侗族鼓楼的时空分布与地域特征研究

张 茹陆 琦

侗族居住文化中，自古以来就有聚族而居的特点，鼓楼是这种聚居方式的空间物质形式表达。鼓楼既是日常生产生活的物质空间中心，也是侗族民俗文化的精神象征中心，是侗族村寨中最具特色的标志性建筑。作为侗族文化中一种特殊的建筑形式，无论从建筑形式而言，还是从它对侗族人民生存生活的渗透和影响而言，鼓楼都当之无愧地成为民族建筑之瑰宝，建筑艺术之精华[1]。

对于侗族鼓楼的研究现状，当下一般从四个方向出发：一是从建筑学角度，对鼓楼的平面形制、造型类别、建筑结构、营建技艺等方面进行研究；二是从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角度对鼓楼的社会意义、象征意义和文化意义进行挖掘；三是从历史学角度探究鼓楼的起源及演化过程；四是从美学角度探析鼓楼的装饰特征及美学价值。但在宏观角度上，尚缺乏对鼓楼分布特征的整体性研究。本文结合地理学相关研究方法，借助GIS软件可视化的分析手段，对侗族鼓楼的一系列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与梳理，同时比较分析了湖南、广西和贵州三地鼓楼特征属性的异同之处，是在宏观层面对侗族鼓楼研究的探索与深入，是在广度上对鼓楼研究的拓展与尝试。

本文从国内侗族聚居区内收集整理672座鼓楼建筑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整理资料收集、现场调研等方式对研究对象的朝向、建筑形式、立面等特征进行归纳总结，通过GIS手段研究鼓楼的区域空间分布特征，对湖南、广西、贵州三地鼓楼的对比分析，总结侗族鼓楼的建筑文化及内在的文化特征和分布规律。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名录》《三江县侗族自治县县志》一书内建筑文物部分列出的鼓楼名录、《中国侗族鼓楼》一书的附录、《侗族鼓楼文化研究》一书的附录以及个人收集整理的鼓楼目录进行综合统计整理，通过清除重复信息，本研究共收集到侗族聚居区内鼓楼数据672条，本文以这672座鼓楼为研究样本进行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从侗族聚居区的地理分布来看，侗族主要分布在湖北西南一带以及湖南、广西和贵州交界处，由于五岭山脉的阻隔，将侗族聚居区划分为侗族北部和侗族南部两大聚居区。由于侗族北部地区汉化程度严重，至清末时鼓楼已留存不多，到了今天，除个别山区还保留有鼓楼的痕迹外，大部分地区已经不再新建鼓楼[2]。因此本次研究的侗族鼓楼基本全部分布在湖南、广西和贵州三个省份交界的侗族南部聚居区。从区县尺度来说，鼓楼主要集中在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贵州省黎平县、广西省三江侗族自治县、龙胜各族自治县和贵州从江县。湖南、广西、贵州三地侗族鼓楼数量统计情况见表1。

表1 湖南、广西、贵州三地侗族鼓楼数量统计表

（1）建设历程

历史上的鼓楼建筑均为木质结构，其分布区域多雨而潮湿，加之历代社会变动等人为因素影响，留存数量极少。根据本次研究鼓楼样本的建设年代，始建于明朝的鼓楼只有3座，其余均为清以后始建的鼓楼，因此在划分鼓楼的建设时间段时，不另将明朝始建的鼓楼单列，即划分为6个阶段：分别是清早期及以前（1735年以前）、清中期（1736年—1850年）、清晚期（1851年—1911年）、民国时期（1912年—1949年）、建国至改革开放（1949年—1977年）和改革开放后（1978年—）。

从分布来看（图1），清早期及以前始建的鼓楼存世数量较少，仅有11座，其中6座位于贵州，但分布零散，湖南通道县的3座鼓楼与广西三江的1座分布较为集中，1座位于湖北宜恩。清中期，1749年（乾隆14年），广西龙胜一带侗族起义，清庭的镇压造成时局动荡，使侗族鼓楼的建设分布重心北移至湖南通道北部地区。清晚期，鼓楼建设重点南移，回到湖南通道和广西龙胜的交界处。民国时期，侗族鼓楼的建设数量较清晚时期成倍增加，建设核心分布区域由湖南通道东南部移入广西龙胜的西北部，整体建设的趋势是向西转移，贵州黎平、从江两地的建设量开始增加。建国后到改革开放这段时间，鼓楼的整体建设数量较民国时期稍有减少，但建设数量依然处于高位，建设核心区在广西龙胜境内，贵州、湖南两省的建设数量非常相近。

图1 各历史时期侗族鼓楼建设情况分布图

（2）经济社会关联度

改革开放至今的时间段内，鼓楼的建设数量较前一时期翻了一倍，呈现爆发式的增长趋势，建设的核心区向贵州转移，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在贵州的黎平县南部与从江县东部交界地区，形成集聚的建设核心区，贵州的鼓楼建设出现井喷式增长，鼓楼建设数量是前一时期的4倍有余。

从鼓楼建设数量来看，总体来说，在各个历史时期，鼓楼的建设数量呈现起伏增长的趋势，清中期、民国时期和改革开放后是鼓楼建设的高潮期，清晚期和建国至改革开放两个时期鼓楼建设较前一时期稍有回落（图2）。由于各个历史时期所涵盖的年份不同，因此不能单纯地只看建设数量，而需用建设总数除以该时期的历时年份，得到年平均建设数量进行比较更为科学。从数据上看，鼓楼年平均的建设量呈现持续的增长状态，广西和湖南两地的增长趋势较为平缓，广西的鼓楼的平均建设数量在改革开放后还出现回落。而贵州地区则以改革开放为一个转折点，鼓楼的建设迎来爆发性的高潮（图3）。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国家当时的生育政策造成的，国家对少数民族采取了有别于汉族的生育政策，对少数民族计划生育适当放宽[3]。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贵州的侗族人口为851119人，广西为229593人。在1990年的第四次人口普查中，贵州侗族人口为1400344人，广西为286915人，1900年与1982年相比，贵州增长了64.53%，广西增长了24.97%[4]。侗族人口的增加使得侗族聚居区内人口大幅度增加，村落增容扩建直接促使鼓楼建设形成高峰，二是在侗族文化保留与继承方面，贵州的黎平、从江和榕江三县交界地区，受汉族影响较小，侗族的鼓楼文化得以延续与保留[5]。三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农业种植以“糯稻”为主，80年代以后，大力推广杂交水稻种植，扩大农田复种指数，提倡科学种田，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经济作物不断发展，商品经济大幅提高[6]。不断提升的经济水平，也是鼓楼建设的稳固保障。

图2 各历史时期鼓楼建设数量折线图

图3 各历史时期鼓楼年平均建设量统计折线图

从上述研究分析中可以看出，鼓楼建设受人口、经济等内外部条件的影响十分明显。只有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安定、民族政策的明智是促进鼓楼建设和侗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的基本保障。

海拔高程是鼓楼选址的一个重要属性，由于垂直地带性的影响，不同海拔高程的气候环境、土壤条件也会产生差异，对鼓楼的形式特征会产生影响。利用中国数字地图高程（DEM）把高程值赋予每一个鼓楼，形成鼓楼高程分布图（图4），通过统计分析发现，超过70%的鼓楼分布在海拔200～500m范围内，由于数量多，密度大，形成了带状集中分布区，最为核心的两个集聚区位于湖南通道自治县东西两侧与广西龙胜、三江的交界处。不足10%的鼓楼分布在200m以下的平原地区，且基本位于广西的三江侗族自治县北部内，余下24%的鼓楼分布在海拔500m以上的区域内，分布以点状形式集中。就广西、贵州和湖南三省分布比较而言，湖南的鼓楼分布最为集中，超过81%的鼓楼都分布在200～500m的海拔范围内，广西分布在200～500m的范围内的鼓楼也超过70%，而贵州只有不到60%，余下40%的鼓楼则分布在海拔500m以上的区域内。

图4 侗族鼓楼海拔高程空间分布图

纵观侗寨鼓楼，既有阁楼之清雅，又有宝塔之壮观，并以造型美观、结构优雅、雕塑精致而闻名[7]。综合考虑鼓楼的平面形状、立面造型等，可将鼓楼分为亭式、厅式和塔式三种类型[8]。亭式鼓楼面积较小，体量较小，平面为方形、六角形或八角形，但造型优美，外观与亭相似；厅式鼓楼面积较亭式大，平面矩形，造型简单；塔式鼓楼为最普遍的鼓楼形式，平面有方形、六角形和八角形，立面造型形似宝塔，华丽壮观，屋面多为密檐，从3～13层均有，顶部多为攒尖顶或歇山顶。此种鼓楼造型丰富，按照屋檐处理形式，可分为统一型和变异型两类。

根据三种形式的鼓楼分布情况，绘制鼓楼空间分布示意图（图5）。很明显，三种形式的鼓楼在三省交界处的侗族聚集区均有分布，但三种类型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的地域性。亭式鼓楼较其他两种类型的鼓楼而言，整体数量偏少，且分布都较为分散，只在广西龙胜西北部形成小规模点状聚集核心区域。厅式鼓楼在数量上和分布集中程度上明显高于亭式，在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全县、广西龙胜西北部、三江北部交界形成面状聚集区，在贵州的分布则显得零星且分散；塔式鼓楼在三种类型的鼓楼中，数量最多、分布的区域最大，从湖南通道南部过广西龙胜北部至贵州黎平南部，形成了东西向带状聚集区域，而以贵州黎平南部的塔式鼓楼分布密集程度最高。可以说，三种形式的鼓楼，贵州以塔式鼓楼为主，湖南以厅式鼓楼为主，而广西则以厅式鼓楼为主，亭式鼓楼为辅。

图5 侗族鼓楼样式空间分布图

针对各个历史时期的鼓楼形式而言，湖南、广西和贵州三地的建设情况各有异同。由于清早期及以前鼓楼样本偏少，故本类统计从清中期开始。从结果来看，建国后，鼓楼建设的主流形式趋同，建国至改革开放时期，三地鼓楼建设主流的形式都以厅式为主，而在改革开放后，则以塔式鼓楼为主流样式。而在建国之前，各地区不同时间段，三地的主流样式各有不同，湖南地区一直是以厅式鼓楼为主，贵州则以塔式鼓楼为主，广西在清中期—晚期以塔式为主，民国时期以厅式为主（图6）。

图6 不同历史时期广西、湖南、贵州三地鼓楼建设样式柱状图

鼓楼顶部的造型有悬山、歇山和多坡面攒尖等三种形式，多坡面攒尖又涵盖了四角攒尖顶、六角攒尖顶和八角攒尖顶三种类型[9]。鼓楼的顶部造型与鼓楼的整体式样有很大的相关性。一般而言，亭式鼓楼多为悬山顶、歇山顶和四角攒尖顶，厅式鼓楼则多为悬山顶和歇山顶，塔式鼓楼基本为攒尖顶，很小部分为歇山顶（图7）。由分析图可知，攒尖顶数量最多，分布范围最广，基本在侗族聚居区均有分布，形成两个点状核心区，位于龙胜北部与通道东南部交接处和黎平县南部与从江县东部的交界处。歇山顶次之，多集中在广西龙胜、三江以及湖南通道南部，在龙胜北部与通道东南部交接处亦形成了点状的核心聚集区域。在贵州境内分布不多，即使有，少数分布与广西、湖南接壤区域。分布最少、数量最少的为悬山顶，基本全部存在于湖南通道境内，少数存在于广西三江、龙胜与通道接壤区域内。

图7 侗族鼓楼屋顶造型空间分布图

将多坡面攒尖顶再细分为四角、六角和八角三种类型进行分布分析可知，四角攒尖顶和八角攒尖顶两种式样较为普遍，四角攒尖于贵州分布较多，在黎平县南部形成点状核心区，而八角攒尖在广西分布较多，龙胜和通道交界处形成点状核心聚集区。而六角攒尖顶的式样数量很小，仅在从江县中部有小范围的集中分布。

鼓楼立面是鼓楼造型的重要形式特征，立面高度是立面重要的量化指标，根据调研鼓楼测量数据进行统计，鼓楼立面高度10m以下的占大多数，立面高度为7m的鼓楼数量最多、最为普遍。以7m为标准高度递增或递减的鼓楼，在数量上均呈现减少的趋势，高度增减的幅度越大，数量减少的越多（图8）。

图8 鼓楼高度与数量统计折线图

将鼓楼的立面高度分为10m以下，10～20m之间和20m以上三种类型进行空间分布分析，可以得到鼓楼高度空间分布示意图（图9），很明显地看出，在湖南通道几乎全境、广西龙胜北部和三江北部分布大量高度10m以下的鼓楼，随着高度的增加，分布重心逐渐向西移动，20m以上的鼓楼基本集中分布在贵州从江县和榕江县中部，如从江高增乡高增寨鼓楼、高芩乡友平村友平寨鼓楼、下江镇巨洞村巨洞寨鼓楼、从江西山镇陡寨村鼓楼等，广西龙胜也有少部分20m以上的鼓楼分布，如龙胜平等乡平等村吾衙寨鼓楼、平等村寨官中寨鼓楼、平等村寨官下寨鼓楼等。湖南地区侗族村寨现存的鼓楼中，没有20m以上的鼓楼建筑。就三省比较而言，湖南鼓楼平均立面高度最矮，为8.4m，广西居中，8.7m，贵州最大，平均高度超过9m，这与杉木是鼓楼主要的建筑材料有关。根据1956年中国林业科学院对全国杉木产区做的调查，贵州从江县杉木生长情况最好，10年杉木的高度是各杉木产区中最高的，可达到15.3m[10]，因此20m以上的鼓楼基本集中分布在从江县和榕江县中部。

图9 侗族鼓楼立面高度空间分布图

根据建筑正立面朝向，鼓楼建筑分为坐北朝南、坐南朝北、坐西朝东和坐东朝西四类：统计三地鼓楼朝向情况发现，鼓楼朝向情况为东西向多，南北向少。东西向鼓楼数量与南北向的数量比例在2∶1左右，广西比例稍高于2∶1，湖南持平，贵州稍低于2∶1。在东西朝向的鼓楼中，坐西朝东的鼓楼数量占比要多于坐东朝西。而广西区域内坐东朝西与坐西朝东的鼓楼占比基本持平，坐东朝西朝向占比稍高于坐西朝东，湖南、贵州与广西明显不同的是，坐西朝东的鼓楼占比要明显高于坐东朝西，比例接近3∶2。在南北朝向的鼓楼中，坐南朝北与坐北朝南的鼓楼数量占比基本一致，达到1∶1的比例，就各省差别而言，广西和贵州的坐南朝北鼓楼数量要稍高于坐北朝南，湖南反之。从鼓楼空间分布集聚程度上看（图10），四个朝向的鼓楼都是在桂、湘、黔三省的交界处形成面状、点状的集聚区，南北向的点状核心聚集区集聚面积小，聚集程度较弱，东西向则在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交界处形成面积较大的核心聚集区。坐西朝东方向的鼓楼在贵州黎平县南部与从江县东部，也形成了聚集程度较高的点状聚集区。

图10 侗族鼓楼朝向空间分布图

从宏观尺度来说，每个鼓楼可以看成是一个点状要素。通常点状要素的空间分布类型有均匀、随机和集聚三种区域空间分布模式，可用最邻近点指数进行判别[11]。最邻近点指数（R）表示点状事物的空间分布特征，是表示点状事物的相互邻近程度的地理指标[12]。利用Arc GIS10.2的Spatial Statistics Tools中的平均最近的相邻要素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得到结果如下：

最邻近比率R为0.201860，R值远小于1，代表点状要素明显呈现集聚分布；Z得分为-39.611136，Z分值为负数代表集聚，P值为0.000000，亦说明该空间点要素随机分布几率为0，三项指数均证明侗族鼓楼这一要素的分布类型属于极为显著的集聚状态。

但是随着空间尺度的变化，点状要素的分布模式会发生变化，即集聚状态是在一定的尺度下呈现出来的集聚，而不是绝对的集聚。利用Arc GIS10.1的Spatial Statistics Tools中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Ripley's K 函数）工具，找到点状要素集聚和发散状态的临界指数，计算结果见图11。计算结果中的红色曲线为实际观测曲线值，蓝色曲线为期望值，观测曲线在期望曲线之上是意味着集聚，反之表示发散。两条线在距离值为2.42时相交，说明2.42km以下的空间尺度里，侗族鼓楼空间分布呈现集聚分布，超过2.42km尺度后，则呈现发散分布。

图11 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结果

利用Arc GIS10.2中的Kernel Density 工具对本次研究的侗族鼓楼进行核密度分析，生成鼓楼空间分布的核密度示意图（图12）。如图所示，侗族鼓楼空间分布最为聚集的区域是核密度值最高的区域，分布在广西的龙胜各族自治县西北部与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南部交界处，结合本次鼓楼数量统计情况，鼓楼数量最多的四个县分别是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贵州黎平县、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和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说明就鼓楼密集程度而言，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是鼓楼分布最密集的地区，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的分布特点是数量最多且密级程度高，而贵州黎平县、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鼓楼数量较多，但是分布不够密集，相对而言分布呈现较为均质的状态。

图12 侗族鼓楼空间分布图及密度示意图

由于不同的自然地理因素和人文社会因素，湖南、广西、贵州三地的鼓楼建设稍有异同。整体而言，三地鼓楼从文化内涵上分为两大阶段，一类是鼓楼文化的早期阶段，体量较小，造型以亭式鼓楼或过街式厅式鼓楼为主，多位于村寨的出入口处，形成以交通功能为主的公共空间。另一类则位于村寨内核心位置，是鼓楼文化内涵的成熟阶段。此时鼓楼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内涵都较早期阶段鼓楼有了很大的扩充和完善，建筑体量较为高大，既是日常公共生活的中心，也在心理层面成为村落传统文化传播、传承的中心，成为了侗族文化的典型象征和标志，此时鼓楼的造型以塔式鼓楼为主。这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亭式鼓楼数量越来越少，塔式鼓楼成为主流式样的原因。

对现有的鼓楼样本进行归纳统计分析，总结前文的属性特征，挖掘湖南、广西、贵州三地鼓楼特征的异同，是本文对鼓楼文化的深入剖析和研究探索的总结（表2）。

表2 湖南、广西、贵州三地鼓楼特征的异同

鼓楼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鼓楼的建筑形式和功能内涵都有不同程度的演进与扩展，鼓楼由最初的“遮荫树”、“罗汉楼”，到“聚堂”或“堂卡”再发展到后期的“鼓楼”的全部历史过程，是一条鼓楼文化丰富与扩展的清晰脉络[13]。鼓楼功能由单一的交通、集散功能逐渐发展为集交流、集会、议事、祭祀、节庆活动于一体的复合性综合空间，从建筑实体的物质空间到大众心理的精神空间再到村落组织的社会空间，鼓楼成为村落最重要的核心空间，同时也成为侗族传统文化传播、承袭的主要途径与媒介场所。鼓楼的形式也从较为简易朴素的亭式、厅式鼓楼渐渐被高耸壮观、华丽精美的塔式鼓楼所取代。

鼓楼在湖南、广西和贵州三地交界处的侗族南部聚居区得以传承与延续，与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人文因素无法分开。五岭山脉是一天然屏障，将南部侗族分隔开来，发源于贵州南部独山县的都柳江，流入黔东南的榕江、从江县至广西三江县境内，到老堡与浔江汇合流入广东[14]，这样的地理位置在古代陆路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使得侗族南部聚居区与中原汉文化输出地的交流少之又少，地域的民族文化得到最大程度的保留。就湖南、广西和贵州三地而言，湖南的鼓楼文化较为整体而独立，广西和贵州因为都柳江水系的联通而更为相近，由于清时期，广东的汉文化溯浔江、都柳江逆流而上进行渗透和扩张，又使得广西的汉化程度又高于贵州的侗族聚居区，因而贵州是鼓楼文化保存最好最完整的地区，特别是贵州从江县和榕江县，是都柳江流经侗族聚居区最为上游的区域，同时也是鼓楼建筑材料杉木生长环境最好的地区，因此，最高大、最精美的鼓楼都集中分布在该区域。

侗族鼓楼建筑作为引领侗民族区域民居建筑的一面旗帜，它穿越历史，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一步步走到今天，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中国南方民居建筑的风格特色，这是历史的必然。由于侗族鼓楼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发展活力，受到广泛的青睐和重视。目前国内许多城镇及园林建设中都出现了运用鼓楼和侗族对其他建筑进行点缀的情况，以突出地方民族文化特色和园林品位。随着社会主义新时代文化复兴和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其发展活力将更加凸显，这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

华中建筑2021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