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点击立即阅读全文：研究 | 李涛 张秋容：围绕海洋安全，中印究竟在竞争些什么？

导言  

随着中国和印度正在迅速崛起为海上大国，两国不仅海洋互动频繁，而且海洋权力和利益也同步延展，两国关系中的安全困境逐渐由内陆边疆不断向海洋延伸。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背景下海洋权力不对称、威胁认知偏差、民族主义沉渣泛起、外部行为体介入是中印出现海洋安全困境的动因所在。中印在海上竞争加剧、敌意螺旋上升，严重影响中国营造稳定和平的周边环境。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建设中印海洋命运共同体成为缓解中印海洋安全困境的有效“良方”。南亚研究小组特此转载本文，供读者参考。

关键词：中印关系 海洋安全困境；动因 命运共同体 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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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从喜马拉雅到南亚、西南亚和东南亚有着共同的战略空间，两国从1949年以来为各自的安全与发展曾在上述区域存在着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从1962年中印边境武装冲突到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中印在陆疆的安全困境是显而易见的。随着中印两国逐渐崛起为海上大国，两国的安全困境逐渐从陆上外溢到海上。尤其是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后，印度国内关于“中国海上威胁”的言论此起彼伏，并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为中国包围印度的“珍珠链”战略，两国海洋安全困境呈现恶化态势。

一、中印海洋安全困境的表现形式

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爆发后，两国都因对方不可避免地接近以及双方共同拥有的能给对方带来巨大损害的能力而感到担忧。有学者认为印度对中国的不安全感来源于中国总在“迫使”印度默许中国在南亚—印度洋地区的军事联系和安全角色的无限扩张，动摇印度在南亚次大陆的首要地位，并对其采取“包围”政策；中国对印度的不安全感来源于西藏的稳定性以及印度洋上中国海上交通线的安全性。印度通过“东向行动”政策向中国施加反压力，试图迫使中国延缓或收回其在南亚—印度洋地区深入的、日益增加的军事介入。

（一）中印在印度洋的竞争

近年来，中印在印太海域竞争加剧，主要是因为印度洋和南海之间的海域拥有重要的油气资源以及重要的国际贸易通道，未来中印两个大国将在资源和权力竞争的驱使下互相干涉对方的“海上后院”，使得印度洋和南海之间的海域逐渐成为两国的“竞技场”。

从地缘政治看，印度洋呈现出“破碎性”与“动荡性”交织的特征。其地理区域范围囊括非洲好望角、阿拉伯海、孟加拉湾和印度次大陆，一直延伸到印度尼西亚群岛。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中国在印度洋有着重大的安全利益。一是重要的海外安全利益。印度洋沿岸国家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巴基斯坦、伊朗、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南非等国不仅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还是中国的海外投资目的国。目前，中国在巴基斯坦、南苏丹、也门、利比亚等国拥有500多万海外务工人员，如何维护海洋利益安全成为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

二是能源安全利益。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石油依存度较高。中国2020年进口石油约为5.4亿吨，石油对外依赖超过70%。对中国而言，马六甲海峡就是中国海上石油生命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谁控制了马六甲海峡，谁就控制了中国的能源通道。正是由于中国石油进口80%是通过马六甲海峡运输的，因而一些大国试图染指并控制马六甲海峡的运输通道，一旦运输通道受阻，中国将面临石油断供的危机，面临“马六甲困境”；

三是西部内陆安全与发展利益。长期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集中在沿海地区，内陆地区虽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但发展比较缓慢。更为严重的是，西部内陆地区与中亚、南亚地理相近，“东突”“疆独”“藏独”等势力利用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加紧对我国边疆地区实施分化活动。中国的西部内陆呈现出生存安全问题与发展安全问题、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的特征。如何形成中国与中亚、南亚、东南亚的有效合作机制、如何构建“东西齐飞、海陆并重”的战略格局、如何构建与中亚、南亚等周边国家的“周边命运共同体”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正是基于以上战略利益考量，中国通过不断扩大印度洋地区的海上力量来缓解其在印度洋的战略脆弱性。一是开启海军巡航印度洋。2008年12月起，中国开始派遣第1批护航编队到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打击海盗以确保中国商船、人员及物资在该海域的安全，此举开启了中国海军巡航印度洋的开端，也开启了中国经略印度洋的契机。2013年，中国海军潜艇兵力首次进入印度洋海域，协同亚丁湾护航编队组成水面、水下共同执行打击海盗的任务。十余年来，中国共派遣38批编队，110余艘次舰艇，从中国大陆起航，经过西沙、南沙、马六甲海峡，横跨印度洋，至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安全护航中外船舶近7 000艘次；

二是与印度洋沿岸国家开展军事外交。1985年11月，中国海军水面舰艇首次访问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随后，中国海军访问了埃及、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阿曼、伊朗、柬埔寨等印度洋沿岸国家；

三是与印度洋沿岸国家开展军售。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五大武器出口国，其中最大客户是巴基斯坦，主要武器项目包括S20型潜艇以及护卫舰。孟加拉国也是进口中国武器的大客户，从2013至2017年里，孟加拉国占中国所有军售对外销售额的19%；

四是与印度洋沿岸国家建设港口。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计划将印度洋沿岸国家的港口和节点相互连接，主要包括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缅甸的实兑港、孟加拉国的吉大港、印度尼西亚可可群岛港口和吉布提共和国的吉布提港等。其中，2017年建立的毗邻红海和亚丁湾的吉布提港口，成为中国建立的第一座海外军事基地。

印度对中国在印度洋不断增强影响力和存在感高度警觉，对于中国与印度洋沿岸国家合作持有消极看法。长期以来，印度坚信将印度洋变为“印度之洋”是印度“天定命运”的一部分。为此，印度必须建立一个尽可能深入印度洋的防御外缘以排除域外力量干预印度次大陆的可能性。20世纪70年代英国皇家海军撤离苏伊士运河以东时，印度不遗余力地夺取对印度洋的控制权，将3艘航空母舰分别部署在孟加拉湾、印度洋和阿拉伯海海域。面对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海军在印度洋持续增强的影响力，为确保印度成为印度洋的主导国，印度大力推进海域感知意识战略以增强印度在印度洋地区的监视能力。目前，印度主要在其沿海水域、专属经济区内加强海域感知能力，此外印度还将海上巡逻舰和海上巡逻机转移到马尔代夫、塞舌尔、斯里兰卡等国以增强在印度洋的海域感知能力。印度期冀成为印度洋主导力量，中国谋求印度洋战略通道与海上运输线安全，因而，印度试图横向扩张其影响力，分别向东和向西推进到英属印度时期的边界范围，中国寻求纵向拓展其影响力，将其影响范围向南扩展至印度洋的温暖水域。印度向东，中国向南，必然导致两国在交叉重叠海域为增强各自安全而采取敌对行动，这必然导致双方的更不安全。未来，只要两国在印度洋存在着安全困境，两国的海洋竞争将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主旋律”。

（二）中印在南海的竞争

从地理上看，印度既不是南海周边国家，也不是南海争端的当事国。然而，印度却积极介入南海争端，认为自身是南海利益相关者。1998年，印度海军开始走出印度洋传统势力范围，由印度洋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2000年4月，印度时任国防部部长乔治·费尔南德斯 (George Fernandes)指出，“印度的利益范围将从阿拉伯海的北面一直延伸到南海。”同年9月，印度海军再次派出舰队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活动。2007年，印度海军出台的《自由使用海洋：印度海上军事战略》将印度的战略利益区扩大到南海。2015年，印度海军出台的《确保海洋安全：印度的海洋安全战略》更是将南海、东海及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纳入印度的次要利益区。

对印度来说，频频插手南海问题有着深层次的战略考量。一是扩展印度在南海的影响力、平衡和牵制中国在印度洋的影响力获取地缘政治利益。这是因为印度要想成为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必将走出印度洋迈向太平洋，并在太平洋发挥重要影响。南海作为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航线要冲，是进出印度洋的门户，随着印度的崛起必将在南海地区扩展其影响力。近年来，美国、日本、欧盟等活跃在南海周边地带，印度认为自身也可以像地区大国一样能够在南海地区发挥着较大影响。因而，在筹划国家安全事务上，印度正越过马六甲海峡向南海眺望。印度认为近年来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度洋沿岸国家加强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合作试图构筑起针对印度、围堵印度的“珍珠链战略”，以便把印度围困在印度洋。基于上述认知，印度认为有必要进入西太平洋尤其是南海以平衡中国甚至反制中国在印度洋的存在。因此，印度积极介入南海事务，努力给自己贴上南海国家的标签，试图变成南海利益攸关方；

二是谋求地缘经济利益。南海不仅拥有丰富渔业资源和能源资源，还是世界上重要的贸易航运线之一。据统计，印度几乎50%的国际贸易是通过马六甲海峡经南海完成的，68%的石油和85%的液化天然气进口来自印度洋和南海周边国家，保护南海到印度洋的能源安全和贸易运输安全事关印度的经济安全。

基于以上战略考量，印度为维护在南海的利益，开始实施其南海政策。一是确保印度在南海的“航行自由”和“自由开展商业活动”。正是因为印度洋到南海的航线是印度重要的贸易航线，确保南海“航行自由”成为印度南海政策的首要目的。印度强调必须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保南海航行自由，以及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南海争端。印度主张的“自由开展商业活动”，主要是指与南海周边国家在南海的油气开发与合作。为保障印度石油进口来源多元化，印度非常重视同南海周边国家的油气开发合作，而印度海军将保护其石油天然气公司在南海的资产；

二是增强在南海的海军部署。随着南海成为印度的战略利益区域，印度加强了南海的海军部署。印度不仅将先进的驱逐舰和“维拉特”号航母部署在离南海较近的东部舰队，还积极推进在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司令部的军事设施建设，将导弹护卫舰和远程反舰弹道也部署在该岛。不仅如此，印度还在安达曼群岛最南端的坎贝尔湾建立了深海海洋设施巴阿兹海军基地，启动了对南海的监视程序，使印度能够控制印度洋通往南海的战略要道；

三是与东南亚及域外大国积极开展海洋安全合作。一方面，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防务安全合作。从“东向政策”到“东向行动政策”，印度将加强与东南亚的海洋安全合作视为搅局南海事务的主要跳板。通过与东南亚国家的海军演习，定期对东南亚国家港口的友好访问不仅使印度海军能够进入南海有争议的区域，还能增强在南海的存在感。另一方面，通过与域外大国的协调以增强在南海的影响力。从1992年开始，印度与美国在邻近南海的太平洋海域开展“马拉巴尔”海上军事演习。2014年，印度总理莫迪访问美国时，两国领导人在确保南海自由航行和飞越自由达成共识。从2000年开始，印度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在南海举行了联合演习；印日还确定在海上航线安全、打击海盗、确保海上通道安全、反恐等方面加强合作。2011年，印度与美国、日本达成共识联合制衡中国在南海的影响力。2015年，印日两国强调要确保南海局势稳定必须避免采取导致南海地区局势紧张的单边行动。

（三）中印在北极的博弈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冰川的消融，北极地区丰富的能源资源以及新航道的开通使得北极地区日益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生态价值。目前中印两国分别面临着“马六甲困局”和“霍尔木兹困局”，且两国都无法完全破除目前面临的困境。然而，北极地区能源开发和新航道的开通为中国的能源进口与贸易航线提供了替代性选择。一旦印度切断马六甲海峡航线，中国可利用北极航道来应对印度的对华威慑战略，从而缓解“马六甲困局”。

尽管北极航道的开通不会对印度带来巨大的商业价值，但一旦中国通过北极航道突破“马六甲困局”，将使印度传统的“对华海上遏制战略”失效。为使印度在中印海洋安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印度密切关注中国在北极地区开展的一切活动，并与中国在北极地区主要围绕北极航道和能源资源开发展开战略竞争，试图制衡中国在北极地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一是与中国在北极科学研究方面的竞争。中国于1996年加入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后，于2004年在斯瓦尔巴德群岛的新奥尔松地区建立了北极黄河站，并与俄罗斯、挪威、冰岛等北极国家建立了密切的科研合作体系。为在北极科学研究方面不落后于中国，印度于2008年在北极建立了第一个科考站，2012年加入了北极科学委员会，2014年批准了建造极地科考破冰船计划。2014年印度总统穆克吉访问挪威和芬兰之际，明确表示印度愿积极深化与挪威、芬兰等国的科学研究合作；

二是积极践行北极外交，拉拢北极国家不遗余力地平衡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鉴于北极地区将重绘世界地缘政治图景，“马六甲困局”可能会被“白令海峡困局”所取代，印度试图与北极地区国家保持友好伙伴关系，破坏中国与北极地区国家的友好关系。印度不仅尽己所能成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国，还积极响应俄罗斯的大欧亚伙伴关系，试图与俄罗斯携手共同寻求北极航道的开发；

三是与中国在北极地区展开能源资源开发竞争。莫迪上任后，积极与北极国家俄罗斯、挪威、芬兰等国展开了一系列的能源合作。此外，鉴于印度将中国视为其在北极地区唯一的竞争对手，美国将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视为对其国家安全的威胁，大肆炒作中国“北极威胁论”。未来，一旦美印结成准军事同盟，不排除美国拉拢印度与中国在北极地区展开全方位的竞争。北极地区将成为中印海洋竞争的“新赛道”和新的“大博弈”舞台。

二、中印海洋安全困境的动因

中印两国同时崛起使同为亚洲的两个国家在重叠的战略空间为争夺影响力和存在感而出现“狭路相逢”的局面。为何会产生安全困境呢？现实主义强调“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和心理上对对方意图的不确定性和相互猜疑是安全困境产生的两大前提。”这种不确定性和相互猜疑导致恐惧，而恐惧产生权力竞争，权力竞争会引发潜在的安全困境，被激活的安全困境通过螺旋式发展导致寻求更多的权力，抑或导致战争或战争威胁加剧。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安全困境就是“囚徒困境”的一种形式。在多次博弈中，处于安全困境中对立的双方，往往会为了自身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与对方合作。因此，国际制度与国际机制的功能之一就是缓解安全困境。建构主义强调的安全困境是根据彼此的身份界定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基于认知的特定情境。因此，也可以通过互动的实践进行解构或消除。国家在互动与实践过程中既可建构出安全困境，也可以通过良性互动建构安全共同体。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印两国安全困境从陆上外溢到海上呢？

（一）海洋权力不对称

伴随着世界地缘政治中心逐渐由欧亚大陆的西部转移到东部，中印同时崛起为海洋大国，两国的海洋权力不对称，既包括中国与印度海上军事力量的不对称，也包括两国海洋外交互动的权力不对称。

从海上军事力量对比看，中国海军主要包括潜艇部队、水面舰艇部队、航空兵、陆战队、岸防部队等，下辖东海舰队、南海舰队、北海舰队。2020年中国海军拥有2艘航空母舰、1艘巡洋舰、32艘驱逐舰、49艘护卫舰、49艘轻巡洋舰、37艘两栖战舰、21艘中型登陆舰、46艘柴油攻击型潜艇、4艘弹道导弹潜艇、6艘核潜艇。印度海军主要包括1艘航空母舰、11艘驱逐舰、14艘护卫舰、22艘轻型护卫舰、139艘巡逻机、4艘水雷战舰艇和16艘潜艇。尽管印度海军军事力量与中国相比存在较大差距，然而就维护自身海洋安全能力而言，印度却更具有优势。中国海军的主要作战区域包括渤海、黄海、东海、南海以及台湾岛以东的部分海域，最多不超出印度洋北部海域。印度海军作战区域主要囊括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南海、太平洋甚至包括大西洋。以印度洋为例，印度洋属于中国的“外线”，但属于印度的“内线”。印度可利用地缘上的优势破坏中国从亚丁湾和好望角到马六甲的海上运输线，中国却根本不具备在东亚地区以外部署联合作战的能力以保护其海上运输线安全，中印在印度洋上呈现出权力不对称结构。虽然在海上军事力量对比中，印度处于劣势地位，但在维护印度洋上能源运输通道安全能力方面，印度却处于优势地位。

从海洋外交互动看，中印之间也存在权力不对称。自二战结束后，美国一直主导着亚太地区的海洋安全秩序。近年来，印度积极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泰国、越南、新加坡、俄罗斯、法国等国频繁开展海军外交。2014年莫迪出任印度总理后，其海军外交从西印度洋到东太平洋、从北大西洋到南太平洋全面出击。一是强化与塞舌尔、毛里求斯、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环印度洋岛国的海洋战略方面的合作；

二是实施“东向行动政策”取代“东向政策”，加强同缅甸、泰国、越南、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的海洋安全合作；

三是加强与法国、俄罗斯、加拿大和巴西为代表的北大西洋和中南美洲海洋国家的防务以及海洋安全合作；四是积极响应美国提出的“印太战略”，并全面拥抱美日澳印“四边机制”，积极加强与美日澳的防务安全合作，目前，印度与美国的防务安全合作已提升至“准盟友”级，美日印澳在印太地区的海域态势感知和情报共享机制趋于闭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积极开展海军外交。当前，中国海军外交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与全球七大洲的103个主要国家开展了友好访问，既彰显了中国的大国威慑力，也增强了中国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但是，在中印海军外交互动过程中，印度不仅利用中国与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南海的争端，还利用中国与日本、韩国等国在东海的争端，加强与这些“麻烦制造者”的海军外交互动以侵犯中国的海洋领土主权、威胁中国的海洋安全。

总体来看，无论是中印海上军事力量对比，还是海军外交互动，印度对中国海洋安全权益的拒止、破坏都可能导致两国“敌意螺旋”上升，从而加剧两国海洋安全困境态势。

（二）威胁认知偏差

在中印不对称双边关系中，印度基于历史与现实的情境将中国视为其安全的威胁者。1962年爆发中印边界冲突后，印度国内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对华疑虑和恐惧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所谓的“中国威胁论”。1964年中国宣布成为核武器强国后不断加强海上核力量建设，印度将中国视为其首要的安全威胁。随着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尤其是中印海上军事力量差距逐渐拉大，印度对华的威胁感知愈加强烈，中国被印度视为其安全的最大威胁者，“中国海洋威胁论”此起彼伏。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印度认为“中国对海洋空间和资源的依赖其实折射出的是中国在印度洋地区有野心扩展其影响，并最终要在印度洋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在印度看来，中国与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巴林、伊朗、伊拉克等印度洋沿岸国家发展关系是为了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开始，穿越伊朗、沙特、塞舌尔、毛里求斯、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和缅甸，最后连结孟加拉国的吉大港构筑起“围堵”印度的“珍珠链战略”。此外，印度认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是增进自身利益的地缘政治游戏，中国派遣海军打击海盗是为了在印度洋永久驻军，中国在印度洋投放海军的潜力已成为印度主要的长期关切。“中国海洋威胁论”是继“中国陆上威胁论”“中国核威胁论”之后印度对华构建安全威胁认知的三大理论支柱之一。

虽然印度努力构建“中国威胁论”，但中国却未将印度视为其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者。第一，印度对华充满敌意和不信任，中国对印度认知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始终相信中印能够“龙象共舞”；第二，印度把中国视为其安全的最大威胁者，但中国却既没有将印度看作自身威胁的主要来源，也从未将印度看作崛起道路上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中国坚持认为中印两国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广阔的合作前景，两国可超越安全困境在印太地区实现和平共处；第三，印度将中国加强在印度洋的存在感和影响力视为海洋安全威胁，但中国将维护印度洋战略通道和海外安全利益作为海洋战略的重要任务，中国在印度洋要么是“安全利益攸关者”，要么是“安全维护参与者”。因此，在中印互动过程中，始终存在威胁认知偏差。对中国来说，印度是次要战略方向上的主要国家。对印度来说，中国是塑造其外部环境的核心变量。双方威胁认知的偏差导致两国对彼此意图的不确定、认知不对等，进而带来“想象的安全困境”。

（三）印度民族主义沉渣泛起

印度独立时，国内政治生活围绕着宗教、种姓、民族、阶层这些“次国家级”认同和身份政治展开。国内各个群体坚守和巩固各自的势力范围，使得短期利益、族群利益、地方利益长期凌驾于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国家利益之上，既无法推动印度全国层面的社会整合，也无法形成民族认同感和社会凝聚力。为推动印度社会整合、增强社会凝聚力，印度人民党在国民志愿服务团（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RSS）的协调与支持下兴起了“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潮。其核心要义是在“印度教民族主义”引领下，通过社会运动将印度多达85%的国民纳入印度教这一身份中，并进一步将印度教提升为由国家背书的“国族”。2014年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执政后，印度教民族主义成为印度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它既能够有效唤醒国内国民自主自强的民族主义精神，也重塑着印度的外交政策。

莫迪执政后，在印人党与国民志愿服务团的联手推动下，追求理性、自由、对华友好的传统精英受到排挤，认同印度教特性、效忠国民志愿服务团、对华强硬的保守势力普遍得势。在印度教民粹主义大行其道的影响下，莫迪政府对华政策的投机性与风险偏好双双上升。尽管目前无法精准评估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潮对中印海洋安全困境的影响程度，但印度教民族主义加剧中印海洋安全困境是确定的。在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推动下，印度国内媒体、智库学术界炮制了所谓的“中国债务陷阱外交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整合外交、经济和安全政策，向具有战略意义的斯里兰卡提供巨额贷款，导致斯陷入中国的‘债务陷阱’，而中国在斯建设的马塔拉·拉贾帕克萨国际机场和汉班托塔港都处于闲置状态，但斯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只能对中国唯命是从，进而实现中国推进贸易、通讯、交通和安全联系领域的霸权主义目标。”

（四）外部行为体介入

在安全困境理论中，盟友或潜在盟友的支持会大大恶化安全困境甚至引发螺旋竞争。21世纪以来，面对中印两国的强势崛起，美国采取拉印抑华的战略，认为印度的崛起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先后将印度视为“天然盟友”“印度洋净安全提供者”和“离岸平衡手”。目前来看，美国是印度洋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和地区秩序的主导者，它在印度洋沿岸澳大利亚、埃及、印度尼西亚、肯尼亚、科威特、新加坡、阿联酋等13个国家和迪戈加西亚地区拥有海外军事基地。

在美国主导下，美国先后与印度签订《2005年美印防务关系新框架》《海上安全合作》《2015年美印防务关系框架》《后勤保障协定》《通信兼容与安全协议》《共享地理空间防御情报协议》等协定，建立了“防务政策小组”、举行了“2+2”海上安全对话，不断加强两国在联合军演、联合海上巡逻以及联合打击海上犯罪、联合灾难救援、共同建设海军能力等方面的合作。印美双方不断升级的“准盟友式”海洋安全合作引起了中国对自身海洋安全的担忧。毕竟，美印趋近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共同防范遏制中国。在中印双边关系中，中国未将印度视为其安全的主要威胁者；在地区和全球层面，美印不断增强的海洋安全合作增强了中国对印度的威胁感知度，加剧了中印的海洋安全困境程度。

除美国是最重要的第三方因素外，日本、澳大利亚、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也逐渐成为影响中印海洋安全互动的重要第三方。一方面，中国与印度的邻国如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国发展友好关系都会不同程度地刺激印度的地缘敏感神经；另一方面，美日澳印构筑起“四边机制”防范遏制中国，也会增加中国的不安全感。

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背景下，中印海洋安全权力不对称和威胁认知偏差是中印海洋安全困境产生的首要前提。在印度教民族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下，印度通过媒体、学者对华塑造海洋安全威胁的话语成了中印海洋安全困境的催化剂。第三方因素可能增加中印双边关系的不确定性，使得两国的海洋安全困境向严重方向发展或者诱发新的海洋安全困境。

三、中印海洋安全困境的消解

中印在印度洋、南海、北极地区的竞争会使双方都陷入难以解决的安全困境。虽然安全困境并不必然产生冲突，但中印海洋安全困境对两国互动关系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中印如果不加以控制和管理，可能进入敌意螺旋情境，进而导致海上冲突。国家既是安全困境的构建者，也是安全共同体的塑造者，中印应以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论为指导消解两国海洋安全困境。

（一）更新海洋安全观念，建立安全互信机制

中印在印度洋、南海、北极地区展开激烈的竞争，使得双方长期处于战略互信赤字中。当前，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是无法更改的，要消除中印海洋安全困境的结构性矛盾，唯有更新海洋安全观念，建立安全互信机制，增进战略互信。

受传统地缘战略思想影响，印度历史上有“强邻为敌”的曼荼罗理论，即在国家关系中，邻国是天然的敌人，而敌国的邻国则是天然的盟友。在传统地缘政治观念影响下，印度把崛起的中国视为天然的“假想敌”。印度独立后又继承了大英帝国的殖民思想，并将主权观念与殖民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印度中心论”，认为印度居世界“中心”地位，并声称印度洋就是“印度之洋”，印度洋应被视为印度的内湖。

在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影响下，印度为追求自身最大安全对中国采取的措施反过来会增大中国的不安全感。印度“中国威胁论”观念的形成，使得印度不仅针对中国增强自身的军事和战略能力而且借助第三方力量制衡中国。究其根源，印度之所以形成“中国威胁论”的观念，是因为印度只看到中国在印度洋增加影响力和存在感而忽略了中国的意图是为确保海上能源运输通道的安全根本没有“围堵”它的意图。因而，要构建中印信任关系，两国决策者都需要发送合适、准确的信号，并且能正确解读对方的信号，减少误判，并深入了解对方的战略意图和战略动机，避免“错误知觉”导致战略误判。中印之间合乎理性的选择是尽可能放弃旧有的零和博弈安全观，取而代之为互利共赢的安全共同体观。

从长远来看，要增强中印战略互信，除更新国家安全观外，还须建立安全互信机制。由于中国和印度在海上的经济利害关系逐步扩大，双方都致力于建设强大的海军力量以干涉对方的“后院”。建立中印海上安全互信机制开展海上战略对话已经迫在眉睫。事实上，中印两国于2012年4月决定启动海上安全事务对话，以就各自的海洋战略意图展开沟通。2016年2月中印举行了首轮海上合作对话，双方就各自海洋发展战略及对当前海上安全形势交换了看法，并同意加强政策对话为建设安全、和谐的海洋而共同努力。2018年7月中印又举行了第二轮海上合作对话以确保海上安全关系总体稳定。尽管中印建立了海上安全战略对话，但是并未形成长效的良性机制。未来，可努力构建中印海上安全对话机制在印太地区塑造和平稳定的战略环境，增强两国战略互信以消弭两国互信赤字。

（二）开展海军外交，强化安全合作

中国海军迅速崛起，并逐步向远洋扩大海军的活动范围引起印度对中国海军实力发展担忧；中国海军与印度洋沿岸国家开展合作外交引起印度对中国海军外交意图的不信任；中国派遣海军打击印度洋海盗引发印度对中国在印度洋投放海军能力、加强永久性驻军的担忧。印度对中国海军外交的战略猜疑容易增强印度对中国海军的误解和误判风险。印度积极介入南海争端牵制中国海上力量崛起引发中国对印度海军的担忧。中印海军战略互疑的相互激发与螺旋式上升将不断激活和扩大彼此之间的“敌意”，掣肘两国海洋安全合作，加剧两国海洋安全困境。

中国海军要在“海洋命运共同体”指导下积极与印度开展海军合作外交。一是要培育中国特色海军文化。努力挖掘“郑和下西洋”所蕴含的时代内涵，塑造中国和谐的海洋战略文化。一方面，郑和下西洋为和谐的国际秩序树立了一个独特的历史先例。在郑和下西洋的辉煌时代，中国没有谋求霸权，未来尽管中国和平崛起，依然不会谋求海洋霸权；另一方面，郑和下西洋与周边国家建立的朝贡体系展示了中国对周边弱小国家的和平宽容的文化传统。要将“郑和下西洋”所代表的中国和谐海洋战略文化嫁接到“海上丝绸之路”中，向印度宣扬中国和谐的海洋文化价值观，努力消除中国海军建设在印度引起的疑虑。

二是要与印度积极开展海军外交合作交流。一方面，中国海军与印度海军要加强在印度洋和南海航道反恐合作、应急救援合作以确保印度洋和南海运输通道的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另一方面，努力提供更多海上公共安全产品，增大中印海军外交合作绝对收益的公约数，充分挖掘中俄印海洋安全合作潜力。

（三）发展“合作螺旋”式中印关系，构建安全秩序

中印海洋安全困境使得中印战略竞争加剧，进一步恶化了双边关系。要消解中印海洋安全困境，须将其置于全球背景下来考量，发展“合作螺旋”式中印关系。所谓“合作螺旋”式中印关系，即通过渐进、妥协和互惠的步骤逐步建立信任和信心，推动中印海洋安全困境消解。

具体而言，发展“合作螺旋”式中印关系可从全球、地区、双边三个层面着手，构建和谐稳定的海洋安全秩序。从全球层面看，要警惕第三方干扰因素。目前来看，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等国增加了中印关系的不确定性。尤其是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积极拉印度“入伙”一起构筑针对中国海洋安全的“四边机制”。中印双方应及时加强沟通和交流并尽可能防范第三方主动干扰两国关系。同时，中国要防范中美海权竞争、化解与日本海洋权益争端、加强与澳大利亚海洋安全合作、强化与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和马尔代夫等海洋安全战略合作，与印度通过渐进方式在全球海洋安全治理方面加强沟通与协调，双方共同致力于海上反恐合作、应急救援合作，努力扩大双方共同的海洋安全利益。

从地区层面看，要加强中印在区域层面的协调与沟通。中印海洋安全竞争主要集中在阿拉伯海、孟加拉湾、南海海域和北极地区等，具有典型的区域性特征。因而，要针对不同海域区域分门别类施策。针对中印在阿拉伯海地区的竞争，中国应审慎发展与巴基斯坦和海湾国家的海洋防务安全合作，不可过分扩张自身军力引起印度敏感神经。针对中印在孟加拉湾地区的竞争，可积极加强与“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的海洋安全合作，充分发挥“BIMSTEC”机制效能，加强与印度在“BIMSTEC”安全合作机制中战略对话，实现以合作促安全。针对中印在南海的竞争，中国应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坚决挫败印度企图将南海问题国际化的图谋。针对中印在北极地区的地缘战略博弈，双方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海洋局和印度共和国地球科学部关于加强海洋科学、海洋技术、气候变化、极地科学与冰冻圈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为基础和框架，探索在北极地区的海洋安全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从双边层面看，中印都要警惕国内的民族主义，尤其要警惕印度莫迪政府因疫情防控失败与经济困境所煽动的极端民族主义。对于印度国内的民族主义，中国应秉持理性，切不可“火上浇油”，应与印度加强在军事安全的沟通，让双方都形成只有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才是中印共同利益的共识。当前，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构建中印睦邻友好框架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只有加强彼此了解、消除隔阂，同心协力共建中印安全共同体才能缓解中印安全困境。

（四）优化多边合作机制，提升安全合作治理效能

当今海洋治理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来自美国依靠全球独一无二的海军实力和海洋霸权所构建的霸权治下的安全秩序。现代海洋安全治理呼唤在“海洋命运共同体”指导下的多边机制合作治理，打破美国所主导的全球海洋安全秩序，构建开放包容、共商共建共享基础上的海洋规则与海洋秩序。

一是拓展金砖国家海洋安全合作空间。在金砖国家框架下形成了中俄印战略三角和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然而，中俄印战略三角与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在涉及海洋安全问题上存在着互斥，导致整个金砖国家层面上的安全合作缺乏生存的“土壤”。整合中俄印战略三角和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拓展金砖国家间海洋战略的包容性成为金砖国家展开海洋安全合作的当务之急。以打造金砖国家安全共同体为价值旨归、构建金砖国家关于海洋安全利益共有的认知框架、协调中俄印战略三角和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安全利益分歧成为拓展金砖国家海洋安全合作空间现实的路径选择。具体而言，可做大中俄印战略三角海洋安全合作的增量，充分发挥俄罗斯在中印海洋安全竞争的“平衡手”作用，夯实中俄印战略三角前期海洋安全合作基础，促进安全利益聚合。俄罗斯专家强调“当前俄中印三国亟需探索出适当的海上发展之路，中国可与印度、欧亚经济联盟在北极航道、内河运输系统、俄罗斯滨海边疆地区实施联合投资项目”；可做优印度南非巴西对话论坛的存量，就海洋运输、能源安全、海洋经济等方面展开有效合作。此外，可整合中俄印战略三角和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利益分歧，在金砖国家框架下就低敏感领域形成海洋合作共识，如可建立金砖国家海洋合作中心、建立反海盗、海洋灾害预警监测和海洋环境保护等常态化合作机制。

二是扩充上海合作组织海上安全功能。201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后，上合组织成员面临的海上安全威胁日益增多，尤其是中、俄、印、巴作为海陆复合型国家都面临着严重的海盗、海上通道安全等问题，加强成员国之间的海洋安全合作成为上合组织核心议题之一。以打造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为目标导向、提高上合组织的向心力、建立安全利益共享机制成为上合组织开展海洋安全合作的当务之急。具体而言，要强调“安全共同体”理念，培育成员国对地区共同安全的认同，共同应对反海盗、海上通道、极地、深海安全威胁，力争在上合组织多边框架下增强中印安全互信；要解决中印、印巴之间的海上矛盾，协调中俄印巴海上安全利益，在上合组织框架下建立更多地区公共安全产品，突破多边合作的“安全困境”。

三是协调东盟地区论坛的安全合作议程。中印同为东盟的对话伙伴国，要充分发挥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效能，积极参与东盟地区论坛峰会，在东盟地区安全机制下加强中国和印度的反海盗、反恐、海上应急救援和海洋环境保护等议题的合作。不仅如此，还要发挥东盟地区论坛包容性的特点，促使中印在东盟地区论坛海上安全合作对话框架中有效互动。中国也要坚决抵制印度伙同美国、日本等国搅局南海，试图将南海国际化的行为，维护中国的主权完整和海洋利益。

四、结语

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背景下海洋权力不对称、威胁认知偏差、国内民族主义以及外部行为体介入是中印海洋安全困境的根源所在。中国进入印度洋，印度进入南海，两国围绕北极地区的海洋战略博弈，使得两国之间的海洋竞争持续加剧。在印度洋，印度维持着相对性优势地位，中国则扮演重要的区域外大国角色；在南海，中国维持着相对性优势地位，印度则扮演着区域外大国角色；在北极地区，中印则势均力敌。中印海洋安全困境成为影响中印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变量。

虽然中印在印度洋、南海、北极地区存在着安全困境，但两国在维护航道安全、打击海盗、毒品走私、非法武器交易和应对海上突发事件等方面存在着共同的战略利益。要深入推进“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维护全球海洋安全秩序，必须着力消除中印海洋安全困境。要消解中印海洋安全困境，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中印加强战略对话、更新海洋安全观念，建立海上安全互信机制的同时，通过多边合作机制，积极开展海军外交，强化两国在海上的安全合作。此外，还要将中印海洋安全困境的消解置于全球背景下考量，从全球、地区、双边层面着手与印度建立“合作螺旋”式关系，构建地区同安共荣的安全共同体。

本文转载自“太平洋学报PacificJournal”微信公众号2021年10月20日文章

来源于《太平洋学报PacificJournal》2021年第29卷第9期

文章原标题为《中印海洋安全困境：表征、动因与消解》

作者李涛为四川大学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张秋容为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2018级博士生

本期编辑：穆祎璠 江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