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冬：美国国家实力衰落与国际权力格局的变化

（二）关于美国衰落的现实争论

美国是否走向衰落是学界争论的一个重要课题，每当美国内外政策出现阶段性剧烈波动时，这种争论就会愈加强烈。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经济和军事等领域陷入诸多困境，其国家实力呈现出衰落的迹象，于是美国的衰落问题成为当时学界普遍争论的问题。“9·11”恐怖袭击事件和此后的反恐战争，削弱了美国的国家实力，面对岌岌可危的霸权，美国衰落又一次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问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使得关于美国衰落的评论和预测再一次成为学界探讨的热点问题。纵观美国衰落引发学者的几次讨论，可以将其归纳为美国衰落论和反美国衰落论两方面不同的声音。

第一，美国衰落论。关于美国衰落的论断，出现了经济衰落论、文明衰落论、战略衰落论、综合衰落论、他国崛起论等不同的观点。经济衰落论认为，美国在失去经济领域的优势，美国霸权无法长久。[13]文明衰落论指出，随着西方文明受到腐蚀，美国的霸权正在衰落。[14]战略衰落论认为，美国对外战争陷入难以自拔的泥潭，这种战略透支导致了美国国力的衰落。[15]综合衰落论认为，美国是一个衰落中的霸权国家，美国霸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等因素的共同衰落是美国国家衰落的重要体现。[16]他国崛起论强调，他者的崛起和美国的式微将终结美国的霸权时代，我们在21世纪将见证的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美国时代的终结。[17]

第二，反美国衰落论。一些学者则对美国衰落的论断不以为然，主要出现了软实力论，相对衰落论、战略收缩论等不同的观点。软实力论强调，硬实力的下降是国际力量结构变化的结果，目前世界上的国家都面临这样的变化，美国的衰落并不是因此而导致的。相反，美国在软实力上有着其他国家不可企及的优势。[18]相对衰落论认为，考察衰落一词要区分相对衰落和绝对衰落两个概念，外部实力的相对下降是相对衰落，内部实力的下降是绝对衰落，美国实力的衰落是相对的衰落，而非绝对的衰落。[19]战略收缩论认为，美国的霸权只是收缩并非衰落，其基石依然牢固，将美国的战略收缩等同于衰退是不正确的，必须厘清战略收缩与衰退两个概念的不同。收缩期其实是美国将注意力集中在国内的时期，有的收缩期反而经历了美国经济、科技的勃兴，从而奠定了此后几十年的优势。[20]

（三）关于美国衰落对国际权力格局的影响

学界关于美国衰落对国际权力格局的影响主要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美国霸权的衰落将导致国际权力转移，国际权力格局会朝更加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如基辛格（HenryA. Kissinger）认为，随着美国的相对衰落，在军事领域存在着两个超级大国；在经济方面至少并存着5个力量组合；在政治上已经崛起更多的权势中心。[21]刘建飞指出，随着美国霸权的失能，美国霸权开始波浪式的衰落，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22]另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的衰落会导致权力的扩散，世界将进入无极时代。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理查德·哈斯（RichardN. Haass），他认为美国衰落下的国际权力转移将导致各种国际行为体共同享有和行使权力，这种权力的结构是一种无极的结构。[23]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由于美国的衰落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是绝对的衰落，国际权力格局仍然表现为一超多强的结构。如约瑟夫·奈（JosephNye）指出，国家之间从西向东的权力转移可能不会在未来的三十年里结束美国在全球均势中的核心地位。[24]秦亚青认为，虽然美国相对实力有所下降，其他国际力量有所增长，但是目前国际体系中力量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改变。[25]

总体而论，上述这些理论和现实的观点从不同学科、不同学派、不同角度对美国霸权衰落及其对国际权力格局的影响进行了解释，对我们把握美国兴衰的发展规律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借鉴意义。

二、美国国家实力衰落的再认识

关于美国实力的衰落，中外学界从各个视角给予了不同的理解，但一方面，既有的理论范式均无法解释美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发生兴衰起伏的现象，难以对美国国家实力的变化进行具有说服力的论证；另一方面，现有的对美国国家实力的分析评估又经常出现偏差，对美国国家实力的衰落，或过于悲观，或过于乐观，并未抓住美国兴衰的内在规律。总的来说，目前学者对美国的国家实力兴衰的变迁仍缺乏一个客观全面的认识。本文认为，美国自身发展和外部条件决定着美国相对衰落的事实，虽然美国国家实力的衰落是历史必然，但美国的衰落并不是线形变化，而常常在一定时期出现拐点，形成一个周期性的循环，即美国的衰落将经历周期性的反复过程。

（一）美国国家实力衰落的内在客观性

美国的衰落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这是由美国衰落的自身现实所决定的。一方面，通过自身纵向的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国家实力不断走向衰落的现实。从经济上看，美国1960年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40%左右，目前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世界的25%，[26]美元作为世界基础货币的地位遭到了一系列的冲击。从军事上看，按照现价美元计算，美国军费开支由1946年的400多亿美元上升到目前的近7 000亿美元，[27]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致使美国陷入战争泥潭，不但美国军事实力的幻影破灭了，战争的巨大消耗也使美国国内面临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28]从政治上看，战后美国建立了其主导的国际政治体系，包括建立了诸多国际制度机制，但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径、民主输出的失败对其主导力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尤其是目前美国一系列的“退出”行动，在一定意义上表明了美国对世界控制力和影响力的下降。[29]从文化上看，二战后美国的文化作为一种普遍认可的主流文化开始在全球各地传播，影响着各国人民的生活，然而随着美国文化排他性的凸显，其文化影响力也随之出现衰落的势头。

另一方面，横向比较又说明，美国在经济、军事、政治、文化四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领域仍居于全球首屈一指的地位，这使得现阶段的美国仍具有一种任何其他国家都望尘莫及的影响。[30]在经济领域，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仍然没有改变。2016年，美国的经济总量为18.62万亿美元，高居世界第一位，美元占全球货币储备量的60%以上，美元仍是全球最重要的储备货币。[31]在军事科技领域，美国拥有最强的军事力量和领先的科技创新能力，其作为超级大国的重要影响力仍然没有改变，美国的核力量在全球与其他国家相比占有绝对优势，其在现代战争中的全球军事力量投送能力也是如此。美国还拥有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科技创新优势，在高新技术、生物工程等众多领域位居世界的前列。在国际政治领域，美国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和地区组织中的主导地位仍然没有改变，其主导制定的规则和制度也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文化领域，美国的文化在全球依然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力，美国软实力的重要影响力仍然没有改变，其卓越的教育、“民主”的制度、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深受世界多数国家的追捧。因此，基于以上事实，美国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仍然没有改变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二）美国国家实力衰落的外在相对性

美国国家实力的衰落是相对别国而言的，不是绝对的衰落，这是美国衰落的外部条件所决定的。在相对衰落的情况下，其他国家的崛起即意味着美国的衰落，20世纪70年代，美国陷入越战的泥潭，经济陷入滞涨，国内政治陷入宪政危机，美苏力量对比呈现出苏攻美守的态势，美国同苏联相比实力有所下降；80年代日本和联邦德国经济崛起，美国经济陷入困境，美国的经济实力有所衰退；进入21世纪以来，反恐战争、金融危机的爆发，尤其是中国的崛起，使美国再次面临着国家实力的相对衰落局面。

国家实力不是单一的某一种实力，而是综合的实力和影响力。判断美国国力走势时，单一的指标或选项只能是主要依据之一，还需要综合评估它的其他实力要素。从根本上看，要判断今后美国能否长远维持其强盛的国力，而不是同其他大国相比的国际地位，必须分析美国在历史上得以发展强大的主要因素是否发生了变化。虽然美国自身的发展存在着问题，但是在使美国得以强盛的因素未出现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所谓美国的衰落或国际地位的下降，就只能是相对其他国家的横向尺度的结论。[32]此外，美国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其“盟友”欧洲和日本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下降的一种虚幻表现。沃尔特·米德（WalterRussell Mead）认为，国际权力衰落的是美欧日这个三边体系，而非美国权力的本身。[33]所以，无论是新兴国家还是其他西方发达国家，都没有对美国的国家人口、领土、资源禀赋、支配舆论的权力等要素产生实质性影响，美国对其他大国仍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实力领先地位，美国国家实力的衰落是相对衰落，并非绝对衰落。

（三）美国国家实力衰落的非线形周期性

周期是事物在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中，某些特征多次重复出现，其连续两次出现所经过的时间。[34]所谓美国国家实力的周期性，是指美国国家自身发展兴衰的循环，而非世界大国之间此消彼长的历史周期。通过历史发展比较分析，美国国家实力起伏是一种非线形的周期性变化过程。在国家实力处于上升阶段，美国成为世界舞台的主导性力量，其积极谋求和维持世界霸权；在国家实力处于衰落的阶段，美国实施战略收缩，通过自我调整和静待外部机遇，力争国家实力的恢复。二战以来，美国的国家实力变化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鼎盛期，60至80年代的相对下降期、90年代的复兴期以及进入21世纪之后的第二次相对下降期。

美国经济和军事实力周期的变化是美国国家整体实力周期变化最重要最核心的两个方面。从经济方面看，美国在二战后成为名副其实的霸主，其经济占世界经济比重高居首位，美国主导签订了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协定》，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成为世界金融体系的领导者，确立了其世界经济的霸权地位。此后通过建立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美国对世界经济的领导权得到进一步巩固。这一阶段，美国经济实力处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起，受对外援助、越战军费开支及石油危机等因素影响，美国国内经济开始恶化，国民经济发展的良好基础受到严重削弱，美国经济规模占世界的比重一路下滑，从1960年的40%下降到1992年的25%左右。[35]与此同时，西欧、日本与美国的经济力量对比也开始发生不利于美国的变化，美元作为国际货币遭遇“地位”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瓦解，美国的全球金融霸权地位受到严重冲击。面对美国衰落的现实，尼克松（RichardM. Nixon）及此后的几任总统开始调整美国的内外政策，重新振兴美国的经济。加之日本经济的泡沫化和冷战结束等有利的国际环境，美国经济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步实现复苏，迎来经济发展的黄金期。2001年，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重新跃升至32%以上。[36]美元作为主要储存货币，其主导地位也得到进一步提升，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重最多达到70%以上，[37]美国经济实力这一阶段迎来了复兴期。然而，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及反恐战争之后，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的国内经济再次遭到沉重打击，其经济总量一度下降3.8%，美国国家的财富总量也从64万亿美元减至51万亿美元，[38]其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最低时只占约21%，[39]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也下降到60%左右，[40]美国经济开始走向第二个相对下降期。

从军事方面看，美国的军事实力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是经济实力的体现。二战后，美国的军事实力在全球处于绝对的优势，美国曾是全球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拥有最强最先进的空军和海军力量，拥有全球最强大的航母战斗群，在海外建立了多个军事基地。[41]战后初期，随着国家实力的上升，美国开始了全球扩张的进程，在欧洲、亚太和美洲建立了广泛的政治军事同盟体系，通过冷战在欧洲和其他地区与苏联形成了严重的对峙，美国的军事实力处于史上鼎盛时期。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受经济霸权衰落的影响，美国的军事实力开始表现出下降的趋势。美国对古巴等拉美国家武装干涉失败，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越南战争的长期化导致军费开支的不断增加等，对美国经济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特别是美苏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苏联的明显变化，美国的军事力量在一些方面丧失了对苏联的优势。在此之后，美国通过调整内外政策，在军事上实施战略收缩，其军事实力随着经济的振兴而逐渐恢复，20世纪90年代的海湾战争可谓是美国军事实力重振雄风的具体表现。然而，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美国的军事实力再一次遭受到了严重打击。两场战争导致美国国防开支大大增加，[42]军费开支等创造了政府财政赤字的最高纪录，国家债务更加膨胀。[43]此外，两场战争中美军伤亡的不断增加和超长的战争周期也使美国蒙受巨大损失，[44]这一时期，美国的军事实力再次有所下降。

一般而言，政治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是随着经济和军事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总体来看，二战以来美国国家实力的变化表现为鼎盛—相对下降—复兴—相对下降的周期性循环。目前，受反恐战争、金融危机及新兴国家崛起的影响，美国国家实力处于第二个相对下降期。但根据上述周期性的变化，可以预测美国下一步将可能会重新回到复兴的轨道，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的美国国家战略收缩也恰恰体现了这一点。正如美国学者尼娜·哈奇格恩（NinaHachigian）等指出的那样，新兴大国的崛起被认为是对美国领先地位、全面繁荣和生活方式的威胁，美国的老大身份有可能因此失去，但是现在的美国正处于历史上罕见的时期。世界上的大国没有一个是美国的敌人，没有一个是美国军事上或意识形态上的直接挑战者，它们的崛起有助于美国持续的繁荣和发展，甚至还巩固了美国的价值观。它们想要的也是美国想要的，因此这是一个对美国来说充满机会的时代，而不是一个失去的时代，21世纪可能成为下一个美国世纪。[45]

（四）美国国家实力衰落的历史必然性

虽然美国国家实力的衰落呈现出非线形周期性的发展轨迹，但是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兴衰会永远处于非线形周期性的循环之中。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变革、创新的过程，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是不可抗拒的必然趋势。[46]纵观千百年来国家兴衰的发展史，无论是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大英帝国、第三帝国，还是全盛时期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都已退出世界领导者的历史舞台。大国兴衰是国际政治的基本规律。历史发展表明，任何一个大国的霸权都不是永久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短则几十年、长则几百年的由兴盛到衰落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其霸权发展的上升期、鼎盛期、衰落期和复兴期，也包含这几个阶段的周期性循环。但这种周期性的循环是暂时的现象，大国的霸权不会逃脱最终走向衰亡的厄运。因此，认为相信美国永远拥有世界实力的主导份额是违背常理和历史的。[47]

现阶段，美国处在第二个相对衰落期，经过自我更新和战略调整，美国可能会延缓衰落的过程，甚至可能实现国家实力的再度复兴。在未来的若干年内，美国的国家实力可能会沿着这种非线形周期性的轨迹发展，但可预见的是，美国国家实力总的发展趋势是衰落的。所以，在历史长河中，美国只在历史上短暂的一个时期占据了优势地位，这个时期包含着若干个非线形周期性的循环，但终究未来会被新兴崛起的国家所代替。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在有史以来的国家和帝国之中，美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由于过去的国家、民族和帝国都衰落了，因此可以认为在未来，就像在过去一样，旧的国家将会退场，新的国家将会崛起，宣告它们的世界角色。[48]

三、美国衰落下的国际权力格局变化

国际权力格局反映的是国际体系中力量对比及其变化发展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国际政治历来将其作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权力格局演变是一个过程，伴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而演变。二战后初期，国际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转移，美国成为国际权力格局的领导性力量，并建立了其主导的国际机制和国际秩序，形成了美国居于领导地位的国际体系。然而，随着美国国家实力的衰落，国际权力开始呈现出转移的迹象，这种转移并非是质变的、绝对的，亦非是同向性的、不可逆转的，而是国际权力分散的一个量变过程，这个过程有可能朝多极化或无极化的方向发展，也有可能朝既有的一超多强的方向发展。本文认为，与线形衰落的国际权力格局根本性变革不同，美国国家实力衰落的非线形周期性发展，将导致国际权力格局持续起伏动荡，进而对国际格局衍生出的秩序和规则产生一定的冲击和影响。

（一）国际权力竞争冲突加剧

国际权力格局通常是指国际主要力量的实力结构和战略关系，是较长历史时期世界主要力量相对稳定的结构和态势。在国际关系中，权力反映的是一个行为体通过配置资源而实现的对其他行为体的控制，[49]这种权力既包括物质性的硬实力，也包括制度性和规范建构的软实力。世界主要力量权力分配的变化会对国际权力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具有较强的战略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二战后初期，美国成为国际权力结构的中坚力量，不仅居于权力格局的最顶端，同时也居于大国在地区权力关系中的平衡地位。然而随着美国国家实力的衰落，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国际权力的分散，尤其是新兴崛起国家对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有力挑战，国际权力力量对比开始出现微妙变化，逐渐出现国家间权力竞争的态势。

国家间权力竞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挑战者与美国之间的权力竞争加剧，另一方面是挑战者之间的权力竞争也日益激烈。国际权力竞争的加剧会导致新兴崛起国和美国之间发生冲突，甚至战争。回顾历史，冲突与战争似乎成为每一个世界领导者获得霸权的重要手段。哈佛大学教授雷厄姆·爱里森（GrahamAllison）的研究发现，在过去的500年间，16个新兴国家中有12个在崛起过程中同守成国家发生了对抗和冲突，仅有4个国家在崛起过程中通过妥善的治国之道避免了战争的爆发。[50]此外，美国实力的衰落将会导致其他国家对权力的分享和诉求，特别是新兴国家之间的竞争会更加激烈，这些国家希望抓住机遇改变国际力量的对比态势，在国际权力分散的背景下，权力结构变幻莫测，形成了权力制衡与反制衡的复杂局面。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社会造成了严重影响，进一步加速了美国国家实力的衰落，世界进入后危机时代。这一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的衰落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美国的国家实力因此进入了史上第二轮相对衰落期。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强劲，经济总量已从2008年占全球份额的6%上升到2016年的约15%。[51]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越来越将中国视为与其争夺全球性支配权力的竞争对手，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Trap）成为摆在中美两国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中美两国之间不仅存在着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矛盾，两国的制度之争也在日益凸显，出现冲突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加。此外，其他新兴大国之间如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的相互竞争也在日益凸显，各国在经济优势、能源资源以及安全保障等方面的竞争日益明显，各方发生冲突和误判的可能性也在不断增加。

（二）国际体系转型变化凸显

国际体系是国际主要力量配置构成以及这种力量互动关系的组合体，其所形成的结构是国际体系中物质性权力的分配格局，首先是大国权力的分配，[52]主要力量之间的对比形成了一定的规则和秩序，除了无政府状态下纯粹的权力结构，制度、观念及国际社会也对行为体起重要的约束作用。[53]由于力量对比此消彼长，因而国际体系通常不是一成不变的，当国际体系的原有结构不能反映大国之间权力分配新的现实，旧的国际体系就有了转型的必要，这种转型可以定义为国际体系的转型。作为当今国际体系的最重要建立者和维护者，美国国家实力的衰落也会导致国际体系处于深刻的转型期。

国际体系转型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际行为主体的多元化趋势更加明显。伴随着美国国家实力的衰落，一些权力尤其是软实力将被分散，其他相对崛起的国家及各种跨国联合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开始凸显起来，它们开始成为国际体系互动的重要单元，国际体系行为体的构成明显多元化。二是国际体系结构多极化的趋势更加明显。美国国家实力的衰落将导致国际格局中其他主要力量在世界权力分配中的份额日益增加，国际体系结构互动重组，这必将进一步推进国际格局的多极化发展。三是国际治理体系的多元化趋势更加明显。美国的衰落将会导致它管理和控制全球事务的能力明显减弱，其所建立的国际机制在全球治理方面的效能也会明显不足，特别是在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移民难民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美国的掌控能力受到削弱，需要与其他国际行为体合作，全球治理将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

目前，美国第二轮相对衰落影响着国际权力对比的调整，传统西方力量与新兴国家力量之间的互动和博弈日益明显，国际体系处在转型的过渡时期。随着美国实力的衰落，世界主要力量之间，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实力差距发生着明显的变化，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国际权力格局开始逐步朝多极化的方向迈进。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西方发达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下降明显，对国际事务治理，特别是国际经济治理的主导力下降。由于西方七国集团（G7）对全球经济影响和调控能力的削弱，新兴国家被其纳入到全球经济管理机制当中，七国集团正逐步被更具代表性的二十国集团（G20）所取代，后者逐步发展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中心。[54]此外，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和制定新的规则等问题上，新兴国家的参与和合作也显得尤为重要，全球治理的多元化已经成为当代国际体系转型的主要特征。

（三）国际秩序变革斗争激烈

国际秩序与国际权力格局密切相连。秩序是动态的，秩序的变化常常受到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的制约和影响。大国的衰落将会导致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国际秩序因而也会面临诸多复杂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需要通过进一步变革来实现秩序的重构。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指出，每一种国际秩序都面对两种形式的挑战，即合法性问题和均势变化问题。一方面，当维持各种国际安排的价值观被遗弃，或是被推翻时，就会出现重新界定合法性的倾向，进而导致现有秩序出现危机。另一方面，当国际秩序不能适应权力关系的重大变化，现有秩序停止发挥作用或不再存在，崛起的国家不愿参与，而现存大国又无力做出调整时，同样也会导致秩序危机的出现。[55]

20世纪是美国霸权的时代，其国际秩序建设的诉求都是与美国霸权目标直接相关的。随着美国实力的衰落和其他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旧的国际秩序的矛盾逐渐凸显起来，这种新的国际权力消长的变化催生了新的国际秩序需求，出现了国际秩序变革的斗争。一方面，美国竭力维护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现存国际秩序，遏制其他国家寻求新的国际秩序重构中的权力增长。另一方面，国际权力结构中的其他主要力量试图抓住美国实力衰退的机遇，积极促进国际规范和国际秩序的重塑，推动国际秩序朝有利于各自利益的方向发展。双方的博弈造成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增加，进而反向影响着国际权力格局的稳定和建构。

随着美国进入第二轮的相对衰落期，尤其是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国际权力对比格局发生显著变化，国际秩序相应地处于变革调整之中。例如，新兴大国在国际经济机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份额和投票权已经得到了提升。二十国集团首尔峰会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进行了重新分配，改革后西方发达国家的份额整体降至57.7%，发展中国家升至42.3%，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全部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前十大份额持有国。2010年世界银行对投票权也进行了重新分配，改革后发达国家投票权整体降至52.81%，发展中国家升到47.19%，新兴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都得到明显提高。[56]可以看出，新兴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的话语权和代表权的增加是自身实力增强和与西方国家博弈的结果。规则和制度本应反映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但由于西方国家固有的排斥和遏制，国际秩序的这种变革仍然会更加激烈。

（四）国际安全形势日益严峻

不管受益者请求与否，美国的国家实力的主导性为世界提供了安全的盾牌。美国主导地位受损会导致国际不稳定情况的恶化。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美国的衰落意味着在组织国际合作和冲突管理方面所需的国际领导力的减退。对现实主义者来说，美国的衰落可能导致冲突，因为衰落的大国往往会成为投机取巧的敌对大国和联盟攻击的对象，或者它们自身也变得富有攻击性。[57]事实证明，美国在国力衰落的阶段可能会采取战略收缩政策，回归孤立主义，这一政策的结果是美国将回归自身国内的事务，不再热心充当“世界警察”，减少国际安全公共产品的供应。美国优势地位的下降带来的后果是不安全的海上通道、贫困化的贸易伙伴、过高的油价，地区不稳定将是美国衰落更加显而易见的风险。[58]

可以预见的是，美国的衰落将会导致地区乃至全球安全事务管理成本的上升，失去美国庇护的盟国为了摆脱安全困境将会增加军费开支，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新一轮军备竞赛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与此同时，民族、宗教、恐怖主义等地区热点难点问题，由于失去美国的控制和保护，破坏性因素将会持续上升，地区安全局势也将会持续紧张，甚至冲突与战争的可能性也会增加。此外，美国对地区影响力的消退也会出现权力的真空，或将迅速地被另外的地区强国或国家集团所填补，进而对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稳定造成重大的影响，这将进一步影响国际权力的再分配。

当前美国的衰落已经对国际安全形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世界一些区域强国与地区弱小国家的冲突开始凸显，2014年俄罗斯不顾美国的强烈反对改变克里米亚现状，引发乌克兰地区局势持续紧张。美国国家实力的式微也凸显了21世纪核扩散的潜在危险，朝鲜自2009年至2017年已经进行了五次核试验，美国对控制核扩散的责任表现得力不从心，朝核等问题显然已经成为威胁地区乃至全球安全不稳定的根源。与此同时，美国这一轮的衰落已经开始影响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奥巴马政府决定从伊拉克撤军后，当地的伊斯兰极端势力逐渐发展起来，极端和恐怖主义开始蔓延，造成严重的破坏震慑和国际影响。2010年，阿拉伯地区爆发动乱，美国插手叙利亚危机却又节节退却，加之俄罗斯强势介入，美俄在叙利亚的博弈进一步加剧。此外，美国领导力的缺失导致全球气候变化、海上安全等议题的解决更趋艰难，各国管理公共产品的合作变得更加困难。

结束语

对于美国衰落的准确评估和国际权力结构变化的准确把握，是中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出发点之一。美国仍然保持着世界霸权国的地位，国际权力格局一超多强的局面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中国当前正处于国家崛起的关键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应该从其他国家历史成败经验中汲取更多的教训和启示，对美国、自身和国际权力格局变化有更加正确清醒的认识。

首先，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国家实力的确在某个时期会下降，这种衰落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但由于它自身的衰落呈现非线形周期性的循环，所以其复苏能力仍不可小觑。事实上，美国之所以在每一次国内外危机中，尤其是在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中没有沉沦下去，没有像德国和日本那样通过对外扩张转嫁危机，也没有像英国与法国那样在经济危机中未能转危机为战略机遇而不断衰落下去，正是因为美国具备这种持续渐进改良的能力。[59]现阶段，虽然美国追求和维持全球性的霸权仍是其主要战略目标，但是身处危机中的美国可能会作暂时性的调整，其维持霸权的方式会发生一些变化。

中国要正确认识美国国家实力衰落的基本规律，利用好美国国家实力衰落的调整期，从实际出发，妥善发展好自身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对美国实力进行正确认识，科学评估其实力变化趋势，避免出现线性思维和战略误判，依据美国实力的发展变化，调整和发展中美关系，确保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成功度过中美关系特殊的转型期。另一方面要认识到两国竞合关系的实质，把握好中美关系中反复出现问题的规律，合理应对两国关系中的不确定性事件，妥善处理好两国之间的分歧，坚定不移地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用好和延长战略机遇期，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

其次，中国作为崛起中的新兴大国，国家实力正处在迅速崛起的黄金时期。根据预测，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赶超美国，但客观地说，中国与美国相比，综合国力仍远远落后，在发展道路上也有比美国更多的不确定因素。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但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没有变，仍然面临不少的问题和挑战。[60]因此，中国要客观地认识自身的地位和发展成就，妥善处理好国内发展和国际互动之间的关系，有效破解发展和崛起两大难题。

最后，美国在国际权力结构中处于核心主导的地位，美国国家实力的变化影响着国际权力格局的变化。当前，世界政治发展面临着变化的调整期，美国国家实力的衰落致使国际权力分散和国际权力结构发生震动，国际权力结构力量对比出现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重大变化。面对这种发展变化，中国应该保持战略定力，不仅要维护好国内稳定和发展改革大局，同时还要处理好国际权力格局动荡过程中本身存在的变化，准确定位自身实力和能力，避免出现战略误判。在此基础上，以引领代替领导，通过发挥适当的、与本国国力相称的、建设性的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为全球的和平与发展不断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1]参见向祖文：《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波理论述评》，《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9年第2期，第80-88页。

[2][美]查尔斯·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高祖贵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5-81页。

[3][美]曼库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涨与社会僵化》，吕应中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5-86页。

[4][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41页。

[5]CharlesF. Doran and Wes Parsons, “War and the Cycle of Relative Powe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74, No.4, 1980, pp. 947-965.

[6]该理论最初由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提出，参见Charles P.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1-355.

[7]霸权稳定论认为，国际体系要想维持稳定，就需要有一个霸权国的存在，霸权国的兴衰影响着国际体系的稳定。参见Robert Keohane, “Th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and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gimes,1967-1977,” in OleR. Holsti, RandolphM. Siverson, and AlexanderGeorge, eds., Change in the InternationalSyste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0, pp.131- 162.

[8]霸权转移理论认为全球政治体系经历了一种明显的、可辨别的历史循环或周期性行为模式，在每一个周期都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大国支配着世界。每一个周期的结束和开始都是以战争为标志的。参见[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世界政治变革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写在前面的话》，第8-9页。

[9]参见George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Washington DC: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7, pp. 31-40；朱锋：《“霸权转移理论”：霸权性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3期，第25-33页。

[10]参见陈志瑞、刘丰：《国际体系、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构建与经验拓展》，《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3期，第117-118页。

[11]参见[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12]参见ImmanuelWallerstein,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Economy: The States, the Movements and the Civiliz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37-41。

[13]RichardB. Du Boff, “U.S. Hegemony: Continuing Decline, Enduring Danger,” Monthly Review, Vol. 55, No. 7, December2003, 1- 15.

[14]Samuel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6, pp. 81-91.

[15]FareedZakaria,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How America Can Survive the Rise of theRest,” Foreign Affairs, Vol.87, No. 3,May/June, 2008, pp. 18-43.

[16][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美国实力的衰落》，谭荣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17][美]查尔斯·康普乾：《美国时代的终结：美国外交政策与21世纪的地缘政治》，潘忠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38页。

[18]Joseph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pp. 127-147.

[19][美] 约瑟夫·奈：《美国世纪结束了吗》，[美]邵杜罔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29、30、138页。

[20]陈晓晨、徐以升：《美国大转向：美国如何迈向下一个十年》，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版，第64-65页。

[21]HenryA. Kissing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New York : W. W. Norton & Company, 1977, pp. 128-129.

[22]刘建飞：《美国霸权失能与世界多极化趋势初现》，《当代亚太》2003年第4期，第3-8页。

[23]RichardN. Haass, “The Age of Nonpolarity,” ForeignAffairs , Vol.87, No. 3, May/Jun, 2008，pp. 44-56.

[24][美] 约瑟夫·奈：《美国世纪结束了吗》，第113页。

[25]秦亚青：《世界格局、国际制度与全球秩序》，《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庆典特刊，第12-13页。

[26]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按现价美元计算，1960年世界GDP的总量为1.376万亿美元，美国的GDP总量为5433亿美元。2016年世界的GDP总量为75.845万亿美元，美国的GDP总量为18.624万亿美元。参见世界银行网站2018年1月信息，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end=2016&start=1960。

[27]参见美国白宫Historical Tables，Table 6.1—COMPOSITION OF OUTLAYS:1940–2022，2018年1月更新数据，https://www.whitehouse.gov/sites/whitehouse.gov/files/omb/budget/fy2018/hist06z1.xls。

[28]根据美国官方统计，美国直接用于越战的开支从1965年的1亿美元骤增到1968年的270亿美元，财政赤字总额达到近400亿美元，参见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65页。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国军费从2000年的2880亿美元一跃而上为2006年的4390亿美元，截至2009年，美国的国债水平达到人均2.4万美元，参见Roger Lowenstein, The End ofWall Street,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0, pp. 282-294.

[29]美国这些退出行动包括2017年1月退出谈判中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2017年6月退出关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2017年10月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

[30][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

[31]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网站2018年1月更新数据，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end=2016&start=196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2017年12月更新数据，http://data.imf.org/?sk=E6A5F467-C14B-4AA8-9F6D-5A09EC4E62A4。

[32]王缉思教授认为，美国发展强大的内在原因主要在于四个方面。一是美国的法治传统和法治精神维护着国内的长期政治稳定；二是美国社会价值观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和连贯性，使民族国家的内部凝聚力得以保持，爱国主义得以深化；三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四是公民社会发达，社会自我纠错机制和能力较强，有利于防止国家发展道路偏离方向，避免对外关系中的严重战略失误。参见王缉思：《大国战略：国际战略探究与思考》，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255-256页。

[33]WalterRussell Mead, “The Myth of American’s Declin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9, 2012,https://www.wsj.com/articles/SB10001424052702303816504577305531821651026.

[34]莫衡等编：《当代汉语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

[35]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按现价美元计算，1960年世界的GDP总量为1.367万亿美元，美国的GDP总量为5433亿美元。1992年世界的GDP总量为25.41万亿，美国的GDP总量为6.539万亿美元。参见世界银行网站2018年1月更新信息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end=2016&start=1960。

[36]现价美元计算，2001年世界的GDP总量为33.355万亿美元，美国的GDP总量为10.621万亿美元。参见世界银行网站2018年1月更新信息，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end=2016&start=1960。

[37]贺力平、赵雪燕、王佳：《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地位》，《美国研究》2016年第3期，第75页。

[38]RogerLowenstein, TheEnd of Wall Street, p. 282-284.

[39]现价美元计算，2011年世界的GDP总量为73.28万亿美元，美国的GDP总量为15.518万亿美元。参见世界银行网站2018年1月更新信息，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end=2016&start=1960。

[40]贺力平、赵雪燕、王佳：《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地位》，第75页。

[41]参见熊志勇、谷玉红：《试析美国问鼎世界时的实力》，《外交评论》2015年第3期，第149-150页。

[42]美国军费从2000年的2880亿美元一跃而上升为2006年的4390亿美元，此外美国每年还为战争追加至少500亿美元的拨款，参见[美] 戴维·S.尼森：《美国世纪的终结》，倪乐雄、孙运峰等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21页。

[43]截至2009年，美国的国债水平达到人均2.4万美元，参见RogerLowenstein, The End of Wall Street,p. 294。

[44]鲁勤智：《西沉日：论美国的相对衰落趋势》，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第145-146页。

[45][美] 尼娜·哈奇格恩、莫娜·萨特芬：《美国的下一个世纪：美国如何在其他大国崛起的时代里保持繁荣》，张燕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25页。

[46][德]弗·恩格斯：《反杜林论》，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19-520页。

[47][美] 约瑟夫·奈：《美国世纪结束了吗》，第25页。

[48][美] 唐纳德·怀特：《美国的兴盛与衰落》，徐朝友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14-615页。

[49]MichaelBarnett and Raymond Duvall,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9, No.1, 2005, p. 40.

[50]Graham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n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 Trap,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17, pp. 1-384.

[51]现价美元计算，2008年世界的GDP总量为63.462万亿美元，中国的GDP总量为10.621万亿美元；2016年世界的GDP总量为75.845万亿美元，中国的GDP总量为11.199万亿美元。参见世界银行网站2018年1月更新信息，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end=2016&start=1960。

[52]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79-102.

[53]与现实主义不同，新自由主义提出了行为体间相互依赖于国际制度的解释，建构主义提出了解释观念互动的体系理论，英国学派认为国际体系存在于规范与制度对行为体起作用的国际社会。参见[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MartinWight, Systems of States, 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7.

[54]黄仁伟：《当代国际体系转型的特点和趋势》，《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7期，第10页。

[55][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479-480页。

[56]张新平、杨荣国：《试论新兴国家的崛起与国际体系的转型》，《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第123页。

[57][加]阿米塔·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袁正清、肖莹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4页。

[58]Charles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Affairs, Vol. 70, No. 1, 1990/1991, p. 27.

[59]郭树勇：《大国成长的逻辑：西方大国崛起的国际政治社会学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138页。

[6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9-12页。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