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背景与影响

【编者按】本文译自《中东政策》杂志（Middle East Policy）第28卷第3—4期（volume 28, issue 3-4）2021年11月8日发布的文章《土耳其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背景与影响》（Turkey’s Military Operations in Iraq: Context and Implications），作者沙班·卡尔达什（Şaban Kardaş）。北京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卡塔尔国中东研究讲席项目于2022年4月2日发布第29期北京大学中东研究评论，收录本文，授权转载。

2020年6月15日，土耳其军队越境进入伊拉克发动“鹰爪行动”。2021年2月10日至14日，土耳其军队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发动了第二阶段“鹰爪行动”。

【摘要】

土耳其利用硬实力、强制外交和日渐壮大的对外情报机构等多种手段，在伊拉克境内发动军事行动，目的在于消灭“库尔德工人党”势力。文章对土耳其跨境行动的新阶段进行溯源，认为其动机可归于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首先，安卡拉采纳了以军事化的地区政策（militarized regional policy）为基础的打击库尔德分离势力新理念；第二，摩苏尔解放和伊拉克库尔德独立公投失败后，土耳其—伊拉克关系使土耳其能在巴格达和埃尔比勒两方都占据支配地位，使得土耳其的干涉进一步加强。文章评价了土耳其决心继续进行军事行动可能导致的更为广泛的影响。首先，土耳其针对“库工党”的军事行动可能对该组织演化起到决定性作用；第二，土耳其在中东政策上新采纳的自信立场和对武力的依赖所遇到的挑战和限制；第三，在坚持强制性政策的同时，土耳其也许要通过巧妙斡旋来维持伊拉克脆弱的内部平衡；最后，虽然安卡拉采取强硬立场可能为其与伊朗的紧张关系带来新考验，但这或许并不会破坏两国在地区政策上已达成的新共识。

2021年2月13日，“库尔德工人党”杀害13名土耳其公民，作为对土耳其在伊拉克北部开展军事行动的回应。这一事件是土耳其在伊拉克军事行动扩大化的结果。此前为清除“库工党”势力，土耳其已在伊拉克开展多次跨境军事行动并建立前哨基地。此次军事行动得到土耳其空军、无人机、特种部队等多方面硬实力支撑，现在又增加了对外情报机构的支持。

这并非土耳其第一次出兵南部邻国伊拉克。近几十年，土耳其已进行了多次跨境军事行动，有时甚至出动重兵，并在伊拉克境内设置常驻军力。这一做法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Kurdistan Regional Government / KRG）控制区尤甚，其目的是消除“库工党”在甘迪勒地区（Qandil）的威胁。然而，土耳其发动的最新一波攻势却集中在伊拉克中央政府辖区和伊拉克与叙利亚的边境地区。更明显的一点是，此前为消除库尔德分离势力温床而对伊拉克的大规模出兵均设置了固定时限，但土耳其最近的军事行动却未设时限，部署在前述地区的军队将长期驻扎，以维持对地区形势的有效控制。土耳其侵犯伊拉克主权的做法招致国际社会的批评，尤其是伊拉克正处于非常脆弱的状态。土耳其进行军事行动时，伊拉克人民动员力量（Iraqi Popular Mobilization Units / PMU）的部分武装部署到争议地区，并向土耳其发出威胁性言论，导致地区局势更加紧张。

土耳其在伊拉克北部进行如此强硬的军事行动是出于何种动机？文章将通过分析土耳其对伊拉克的政策变化及新出台的跨境作战打击库尔德分离势力政策等诸多相互关联的新发展，对当前土耳其越境作战新阶段进行综述。

【背景】

当前各方讨论的中心在于土耳其将军事行动向辛贾尔（Sinjar）扩展的兴趣。辛贾尔位于伊拉克与叙利亚交界处的伊拉克尼尼微省。土耳其对辛贾尔日渐活跃的“库工党”的关切始于2014年。2014年库尔德自由斗士武装（Peshmerga）将雅兹迪人从“达伊什”组织（Daesh，即极端组织ISIS）围攻中拯救出来之后快速撤军，留下巨大的权力真空迅速被“库工党”填补。“库工党”在当地居民中发展组建“辛贾尔保护组织”（Sinjar Protection Units / YBS），参与辛贾尔解放的战斗，从而在该地区的渗透更加深入。2015年，“库工党”在辛贾尔建立基地。

“库工党”的传统势力范围位于伊朗与伊拉克边界的甘迪勒山，辛贾尔基地的开辟使其在伊拉克境内的影响力增大，其存在获得部分承认，并与一些组织结盟。“库工党”设置地区代理人的策略为其提供了合理辩解和规避合法性问题的空间，帮助其成为该地区地缘政治的领导者。

与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the Democratic Union Party / PYD）/ “人民保卫军”（People’s Protection Units / YPG）和伊朗“库尔德自由生活党”（Kurdistan Free Life Party）相似，在打击“达伊什”组织的背景下，“库工党”创造了一个能建立伙伴关系的灰色地带。依靠美国对叙利亚库尔德“人民保卫军”的支持，“库工党”有更多机会参与军事行动、获得军火及人力支援。“库工党”在辛贾尔站稳脚跟，增加了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流动性，使其在两国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2015年之后，“库工党”依托“辛贾尔保护组织”，支持伊拉克人民动员力量以对抗库尔德民主党加强控制辛贾尔的意图。这一做法也使得“库工党”能从伊拉克中央政府获得经济和军事援助。土耳其与伊拉克关系最为紧张之时，“库工党”与伊拉克人民动员力量的合作也成为严重争端的原因。在伊拉克库区政府独立公投引发的危机中，库尔德民主党不得不离开辛贾尔，将该地区控制权让给“库工党”及伊拉克人民动员力量的一些势力。

“库工党”的存在继续威胁着土耳其在辛贾尔的利益。在反“达伊什”行动后期，土耳其开始将辛贾尔视作“库工党”活动的新重心。除安全考虑外，辛贾尔对土耳其在伊拉克获得更广泛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尤为关键。

自2019年以来，土耳其在辛贾尔的飞机和无人机空袭频度增加，大部分空袭的目标是“库工党”在该地区活动的重要人员。与此同时，2019年秋土耳其军队在叙利亚东北部库尔德“人民保卫军”控制区发动名为“和平之春”（Peace Spring Operation）的军事行动。2020年6月，土耳其在从甘迪勒到辛贾尔的广阔地域开展第一阶段“鹰爪行动”（Eagle Claw Operation），包括使用地面武装力量。土耳其指出，源自该地区针对土耳其的攻击日益频繁，从而为土耳其使用武力进行辩护。这些行动是土耳其国内军事行动的延伸。土耳其军队也得到了伊拉克库区政府的支持，在杜胡克和巴希卡（Bashiqa）周边多个地区修建长期和临时据点，以阻止“库工党”进入要害地区。伊拉克库区政府与土耳其军队的协作也导致“库工党”与库尔德自由斗士武装之间发生多次小规模冲突。

2020年10月，伊拉克总理穆斯塔法·卡迪米取得重大胜利，库区政府与伊拉克中央政府达成《辛贾尔协议》，在辛贾尔部署联军，重树中央政府权威，解决安全问题，统筹区内重建和难民回归问题，并迫使“库工党”势力离开该地区。伊拉克中央政府为落实协议中的部分条款已做出一些努力，比如向辛贾尔派遣警力。但由于内部某些派系反对及相关风险存在，伊拉克中央政府未能决断使用武力来实施该协议，而“库工党”对库尔德自由斗士武装的攻击也没有停止。

这使得土耳其不得不亲自出面解决问题。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于2021年1月22日用此前宣布对叙利亚发动军事行动时相同的措辞表示，土耳其可能“一夜之间”兵临辛贾尔。土耳其国防部长胡卢西·阿卡尔（Hulusi Akar）和总参谋长访问了巴格达和伊拉克库区首府埃尔比勒。阿卡尔表示，他的谈话对于联合打击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分离势力是富有成效的，强调总体来看“库工党”并未撤出辛贾尔，若巴格达求援，土耳其将出手相助。2021年2月，土耳其在伊拉克库区政府辖地杜胡克省发动第二阶段“鹰爪行动”，该阶段的打击目标主要为“库工党”在山区的藏身之所。与伊朗结盟的伊拉克人民动员力量向该地区增兵，反对土耳其干预。土耳其随即宣布第二阶段作战目标已经达成，行动结束。尤其是13名土耳其公民被“库工党”杀害，土耳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有利于土耳其宣布采取进一步行动。事实上，土耳其在该地区针对“库工党”武装的空中和地面攻势及对其领导人的精确打击仍在继续。

土耳其与伊拉克之间的哈布尔口岸（Habur Crossing），在伊拉克库尔德一侧称为易卜拉欣·哈利勒口岸（Ibrahim al-Khalil Border Crossing）。

【新干涉主义的原因】

土耳其干涉伊拉克的背后存在两点相关联的因素。首先，土耳其新出台的积极打击库尔德分离势力指导理念，是通过军事化的地区政策来消灭周边国家的“库工党”势力，土耳其近来做法上的变化与其该理念一致。其次，摩苏尔地区解放和伊拉克库区政府独立公投之后，土耳其与伊拉克的关系进入新阶段，创造了较为宽松的环境，区域力量平衡的调整将很大程度上对土耳其有利。

对“库工党”的政策

土耳其的地区政策越来越依赖于使用强制手段。虽然这种强硬做法的动机始终处于争议之中，但土耳其将其视作国内外新的积极打击库尔德分离势力政策的一部分。自2015年以来，土耳其针对“库工党”势力进行严厉打击。土耳其国内政治环境已相对稳定，军事能力大幅提升又带来压倒性优势。有了这两点，土耳其将硬实力置于其新政策的中心地位，全然无视外界重启对话的呼吁。土耳其从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向“库工党”施加巨大压力，发动全天候持续性军事打击。土耳其的目标是使“库工党”在农村地区完全失去立足之地，从而将其活动范围限制在城镇，以破坏其财政、招募和后勤能力。通过系列打击，“库工党”在土耳其境内的势力被大幅削弱，因此土耳其相信，“库工党”在“和平进程”内获得的政治空间及控制的人口已大福缩水，该组织大势已去。

对国内“库工党”势力的严厉打击所获成果也影响了土耳其的地区政策。为使“库工党”及其分支失去所控地区，并进一步削弱其合法性，土耳其采取了强硬的军事立场。实际上，考虑到“库工党”的活动范围涉及多个国家，土耳其的做法被视为巩固自身国家利益的必要举措。从土耳其官方角度来看，只要“库工党”还能获得武器和人员补给，并有机会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受训，该组织在土耳其境内就还有兴风作浪的能力。

虽然土耳其的政策在国内取得成效，基本消除了“库工党”带来的威胁，但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库工党”分支组织几乎未受影响。因此，土耳其将在伊叙两国建立主导地位以限制“库工党”活动作为重中之重。土耳其军队采用当地代理人势力与自身空中和地面军力相结合的复合模式，在叙利亚北部开展多次军事行动，包括2016年为消灭叙利亚边境的“达伊什”组织而发动的“幼发拉底盾牌”（Euphrates Shield）行动，2018年为终结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人民保卫军”在阿夫林地区的控制而发动的“橄榄枝”（Olive Branch）行动，2019年在叙利亚东部针对叙利亚库尔德“人民保卫军”实控区的“和平之春”行动，以及2020年为反对叙利亚和受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组织而开展的“春天之盾”（Spring Shield）行动。

除此之外，土耳其使用武力也与其安全观上的变化不无关系。对抗库尔德分离势力已成为土耳其制定地区政策的首要关切。在近年伊拉克和叙利亚发生的民族教派冲突中，受特定地区和国际势力支持的库尔德分离势力持续影响该地区各个民族国家的稳定。库尔德分离势力不仅填补了各国中央政府缺位留下的权力真空，还进一步扩大其地缘政治影响，逐步获得合法性并宣布对其占领的土地拥有主权。这一变化重新激发土耳其多年来对领土完整的担忧。土耳其将日益扩大的库尔德分离势力视作生存威胁，因此更为迫切地要打击库尔德分离势力对更大权力的野心，这一倾向体现在土耳其对伊拉克库区政府的政策变化上，也体现在进入伊拉克境内进行的军事行动上。若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库工党”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库尔德地区的影响力，土耳其就能够进一步打击和限制库尔德分离势力的野心。  

土耳其对伊拉克政策的变化

由于土耳其正逐渐在与巴格达和埃尔比勒两方的关系上都确立主导地位，其对伊拉克政策的变化也为跨境作战创造了有利环境。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土耳其与伊拉克的关系遭遇重大挫折。土耳其并未参与美国领导的伊拉克战争，因此无法对伊拉克局势进行直接干预。美国对伊拉克什叶派和库尔德人的支持，对土耳其而言无疑是一记重拳。然而，伊拉克逊尼派的行动导致地区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土耳其亦从中发现新机遇。土耳其不时担任伊拉克逊尼派和土库曼人的事实保护人角色，也使美国将其作为稳定伊拉克局势的关键因素。美国从伊拉克逐步撤出之时，安卡拉深化了与伊拉克中央政府的关系，甚至在2009年与之成立了高水平战略合作委员会，合作范围涵盖经济、安全等多个领域。伊拉克日益成为土耳其的主要经济伙伴之一，土耳其在伊拉克战后重建中占到最大份额。“库工党”势力壮大是推动巴格达与土耳其合作日益紧密的主要原因。为减轻土耳其的担忧，美国、伊拉克、土耳其之间建立了三方联盟，共同打击“库工党”势力。

2010年，极具争议的伊拉克大选使土耳其与伊拉克的关系再度走向对抗。虽然由土耳其支持的“伊拉克名单”（Iraqiya List）赢得大选，但最终什叶派“伊拉克全国联盟”（National Alliance）成功使努里·马利基连任总理。马利基颁布的政策将逊尼派在伊拉克政坛中边缘化，使土耳其与伊拉克的关系螺旋式下坠。土耳其为部分伊拉克逊尼派领导人提供庇护的决定使两国关系更加紧张。同时，土耳其与伊拉克库区政府恢复友好往来，加之叙利亚内战爆发，使土耳其与伊拉克关系的裂痕进一步加深。土耳其开始与伊拉克库区政府交好，部分反映了土耳其在库尔德政策上的变化，其对伊政策也呈现以伊拉克库区为中心的特点。土耳其与伊拉克库区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经济、能源协议，这一做法触及了伊拉克中央政府的底线。

土耳其与伊拉克的关系危机在2014年因马利基下台、阿巴迪崛起而暂时结束。阿巴迪当选伊拉克总理为修复两国关系提供了短暂的机遇。然而，两国分歧太大，并非总理更替可以弥合。土耳其执意与伊拉克库区政府往来，而“达伊什”势力兴起及2014年6月摩苏尔陷落使伊拉克逊尼派问题呈现新态势。两国之间的敌意逐渐公开化，伊拉克分裂的风险也在增加。伊拉克中央政府将土耳其视作不稳定因素之一。土耳其与伊拉克关系恶化亦与伊朗对伊拉克局势影响力增大有关。

土耳其在伊拉克驻军一事已成为摩苏尔解放前夕各方争论的焦点之一。土耳其宣布在巴希卡建立基地，训练伊拉克逊尼派和库尔德战士，使他们成为反“达伊什”联盟的一部分。考虑到伊拉克民众动员力量及伊朗在伊拉克问题上日益增大的影响力，土耳其公开警告反“达伊什”行动可能往激进方向发展的危险。巴格达也对土耳其在边境地区陈列重兵的行为提出抗议。然而，土耳其并未从伊拉克逊尼派和土库曼人事实保护人的角色中退缩，而是通过对话消除伊拉克中央政府的顾虑，并在保留伊拉克境内驻军和继续在摩苏尔开展军事行动两方面达成共识，这也是考虑到了土耳其的部分要求。

摩苏尔解放后，两国之间的敌意逐渐被合作所取代。影响两国关系的主要问题已经解决，伊拉克战后重建迫在眉睫，土耳其与伊拉克之间的对话次数大幅增加。以伊拉克库区为中心的对伊政策执行十年之后，土耳其将工作重点逐渐向伊拉克中央政府倾斜，这一点在其对伊拉克库区独立公投的相应政策上明显表现出来。许多人认为，土耳其与伊拉克库区政府已合作多年，土耳其也许会支持伊拉克库区领导人马苏德·巴拉扎尼宣布独立，然而，土耳其转而与伊拉克中央政府站在一起。

土耳其对伊政策的新变化出于对其自身安全的考虑。土耳其与伊拉克库区政府自2008年后开始合作的初衷之一即是安全问题。土耳其认为，伊拉克库区进行建设能稳定自身局势，有利于土耳其安全。然而，巴拉扎尼的独立公投昭示了伊拉克库区政府作为安全合作伙伴的脆弱性。通过其扶持的新代理人，“库工党”在打击“达伊什”过程中收复的争议地区渗透更加深入，在辛贾尔和基尔库克尤甚。这一点证明巴拉扎尼能力不足，更不要指望其能有效打击“库工党”。土耳其千方百计反对伊拉克库区独立公投的原因之一是其想法有变，认为与伊中央政府加强合作是应对“库工党”在伊拉克北部威胁的最好办法。土耳其希望通过支持巴格达在争议地区与伊拉克库区政府针锋相对，伊拉克中央政府能逐步建立起对争议地区的控制，最终达到限制“库工党”势力的目的。

安卡拉与巴格达开始对话适逢摩苏尔解放，伊拉克库区独立公投是双方关系的重要转折点。独立公投之时，伊拉克、土耳其和伊朗在军事行动上相互协调配合，联合向巴拉扎尼施压。土耳其在边界地区部署重兵，甚至跨境进入伊拉克库区打击多个“库工党”据点。三国总参谋长会面讨论实行联合措施，阿巴迪还应埃尔多安邀请访问土耳其。伊拉克库区独立公投结束之后，伊拉克中央政府军队旋即进行针对伊拉克库区的军事行动，而土耳其对此持默许态度。在这次军事行动中，伊拉克库区政府失去了对大片土地的有效控制。

军方交流更加深入也为土耳其跨境行动铺平了道路。自2017年秋季开始，土耳其就与伊拉克中央政府合作制定计划，扩大针对伊拉克北部和辛贾尔地区“库工党”的军事行动。为促使伊拉克加强合作，土耳其近年来在水资源问题上采取更为灵活的态度。土耳其近年来成为军火出口大国，因此两国在国防工业上也逐渐走向合作。

巨大的经济和战略利益也使土耳其进一步坚持将与巴格达的关系作为其伊拉克政策的中心。考虑到投资和贸易的潜力，与伊拉克深化经济联系已成为土耳其的主要目标。土耳其希望建立由伊拉克中央政府直辖、能够直达摩苏尔和伊拉克其他地区的交通运输走廊，以此平衡对伊拉克库区政府的依赖。土耳其与伊拉克之间的贸易及运输网目前唯一的陆路口岸位于库尔德自治地区，是伊拉克库区政府主要影响力和巨额收益的来源。土耳其要建立通往伊拉克逊尼派为主的尼尼微省的通道，这个想法早在“达伊什”组织出现之前便已开始酝酿。摩苏尔解放之后，土耳其重拾绕开伊拉克库区政府来建立新口岸的想法。若新口岸成功建立，土耳其与伊拉克逊尼派和土库曼地区的联系将畅通无阻。而“库工党”武装及什叶派民兵的存在已成为这一长期计划的主要威胁。伊拉克军队对伊拉克库区政府的军事行动也为土耳其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创造了有利条件。

2017年9月26日，土耳其和伊拉克军队在两国边境地区举行联合军演。此前一天，在9月25日，伊拉克库尔德地区进行了公投。

【可能带来的影响】

“库工党”核心力量

土耳其地区政策的重心之一将继续放在打击“库工党”及其附属势力上，且似乎已为达成这一目标做好长期跨境军事行动的准备。当前伊拉克境内正在进行的打击“库工党”势力的军事行动，其背后主要动力是土耳其对该组织发展现状的评估。通过持续施压，土耳其迫使“库工党”处于守势，“库工党”附属势力也为了获得合法地位不得不与“库工党”组织切割。虽然在针对叙利亚库尔德“人民保卫军”政策上与美国相悖，但土耳其在打击伊拉克“库工党”势力一事上得到了华盛顿的默许。作为美国与土耳其结束“和平之春”行动协议的一部分，华盛顿持续向叙利亚库尔德“人民保卫军”施压，迫使其参与库尔德内部对话，切断与“库工党”的联系。“辛贾尔保护组织”也面临相似压力，被迫适应新局面，遵守《辛贾尔协议》。

土耳其相信，由于“库工党”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前途未卜，其保守派与核心领导层必将负隅顽抗，而非举手投降。在土耳其境内策划发动袭击的同时，“库工党”也将破坏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国的稳定。“库工党”也极有可能向土耳其境内偷运武器和武装分子，唤醒藏匿于城市内的秘密小组策划袭击。既然这一切与土耳其消灭“库工党”的长期目标有关，最近在伊拉克境内开展的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先发制人，限制“库工党”的作战能力。

土耳其的武力使用

最近在伊拉克境内开展的跨境军事行动是土耳其自信的地区政策的延续。土耳其一直在沿南部边境修筑防线，此举建立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国继续保持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的基础之上。土耳其坚信自己在中东地区实力强大，这一信念对其采取自信的地区政策起到了助推作用。

很明显，这一做法伴随着诸多早已被广泛讨论的军事和地缘战略风险，其本身也有自相矛盾之处。维护土耳其长期利益的重点在于强化其代表的民族国家范式，但新政策却促使干涉主义日益壮大。自2016年在叙利亚发动“幼发拉底盾牌”行动以来，土耳其宣称有权推进军事部署和防御性跨境武力使用的国家安全理念逐渐明确。考虑到邻国政府软弱无力，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实力强大，边界地区局势不稳，土耳其主张进行防御性打击的做法行之有效。

更重要的是，土耳其新政策引发武力使用合法性的问题。从自身角度来说，土耳其相信正是由于叙利亚和伊拉克政府软弱无能，才导致“库工党”势力日益壮大，控制的地域也不断扩大。因此，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土耳其有自卫权。除了上述已经引起部分专家质疑的法律问题，土耳其在地区问题上采取新姿态也基于类似“大国特权”（great-power prerogative）的心理。当他国无力或无意完全行使其主权，土耳其则似要通过军事介入来发号施令。在叙利亚，土耳其甚至要建立一种托管关系，以期在叙利亚达成恢复领土完整和政治统一的协议之前，能通过叙利亚的亲土耳其势力来实施管治。

从这一角度来理解，最重要的因素并非目标国的自身意愿，而是能影响地区局势走向的土耳其、伊朗、俄罗斯和美国等外部势力的默许。所以土耳其新的地区政策日益倾向于与地区和外部大国达成妥协，这极有可能推动伊拉克和叙利亚等脆弱国家内部被划分为不同的势力范围。这种情况与土耳其新政策宣称的目标背道而驰。

对巴格达和埃尔比勒的控制

虽然此前土耳其对伊拉克的政策在巴格达与埃尔比勒之间摇摆不定，但今天土耳其想要同时控制两方的意图愈发明显。一方面，自伊拉克库区独立公投以来，库尔德民主党对土耳其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公投之后土耳其切断了与库尔德民主党的联系，并通过经济和外交压力迫使巴拉扎尼达成协议。另一方面，伊拉克中央政府的脆弱性也使其需要依赖土耳其。土耳其在反“达伊什”战后地区的经济社会重建、难民及促进伊拉克逊尼派势力重回政坛等问题上的潜在作用，也使土耳其对伊拉克中央政府的影响力增强。

因此，伊拉克总理卡迪米及库区领导人巴拉扎尼均对伊拉克境内“库工党”的存在表示不满，公开或秘密接受了土耳其的做法。虽然过去库尔德民主党寻求与土耳其保持距离，并公开批评土耳其的做法，但这次也参加了行动。土耳其也使库尔德自由斗士武装成为其代理人，这一点也许与叙利亚战场上展现出来的新作战思想相似。土耳其的做法某种程度上诱发了库尔德民主党与“库工党”之间更深层次的冲突，这一点可以被视作“库尔德内部矛盾”，也可能进一步加剧伊拉克库区政府的脆弱性。

虽然土耳其始终坚持维护伊拉克领土完整，但其干预政策也给伊拉克中央政府带来压力。目前为止，土耳其的逻辑是，“所在国政府自己动手清除恐怖分子，否则我们将进场解决问题”，以此迫使伊拉克中央政府与之合作，这一点符合土耳其的新安全理念。考虑到即将来临的伊拉克议会选举可能带来新的动荡，无论是与伊拉克中央政府合作还是单边行动，土耳其开展进一步军事行动的压力可能会给寻求统一愿景的卡迪米带来重大政治打击。伊拉克人民动员力量可能会利用土耳其的军事行动来获得更大的合法性，破坏伊拉克中央政府希望逐步对其加强控制的努力。土耳其需要在其强制外交政策中达成这样一种微妙的平衡：为了实现伊拉克长期稳定而加强中央政府的统一，同时要对其施压以实现土耳其短期的安全目标。由于库尔德民主党与“库工党”之间发生内斗的风险在增加，因此土耳其的地区政策给伊拉克库区政府也带来了相似压力。

伊朗与土耳其的关系是否会恶化

土耳其反复宣称其在扩大军事行动及将注意力转向辛贾尔两件事上的兴趣，已遭到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人民动员力量武装的强烈抗议。包括巴德尔组织（Badr Organization）、真理派游击队（Asaib ahl al-Haqq/AAH）等在内的多个伊拉克武装组织警告土耳其不要“入侵”，声称他们已做好保卫辛贾尔的准备。数千名伊拉克什叶派武装人员已部署在辛贾尔，土耳其军队在辛贾尔的军事据点遭火箭弹袭击。通常认为，伊朗是这些组织的幕后支持者，辛贾尔是通往叙利亚的关键通道，若能控制该地区将为伊朗带来巨大利益。伊朗驻伊拉克大使2021年1月23日公开批评土耳其，称土耳其的军事行动破坏了伊拉克领土完整，警告土耳其远离辛贾尔。土耳其驻伊拉克大使迅速回击，称伊朗最无资格教导土耳其如何尊重伊拉克领土完整。两国都召见了对方大使，表明双方关系愈发紧张。

这一争端发生之时，有关土耳其与伊朗关系进入新对抗期的争论也更为激烈。2020年秋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在南高加索地区发生军事冲突，使土耳其和伊朗的关系更加成为热点话题。许多人倾向于认为辛贾尔的相关讨论与土耳其和伊朗逐渐公开化的竞争有直接关系。与2014年至2017年土耳其和伊朗敌对时期相似，一场将土耳其描绘成扩张主义者的媒体运动正在伊拉克展开，进行此类宣传的大部分伊拉克媒体得到伊朗的幕后资助。一些分析人士甚至认为伊朗最终也许会寻求与“库工党”重启合作。土耳其正向伊拉克境内的“库工党”施压，且得到美国的默许，伊朗或许会选择为“库工党”建立一条生命线，这在中东历史上并不鲜见。

要评价伊拉克当前局势变化对土耳其与伊朗关系造成的影响，就需要回顾一下土耳其此前如何调整与地区内各势力的关系，以减少“库工党”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国所获利益。土耳其将美国对库尔德势力的支持视作生死攸关的威胁，不惜一切代价将其挫败。因此土耳其不仅依赖于单边武力使用，也在逐步调整与地区内各方的关系，缓和因土耳其宣称有权发动预防性打击而导致的紧张气氛。正是以上考虑导致土耳其与其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俄罗斯和伊朗达成新的和解。为维持在打击“库工党”及其扩张行动上的影响力，土耳其也不得不向各方势力妥协。虽未完全达成共识，但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会议上增进了对伊朗的理解，也为双方在伊拉克问题上形成更广泛的利益交汇点创造了有利条件。

目前并无迹象表明土耳其与伊朗达成的多方面共识已经破裂，多个因素反而显示双方将尽力避免冲突。考虑到土耳其当前采取的强硬姿态，土耳其因为此类威胁而停止当前行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土耳其会继续推进在伊拉克的相关行动。土耳其认为当前打击“库工党”的行动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希望伊朗对此予以尊重。土耳其在其他场合也显示了达成目标的坚定决心。在叙利亚，土耳其冒着与美国关系破裂的风险，实施冲突边缘政策（brinkmanship）。在2020年2月伊德利卜的军事行动中，土耳其的打击目标也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在内受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武装。

总的来说，在土耳其与伊朗的双边关系中，支持合作的力量强于矛盾对立的方面。相较于卷入与土耳其毫无意义的对抗之中，伊朗也许更关心如何处理好与美国的紧张关系。如果伊朗通过其代理人或深入发展与“库工党”的关系从而使辛贾尔局势升级，也很可能招致土耳其的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