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睿：“乡愁诗人”余光中与“乡土作家”陈映真的时空错位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睿】

2016年11月，陈映真在北京辞世；翌年12月，余光中在高雄病故。才一年多光景，两位不同出身、不同风格的台湾作家相继远行。他们有各自的追随者和仰慕者，其间隐然有道历史的、文学的、政治的复杂而难以清理的界线，彷彿成为海峡的隐喻。如今随着两人的离世，后人从他们的作品和品行，或可一窥两岸社会、历史、文学、政治和人心的究竟。

乡愁诗人=爱国诗人？

余光中以《乡愁》一诗闻名两岸，两岸教科书都选录了余光中诗作；而余光中书写中国的作品，多在唯美中画满伤痕、病痛或呻吟的情态，比如《敲打乐》、《白玉苦瓜》，比如《寻李白》、《戏李白》、《念李白》，比如“伍子胥的箫”与“申包胥的泪”，比如他写卓文君、写李清照，比如他把“文革中国”当作“患了梅毒的母亲”。[1]用余光中自己在《新大陆之晨》的话来说，他患有“怀乡病”。因此，称他为“乡愁诗人”，应该是适当的。

乡愁本身没什么错，“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这是人之常情。“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身世之感与流浪之苦相伴相生，说的也是诗人真实的心境。“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种借表乡愁以消不遇的块垒，以至月落乌啼、霜天寒夜、江枫渔火、远山钟声，所布满难以言传的孤舟客子的愁思，同是中国诗家的常用方法。

只不过，当乡愁成为吟咏的对象，就成了诗艺，而无关乎爱国。台湾传记作家王丰认为，台湾岛上最近五、六十年以来，够资格称为“爱国诗人”的，只有于右任和余光中两个人。[2]但是我们看“爱国诗人”的典型──陆游，他说：“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与“死不悔改的统一派”陈映真不同，余光中虽被舆论认为是反对“文化台独”的作家，[3]但他在政治上，有没有“九州同”的呼吁？一个生前不写“九州同”的诗人，死后被冠以“爱国诗人”的称号，恐怕是诗人自己也承受不起的不虞之誉吧？

余光中任教香港中文大学期间，曾说：“我以为日思夜梦，魄挂魂牵，莫不尽在大陆。日久之后，才发现隔海的这座福岛，岛上的这座雨城，对我的日呼夜唤，并不下于北望中的那十万万和五千年。这三十年来，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大半在这岛上；我最关心，也愿意全力以赴的中国新文学新艺术，也在这里长大。台北，正是八○年代的长安。只要我一日踏在这片沃土上，我的诗思就不会退潮。毕竟，我的大部分作品都在厦门街的这条长巷里写成，无论来日我化蝶化鹤，这里都是我心血的所托所依。但愿我晚年的作品仍能够在此静静接生。”[4]拳拳此心，可见一斑。

那是在台湾乡土文学论战过后不久，1981年6月，余光中自剖30年来对于台湾的“乡愁”。距离1972年1月他那首脍炙大陆人口的《乡愁》，才时过9年。这让人悟得其所谓“乡愁”的年轮，彷彿林志玲的鱼尾纹？

那么，50多年前，余光中以“一个中国的青年”自视，说他曾经从密歇根向西了望，“想望透黑夜看中国的黎明”，这里的“黑夜”与“黎明”，无论是否在政治上意有所指，余光中慨然宣称：“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5]那还是1966年的言说；如今，余光中病逝台湾，他的安魂曲将起自长江黄河？还是高雄爱河？不得而知。但记得，在那个全球动荡、历史将被宣称终结的时刻，余光中说“妈妈，我饿了”，说“河殇之后是国殇”。

相较于此，1990年2月，在全球“反共反华”、热议社会主义阵营全面倒台的高潮中，陈映真不避“众叛亲离”，毅然率团赴大陆访问交流。在今天看来，比起2005年国民党连战赴大陆的“破冰之旅”，陈映真无疑是冲破反华围堵、促进民族团结的先觉者与先行者。

但是，先觉先行者总是孤独的，这不但与他接近群众的主观愿望相悖，甚而常受到后来者的嘲讽。君子豹变，小人革面，这种事例太多。

余光中说：“所谓大众化，其实只是一个含糊而空洞的理想，不知究竟要‘化’到人口的几分之几才算成功。……其实小说作者之中真正接近大众化的，是金庸、倪匡、高阳，而不是白先勇和黄春明。……其实，为大众写的作品，尤其是强调某些社会意识的东西，未必真是大众喜欢的读物。许多感时忧国或者为民请命的作品，其实只有高级知识分子自己在读，自己在感动。……反过来说，他们强调的大众化，恐怕也只是企图使大众接受他们认为正确而健康的那一类文学而已。这种充满革命热忱的的浪漫主义，真要贯彻的话，只恐既非文学，也非大众之福。”[6]因此，“爱国”并非余光中的使命与作品诉求；“乡愁”则是他流转于两岸三地之间，找到一种能取悦大众的吟咏素材。说他“爱国诗人”，不是曲解就是误解。

“乡愁诗人”与“乡土作家”的名实

余光中吟咏的“乡愁”，多意味着民国乱离的故事，也就是一种文学上的“民国范儿”。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爱国、反帝、革命激情、人道主义的陈映真，其曲高和寡，也就不意外。毕竟，像高东茂、蔡千惠、宋蓉萱和赵庆云（观察者网注：陈映真小说中人物）这种人，不但在当代台湾难以被理解，即使在大陆也未必受到欢迎。许多人说，大陆经过社会革命、语文革命、政治革命，所以和“反共”“白色恐怖”清洗过的台湾不一样。然而，不一样的大陆，却接受了“民国范儿”余光中，乃至龙应台，比接受陈映真大有过之。这不禁令人想起陈映真在小说《山路》（1983年）借蔡千惠之口提出的隐忧：“如果大陆的革命堕落了，国坤大哥的赴死，和您的长久的囚锢，会不会终于成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为残酷的徒然？”[7]

换一个角度来看，对余光中生荣死哀，不分两岸。如今斥责余光中的，主要是岛上的“统左派”与部分“独派”，以及与“统左派”交好的大陆学者，属于民间“小众”；但褒扬余光中的，从台当局到大陆官方，从台湾读者到大陆读者，从蔡英文到莫言，[8]属于两岸“大众”。在“大众化”方面，从不追求大众的余光中，竟然“完胜”陈映真，不仅在两岸教科书里，也在两岸的阅读市场上。爱国，是“小众”的事，是不上心的事；怀乡，是“大众”的事，是受欢迎的事。这，怎么回事？

毛泽东说：“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9]在1942年时，毛泽东认为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即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有四种人：工人、农民、工农革命军、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与知识分子。[10]现如今，到底“大众”为何？是金庸、倪匡、高阳和余光中的读者？还是阅读陈映真的学人、研究生和理想主义者？这是陈映真失去了“大众”的语言？还是“大众”的思想感情已经产生了变化？王安忆说过，陈映真既是时代的先行者，又是时代的掉队者。[11]时空错位，是这个先觉先行的“乡土作家”命定的悲剧？

陈映真遗墨：“文学为的是 使丧志的人重新燃起希望；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严；使悲伤的人得着安慰；使沮丧的人恢复勇气……”

对于被陈映真启蒙过的台湾几代青年来说，“时空错位”一句话，未免是残酷的认知与诠释。就像“乡土作家”的定位一样，有穿小鞋的感觉。

作为先觉者，陈映真对“时空错位”不是没有知觉，早在1987年发表的小说《赵南栋》里，他就借政治受难人叶春美来对晚辈赵尔平说：“我们，和你们，就象是两个世界里的人。我们的世界，说它不是真的吧？可那些岁月，那些人……怎么叫人忘得了？说你们的世界是假的吧，可天天看见的，全是闹闹热热的生活。”[12]赵尔平和《山路》中的李国木一样，都是革命者的后代或家人。他们都是从小勤苦自励，奋发上进，然后在个人和家人的物质生活上取得高人一等的成就。但是，他们成长于革命者牺牲，国家民族横遭分断，个人出路与国家民族的出路因为这种“真空”与“断代”，而无法结合起来思考的时空里。

至于在“反共”牢狱中出生的赵南栋，更是国家记忆“真空”与“断代”的当代台湾青年的典型；而“反共岛国体制”，就象是一座“反共”牢狱。在这种体制下生长的赵南栋，不但对他在出生那年就被处死的母亲宋蓉萱毫无印象，也对他25岁时才见到的父亲赵庆云感到陌生。关于父母亲的抗日和逃难的历史，关于父兄谈论台湾与大陆的话题，都是远远超出他所熟悉的范围里的事物。赵南栋就像他无数个女友之一的空服员莫葳所说，是“让身体带着过活的人”。[13]陈映真还借赵尔平来呼应：“其实呢，谁又不是？我们全是这样。有时候，我在想：整个时代，整个社会，全失去了灵魂，人只是被他们过分发达的官能带着过日子。”[14]

最起码，赵尔平还认识到，这是个失去了灵魂的时代与生活“感官化”的社会；但对赵南栋来说，连这种认识也是多余，而且超过理解范围的。既然如此，陈映真的创作活动会不会也是多余的？会不会是比死、比半生囚禁更为残酷的徒然？

在台东泰源监狱的陈映真。（翻摄：蓝博洲）

1995年春在上海，作家王安忆问陈映真，现实循着它自己的逻辑发展，为何非要坚执对峙的立场？陈映真的回答是：“我从来都不喜欢附和大多数人！”王安忆当下认为，那是陈映真一瞬间透露出的“孱弱”，并反衬出自己的成长与怀抱天下的气概。[15]大陆青年一代的成长，与台湾作家相对“孱弱”的感觉，竟是来自后者对现实“坚执对峙”的立场？

陈映真不被故乡的读者“大众”接受，这其中的历史、政治和社会的原因，可以理解；但向来为“小众”而写的余光中，反而获得两岸“大众”青睐，这难道是台湾的“民国范儿”对现实中国的逆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