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穆斯林妇女真的需要拯救吗？（2002）

摘要ABSTRACT

本文探讨了当前“反恐战争”(War on Terrorism)的宗旨（Ethics），询问人类学（专门研究理解和处理文化差异的学科）能否为我们提供批判性的证据证明美国在阿富汗进行干预是为解放或拯救阿富汗妇女。这篇文章里我将首先研究将文化具体化（reifying culture）的危险，也就是将穆斯林妇女在混乱的历史和政治动态中塑造成整洁的文化偶像。然后，我呼吁人们意识到当代关于平等、自由和权利的论述与早期关于穆斯林妇女的殖民主义和传教士言论的共同之处。我认为，我们需要尊重世界上妇女之间的差异，将其视为不同历史的产物、不同环境的表达以及不同结构欲望的表现。进一步的我认为，与其试图“拯救”他人（有优越性和可能带来的暴力），我们不如从以下方面来思考：（1）在我们认为总是要经历历史变革的情况下与他人合作；（2）考虑我们[西方]解决各种形式的全球不公正的更多责任，这些不公正是他人所处世界的塑造力量。我通过对罩袍和穆斯林世界面纱的诸多含义的思考，提出了许多关于“文化相对主义”局限性的论点。

[关键词：文化相对主义、穆斯林妇女、阿富汗战争、自由、全球不公正、殖民主义]

当代“反恐战争”（一场以解放或拯救阿富汗妇女为目的的战争）的宗旨是什么？在我们寻找一种立场来看待战争的根本原因时，人类学有什么可以提供的吗？

我之所以提出标题这样的问题，部分原因是我亲身经历了阿富汗对美国-阿富汗战争的反应。像许多致力于中东妇女和性别问题的同事一样，我收到了大量讲座邀请。我不仅在新闻节目上发表演讲，而且还被邀请到学院和大学的各个部门发表演讲，尤其是女性研究项目。作为一名在20多年的生命中致力于这一课题并与这一身份有着复杂的个人联系的学者，为什么这些邀请让我感到不那么高兴？这是一个传播信息、传播知识和纠正误解的机会。对我们的姐妹“带着头巾的女人”（乔治·布什总统如此奇妙地称呼她们）的迫切了解是值得称赞的，而当这种迫切是来自女性研究“跨国女性主义”的项目，它就具有一定的迫切性（Safire 2001）。

我的不适让我反思：作为西方或来自西方的女性主义者，或者仅仅作为关注女性生活的人，我们为什么需要对2001年9月11日事件和后果的反应保持警惕。我想指出雷区（一个对于阿富汗这样的国家来说恰当的可悲比喻，因为阿富汗是世界上人均地雷数量最多的国家）对穆斯林妇女的困境非常着迷。人类学的职责是理解与协调文化差异，我希望通过人类学的视野来展示一些方法。同时，我想继续对人类学在文化差异具体化中的共谋保持批判性的态度。

如果从美国舆论开始分析，人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应该对关注“穆斯林女性”持怀疑态度。我将分析这一舆论的两种表现：我与PBS新闻一小时记者吉姆·莱勒的一些对话，以及2001年11月17日第一夫人劳拉·布什对全美国的广播讲话。《新闻一小时》节目的主持人在10月份第一次联系我，问我是否愿意为一个关于妇女和伊斯兰教的节目提供一些背景介绍。我调皮地问她，当节目报道瓜特马拉、爱尔兰、巴勒斯坦或波斯尼亚地区的战争时，她是否做过关于这些地区妇女的节目；但我最终同意看看她要向小组成员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非常笼统。穆斯林妇女相信“x”吗？穆斯林妇女相信是“y”吗？伊斯兰教允许女性“z”吗？我问她：如果你将“穆斯林“由”基督徒“或“犹太人”来代替，这些问题有意义吗？我没想到她会给我回电话。但她两次都这么做了，一次是关于斋月的意义，另一次是穆斯林女性参政。一次是针对爆炸事件，另一个是针对劳拉·布什和英国首相妻子切丽·布莱尔的演讲。

新闻节目中这三个观点最引人注目的是，人们一直在诉诸文化，似乎了解一些关于妇女和伊斯兰教或宗教仪式的意义，将有助于人们理解纽约世贸中心和美国五角大楼遭受的悲惨袭击，或阿富汗是如何被塔利班统治的，或是什么利益可能助长了过去25年来，美国和其他国家对该地区的干预，或者美国支持保守集团破坏苏联的的历史可能是什么，或者为什么本·拉登将“死了或活着”被熏出来（小布什在电视上宣布）的洞穴和掩体是由中央情报局出资建造的。

换言之，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了解该地区的“文化”，尤其是其宗教信仰和对妇女的待遇，比探索该地区压迫性政权的发展历史和美国在这段历史中的作用更为迫切。在我看来，这样的文化框架阻碍了对世界这一地区人类苦难根源和本质的认真探索。专家们被要求给出宗教文化解释，而不是政治和历史解释。我们没有提出可能引向探索全球相互联系的问题，而是提出了一些人为地将世界划分为不同的领域的问题，重新创造了虚拟的格局：西方与东方的对立、我们与穆斯林的对立、第一夫人发表演讲的文化和女人们穿着罩袍默默地走来走去的文化的对立。

对我来说最紧迫的是，为什么穆斯林妇女，尤其是阿富汗妇女，对这种文化解释模式如此重要？这种解释模式忽视了所有人都卷入的复杂纠葛，有时还会令人惊讶地结盟。为什么这场“反恐战争”用了其他冲突都没有用的女性象征？劳拉·布什11 月 17 日的广播讲话揭示了这种文化解释的政治目标。 一方面，她的发言破坏了本应保持的重要区别。 塔利班和恐怖分子之间的关系不断滑坡式趋同，以至于他们几乎变成了一个词——一种带有连字符的怪物身份：塔利班和恐怖分子。然后将两个天差地别的原因模糊为一个：阿富汗妇女持续营养不良、贫困和健康不佳的原因，以及最近在塔利班统治下她们被排除在就业、上学和涂指甲油的乐趣之外的原因。另一方面，她的演讲加深了为阿富汗妇女和儿童心碎的“全世界文明人”，与想要“将他们的世界强加给我们”的文化怪物塔利班和恐怖分子之间的鸿沟。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这份演讲通过女性将美国轰炸和干预阿富汗正当化，并为美国参与的“反恐战争”辩护。正如劳拉·布什所说，“由于我们最近在阿富汗大部分地区取得的军事进展，妇女不再被囚禁在家中。她们可以听音乐和亲近女儿而不用担心受到惩罚……” “反恐斗争也是妇女的权利和尊严的战争”（美国政府，2002 年）。

这些话对任何研究过殖民历史的人都有难以忘怀的熟悉感。许多研究过英国在南亚的殖民主义的人都注意到在殖民政策中对当地妇女问题进行干预以证明其正当性。例如，sati（寡妇在丈夫的葬礼柴堆上自焚的做法）、童婚和其他做法的干预。正如斯皮瓦克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1988) 说的那样：白人男性从棕色男性手中拯救棕色女性。历史记录中充满了类似的案例，包括中东。在世纪之交的埃及（Turn of the Century Egypt），莱拉·艾哈迈德 (Leila Ahmed, 1992) 称“殖民女性主义”正在努力发挥作用。这是对埃及妇女困境的选择性关注，关注的重点是压迫的标志（面纱）而不是妇女的教育。同一个英国人克罗默勋爵大声宣称，他在国内反对妇女的选举权。

社会学家Marnia Lazreg（1994）提供了一些法国殖民主义在阿尔及利亚招募两名男子参与其事业的生动例子。她写道：

…也许是殖民地侵占妇女声音的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以及其中那些已经开始接受女性革命者的人的沉默…作为不戴面纱的榜样，发生在 1958 年 5 月 16 日 [就在阿尔及利亚经过长期的血腥斗争，最终从法国获得独立的四年前]。 那天，反叛的法国将军在阿尔及尔组织了一次示威，以表明他们决心让阿尔及利亚保持法属地位。 为了向法国政府提供阿尔及利亚人同意他们的证据，将军们从附近的村庄用公共汽车送来几千名当地男子，还有几名当地妇女，由法国女人庄严地为她们揭开面纱。 ...围捕阿尔及利亚人并让他们参加对法国忠诚的示威活动本身是殖民时代的寻常行为。但是，在精心设计的仪式上给女性揭幕为这一事件增添了一种象征意义，戏剧化地表现了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的一个不变特征：对女性的痴迷。 [Lazreg 1994:135]

Lazreg (1994) 也给出了法国人早些时候试图改变阿拉伯妇女和女孩的令人难忘的例子。 她描述了 1851 年和 1852 年在阿尔及尔穆斯林女子学校举行的颁奖典礼上上演的短剧。在第一部剧中，“来自阿尔及尔的一位法国女士”写了两个阿尔及利亚阿拉伯女孩用文字回忆她们的法国之旅，包括以下内容：

哦，关切备至的法国：哦！好客的法国！...

高贵的土地，我感到自由

在基督教的天空下向我们的上帝祈祷…

上帝保佑你给我们带来的快乐！

还有你，养母，教导我们

拥有这个世界，

我们将永远珍惜你！[Lazreg 1994:68-69]

这些女孩被创造出来呼吁拥有这个世界，这个在基督教的天空下自由统治的世界。一个并非塔利班和恐怖分子“想强加给我们其他人”的世界。

正如我在上面所说的那样，当整洁的文化偶像被涂在更混乱的历史和政治叙事之上时，我们需要保持警惕。我们要警惕声称拯救或解放穆斯林妇女的克罗默勋爵、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女士，还有劳拉 · 布什和他们背后的军队。

现在，我想更仔细地分析劳拉·布什所说的对美国人的解放感到“欣喜若狂”的阿富汗妇女。这就需要讨论面纱或罩袍，因为它是当代关注穆斯林妇女的核心。这将为人类学家，尤其是女性主义人类学家如何应对全球化世界中的文化差异问题奠定基础。最后，我将回到拯救穆斯林妇女的言论并提供另一种方式。

众所周知，塔利班禁令和恐怖分子（Taliban-and-the-terrorists）对阿富汗妇女的压迫的最终标志是她们被迫穿上罩袍。自由主义者有时会承认，尽管阿富汗已经从塔利班手中解放出来，但女性似乎并没有脱下罩袍，这让他们感到惊讶。但在穆斯林地区工作过的人一定会问为什么这如此令人惊讶。 我们是否期望一旦从塔利班“解放”出来，她们会“回到”衬衫和蓝色牛仔裤，掸掉香奈儿套装上的灰尘？我们需要对“掩饰女性”的衣着更加敏感，因此我们需要提出一些关于面纱的基本常识。

首先，铭记塔利班并没有发明罩袍。这是此地区的普什图妇女外出时穿的当地的衣物。 普什图人是阿富汗斯坦的几个民族之一。罩袍是次大陆和西南亚的多种衣物形式之一，现在已发展为象征女性谦虚或受人尊敬的标志。与其他一些形式的“遮盖”一样，罩袍在许多情况下都标志着男性和女性领域的象征性分离，象征女性与家庭有关，与陌生人混在一起的公共空间无关。

二十年前，在巴基斯坦工作的人类学家汉娜·帕帕内克 (Hanna Papanek, 1982) 将罩袍描述为“便携式隐居”（portable seclusion）。她指出，许多人将其视为一项解放性的发明，因为它使女性能够离开隔离的生活空间，同时仍遵守基本道德要求并将女性与无关的男性分开。自从看到她的“便携式隐居”观点，我就把这些裹身的袍子当成了“移动的家”。 在任何地方，这种面纱都意味着属于一个特定的社区与一种道德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家庭在社区的组织中是最重要的，而家庭与妇女的神圣性联系在一起。

随之而来的明显问题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女性会突然变得不端庄？为什么她们会突然扔掉她们的体面标志——通过象征性地向所有人发出信号：即使她们在公共场所移动，但她们仍然处于不可侵犯的家庭领域，以此免受陌生男人的骚扰——不论是罩袍还是其他形式的遮挡物？尤其是当这些服装形式变得如此传统以至于大多数女性很少考虑它们的含义时。

打个不完美的比方：我们非常清楚穿短裤看歌剧是不合适。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为阿富汗妇女不脱下她们的罩袍而惊讶呢？当这些关于阿富汗妇女的罩袍的讨论如火如荼时，我的一个朋友因为想穿裤装参加豪华婚礼而遭到丈夫的责备：“你知道你不能穿裤子参加 WASP 婚礼，”他提醒她。纽约人知道，哈西德派妇女戴着漂亮的头巾时，在她们穿着黑色外套和帽子的沉闷丈夫旁边看起来非常时尚，但同时她们戴着假发。这是因为宗教信仰和社区礼仪标准要求遮盖头发。她们还改变精品时 装，让其拥有高领和长袖。正如人类学家非常清楚的那样，人们穿着适合他们社会\社区的合适形式的衣服，并受到社会共同标准、宗教信仰和道德理想的指导，除非他们故意越界或无法负担得起合适的衣服。如果我们认为美国女性生活在一个不需要考虑服装选择的世界的话，我们需要提醒自己这就是“时尚的暴君”。

在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发生的事情是，面纱是一种区域性的遮盖或风格，与某个受人尊敬但非精英的阶层相关，作为“宗教”被强加给每个人适当的惯习。面纱以前有许多不同的风格， 在不同的群体和阶级中流行或沿袭——用不同的方式来标记女性的谦虚与品德，或者在最近的时代，表示宗教虔诚。虽然我不是阿富汗问题的专家，但我想塔利班控制时留在阿富汗的大多数妇女都是农村妇女或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非精英家庭，因为她们是唯一无法通过移民来逃避阿富汗近代历史的苦难和暴力的人们。如果从强制佩戴罩袍中解脱出来，这些妇女中的大多数人会选择其他形式的适度头巾，就像所有住在附近但没有受到塔利班统治的人一样——她们在印度北部农村的印度教对应部分或她们在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姐妹。

甚至《纽约时报》也刊登了一篇关于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女性难民的文章，试图让读者了解这种当地的变化（Fremson 2001）。 这篇文章描绘了一切。从一位普什图妇女解释说这是适合她社区的衣服，一件标志性的带刺绣眼孔的罩袍，到她们称之为长袍的大围巾，再到被称为“头巾”（hijab）的流行的漂亮连衣裙。 那些身着新伊斯兰服装的学生是典型的，她们正走向职业生涯，尤其是在医学领域，就像她们埃及到马来西亚的同行一样。 一个戴大围巾的是学校校长； 另一个是贫穷的街头小贩。 这位年轻街头小贩的名言是：“如果我[穿罩袍] 难民会取笑我，因为罩袍是为留在家里的‘好女人’准备的”（Fremson 2001:14）。 在这里，读者可以看到与罩袍相关的当地地位——它是为来自富足家庭的体面的好妇女设计的，象征着她们不会被迫在街上卖东西为生。

英国报纸《卫报》在 2002 年 1 月刊登了对 Suheila Siddiqi 医生的采访，一位在阿富汗受人尊敬的外科医生，在阿富汗医疗队中担任中将军衔（Golden berg 2002）。 六十多岁的她来自精英家庭，和她的姐妹们一样，受过良好的教育。与同班的大多数女性不同，她选择不流亡。她在文章中被描述为“反抗塔利班的女人”，因为她拒绝穿罩袍。 当塔利班于 1996 年前来要求她重返医院时，她要求做一家大医院的院长。此时距离她和其他女性一起被解雇仅八个月。Siddiqi医生被描述为苗条、迷人且自信。但在文章的进一步内容中，注意到她蓬松的花白头发被薄纱覆盖。这提醒我们，虽然她拒绝穿罩袍，但她对戴罩袍（chador）或围巾毫无反感。

最后，我需要就面纱提出一个关键点。面纱是多种形式的遮盖，它们本身在使用它们的社区中具有不同的含义。但遮盖本身也不能与缺乏人权相混淆，或代表缺乏人权。正如我在 1970 年代后期和 80 年代（1986 年）埃及贝都因社区的民族志中所论证的那样，在受人尊敬的年长男性面前将黑色头巾戴到脸上被认为是女性的自愿行为，她们坚定的道德和荣誉感与家庭息息相关。她们展示自己地位的方式之一是在某些情况下遮住脸。她们决定她们将为谁佩戴面纱。

举一个截然不同的例子，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穆斯林世界许多受过教育的女性所穿的伊斯兰教现代服饰既可以被解读为公开标志宗教虔诚，也可以被解读为受过良好教育的成熟的标志；它被视为一种现代性（例如，Abu-Lughod 1995、1998；Brenner 1996；El Guindi 1999；MacLeod 1991；Ong 1990）。 正如 Saba Mahmood (2001) 在她关于埃及清真寺运动中女性的民族志中如此出色地展示的那样，这种新的服饰形式也被许多女性视为培养美德的方法的一部分，是渴望亲近上帝的结果。

从这个关于面纱在当代穆斯林世界的意义的相当基本的讨论中，能得出两点。第一，我们需要反对将面纱解释为女性不自由的典型标志，即使我们反对国家强加这种形式，例如在伊朗或塔利班。（必须记住，土耳其和伊朗等现代化国家在本世纪早些时候禁止戴面纱，并要求除宗教神职人员外的其他人都穿西装。） 如果我们接受以下基本前提，那么自由意味着什么？ 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类，是否总是在特定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长大并由社会塑造其对世界的愿望和理解？仅仅谴责罩袍是中世纪强加的东西，这难道不是对女性自身和对她们所做事情的理解的严重侵犯吗？第二，我们必须注意不要将数百万穆斯林妇女的不同情况和态度简化为一件衣服。或许是时候放弃西方对面纱的痴迷，关注女性主义者和其他人确实应该关注的一些严肃问题了。

最终，罩袍引发的重大政治伦理问题是如何处理文化“他者”。我们如何在不接受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所暗示的被动性的情况下处理差异？人类学家正是以这种相对主义而闻名——文化相对主义认为这是他者的文化，我无权评判或干涉，只能试图理解。文化相对主义无疑是对族群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以及作为其基础的专制主义的一种改进；但是，我们世界各地的文化已经是长期互动的产物了。

我想从三个角度探讨女性问题、文化相对主义和“差异”问题。首先，女性主义人类学家（陷入尴尬境地的流派，如斯特拉森 [1987] 所声称的那样）将如何处理政治上的同床异梦。 当我过去几年收到为保护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妇女而流传的电子邮件请愿书时，我感到很痛苦。我不赞同塔利班的原教旨主义；我不支持对妇女的压迫。但竞选活动的来源让我担心。 我通常想与好莱坞名人这样的政治人物为伍（参见 Hirschkind 和 Mahmood 2002）。 我从来没有收到过这样的妇女的请愿书：捍卫巴勒斯坦妇女免受以色列轰炸或检查站日常骚扰的安全权，要求美国重新考虑其对剥夺她们的权利、使她们无法工作、取消她们最基本的自由的（以色列）政府的支持。也许这些人中的一些人可能正在签署请愿书，以拯救非洲妇女免于割礼（dowry deaths），或拯救印度妇女免于嫁妆之死（dowry deaths）。 然而我认为，如果不是穆斯林男性压迫穆斯林女性，那么动员这么多美国和欧洲女性就不会那么容易——她们会为她们感到难过，并且她们会认为自己高人一等。 电视天后奥普拉·温弗瑞 (Oprah Winfrey) 会支持来自以色列的妇女和平组织“黑衣女郎”（Woman in Black），就像她支持获得了《魅力杂志》（Glamour Magazine）年度女性奖阿富汗妇女革命协会RAWA 一样吗？我们如何看待后塔利班时代的“现实之旅”("Reality Tours")，例如全球交换公司于 2002 年 3 月售卖的题为“勇气与坚韧：阿富汗妇女代表团”的旅行？这个耗费1,400 美元的旅游的理由是“随着塔利班政府的倒台，阿富汗妇女在过去十年中第一次有机会通过参与重建国家来恢复她们的基本人权并确立她们作为平等公民的角色。” 此旅行的目的是庆祝国际妇女节，“提高人们对阿富汗妇女所面临的关切和问题的认识，并见证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这些条件为阿富汗妇女创造了新的机会”（Global Exchange 2002）。

对这种庆祝阿富汗妇女权利的活动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并不代表对任何地方妇女组织做出批评，例如 RAWA，其成员自 1977 年以来一直勇敢地为尊重妇女人权的民主世俗阿富汗工作，反对苏联支持的政权或美国、沙特和巴基斯坦支持的保守派。她们反对虐待的记录以及她们在诊所和学校开展的工作非常重要。

同时，我们也不能怪罪那些揭露塔利班将妇女置于可怕环境中的组织。女权多数派组织（Feminist Majority）帮助阻止了塔利班与美国跨国公司 Unocal 之间的秘密输油管道交易，该交易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得以推进。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绝不能与一位共和党总统的新殖民女性主义虚伪相混淆（这位共和党总统并不是因为其在女性主义问题上的进步立场而当选的）也不能与政府淡化美国在阿富汗的北方联盟盟友侵犯妇女的可怕记录相混淆。在塔利班介入恢复秩序之前，内讧摧毁了阿富汗，强奸和袭击事件十分普遍。

然而，它建议我们需要仔细审视我们支持的观点（以及我们不支持的）并仔细思考原因。 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复杂的政治和道德问题，当我们与通常不同意的人达成一致？我不知道有多少对从塔利班手中拯救阿富汗妇女感到高兴的女性主义者，也在要求全球重新分配财富时考虑彻底牺牲自己的消费，以便非洲或阿富汗妇女有机会拥有——我确实相信其应该成为一项普遍的人权——免受全球不平等的结构性暴力和战争蹂躏的自由权利，有足够食物的日常权利，为她们的家庭提供生活和繁荣的家园，拥有过上体面生活的方法，以便她们的孩子能够成长，并有力量和安全感在她们的社区内以及与她们想要的任何伙伴一起工作，如何过上美好的生活。

怀疑只是第一步；它不会让我们更积极地思考该做什么或站在哪种立场。为此，我们需要面对两个更大的问题。首先是接受差异。我们是否只能让阿富汗妇女像我们一样自由，或者我们是否必须承认，即使在从塔利班手中“解放”之后，她们想要的东西可能与我们想要的不同？ 我们该怎么办？其次，我们需要警惕所谓拯救他人的言论，因为它暗示了我们的态度。

再一次，当我谈到接受差异时，我并不是在暗示我们应该听天由命地成为文化相对主义者，将其他地方发生的一切都视为“只是他们的文化”。 我已经讨论过“文化”解释的危险； “他们的”文化与我们的文化一样，都是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我提倡的是承认和尊重差异所涉及的艰苦工作——恰恰是不同历史的产物，不同情况的表达，以及不同结构的欲望的表现。我们可能想要为女性伸张正义，但我们能接受不同的女性关于正义可能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女性可能想要或选择与我们设想的最佳未来不同的未来（见 Ong 1988）吗？ 我们必须考虑到，他们可能因为用不同的语言而被称为不同的人。

11 月下旬举行的讨论阿富汗重建的波恩和平会议的报告显示，在场的少数阿富汗女性女权主义者和活动家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RAWA 的立场是拒绝对伊斯兰治理采取任何和解方式。根据我读到的一份报告，大多数女性活动家，尤其是那些了解当地现实的阿富汗女性活动家，都同意伊斯兰教必须成为改革的起点。其中一个代表团的驻美国顾问法蒂玛·盖拉尼 (Fatima Gailani) 说：“如果我今天去阿富汗，要求妇女投票表决废除宗教（secularism），她们会告诉我让我下地狱。” 取而代之的是，根据一份报告，这些女性中的大多数人都在寻找如何争取平等的灵感，并找到一个看似令人惊讶的地方。她们将伊朗视为一个妇女在伊斯兰框架内取得重大成就的国家——通过以伊斯兰为导向的女权运动挑战不公正现象并重新解释宗教信仰传统。

伊朗的情况本身就是女性主义圈子内激烈辩论的主题，尤其是在西方的伊朗女性主义者（例如，Mir-Hosseini 1999；Moghissi 1999；Najmabadi 1998，2000）。目前尚不清楚女性是否以及用何种方式取得了进步。同时，识字率的大幅提高、出生率的下降、女性在职业和政府中的存在，以及女性主义者在写作和电影制作等文化领域的蓬勃发展是否是因为建立了所谓的伊斯兰共和国也尚不可知。伊斯兰女性主义的概念本身也存在争议。它是在修饰矛盾（oxymoron）还是指由想要第三条道路的勇敢女性发起的可行运动？

在思考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和穆斯林世界不同地区的女性主义时，我们必须小心的事情之一是如何不陷入将女性主义置于西方一边的二元对立。我曾写过当西方女性主义者发起运动时阿拉伯女性主义者所面临的困境，这些运动使她们容易受到当地各种保守派（无论是伊斯兰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谴责为叛徒（Abu-Lughod 2001）。 正如 Afsaneh Naj mabadi 等争论的那样，从伊斯兰教和西方之间假定的对立角度来简单地看待历史是错误的（就像现在在美国与穆斯林之间发生的那样），但接受伊斯兰教与西方之间、原教旨主义与女性主义之间的这种文化对立在战略上也是危险的，因为穆斯林国家中那些试图表达不公正的人，那些可能想要拒绝分歧并从不同的历史中吸取一种文化的人，那些不接受成为女性主义者意味着西方化的人，将像我们一样面临选择的压力：你是支持我们还是反对我们？

我的意思是提醒我们注意差异，尊重可能给女性带来更好生活的社会变革的其他途径。 可以有伊斯兰式的解放吗？而且，除此之外，解放是所有妇女或人民为之奋斗的目标吗？ 解放、平等和权利是我们必须使用的通用语言的一部分吗？引用萨巴·马哈茂德 (Saba Mahmood) 在描写埃及妇女寻求成为虔诚的穆斯林时的话，“对自由和解放的渴望是一种特定的历史情境下的渴望，其动机力量不能先验地假定，但需要根据文化和历史定位的主体所固有的其他愿望、抱负和能力”（2001：223）。 换句话说，其他愿望是否对不同人群更有意义？生活在亲密的家庭中？以敬虔的方式生活？生活没有战争？我在埃及做了 20 多年的实地考察，我想不出我认识的任何一个女人，从最贫穷的农村到最受教育的国际大都会，曾经表达过对美国女性的嫉妒，她们往往认为女性失去社区容易受到性暴力和社会失范的影响，受个人成功而非道德驱使，或者奇怪地不尊重上帝。

马哈茂德(2001) 指出了一件令人不安的事情：当一个人主张尊重其他传统时会发生这种情况。她指出，从事或试图理解穆斯林和伊斯兰教徒的人与从事世俗人道主义项目的人提出的政治要求似乎有所不同。研究埃及的虔诚运动的她，一直被迫揭露世界各地伊斯兰势力造成的伤害——否则她就会被指责为辩护者。但是，似乎从来没有对研究世俗人文主义及其项目的人有平行的要求，尽管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从世界大战到殖民主义，从种族灭绝到奴隶制，可怕的暴力事件一直与之相关。

最后，让我们回到我的标题，“穆斯林妇女需要拯救吗？” 以上文化、面纱以及如何驾驭文化差异的讨论，应该让那些为劳拉·布什的美国军队解放的阿富汗妇女自我感动的人有了不同的看法。将阿富汗妇女塑造成需要拯救的人是很有问题的。当你拯救某人时，你暗示你正在拯救她免于某些情况。你也在同时将她救往另一个情况。这种转变带来了哪些暴力，以及关于你拯救她的优越性的假设是什么？拯救其他女性的项目依赖于并强化了西方人的优越感，这是一种值得挑战的傲慢态度。要理解拯救妇女的修辞中的高人一等，人们需要做的就是想象今天在美国将其用于弱势群体，如非裔美国妇女或工人阶级妇女。我们现在将她们理解为遭受结构性暴力。我们已经将种族和阶级政治化了，但却没有对文化做出同等对待。

作为人类学家、女性主义者或关心此事的公民，我们应该警惕继承 19 世纪那些献身于拯救穆斯林姐妹的基督教女传教士的衣钵。我最喜欢的那个时期的文件之一是名为“我们的 穆斯林姐妹”（Our Moslem Sisters）的合集，这是 1906 年在开罗举行的女传教士会议的会议记录（Van Sommer 和 Zwemmer 1907）。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来自黑暗之地的需要的呼喊》。 谈到无知、隐居、一夫多妻制和面纱毁坏了穆斯林世界妇女的生活，传教士妇女谈到她们有责任让这些妇女的声音被听到。正如导言所述，“她们永远不会为自己哭泣，因为她们在几个世纪的压迫下陷入困境”（Van Sommer 和 Zwemer 1907：15）。 “这本书，”它说，“以其关于错误和压迫的悲伤、反复的故事是一种控诉和一种呼吁……它是一种对基督教女性纠正这些错误并通过牺牲和服务来照亮这种黑暗的呼吁 “（Van Sommer 和 Zwe mer 1907:5）。

尽管语言是世俗的，但今天人们仍能听到女传教士崇高目标的不可思议的回声，这次她们呼吁的不是耶稣，而是人权或自由的西方。此类意象和情绪的持续流行可以从它们为完美的人道主义事业而进行的部署中看出。 2002 年 2 月，我收到邀请参加一个名为 Medecins du Monde/世界医生 (MdM) 的国际医疗人道主义网络的招待会。在法国驻美国大使、欧盟委员会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和欧洲议会一名成员的赞助下，以照片展为特色的鸡尾酒会陈词滥调的标题是“阿富汗妇女：面纱背后”。

这张邀请函非常引人注目，不仅是因为照片上的妇女穿着飘逸的罩袍走过阿富汗贫瘠的山区，而且还有文字，我引用其中的一部分：

20 年来，MdM 一直在不断努力帮助那些最脆弱的人。 越来越多的厚面纱掩盖了战争的受害者。 1996 年塔利班上台后，阿富汗妇女变得面目全非。看病时蒙着脸，是为了获得一种亲密感，为隐秘的自由找一个短暂的空间，找回一点尊严。在一个妇女因为无权出现在公共场合而无法获得基本医疗服务的国家，妇女没有行医的权利，MdM的计划是人权的顽固提醒……请和我们一起帮助她们揭开面纱。

虽然我不能在这里讨论与揭开面纱相关的性幻想，也是阿卢拉在殖民后宫（The Colonial Harem 1986）中出色地揭露的法国殖民迷恋的性幻想，但我可以问人道主义项目和人权话语在 21 世纪为什么需要依赖穆斯林妇女的这种建构。

难道我们不能抛开拯救他人的面纱和使命，转而关注如何让世界变得更加公正吗？尊重差异不应与文化相对主义相混淆的原因是，它并不忽略我们[欧美]生活在世界上一个享有特权和强大地位的地方，同时教授我们如何审视自己对远方其他人所处境况的责任。我们不站在那个世界之外，眺望这片在压迫文化的阴影或面纱下的人海；我们是那个世界的一部分。伊斯兰运动本身是在西方列强与中东生活密切接触所塑造的世界中兴起的。

在我看来，更有成效的方法是询问我们如何为使世界变得更加公正做出贡献。 一个不围绕战略军事和经济需求组织起来的世界；一个我们仍然认为重要的某些力量和价值观可能具有吸引力的地方，以及在社区内进行讨论、辩论和变革所必需的和平的地方。我们需要扪心自问，我们可以为创造什么样的世界状况做出贡献，以便在面对全球不公正的形式时，大众的愿望不会被压倒性的无助感所左右。在我们寻求积极参与遥远地方的事务，我们能否本着支持那些社区内其目标是让女性（和男性）生活得更好的人而这样做（正如沃利在与生殖器实践相关的问题上所争论的那样，genital cutting in Africa, [1997])）？ 我们能否使用更平等的联盟、联合和团结的语言来代替救赎？

即使是引起美国妇女对塔利班的暴行的关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现在著名的阿富汗妇女革命协会RAWA，也从一开始就反对美国的轰炸。她们没有从中看到阿富汗妇女的救赎，而是增加了她们的艰辛和损失。她们长期以来一直呼吁裁军和维和部队，其发言人指出了将政府与人民混淆的危险；无辜的阿富汗人将受到最大伤害。她们不断提醒观众密切关注围绕石油利益、军火工业和国际毒品贸易而制定政策的方式。她们并不沉迷于面纱问题，尽管她们是为世俗民主的阿富汗而努力的最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很遗憾，尽管她们对阿富汗的批评包括以前的政权，但美国只听到了她们关于塔利班过激行为的信息。传教士工作和殖民式女性主义属于过去。我们的任务是批判性地探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创造一个世界，一个让“文明世界的人们的心都碎了”的贫穷阿富汗妇女能够过上安全和体面的生活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