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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的同辈群体与“同辈压力”症候

2023-05-31 05:16|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譬如,台剧《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2018)中《妈妈的遥控器》一集。片名受纪伯伦原诗的启发——孩子是上天的礼物,而不是父母的“附庸”,就简明扼要地传递了青少年成为独立个体的诉求。可因为父亲的背叛,母亲更将占有欲投射到了与自己血脉相连的小伟身上。摄影机从母亲主观视角出发,俯拍水杯和杯底的小人时:框住小人的水杯,既是孕育孩子的“子宫”,也是她对孩子与生俱来的“管辖权”。于是她用严明的指令“操控”小伟的人生,从逼迫小伟学习,到切断他与同辈间的社交联系,都意在为畸形的依恋关系提供更信赖的保障。但在小伟的视角里:它是限制自由“囚笼”,并最终与他孤立无援时的“溺水自救”形成了一定的互文。只有在与同辈群体的相处中,他才能感知到一种正常的被认同感、被需求感,才可以以一个独立、平等的个体的身份存在着。每当母亲的“束缚”愈加严苛,在同辈群体间寻求自由的渴望也越强烈。电视剧由此从主人公小伟的心理感受出发,他与母亲相处的场景不少发生光线昏暗、幽陈的室内,强化了家庭空间的囚禁、压抑感;而与同辈愉快的场景多是愉快、明亮的色调。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2018

所以,在青春题材的影视作品中,前辈与同辈群体时常演绎为相对“冲突”的两极。以父母为例的前辈群体代表社会行使权力来征服孩子不和社会的本性,生物和社会之间的冲突就以代际冲突的形式体现出来[6]。而当青少年不能对成人社会主导、影响下的同辈秩序产生认同,并获得“被认同感”的时候,他们与成人社会的分离会更为加深[7]。并且在代际矛盾之下,青少年更倾向在同辈群体中寻求支持。再结合青少年此时交际行为发生的场域背景,他们会逐渐完成交际行为从家庭到同辈群体的交际转向。

同辈压力:认同,服从与比较

在同辈群体中,青少年可以积极参与、共享共同的事物、活动,甚至缔结成相应的亚文化。因此,参与感、认同感、归属感是青少年在同辈群体中获得的无可替代的体验。但作为一个统一的、具有强烈内聚力的群体,在其内部也必然会形成、传播相应的道德规范[8],比如喝酒、吸烟、攀比或者努力学习。但青少年群体所遵从的道德规范本身是一个中性词汇,具体仍要取决于他们依存的群体、从事的活动以及带来的影响来判断其正面及负面。而为了赢得更广泛的认同,青少年会不自觉采取“模仿”、“从众”等行为,去适应这样的规范。而面对同辈压力,在青少年面前也会进一步出现“同化”与“异化”两种选择。

前者是在同辈压力的干预下,青少年在接受到来自他人的真实、想象的压力后,萌发的对成为“异类”,从而被排斥、不被认可的恐惧,会促使他们会选择规范遵从(normative conformity)[9],甚至进行自我说服来扭转自己的意志,主动参与同化的进程。像《伴我同行》(1986)的四个少年,寻尸之旅上,异议不鲜,却都能退让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贱女孩》(2004)里凯蒂为了不被同辈间的“核心群体”排斥而开始违背自己本意参与“党同伐异”;《天使之恋》(2009)中被霸凌、孤立的友子在接到理央“蓄谋已久”抛来的橄榄枝后自甘沦落……这些实际上都是人物同辈压力影响下与自我内心博弈后,被同化的具象表达。而异化作为在整体框架之下的潜流,青少年或脱离原有的同辈群体,或再连结新的同辈群体,也是受到重新寻求符合自己价值理念的认同的驱使。

《伴我同行》,1986

此外,即使在整体行为、意志趋于同化的框架下,同辈群体间来自年龄、家庭、性别、经验、能力等多方面的个体差异依旧客观存在。青少年期待在同辈群体中基于共同的符号来换取平等、正视、认同,但同辈群体依然只是“想象的共同体”,并不能为他们提供一个真正抹平差异的语境。所以,相应的社会比较不可避免。并且,青少年以此为标尺,来判断自己在同辈群体中的地位、角色。这样的比较可以发生在青少年个体,也可以是彼此之间,甚至前辈对青少年群体进行比较。

同辈压力的另一重延伸,就体现为在这样的社会比较中自我评价水平背离(displace away)的现象。特别是当个体在与同辈群体中进行上行比较(与认为比自己优秀的人进行比较)时,对自我评价的水平也会相应降低,获得认同的程度也会相应减少。这也酿就了主人公的心结,变为成长之路的障碍,甚至造成更为消极的影响[10]。

《妈妈的遥控器》中,无论是同学们参加毕业旅行的欣喜,还是女朋友小岚相爱相亲、自由松弛的家庭生活……相较之下,同辈群体中“自由”轻而易举的获得,才更加衬托小伟压抑的处境。小伟因此愈发想挣脱母亲,实现自我的救赎,成为他们中自由的一份子——即使是以“生命”为代价。电影《伯德小姐》(2017)里,“克里斯汀”和“伯德小姐”这两个名字背后,现实生活和期许生活之间的巨大撕裂感,也是在和同辈群体的交际中被确认的。前者是在保守的中产阶级价值观下,守旧、拮据、平庸、不被认同的生活。后者是欲望帷幔下的鲜活青春,是自由的、富裕的、被认同的——这才致使了伯德小姐的“迷失”。在青春题材的影视作品中,同辈群体之间,经济条件、学习成绩上的差异都是重要的比较因素。这样的比较,在很大程度上,会更加加剧青少年在同辈群体中的同化、异化两种趋势。而当青少年在比较中不能顺利符合自己的期待,获得来自同辈之间的安全感时,比如《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另一集《猫的孩子》里阿衍因为学习障碍始终无法在常规的竞争中获得好成绩一般,青少年会被失落感笼罩,认知水平更加背离,甚至催生非理性行为。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2018

故而在影像叙事中,当青少年实现了交际转向,在同辈群体间开展社会交际、实践活动的时候,他们都试图在这个想象中的“平等”群体中建构认同,寻找属于自己的独特“角色”。但潜在的差异性、价值理念的冲突依旧不可避免。特别是群体意志、特征与个体意志、特征相违背时,“同辈压力”便将青少年卷入复杂的境遇中,这也成为叙事链条上的一个情境分岔点,再衍生出青少年个体认同、服从、对抗等多重表达。而当代影像叙事的魅力与情感的内在张力,就往往会体现为彼此具有情感认同的个体与此时所身处的同辈群体之间在“动机目标”以及背后价值理念上的差异性[11]。

同辈秩序:成人世界的延伸与反叛

同辈群体间运转的秩序、规范,通常由在群体内符合群体价值观,掌握话语权、享有权威性的典型、核心人物创造或维护,并引领同辈群体遵从。它们时常凝结为特色鲜明的符号、指令,来区分群内群外的界限。并且,他们所推崇的同辈秩序与前辈秩序之间往往存在着复杂的关联性,可以呈现出延伸与反叛的两种倾向。

同辈秩序之于前辈秩序存在一种内在关联性是因为:首先,青少年在同辈群体中经历的预期社会化是指青少年在为未来在社会生活中所要承担的角色进行模拟、扮演,即成人世界及成人世界所运转的准则既是他们的效仿的模板,也是他们的行为表征。《贱女孩》中浮夸、喧哗的派对和“炫耀性消费”的现象,实际上就是青少年对长辈的模仿,并最终内化为自己在同辈群体之间的交际法则。

《贱女孩》,2004

其次,作为前辈秩序延伸的同辈秩序,对它们的遵从,有时候并非带有极强的“目的性”,它们可能是青少年在权力的长期轨范之下的无意识表达。是前辈群体的权力运作,先入为主地轨范着青少年的行为,不断将他们纳入自己的价值考核体系中。比如在学校这个社会单元,它作为成人世界在财富、地位等各方面“竞争”的延伸,福柯移植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概念来描述权力对于青少年的“规训”(discipline)行为,从身体到空间、时间上都约束严明。它通过前辈与同辈,同辈与同辈间互相监视,层级递推来带动这样的秩序运转。在这个秩序中,在享有相对共通教育资源的年级、学校、班级单位里,青少年在同辈群体中对规则的适应程度和对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被认为是预设框架中活动的“变量”而被强调。成绩与行为习惯于是作为最直接的考核标准,更将刻板意义上的“好学生”与“坏学生”区分开来,社会比较进一步产生。此时,绝大多数的同辈群体都需要适应这样的群体规范:个体要努力被同化、持续参与比较、竞争,成为“好学生”,为未来参与更多主流秩序中的竞争打下基础。所以,在新闻报道中,诸如以牺牲睡眠换取学习时间的“清华大学生学习计划表”会被奉为典型。因为他们在有意识、无意识中的实践肯定了这样的秩序,自身也成为承接主流秩序的同辈群体中的“榜样”。而与此同时,在这样从上至下的价值体系中,那些“越轨”同辈群体秩序的青少年就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并成为群体中的“异己”。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2018

《猫的孩子》里,在一个以外在的成功标准断定人生价值的家族里,家庭聚餐其乐融融,但表象之下波涛暗涌。成人世界以金钱、地位、名誉为标尺断定外在的“成功”,延续到青少年同辈群体之间的“优劣”便是唯成绩而论。同时,因为青少年的从属关系,青少年成绩的好坏也是长辈进行社会比较的一部分。主人公阿衍的“失败”正是在兄弟姐妹的优异成绩所带来的同辈压力之下凸显的。并且,在前辈、同辈的眼光中,他的失败,连缀着对母亲教育失败的判断,也成为了父亲久不归家、暴力行为的借口。日渐崩溃的家庭生活压抑着这个本身就具有学习障碍的少年,当好的成绩成为扭转乾坤的唯一途径时,影像叙事中的内在矛盾层层发酵,最终驱使着善良的阿衍为达到“目的”一步步踏入歧途。当他通过在“平行世界”虐猫获得“满绩分”后,爷爷的葬礼上,阿衍念悼词、出示成绩单,原先对他恶语相加的亲戚簇拥上来给予他原先兄弟姐妹才有的温情“待遇”,这成了阿衍真正进入优秀的“同辈群体”的高光时刻。但此时导演也巧妙地将镜头上下水平翻转,用颠倒的画面,一方面展示在情节链条上,阿衍外在的“扭转乾坤”,同时也对阿衍采取的手段进行批判,嘲弄着这个价值判定的刻板体系。

来自前辈群体的权力运作为青少年提供了一套指令系统来区别青少年与成人的界限,以及青少年行为的边界。对于成人法则的次级文化的适应(像在学生会中游刃有余),对于规范边界的突破,获得不同层面上的认可,在青少年的心理上指向的都可以是自身独立个体实现的标识。所以,反叛也会是青少年同辈群体秩序的另一重表征,他们用“越轨”,甚至是“叛逆”、“犯罪”的行为来对抗成人世界给予他们的规范、期待,进行自我价值的实现。比如在《伯德小姐》中当她问母亲她何时可以进行性行为时,母亲的答案是大学以后。而实际上她和凯尔之间已经水乳交融,独自在身心上完成了成长的“仪式”;《伴我同行》中,这四个性格特征迥异、家庭背景各不相同的男孩,就因为共同的家庭与社会“边缘人”的角色,结成了紧密的同辈群体来对抗主流秩序。他们抽烟、咒骂、恶作剧、打斗、把弄枪支,用有违社会对这个年龄层次的孩子期待来嘲讽着压抑他们的社会秩序,建立全新的认同感……这类社会期待与角色之间的“错位”现象就是青春题材的影视作品中时常采用的形式。然而,他们的行为实际上仍然是对成人世界的一种模仿,在他们的概念中,模拟成人的行动模式,包括希望通过率先发现尸体,成为英雄,实际上也是期待另一种在成人世界中获得认可的可能。这也体现了在青春题材的影视作品中,在建构同辈秩序时体现在人物身上的矛盾心理:对抗成人-长大成人。

《伯德小姐》,2017

而值得注意的是,越轨与社会主流话语中的犯罪、不道德行为不能直接相等,它是一个更为广泛的外延,是对既定规则的“不遵从”。比如《伴我同行》中的青少年们的吸烟行为;《贱女孩》中不合年龄、矫饰的服装打扮可以是越轨的行为;《死亡诗社》(1986)中学生站在书桌上目送基丁老师、《伯德小姐》中对修女的车进行恶作剧的标语同样也可以是越轨行为……它们有时是创造力的表达。

延伸与反叛之间并行不悖,复杂性、暧昧性弥增,组成了青春题材影视作品中青少年社会交际的不同模式。它们之间的相生相融的可能,更加揭示了人物的复杂性,特别是展现了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在价值评价体系之外,在原有的社会期待中被忽视的一面。以及像《伴我同行》中叛逆的少年们实际上有着柔软、善良、敏感的内心;《猫的孩子》中遵从主流秩序的少男、少女们在“平行世界”中展示的其实是被长期压抑的受欲望驱使、暴戾的“本我”。而无论是选择适应抑或对抗,实际上青少年的秩序也并无严格的“好”与“坏”之分,青少年也并非只遵从这两种同辈秩序模式,甚至有可能选择“脱离”群体交际,选择其他的社会剧本。因此,不同情况仍然要放置在具体的语境之下进行辨析。

结语

在青春题材影视作品中,同辈群体及其交际活动不仅是能引起观众共鸣的“青春回忆”,也是叙事中的关键性要素。青少年渴望独立、认同、归属的心绪在与同辈群体的相处中,转化为价值观的碰撞,行动、细节上的具体展示。从而在影像生产实践中,注重对同辈群体及同辈压力的预设、刻画,可以在青少年人物形象的塑造,影像叙事张力、情感认同的组织上发挥重要作用。

而尽管同辈群体和同辈压力在文化惯例中被认为是对青少年成长带来消极性影响的一面,但实际上,他对于青少年价值、行为的引领、轨范作用也会因具体情境的不同,和青少年个体的差异再次进行迁移。如何正视同辈群体和同辈群体带来的同辈压力,不仅仅是青少年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前辈群体在教育中需要进行积极引导的议题。

参考文献

[1] Elliot, A.&McGregor,H. A achievementgoal frame Work[J]. Journal SocialPcychology, 2001,80: 501-519.

[2] (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十版)[M].李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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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04.

[5] (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十版)[M].李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58.

[6]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91.

[7] 金盛华,宋振韶.当代青少年同辈交往的影响机制及其引导[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05),102-108.

[8] 刘春雪.同辈群体对青少年道德社会化影响的心理机制研究[J].湖北社会科学,2008(09):187-189.

[9] (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十版)[M].李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85.

[10] 邢淑芬,俞国良.社会比较:对比效应还是同化效应?[J].心理科学进展,2006(06):944-949.

[11] 孙承健.魔法师的世界:电影叙事的观念与表达[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7.209.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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