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光：伊朗日记一

在古丝绸之路上，巴扎是过往中外商人吃喝拉撒睡和娱乐的地方。至今在伊斯坦布尔、伊斯法罕、喀什、撒马尔罕、布哈拉、希瓦仍然可以看到其存在。在伊朗，两千年来，巴扎不仅是商人活动的据点，还是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中心之一。控制巴扎的人多是保守的宗教人士，也是当局最为头疼的人。进入现代，德黑兰历届政府都想拆迁拥挤破败的古巴扎，修造现代化的商场、超市和购物中心，但最后都像铲平巴扎的巴列维政府最后被伊斯兰革命铲平一样无疾而终。1979年，那些捍卫巴扎的商人也是支持霍梅尼伊玛目推翻巴列维国王的政治力量。尽管今天德黑兰建了很多的超市和购物中心，整个伊朗三分之一的零售由德黑兰巴扎控制，并为全国的商品价格定价。例如，在德黑兰大巴扎有60个胡同是专卖地毯的，里面有4000个地毯商铺。2011年，胡同里一个25平米的地毯商铺100万美元转手给了一个经销内衣的进口商，这个从中国进口内衣的伊朗商人声称他第一年靠卖女人内裤就赚了两百万美元。

很不凑巧，今天是周五，伊朗大巴扎放假，所有胡同的店铺门都上了锁。我在迷宫般的巴扎胡同里转了一个多小时，安静、阴暗、破败、荒凉。时而有一两个男女行人从另外一个胡同走出来，或迎头走过来，或背后走过来。我心里有点发毛，但还是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一边走，一边拍照残存的古商铺大门。

走出大巴扎胡同，来到户外步行街上，炽热的阳光下很多人在散步，更多的是小贩在叫卖服装、袜子、鞋帽。旁边有个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的“蔬菜广场”，建于19世纪初卡扎尔王朝。这个广场不仅是农民卖蔬菜的地方，更像老北京的菜市口，是德黑兰的唯一公共广场，是惩处犯人的地方。这个地方聚集了从事各种工作的人：卖草药的郎中、花匠，马车夫、清洁工、烧烤店、馕店、担挑理发匠等。

中午在蔬菜广场吃了份叙利亚烤肉，喝了瓶百事可乐。“多少钱？”我买单时问。店小二不懂英文。他指着我的钱包，我把钱包递过去，他从中抽出了一张50万元的伊朗纸币，然后找我37万元。一美元等于三万伊朗币，我这顿饭花了不到五美元。

在蔬菜广场上遇到两个来自湖北葛洲坝的青年男子。我们坐在路边一个木椅子上闲聊。他们在设拉子市附近的一条河上帮助伊朗融资建设水电站，土建工程包给了伊朗人。在伊朗有一万中国人，中国在伊朗承建众多的工程项目、基础设施项目，潜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例如，德黑兰地铁五号线是中信两年前帮助融资修建的，伊朗地铁里跑得都是中国制造的机车和车厢。据今天的伊朗英文报纸《金融论坛报》报道，中国国家电力集团代表团一行14人正在伊朗西南部的库泽斯坦省考察水电项目，库泽斯坦紧挨伊拉克丝绸之路著名古港口的巴士拉和波斯湾。库泽斯坦水电局长说，希望中国电力和另外三家中国的国际投资公司岱兹电力和大坝工程，其产能是720兆瓦。伊朗电力产量中东第一，整个装机容量是72000兆瓦，名列世界第14。伊朗是中东电力的最大出口国和进口国，向亚美尼亚、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拉克和阿富汗出口电力。但中国媒体派驻这里的记者很少，一共只有4个记者：新华社二人、中央电视台一人（另有三个当地雇员）和《文汇报》记者一人。

“中国是在伊朗遭遇美国制裁下给予投资和帮助的，”葛洲坝的工程师说。“中国在其困难时期来帮助她，所以伊朗人民对中国很友好。但这是利益驱动的，一旦美国结束对伊朗制裁，中国能否竞争过大量涌入进来的西方国家和日本，这要拭目以待。”

老周昨晚请我们吃饭聊天时说，四十年前中国人的收入只有伊朗人的百分之五，当时中国人均GDP150美元，伊朗人均GDP3000美元。今天中国人均GDP7485美元，伊朗只有约5000美元。美国制裁伊朗不是从霍梅尼革命开始的，早在巴列维时代，巴列维国王在美国人面前暴露了波斯人不当奴仆的高傲的民族本性。他在艾森豪威尔的葬礼上对尼克松说，“现在我们之间可以平等对话了。”当时美国能源危机油价飞涨，民怨载道。尼克松和后来的福特总统都向巴列维请求石油增产降价，但巴列维反而将石油涨价15%。卡特继任后找到沙特，沙特答应了美国要求，采取了增产降价的政策，赢得了美国好感。当时伊朗大搞城市化建设，大量农民移居进城找工作，但随着美国的石油进口转向沙特，巴列维没有能力实现其宏伟的经济愿景。城市无业的乡下人、热血沸腾的大学生在霍梅尼的号令下，开展了推翻巴列维国王的大起义。

酒店的角落里有一个只能容纳一个顾客的杂货店，里面有个书架摆满了关于伊朗和波斯文明的书。

“库尼奇瓦，”胖胖矮小的店老板笑眯眯冲我打招呼。

“库尼奇瓦，但是我不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我说。

我在书架上挑了两本伊朗学者写的《伊朗的大车店》和《伊朗的巴扎》两本厚书交给店老板。

“我怎么也不相信你是中国人，”书店老板说，“我在这里开店十几年了，你是第一个在我店里买书的中国人。我们这里住店最多的外国客人就是中国人，日本人来的极少。但是，中国人进我这个小店就是买烟或者买古币。而日本人进来就是买书。”

书一共71美元。我给了他三张20美元、一张10元的和一张1元的。老板数了下钱，从中抽出一张说，“这张不是1美元，你给的是100美元。”

我心里一阵激动，这就是古老而高贵的波斯人在丝绸之路上做生意的风格。“你叫啥名字？”我问。

“阿里，”他说。

“瞧，阿里，我想再买您一本书，作为对您诚实地退给我那100美元的回报。”我挑了一本伊朗摄影家拍摄的画册《波斯波利斯——神的都城》，波斯波利斯是古波斯帝国首都，后被古希腊亚历山大征服。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后，接着征服了阿富汗和北印度。

干爽的夜风下，山腰间的中餐馆灯火诱人，透过明亮的窗户看见一对对伊朗俊男靓女坐在餐桌前尽情地享用中国大餐。山上的五星级酒店门口，衣着华丽的男男女女快乐地扎堆聊天，或相互道晚安。

“你是中国人吗？”一个20岁出头、身披藏青色薄纱的波斯姑娘走到我跟前热情地用生疏的普通话问。

“是的。”

“中国哪里的？”

“北京。”

“我叫桑，在北大学中文，中文太难学了。”说完，一个男孩搂着她的细腰走下山去。

接近午夜，我看着一个个离去的欢快的伊朗男男女女，我怎么也不会联想到他们是美国媒体上描绘的“宗教极端主义分子”或“恐怖分子”，他们也是饮食男女呀。

这个星期德黑兰在举办国际电影节。伊朗电视台第三频道是纪录片和电影频道，频道总监邀请我和澳大利亚的一位电影制片人分别接受一个小时的访谈。

“政治自由越多是否意味着个人自由越多？”伊朗导演采访澳大利亚总监时问。

“按照西方媒体的说法，毛泽东时代，中国没有个人政治自由。但是那个时代，中国妇女个人夜里单独出行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在美国和其它国家，个人拥有很大的政治自由，但是妇女不敢在夜里单独个人出行，”澳大利亚制片人回答。

在对我的采访中，我回答了导演一连串的充分反映伊朗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的问题。我还讲述了我个人的伊朗记忆：1971年小学五年级时，在《人民日报》国际版读到一篇中国伊朗建交的豆腐块大小的背景性短文，短文提到中国与伊朗的丝绸之路联系，这也许是《人民日报》首次出现丝绸之路这四个字；1974年读中学时，伊朗举办亚运会，中国首次参加，那时候没有电视，宋世雄通过广播解说亚运会的足球比赛，我每天晚上趴在熊猫牌电子管收音机跟前，听着比赛的声响；1978年，华国锋总理应巴列维国王邀请访问伊朗，没曾想三个月后巴列维被推翻，逃亡美国，华国锋也被夺权；1979年伊朗学生占领美国使馆，美军突击队抢救人质失败；1989年6月的第四天,伊朗革命领袖霍梅尼病逝，第二天西方媒体头版仅把他的死讯放在不起眼的的位置，头条显著位置给了北京大广场上同天夜里发生的故事。

今天究竟有多少伊朗人在学中文、有多少伊朗人在中国打工经商学习，没人知道。但是中餐馆来自云南的店小二告诉我，“仅在德黑兰就有十万中国人。”但是，他的这个数字与今天上午葛洲坝工程师告诉我的数字相差一个数量级，我不知道该信谁的。店小二来伊朗一年了，工程师来伊朗也半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