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握兵权、代天父传旨的杨秀清为什么斗不过洪秀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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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的政权结构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存在：中世纪的欧洲、哈里发时代的阿拉伯帝国以及我国西藏地区旧时代的达赖政权都是典型的政教合一结构，然而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宗教对国家政治生活其实几乎是没什么影响的。太平天国的政权构建却是依赖于拜上帝教这一意识形态的。太平天国政权作为中国历史上极为独特的政教合一政权必然会具备一些政教合一政权的典型特征。那么政教合一政权有什么特征呢？这点我们其实可以参考如今仍保留政教合一制度的伊朗的情况。

在伊朗最高宗教领袖是武装部队统帅，拥有宣布战争、和平和总动员令的权力，可以下达全民公决令，也可以任命或罢免总参谋长、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广播电视局局长和司法总监等官员。民选总统必须由最高宗教领袖批准方可生效，最高宗教领袖可以根据议会或最高法院的裁决罢免总统，总统如要辞职也需向最高宗教领袖递交辞呈。由此可见伊朗最高宗教领袖是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军队系统的最高领导人，即使是伊朗总统也不能违抗最高宗教领袖的意志。

伊朗的最高领袖既是这个国家权力最大的人，也是这个国家最神秘的人：最高领袖在公众面前的曝光度远远不及民选政府的成员。事实上伊朗最高领袖更多处于一种统而不治的状态——由于掌握着国家立法、行政、司法、财政以及军队的最高权力，使最高宗教领袖实际处于伊朗国家权力体系的最顶层，然而国家的内政外交等日常行政事务却并不由最高领袖处理。要解释清楚伊朗最高宗教领袖和伊朗总统之间的关系不妨将伊朗比作一家公司。

最高宗教领袖就相当于集团董事长，是公司的最高领导人，但一般不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运作；总统由民选产生，根据伊朗宪法赋予的权限实际处理伊朗政府的日常事务，相当于公司首席执行官。也就是说最高宗教领袖确立国家发展的大方向不动摇，但不具体处理政治经济事务；总统则是具体经办政府事务，但必须服从于最高宗教领袖确立的国家发展大方向。太平天国政权与此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如果我们将太平天国政权同样比喻为一家公司，那么天王洪秀全就是集团董事长。

至于东王杨秀清则是经办具体事务的执行官。今天我们不会觉得经办具体事务的总经理比集团董事长更大，然而杨秀清给很多人的感觉却是他才是太平天国政权内部手握实权的人物。事实上这种把杨秀清视为太平天国一号实权人物的观点可谓由来已久：当初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就将其称为洪杨匪患，由此可见作为对手的清政府是将杨秀清置于和洪秀全几乎同等的地位。众所周知太平天国是以拜上帝教成员为最初的骨干核心构建的政权，然而洪秀全在传播拜上帝教之初并没一门心思投在传教事业上。

那时的洪秀全依然还在尝试通过科举考试的道路进入到清政府的统治体系内部，事实上这一时期真正奠定了拜上帝教的基础的是南王冯云山。据《李秀成自述》所言：“谋立创国者出自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在拜上帝教最初传教的岁月里冯云山才是真正的领袖。洪秀全和冯云山都是广东人，但他们的传教地点是在广西。在广西的传教活动一开始没能打开局面，于是心生放弃之念的洪秀全转而回乡准备参加科举，而冯云山却选择留在广西继续传教。

冯云山在传教过程中刻意将没在身边的洪秀全塑造为一把手。当然这在他看来对自己并没什么实质性影响——毕竟拜上帝教实际处于他的控制下，而树一个远在天边的偶像会让人产生“冯云山这么厉害还得服洪先生，那洪先生自然更厉害”的心理。这样就更容易聚集人马，也更容易形成神话。即使洪秀全后来没去广西和冯云山合会，随着拜上帝教的日益发展壮大冯云山也会按部就班地起兵造反并把“洪先生”像陈胜、吴广起义时号称的扶苏、项燕一样尊为偶像。

当洪秀全再次科举落第后就转而前去广西会合冯云山。这样一来拜上帝教就形成了洪秀全和冯云山的二元领导结构：洪秀全是最高精神领袖，而日常事务则由冯云山具体负责。拜上帝教的发展引起了当地官府的注意，不久冯云山被捕入狱，洪秀全赶紧设法营救，一时间拜上帝教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就是在这时杨秀清开始脱颖而出：他假托天父下凡附体以安定人心。杨秀清此举在使拜上帝教度过眼前难关的同时也使拜上帝教本就复杂的内部结构体系变得更加复杂。

理论上洪秀全身为天父上帝之子是天父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是拜上帝教的最高精神领袖。当然正如天子之上还有天一样——洪秀全再大也不能大过天父上帝。当然谁也没见过天父上帝，所以洪秀全就作为天父上帝的代言人而被顶礼膜拜。现在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附体尽管是为解燃眉之急，然而从此就开了这样一种先例：平时他是臣，洪秀全是君，可一旦他被天父上帝附体可就另当别论了。如果杨秀清只会跳大神还算不得什么——要知道中国历史上会跳大神的人多了。

杨秀清的确是靠跳大神这种方式跻身拜上帝教领导核心的，不过他已进入领导核心就展现出了惊人的才干：他筹备行政组织、颁布行政法度、组建严格的军队、创造军事规章......拜上帝教就是在杨秀清手中由一个占山为王的小团伙过渡成为拥有一套完整的政治、经济、军事体系的政权组织。直到天平天国后期将士们还在感慨大字不识的杨秀清居然能治国建军席卷天下。这个世界上有些人通过后天的努力能达到很高的成就，可有些人凭着天分能达到普通人即使再怎么努力也无法企及的高度。

在金庸的小说《天龙八部》中乔峰一登场就是天下闻名的大侠，而在《射雕英雄传》中郭靖却是一个天赋极差的人。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可能是像郭靖一样通过后天的勤学苦练迈向成功的。可有些人的成功根本却不是靠后天的勤学苦练，而是靠与生俱来的天分。东晋末年的诗人谢灵运曾称赞曹植会写文章说：“如果天下人的文才加起来有一石，那么曹植占了八斗，我只能分一斗，天底下其他人加起来占了剩下的一斗”。其实中国历史上不乏著名的文学家。

西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左思《三都赋》写成后由于抄写的人太多导致洛阳的纸都涨价了。可就是这个为后世留下“洛阳纸贵”这个成语典故的左思写一篇赋要花十来年的时间，相比之下曹植却能七步成诗挥笔立就。别人还要勤学苦练、勤加思考，可曹植只需要张嘴就来。这除了天分使然以外似乎就再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释了。天分能成就文学家，同样也能成就军事家。中国历史上很多兵家天才都搞不清他们师承何派，可人家一出山直接就是王炸。

孙膑、庞涓好歹有一个神话色彩浓厚的鬼谷子师傅，张良也有一个神话气息浓厚的黄石公师傅。可韩信一出场就是一个20多岁还混得惨兮兮的小伙子。谁也不知道他师承何处学习的兵法，而在他投奔刘邦之前也从未亲自指挥过任何一场战役。韩信先是投奔项羽不被重视，继而投奔刘邦仍不被重视。毕竟韩信在项羽、刘邦眼中就是一个无学历、无资历、无实战经验的三无人员。可刘邦手下的萧何就认定韩信有大将之才，所以才在韩信打算离开时上演“萧何月下追韩信”的一幕。

后来的事实证明萧何的判断是完全准确的。像韩信这种靠天分成就的军事家在历史上其实并不少：明代的王阳明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王阳明作为儒家学派中心学的集大成者却在镇压宁王叛乱时展现了过人的军事才能。王阳明这样一个从未学过兵法的儒生为什么会打仗呢？除了天分使然以外似乎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释了。韩信、王阳明的例子证明天分能成就一个军事家，那么反过来系统学习过军事知识的人就一定能成为军事家吗？留下了“纸上谈兵”这个成语典故的赵括就是一个典型的反例。

烧炭工出身的杨秀清大字不识一个，所以他根本就不可能读过什么兵书。杨秀清早年不可能系统学习过军事知识。缺乏军事理论知识的杨秀清同样缺乏实战经验：在金田起义以前杨秀清充其量指挥过村级械斗，可与朝廷的正规军作战纯粹就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可就是这个既无理论知识、又无实战经验的杨秀清却展现出了过人的军事才能：杨秀清促成了太平军金田起义后的稳步发展，建立了向江南发展壮大的规划，制订了北伐和西征两个开拓计划。

金田起义后太平天国在军事的主要行动都是由杨秀清作为最高负责人。太平军正是在东王杨秀清的指挥下顺利打下南京并定都于此。杨秀清所制订的北伐和西征两个开拓计划中尽管北伐因为孤军深入全军覆灭，可也曾一度对清朝统治集团造成极大的心里震撼，同时西征大军在湖口等地的大捷重挫了曾国潘的湘军。杨秀清还曾指挥攻破清军组织的江北、江南二座大营，从而得以消除清军对天京的围歼。杨秀清这一系列军事成就只能说明他天生具备打仗的能力。

战场上最重要的一种特质就是要时刻保持冷静清醒：在战局有利时指挥官不能骄傲轻敌，在战局不利时指挥官要有顽强的承受能力。总之必须时刻保持冷静，不能因为战局的变化而影响自己的心态，同时要根据战场局势的转变随时调整战略决策。杨秀清恰恰就具备这样的特质。首先杨秀清是一个心思缜密的人：会跳大神的人确实有很多，但能在拜上帝教正好群龙无首的关键时刻恰到好处出来跳大神的人只有杨秀清，而且更为关键的是杨秀清跳大神有人信。

这说明杨秀清作为一个心眼活泛的人在当时就对拜上帝教的运作标准想得十分深入。在那样的关键时刻杨秀清很清楚自己该怎么做。这肯定是没人对他说的，而他可以那样做表明他十分聪慧。杨秀清不仅心思缜密，而且还有很强的执行能力。部队的战斗能力强不强在相当程度上要看执行力如何。指挥官要让士兵觉得你这个人本事大、有胆气，所以心甘情愿服从你的安排调度。战场上的指挥官一般是通过个人魅力使士兵们对自己产生一种由衷的钦佩。

在太平天国的将领中翼王石达开就是靠个人魅力来指挥战斗的典型例子。东王杨秀清比翼王石达开更进了一步：杨秀清不仅靠自己的个人魅力使士兵们口服心服，而且他还具备石达开等人所不拥有的一种特殊资源。由于杨秀清可以代天父上帝传旨，那么他所说的一切就是天父上帝的意思。这还解决了士兵们对死亡的恐惧心理问题：既然杨秀清是天父上帝临凡，那么跟随他战死了也不是真死了，因为这在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中会被解释为是被天父上帝征召到天堂去了。

杨秀清还有着顽强的意志力。战场上随时可能遇到那种需要咬牙硬挺的苦战。太平军在永安突围时一边是清军四处围歼、一边是奸细周锡能背叛通敌。内忧外困之际杨秀清再次假托天父上帝临凡的旨意顺利诛灭周锡能，同时给予了攻城士兵巨大的激励和自信心，因此得以顺利完成永安突围的重任。杨秀清组织攻破清军江南、江北两座大营时进攻江北大营的秦日纲因为损失严重而请求撤退，但杨秀清要求他坚决咬牙挺住，最后太平军终于得以攻破江北大营。

心思缜密、执行力强、意志力顽强的杨秀清完全具备了指挥战斗的军事才能。事实上杨秀清的才干还不止体现在军事上，事实上杨秀清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方面都展现了自己的才干。正是在杨秀清的策划下太平天国由广西一带的小股势力发展成为一举夺取清政府的财赋重地江南、据有半壁江山的格局。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今南京）后仿照历代王朝的模式组建了六部百官，看起来似乎也构建一种传统中国式王朝的政治架构，可实际上真正执掌六部事务的却是东王府属官——东殿六部。

太平天国的六官丞相完全成为了标志干部级别的虚衔，实际军政事务几乎完全由东王杨秀清安排，而理论上本该听命于天王洪秀全的各军都要听东王号令。在当时太平天国的各路将佐如不奉杨秀清号令是没任何自主行动权的。在军事上各路将佐需要奉东王号令，那么在内政上各级官员又听命于谁呢？当时太平天国的法制、礼仪、服饰、历法是由杨秀清领衔制定后上呈洪秀全下旨颁布，处决要犯、任免官吏也需要通过这样一套流程。这样看来内政事务的决定权似乎是掌握在洪秀全手中的。

然而实际上洪秀全对杨秀清的上奏是一概允准的，这自然使人产生一种感觉就是杨秀清才是太平天国政权内部真正掌握实权的人物。有一段时间清政府甚至怀疑洪秀全是否实有其人或是早已死亡，也就是清政府认为太平天国实际上是由杨秀清领导的，而洪秀全只是被塑造出来的精神偶像。杨秀清将所有政务集中于东王府：各种文书经过石达开处理后送到东王府由杨秀清一一裁决，然后再向下层层转达予以实行。勤于政务的杨秀清曾在一日之内发谕多达三百件。

不识字的杨秀清总是让人把各部门上报的文书念给自己听。在杨秀清的领导下太平天国形成了一套令行禁止、臂指自如的军政体制。太平天国自开国以来就厉行男女别营之制。毕竟如果男兵和女兵如果都成天想着男女之间那些事势必会影响部队的战斗力。可当太平天国打下半壁江山以后这在政策的弊端开始日益凸显：在太平军中只有天王、东王、北王、翼王等一干王爵可以拥有妻室，而普通官兵是严格禁止与异性有任何密切接触的。

即使是在加入太平军以前就是夫妻的也得分开居住。两性关系在太平天国一度成了绝对的禁忌：不要说是乱搞不正常的男女关系会受到严惩，即使是加入太平军以前就是夫妻的想要过夫妻生活也不行，即使是两厢情愿的青年男女想要谈恋爱也不行。除了两性关系之外母子、兄妹之间也不能同处一室。男人到女馆探望自己的家人（无论是母子、兄妹还是夫妻）一律只能隔着门说话。这么做实际上相当于把中国社会最基本的家庭单位结构完全打破了。

虽说古人有云“男女授受不亲”，但太平天国着实把这点发挥到了极致。因此在太平天国辖区一度出现过互相认识的男女在公共场合偶遇连打招呼都不敢的奇观。1854年八月二十四日杨秀清托称自己在梦中接到天父“让小弟小妹团聚成家”的圣旨。从此太平天国政权开始在辖区内逐渐恢复原有的家庭结构。次年杨秀清又下令设立媒官来负责指配男女婚姻。太平天国尽管颁布了理想化的实行绝对土地公有化的《天朝田亩制度》，然而这种超越了时代客观环境的制度是根本无法实行的。

太平天国的土地制度和打破家庭结构一样在当时是根本不现实的。杨秀清最早意识到这些制度根本无法推行，所以就和韦昌辉、石达开联名奏请洪秀全在占领区“照旧交粮纳税”。杨秀清也是太平天国领导人中最早意识到要和知识分子搞好关系的人。洪秀全因为早年多次科举不第，所以颇为仇视儒家经典和儒生，因此他规定“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 杨秀清却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典籍中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反对将以前的诸子百家之书尽行焚毁的做法。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英、法、美等国使节先后访问天京试探太平天国的对外态度。杨秀清要求外国归顺我朝、勤事天王，又允许他们自由出入展开贸易，但必须遵守太平天国的法令。当时英国公使包令要求太平天国尊重《南京条约》赋予英国的特权，然而杨秀清对此不予理睬。总之杨秀清在外交上奉行的是独立自主政策：他一方面避免过分刺激列强而把他们推向太平天国的对立面，另一方面在涉及国家主权的核心问题上又绝不退让半步。

由此可见杨秀清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都手握实权。相比之下作为精神领袖的洪秀全则一直在宣扬他的拜上帝理念，而对具体的军政事务并不熟悉。洪秀全几乎不怎么参与太平天国日常事务的管理，以致于清政府一度怀疑洪秀全压根是太平军编造出来的人物。1856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杨秀清声望一时无两：集教权、政权、军权于一身。然而如果我们就此认为洪秀全只是杨秀清手中的傀儡其实也不尽然。事实上杨秀清大权在握的格局有一半可以说恰恰是由于洪秀全的放任自流造成的。

我们在上文中已提到太平天国的人事任命、死刑核准等事务实际上是必须洪秀全下旨才能生效的。按说洪秀全完全有权过问这些事务，然而实际上不要说让他考核某个官员是否该升迁或降职，甚至就连新上任官员的谢恩本章这种官样文章都懒得多看。洪秀全为什么如此放任杨秀清呢？这实际上太平天国政权的政教合一本质所决定的。参考伊朗的例子就不难发现：政教合一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往往居于一种幕后操纵的状态。手握国家实权的伊朗最高宗教领袖就并不过问日常行政事务。

为什么政教合一政权的最高统治者一般不过问日常行政事务呢？这是因为政教合一制度的特性决定了宗教领袖的权威来自于神秘性。如果让宗教领袖充分暴露在大众视线之下就会使人们发现原来宗教领袖也只是一介凡夫俗子，如果宗教领袖处理日常政务就会使人们发现原来宗教领袖也是可能犯错误，这样就破坏了神权统治的神圣权威性。洪秀全作为一个政教合一政权的领袖同样需要在人前保持相当的神秘性，那么他一般不介入日常政务也就不难理解了。

洪秀全之所以较少过问日常政务其实更多是因为他一直忙于他认为更加重要的宗教事务：入住天王府后洪秀全先后创作了500首《天父诗》、《御制千字文》等著作，又亲自删改了《圣经》等。显然洪秀全自己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不务正业，因为在他看来自己所从事的与天父上帝沟通的工作比凡间的军政事务更重要。奇怪的是伊朗的宗教领袖同样不过问日常政务，可大家都认为他是伊朗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相比之下洪秀全不过问日常政务为什么就被大家视为不务正业呢？

说到底太平天国这种政教合一的组织结构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特例，因此我们中国人仍习惯性将洪秀全定义为一个王朝的君主，这就使我们忽略了他同时还具备的宗教首脑这一特殊身份。如果我们先入为主将洪秀全定义为一个君主，那么他的行为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印象中当然就属于不务正业了。洪秀全的行为如果置于太平天国特殊的政教合一结构下考虑就完全合理了。分析了洪秀全的行为动机，现在我们可以分析杨秀清是不是手握实权呢？

在太平天国的政权结构中教权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权力，而这显然是掌握在洪秀全手中的。至于日常军政事务由杨秀清负责能否证明他手握实权呢？为什么我们不认为伊朗总统的权力比最高宗教领袖更大呢？为什么我们不认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的权力比集团董事长更大呢？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政教合一政权的宗教领袖尽管居于幕后操纵的状态，但一定要具备控制日常政务负责人的实力。伊朗的最高宗教领袖由于掌握着国家的军队、财政以及人事任命等关键大权。

这样即使在不过问日常政务的前提下也能对国家政治生活形成控制。那么在太平天国内部军队、财政、人事任命都要害大权究竟是掌握在谁手中呢？事实上我们前面已提到军队的调度、人事的任免等重大事务的决断权在太平天国的组织架构体系中本来是掌握在洪秀全手中的。可为什么给人的感觉却是杨秀清手握实权呢？这其实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就是上文提到的洪秀全更热衷于宗教事务，因此对杨秀清的行为在客观上起到一种放任自流的效果。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上文提到的洪秀全对杨秀清的上奏看都不看就直接允准。其实还有一个原因使人们感觉杨秀清才是太平天国真正手握实权的人物：太平天国和今天的伊朗还是有所不同的——今天的伊朗尽管受到美国的制裁和威胁，但毕竟还是经历了几十年的和平时光；相比之下太平天国从建立到灭亡一直处于持续的战斗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会使军事领袖的形象显得更加突出。杨秀清在处理军事和政治事务上的能力显然高于热衷宗教事务的洪秀全。

久而久之太平天国的日常政务运作自然就形成了以杨秀清为核心的格局。更何况杨秀清还掌握着一样特殊的政治资源：在拜上帝教最危难的时期杨秀清曾以天父上帝下凡附体的方式安抚人心。那时杨秀清的所作所为是在维护拜上帝教的利益，作为教主的洪秀全自然也没任何意见。即使是贵为天子的洪秀全也得听天父上帝的吧？杨秀清在没”真神附体“时也的确是以臣子的面目出现，对洪秀全也保持着应有的尊重，然而只要洪秀全有令他不满的地方随时能以天父下凡的名义进行对抗。

拥有代天父传旨这一特权的杨秀清实际上已把自己的权力渗透到洪秀全视为禁脔的神权范围之内。杨秀清甚至以天父下凡的名义公然杖责天王洪秀全，尽管由于韦昌辉、秦日纲等人的求情使洪秀全免于杖责，然而不用说这种公开的羞人令身为一国之君的洪秀全有多难堪。如果说在此之前由着杨秀清实际掌握政务运作是洪秀全所能接受的，那么如今杨秀清以天父上帝的名义迫使自己屈居其下则令洪秀全难以接受了。如果杨秀清能在天父下凡一事上把握分寸，那么他和洪秀全的矛盾还不至于立刻爆发出来。

毕竟洪秀全之所以能顺利当上天王与当年杨秀清代天父传言证明他是上帝次子、耶稣胞弟是密不可分的。一开始杨秀清在天父下凡一事上还是注意分寸的：就在杖责事件两天后杨秀清就以臣子的身份登朝谢罪，尽管太平天国的实际军政事务完全由他负责，可他无论大事小情总是不厌其烦履行先请示洪秀全的程序。可随着军事形势的发展使杨秀清的权力越来越大，他在天父下凡一事上已开始有意无意忽视分寸，这就令洪秀全不免担心起来。

洪秀全尽管是拜上帝教的宗教领袖，可他也同样熟读《周礼》等中国传统典籍。《周礼》中提到了天子八项最重要的权柄：爵、禄、废、置、生、杀、予、夺，也就是说用人权、提拔权、赏赐权、赦免权、废黜权、降职权、没收权、处死权这八项大权必须由决策者亲自掌握，其他的权力都可以放弃，然而如今这八项大权全都旁落东殿又怎不令洪秀全感觉芒刺在背？在洪秀全和杨秀清的博弈格局中洪秀全所掌握的是教权——通过宣扬君权神授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

古人是十分讲究尊卑君臣之道的：普通百姓与士兵均知道造反是大罪，所以轻易是不会去造反的。在太平天国这种政教合一政权内部人们更是对洪秀全被赋予神性的绝对权威有一种天然的敬畏感，这是他得以和杨秀清抗衡的基础。当然杨秀清方面也有自己的优势：在太平天国面临持续战斗的情况下作为军事领袖的杨秀清在太平天国内部拥有巨大的权力。然而太平天国并非只有洪、杨两个人，太平天国面临的持续战斗格局要求赋予主将临机决断的高度自主权。

事实上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陈承镕等人也都有相当的权力。表面上看太平天国各路将佐都要奉东王号令，可实际上说到底各路官兵都直接听命于领兵大将：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等人麾下都有规模不小的劲旅。这些人中任何一个都不具备与洪、杨分庭抗礼的实力，可他们倒向任何一方都会深刻影响洪杨博弈的格局，而洪秀全所要做的就是争取这些人的支持从而实现借力打力。当时随着杨秀清权力的日益膨胀也变得越发骄横起来，这导致他实际上和各路将领的关系都比较紧张。

韦昌辉、秦日纲、陈承镕等人都曾受过杨秀清的杖责。更令这些人感到恐怖的是：杨秀清几乎对他们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很显然这不是因为杨秀清真有什么天父附体的神功，而是因为杨秀清针对他们编织了一张巨大的情报网络，使这些人时时刻刻处于如履薄冰的境地。至此扳倒杨秀清实际上已成为太平天国高层的一种共识，洪秀全只需要利用自己在太平天国政教合一体系中独特的号召力拉拢这些人将等于是将杨秀清置于太平天国所有高层将领的对立面。

即使杨秀清再怎么大权在握也无法和如此庞大的一股力量抗衡：1856年9月2日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乘夜率三千兵众突袭东王府，东王杨秀清及其家属、部众几乎尽遭屠戮。杨秀清的政治军事才能在太平天国领导层中的确是极为突出，然而他低估了洪秀全在太平天国政教合一体系中的影响力。这种力量虽然无形，可一旦发挥起来就非同凡响。况且杨秀清平时骄横跋扈，不注意团结各路将领，最终使自己成为所有高层将领的眼中钉、肉中刺，这也就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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