代形式的芭蕾舞起源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宫廷舞。俄罗斯在17世纪末把芭蕾舞引入本国。从此，芭蕾舞便在俄罗斯生根开花，结出累累硕果，并创造出世界上最高水准的、也是无人可以超越的芭蕾舞蹈”。从此，芭蕾舞成了俄罗斯文化的一个象征，俄罗斯人由于自己的芭蕾舞而极大地满足了自己强烈的自尊感和庄严感，同时，芭蕾舞也从一个方面满足了俄罗斯人对文化的极度追求。我们通过俄罗斯芭蕾舞艺术这一“视角”，可以看出俄罗斯人对精神生活的重视和追求，所有熟悉俄罗斯的人都知道：这个民族的精神生活水平是相当高的：“他们拥有堪称世界瑰宝的音乐作品、文学作品和绘画作品等等”。

但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注意到，日常生活中的俄罗斯人却不太看中较高水平的物质文化。曾几何时，他们甚至毁坏了已经存在的文化宝藏。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回顾一下1917年十月革命初期，农民砍掉地主庄园中的百年参天大树，烧毁古老的贵族庄园；拆毁教堂、杀死僧侣和神甫等事件。当然，这与特定的历史时期、历史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再看看俄罗斯目前低下的轻工业、家电产业水平，我们就更能确信这一观点。

俄罗斯历史留给后人关于善与恶的教训是极大、极令人感叹的：一方面是最高意义上的神圣、善，在另一方面却是魔鬼般的恶。之所以存在如此大的反差，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那是因为俄罗斯人的天赋和才能高过了头，以至于无法找到其行动的准确形式。确实如此，只有从多种可能中选出一种，并把全部力量集中在这一点上时，才可能有一个固定和专门的形式。俄罗斯人必须约束其意志和思维；如若不然，俄罗斯人有可能变成无助的幻想家、无政府主义者、冒险家和生活腐化的人，哪怕他心中还藏有着善。

别尔嘉耶夫曾经说过，俄罗斯人是极端主义者：他们要么全要，要么什么都不要。关于这一点，如前所述，利哈乔夫也有同样的看法。他也认为：“俄罗斯民族是一个极端性的，从一端迅速而突然转向另一端的民族，因此，这是一个历史不可预测的民族”。细细研读两位大师的话语，我们才明白，俄罗斯物质文明和文化水平要么超高、要么超低，缺少中层物质文化的症结所在；我们才明白，俄罗斯人为什么那么“善变”。这种极端性同样影射到俄罗斯文化上，换言之，俄罗斯文化同样具有极端性，它同样没有中间环节，没有任何过渡阶段，要么是“北极”，要么是“南极”。那么，造成俄罗斯人极端性的原因又何在呢，除了地缘政治因素外，有没有内因呢?我们大胆地推出一个想法，那就是：与俄罗斯人最初的信仰―――多神教有关系，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流传下来的多神教的神话中得到证明。

俄罗斯人始终认为自己是属于欧洲的，西方的，就像利哈乔夫所言：“俄罗斯从来不是东方，而客观上，欧洲人，西方人又不完全认可这种观点”。西方习惯将俄罗斯及其文化划归到东方。而且在不经意间他们总会流露出这种态度，这时，敏感的俄罗斯人会有一种极端的反应，之后，又会把由此而产生不快的“罪责”推到东方人身上，并在东方人身上挖掘俄罗斯社会中存在弊端的根源，然后向东方人施展他们的暴力。关于这一点，看看俄罗斯当今的“光头党”和流氓警察，再看看在俄罗斯被打的人多是东方人就够了。

探究俄罗斯民族性格及其文化背景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国内一些学者对此问题也予以了相当的关注，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例如，刘文飞先生在北大作讲座时，分析了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一些共性特征：情绪化；走极端；摇摆性；指出了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粗与细、大度和狭隘并存的这种矛盾、分裂的现象。他也认为，俄罗斯人之所以拥有这样的性格，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地理上的东西方之间的矛盾；二是社会结构上的上下层之间的矛盾。

目前，有相当一部分俄罗斯人习惯拿俄罗斯民族性格、思维定式当挡箭牌。例如，一旦发现俄罗斯出现某种难以解释、或者难堪的事情时，他们就会习惯地把“罪责”推到这上面来。我们在古德金科的著作《俄罗斯思维定式》一书中就读出了这种观点。

（正文完，此处省去注释部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