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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简报》第127期 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调研发现及对标分析

2023-10-17 15:14|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董小英

近年来,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有一定成效,截至2020年数字企业发展状况如何?我国各类企业按数字化转型的步调分为领导者、快速追随者和缓慢采纳者三类,他们各自的发展有何特点?结合2018-2020三年发展动态历程,我国数字企业在未来需重点关注哪些发展困境?针对上述问题,《2020中国数字企业白皮书系列》(以下简称《白皮书》)研究了超过1000份样本,通过122个数据图表,18个案例等,全面呈现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现状与趋势。

一、中国数字企业分析框架

研究团队基于对国内外企业数字化模型的系统调研,通过德尔菲方法对国内多位企业首席信息官(CIO)的调研和数据统计分析,在《变数:中国数字企业模型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中,提出了数字企业模型的基本架构。该模型包含战略层、资源层、能力层、资产层、结果层五个层面,如下图所示,五个层面分别由数字化战略、数字化技术、数字化人才、数字化生产、数字化运营、数字化营销、数字化决策、数字化创新、数字化生态、数字化资产、数字化服务、数字化绩效十二个要素组成。在这个概念体系下,研究团队开发了量表用来测评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现状,并在过去3年时间里进行动态跟踪,目前呈现的是《中国企业数字白皮书》(2020年)三本报告的主要发现。

图1 数字企业模型

在中国数字企业模型基础上,研究团队通过对调研指标的统计分析和优化,在对企业深度案例调研的基础上,将静态模型转化为动态分析模型,并试图发现企业数字化战略、数字化人才和数字化技术,通过能力构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图2 数字企业动态分析模型

 

二、2020企业数字化转型核心发现

基于数字企业模型,《白皮书》对数字化的十二个要素进行了数据分析,总结出2020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发现,并解读优秀企业案例,进一步提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方向,为正在逆流而上的整体行业打造旗舰标杆。

1. 政府政策影响很大,但政府与企业的合作度需要深化和加强。政策导向和政府支持是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外部因素。目前我国政府的支持重点落在制造业和信息业以及大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于中小企业的支持在各项指标上明显不足。

2. 多数企业认识到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意义。相比于2019年以抢占先机为目标,2020年呈现出脚踏实地的转型态度,重点关注数字化转型的战略落地。

3. 多数企业并没有给予数字化转型最高的企业战略地位。部分数字化技术和数字化应用入手支撑核心业务战略,处于试图接纳和融合的尝试阶段。

4. 多数企业将业务流程的数字化和客户服务的数字作为转型战略的落脚点。数字化技术的使能作用体现在:企业业务流程的提质增效和以产品为主导向、以服务为主导的经营理念转变。

5. 各级领导对数字化转型的关注度不同。“一把手”将关注点放在企业组织转型和业务流程数字化,信息技术高管在数字化战略制定和组织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IT部门负责人将工作重心放在数字化技术的采纳,致力于使用数字化技术为企业创造价值。

6. 企业数字化人才的不足仍然是阻碍转型的重要因素。战略人才和数据人才的缺失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7. 在数字化生态上,合作伙伴间关系集中在短期共赢上,合作伙伴之间深度协同、数据共享和相互依赖度不足。企业需进一步数字化转型离不开企业内外部生态的资源支持,打造彼此互补、动态协同的供应链和生态合作伙伴关系,在供应链构建中非常重要。

8. 数字化服务有广阔的空间。目前的服务广度和深度尚未与数字化连接,特别是对制造业来说,在客户参与产品设计、对产品的预测性维修、增加服务性收入方面指标较弱,但未来对助力制造业转型非常重要。

9. 企业数字化转型最缺乏的是人才与资金,最显著的绩效是客户满意度提升。数字化转型仍然在不断尝试和推进的阶段,暂时并没有给企业带来经济收益,但值得肯定的是,绝大多数企业都坚定不移地走在转型的道路上,并未放弃和失去信心。

三、数字化转型领导者、快速追随者及缓慢采纳者的对标分析

《白皮书》基于数字企业动态模型的五个层面及十二个要素,对领导地位的企业(15.60%)、快速追随的企业(146.30%)以及缓慢采纳的企业(33.10%)三大类型企业进行多维度评估对标分析。

1. 领导者企业数字化转型起步早,投入大。数字化投入方面,领导者、快速追随者、缓慢采纳者依次递减。在年平均数字化转型投入额方面,三类企业有明显差异:领导企业的年平均数字化转型投入额最高,快速追随企业居中,缓慢采纳企业相对较低,其中缓慢采纳企业与快速追随企业的差距较小。

2. 领导者企业对数字化战略重视度更高,负责部门地位更高。在对数字化战略的重视程度方面,领导者、快速追随者以及缓慢采纳者明显依次递减。领导者数字化转型部门在企业中的地位比在快速追随者以及缓慢采纳者高。

3. “一把手工程”已经付诸实践。三类企业都将数字化转型作为“一把手工程”,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负责人汇报层级方面,领导者和快速追随者向CEO或董事长直接汇报的比例高于缓慢采纳者。

4. 企业数字化人才缺口仍然严重。三类企业都缺乏数字化企业战略领导者、落地推动者、项目经理和数据科学家。缓慢采纳企业需要战略领导人,快速追随企业需要数据科学家,领导者企业需要项目经理。

5. 企业推动数据化创新的模式单一。主要依靠内部和合作伙伴,并购模式、孵化初创企业相对较少。领导者企业较少采纳。与2019年相比,企业的创新模式变化不大。

6. 在数字化生态上,领先者企业与合作伙伴数据交易更频繁。在生态发展繁荣程度(包括生态成员的数量、多样性、交互程度、依赖程度)方面,领导者、快速追随者和缓慢采纳者的打分都比较高,差异不明显。与2019年相比,三类企业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快速追随者和缓慢采纳者的生态发展繁荣程度明显提升。

7. 在数字化转型进展上,缓慢采纳者在数字化转型所需人才、资金、能力和规划上明显落后,尤其缺乏数字化人才。三类企业都认为需要启动更多的数字化转型项目。总体来看,在项目开展和未来规划上,企业的自评分数较高,但数字化资源并不十分充足,还需要进一步的投入。

8.   在数字化转型绩效上,领先者优势明显,特别是在销售额、总利润和市场份额上明显领先。缓慢采纳者在各项绩效指标差距较大。领导者、快速追随者在行业影响力提升、竞争优势提升、总销售额和总利润提升方面的差距尤其明显。总体上看,缓慢采纳者目前还没有收获明显的绩效。

四、2018-2020动态发展对标分析

1.   政策影响降低。在数字化政策环境关注方面,企业每年对我国政府数字化相关的政策最为关注,但近三年整体关注度逐年降低。

2.   数字化投入资金上升。从投入金额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年平均投入额有所增加,尤其是5000万以上的高额投入大幅增加。从投入时间来看,超半数企业启动数字化转型未超过三年;

3.   数字化转型目标转向外部竞争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目标,开始由企业内部降本增效,向企业外部打造行业影响力和未来发展拓展。

4.   数字化转型部门升级。企业负责数字化转型的部门,由原有信息化(或IT)部门直接推动,向成立专门的数字化转型团队转变,企业“一把手”更为深度地参与数字化进程中。

5.   数字化创新文化不足。利用已有资源进行内部创新研发和与合作伙伴共同创新研发,是企业数字化创新最主要的两种方式。而受全球经济和资本市场影响,企业通过兼收并购和孵化初创企业获得新能力有所减少。

6.   数字化转型激励力度有限。目前大多数企业的激励机制仍与原有KPI体系保持一致,并未与转型变革相配合,人才激励机制有待进一步建立和完善。

7.   数字化人才缺口严重。企业近三年人才缺乏情况较为一致,最缺乏的仍是数字化战略领导者、数字化项目经理、落地推动者和数据科学家等相关人才,人才的培养需企业长期投入。

8.   数字化生态建设稳步发展。企业与合作伙伴的关系进入相对稳定期,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在增速上放缓,但整体仍向着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

9.   数字化转型成效尚不显著。数字化转型的绩效平均分逐年递减,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绩效评估进入冷静期。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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