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压力下企业战略反应研究述评与展望

关于什么是制度，新旧制度主义学派提出了很多种概念，而明确给出制度定义的是新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North。North（1990）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一点说，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形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随后Scott（1995）将制度综合概括为“为社会生活提供稳定性和意义的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要素，以及相关的活动与资源”。随着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制度环境与组织战略行为之间的关系，即企业面对制度环境压力有何反应，这种反应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又是什么？早期的学者将重点放在外部制度压力上，过于强调制度的影响（DiMaggio和Powell，1983），后期学者开始关注制度理论针对类似制度压力下组织结构与行为的异质性现象提供的解释力不足（Delmas和Toffel，2008），认识到仅强调“制度规则、神话与信念等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特性”存在局限，认为制度实际上可以成为组织选择不同行为的跳板（Heugens和Lander，2009）。基于这种认识，“Strategic Responses to Institutional Processes”（Oliver，1991）这一被视为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论文得以发表（Clemens和Douglas，2005），该文提出组织针对制度压力具有抵制程度由低至高的默认、妥协、回避、挑战和操纵五种战略反应。这一开创性的研究引发了针对抵制性战略适用性及重新组合的进一步探讨，对战略反应影响因素进一步细化研究发现企业能力的差异使得组织针对外部制度压力选择的战略反应不同（Matten和Moon，2008；Tan和Wang，2011）；企业对于制度压力的性质、抵御制度压力的财务能力的感知、组织规模以及企业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都是企业战略反应的重要影响因素。

综上所述，学者们虽然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企业战略反应形成的影响因素，但什么是制度压力？制度压力主要是由哪些因素构成？这些因素又是如何影响企业战略反应的？换言之，企业针对不同的制度压力源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最终结果如何？学界对这些问题还未有系统的梳理。本文基于这些问题，对制度压力概念以及战略反应的内涵和类型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对现有相关文献从规制、规范和认知压力三种不同的制度压力类型组合以及对具体压力源进行解构，归纳总结了不同制度压力对企业战略反应产生的影响，厘清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机理。这不仅有助于学者们掌握现有研究成果，为下一步的学术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也为管理者的实践活动提供了参考价值。

本文主要通过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进行数据收集。WOS是美国科学情报所（ISI）数据库中的引文索引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了8 000多种世界范围内最有影响力并经过同行专家评审的高质量期刊。研究方法具体如下：以institutional pressure（制度压力）和strategic response（战略反应）为主题词，时间段设置为1996年至2015年，选择WOS数据库中的四大引文索引（SCI-EXPANDED、SSCI、CPCI-S、CPCI-SSH），然后进一步选择管理类和工商类研究类别，语种为英语类为条件进行搜索，共获得42篇文献。从搜索结果来看，1996年至2006年期间，仅有一篇相关文章发表，直到2007年，相关文献才逐年增加。由此可知，在2007年前，学者们对制度压力下企业战略反应研究的文献很少。因此，本文将研究时间段设置为2007年至2015年，这样共获得41篇文献。另外，为使样本符合相关性、实用性、学术性和权威性的原则（张金隆和杨妍，2012），本文通过人工逐一阅读这41篇文章，筛选并剔除4篇研究人力资源和1篇公共管理类的文章，最后留下符合主题研究的36篇样本文献。样本文献具体分布如表 1所示。

首先，从作者方面来看，样本文献中共出现84位作者。其中发表2篇论文的作者只有2位，分别是Tan和Pedersen，他们分别来自加拿大和丹麦。从论文作者来看，大多数文献包含2位以上作者，包含1位作者的文献仅6篇。其次，从国别分布情况看，统计期间共有21个国家发表了相关论文。其中，绝大多数国家论文发表数量为1篇，只有少数国家发表了2篇（含）以上的论文。排在前三名的分别是美国10篇，加拿大和中国分别为5篇，从每篇文献作者所属机构来看，有15篇文献的合作者来源于两个（含）以上的研究机构，占总量的41.67%，但从合作者所属国别来看，绝大多数合作者来自同一个国家或者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研究，未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者之间的合作研究。

根据许德音和周长辉（2004）的分类方法，所选样本文献中，有10篇实证类型的文献，24篇定性经验型文献，2篇概念性文献，没有文献型、描述型和规范型文献，样本文献主要采用了案例分析方法和大样本实证研究方法。从样本文献涉及的研究领域来看，行为战略、利益相关者战略和知识创新是涉及最多的三个领域，全球战略和战略领导与治理也是比较热门的研究领域，具体如图1所示。

企业处于制度环境之中，其行为必然会受到制度环境的塑造和影响（Kostova和Zaheer，1999）。组织行为只有在符合制度环境的要求下才能获得合法性，从而生存下来（Meyer和Rowan，1977；Pfeffer和Salancik，1987）。为此，大多数学者由制度的作用提出制度压力的概念，如Yiu和Makino（2002）以及Wang等（2008）提出制度环境对企业生存构成了要求服从的多样压力，这种促使企业的形态、结构或行为变得合理、可接受和易获得支持的规则、规范、社会理念或文化的作用力即是制度压力。还有学者提出制度压力是主观上组织所感知到的制度力度（宋铁波和沈征宇，2014）。因此，制度压力被理解为来源于企业外部而对管理者怎样感知环境并改变和决定战略行为的社会、法律和文化力量（Menguc等，2010），包括来源于诸如顾客、监管部门、当地社区等市场和非市场等关键利益集团的具体需求，也涉及难以明确压力来源方，包括势力、模板、脚本、文化保留节目、文化框架、社会事实和共享的意义系统等更为宽泛、更为抽象的分类（Greenwood和Hinings，1996；Delmas和Toffel，2008）。

企业战略反应通常是与制度压力联系在一起的（Suchman，1995；Oliver，1991）。由此可知，企业的战略反应是指响应或者迎合特定制度压力要求而做出的一系列战略行为。早期制度主义学派认为企业在制度压力下表现出较为消极和被动的战略反应；后期战略学派则更强调企业战略反应的主观能动性。为此，学者们提出一系列关于制度压力下企业战略反应类型的研究。例如，Suchman（1995）提出依从型、选择型和操纵型合法化战略反应，Zimmerman和Zeitz（2002）在Suchman（1995）的三种合法化战略反应的基础上，增加了创造型战略反应。然而在众多关于企业战略反应的研究中，Oliver（1991）发表的“Strategic Responses to Institutional Processes”一文具有里程碑意义。该文针对制度压力下企业战略反应进行了研究，提出企业针对制度压力具有抵制程度由低至高表现出的默许（acquiesce）、妥协（compromise）、回避（avoidance）到抵抗（defiance）与操纵（manipulation）不同程度的战略反应，具体见表 2。

对关键词的分析能了解文献的研究主旨，本文通过对样本文献的分析发现，关于制度压力下企业战略反应的研究共有关键词147个，平均每个关键词出现1.73次，其中出现3次（含）以上的高频关键词有20个。出现频次最高的关键词是institutional theory（制度理论）为12次，其次是performance（绩效）为10次，具体情况见表 3。这些关键词体现了制度压力下企业战略反应研究的热点问题，如公司绩效、组织场域、公司治理、企业社会责任、动态能力、竞争优势及新兴经济体等。

此外，通过共词分析可以发现关键词之间的联系和研究领域。本文利用Citespace（Chen，2006）软件处理得到一个42×42的高频关键词共现矩阵，然后利用SPSS软件中的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功能对这些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结果发现，这些关键词可以归为四大类：第一类是关于新兴经济或转型经济背景下的企业战略反应问题，如emerging economies、transitional economies、strategy、strategic responses等关键词都表明了新兴经济体中的企业面临的不同制度环境，企业该采取何种发展战略问题。第二类关键词涉及的是公司层战略问题，如firm performance、corporate governance、management等关键词都反映了此类问题。第三类关键词则集中反映了公司资源能力问题，其包含的关键词有competitive advantage、firm resources、dynamic capabilities。第四类关键词体现的是产业集群和战略合作问题。可见，学者们不仅从外部制度背景而且从企业内部资源能力去研究企业战略行为，不仅从企业个体层面而且从相关场域去洞察企业战略行为。

本研究对制度压力概念和战略反应的内涵进行了梳理，对涉及的研究热点也做了分析。而制度压力到底由哪些方面构成？制度压力的不同构面对企业战略反应的作用机理又是怎样的？为分析这些问题，本研究主要采用Scott（1995）对制度的分类，将样本文献中涉及的制度压力进行归类，发现可分为规制压力、规范压力、认知压力、规制和规范压力以及规制、规范和认知压力五种类型。同时结合Oliver（1991）关于战略反应的分类以及采取的相应战术，对样本文献研究内容进行解构。下面就这五种压力类型和企业战略反应之间的关系进行剖析。

规制压力是研究企业对来源于政府的法律、法规、政策等制度压力是如何反应的。学者们对企业面临来自政府的压力，如加强农业蓄水工程、商业服务反离岸、环境保护信息披露以及对网络信息控制等规制压力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不同企业有不同战略反应的结论。研究表明，有些企业在面对政府的农业蓄水政策压力时采取了抵制策略（Tingey-Holyoak，2014），另外一些企业为获得合法性，针对来自政府的规制压力，采取了模仿策略而获得了生存（Khan和Lactiy，2014），或者利用企业内部战略柔性和外部制度支持来提高其合法性（Yang等，2015）。在规制压力下，企业CEO的教育背景和技术资格也会影响企业的战略反应，即具有MBA教育背景的CEO更倾向于顺从政府要求披露碳排放环境信息的要求，而具有律师资格的CEO则更倾向于采取回避策略（Lewis等，2014）。此外，企业性质不同也会影响企业的战略反应。如Lu等（2013）分析了百度和谷歌两家公司在中国内地政府信息控制压力下，表现出了不同的战略反应，即谷歌在面临东道主和母国的制度压力下，发表声明并退出中国市场，而百度作为本土公司，运用忠诚战略加强和当地政府的关系，反而使其公司形象和声誉在当地互联网用户中得到提升。

规范压力研究企业面对组织惯例、操作流程、专业机构的规范和认证、行业协会以及环保等制度压力所做出的战略反应。该类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社会责任、学习能力、利益相关者和行业规范等方面。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学者们以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的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实证分析和案例分析方法探讨了企业在面对社会责任制度压力时所表现出来的抵制反应（Pedersen和Gwozdz，2014；Aharonson和Bort，2015），或通过主动参与EPA环保节能灯项目以获得合法性，从而减少制度监督的行为（Moon和de Leon，2007）。在面对外部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企业自身学习能力高低对应付制度压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企业探索式学习能力更适合用来缓解来自政府和行业的压力，从而提高企业绩效，而开发式学习能力则会削弱企业绩效（Chen等，2015），同时，企业的动态学习能力对保持企业的灵活性也是至关重要的（Nijssen和Paauwe，2012）。另外，企业处于动荡的技术变革环境中，在面对利益相关者压力时，表现出了从被动模仿到主动抵制跟风的战略反应（Benner和Ranganathan，2013；Wolf等，2012；Aaltonen和Sivonen，2009），且由于企业管理层认知和注意力分配的不同，针对不同压力来源采取了“优先”处理方式来解决问题（Cummings等，2011；Sullivan，2010；Julian等，2008）。此外，企业在面对利益相关者压力时，也可能采取“替代回应”（制定新的公司治理标准）来转移利益相关者的注意力，即从不服从原有标准到与替代标准保持一致的策略（脱藕行为）。关于行业规范方面的压力，企业也表现出不同的反应。Jamali（2010）采用制度理论和Oliver（1991）的战略反应类型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在应对国际会计准则行业压力时，同时出现了顺从和抵制两种反应，但其反应更接近脱藕。

认知压力探讨的是企业文化价值、当地风俗习惯等制度压力下的企业战略反应，主要是针对跨国公司在东道主国家经营中面临当地文化风俗压力问题进行的研究。例如，Andrews和Chompusri（2013）运用电子沟通、绩效评估和授权三个维度研究了欧洲跨国公司在泰国经营中遇到的文化认知压力问题，认为跨国公司应该加强对当地本土文化标准和价值的理解，以便有效管理文化认知压力。Tan和Wang（2011）运用制度理论、国际商务理论和商业伦理等构建了一个多重理论框架，检验了跨国公司是如何利用母国的逻辑和原则来回应东道主国家的道德期望的，认为跨国公司应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道德策略来应对东道主国家的文化认知压力。

关于规制和规范压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转型经济背景下企业的不同战略反应。面对政治、经济宏观层面和组织场域的中观层面所带来的各种压力，企业表现出了不同的战略反应。不同所有制企业、跨国公司在处理与当地政府、社区和消费者等不同利益集团关系时，根据自身的资源能力和当地社会期望等表现出了顺从、脱藕甚至操纵等战略反应。如在转型经济背景下，跨国公司在面临企业社会责任压力时表现出不一致，即跨国公司在母国社会绩效方面的表现与在东道主国的社会绩效表现不一致（Tan，2009）。与此相反，本土企业在面对规制和规范压力时，其战略反应不一：有的企业在面临转型和技术创新压力时表现出了一致的反应，即都需要接受基金投资（Cruz-Castro等，2012），而有的企业面临经济转型和知识产权管理压力则采取操纵策略来回应，即通过自身拥有的资源能力，采取增加投入和产品国际化的本土增长策略来克服制度变革带来的压力（Chittoor等，2008），还有一些企业通过充分解释对公司有影响力的决策来降低外部带来的不确定性（Yu和Ko，2008）。除此之外，相关利益者如消费者、法律制定者、社区和环保主义者等对企业也会形成不同的压力，为满足相关利益者的不同需求，企业一般采取顺从策略进行回应（Delmas和Toffel，2008）。

关于规制、规范和认知压力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跨国公司，并在制度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资源基础观或管理认知等理论来解释企业的战略反应。跨国公司往往面临着与母国不一样的制度环境，为寻求在国外市场经营的合法性，有的跨国公司会采取主动战略，如采取IJVs经营模式改变当地社会规范来应对东道主国的制度压力（Owens等，2013），而有的跨国公司则采取模仿策略来应对公司面临的天气变化、生物多样性和能源再生等可持续发展压力（Escobar和Vredenburg，2011）。研究人员在制度理论基础上，除结合资源基础观解释跨国公司的战略行为外，还结合管理认知理论探讨了制度变革下企业的战略反应，有力解释了企业不同战略反应背后的原因。例如，Lederan等（2011）在对121位罗马尼亚创业者访谈基础上，研究了认知因素是如何应对制度变革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制度变革前的认知低于制度变革后的认知，并探讨了创业者的认知图式是如何影响企业战略行为的。

由上述高频关键词分析可知，中国（China）出现的频率较高。这三篇文献的作者分别来自加拿大、中国香港地区和中国内地。除Tan（2009）“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制度结构和企业社会绩效”一文属于独著外，其余两篇均为合著。研究内容方面，三篇文献均以中国情境为背景，分析了本土企业、外资企业和跨国公司对不同制度压力所做出的不同战略反应。在规制压力下，即面对政府的网络信息控制压力，本土企业（百度）更会利用“政治关系”达到合法性目的，而外资企业（谷歌）则选择退出中国内地市场（Lu等，2013）。在规制和规范压力下，跨国公司在面临来自东道国政府和利益相关者的企业社会责任压力时，表现出了水土不服的现象（Tan，2009）。本土企业在面临制度和市场需求双重压力下，面对象征性创新和真实性创新问题时，关键在于要处理好对公司有影响的决策解释，以降低外部不确定性（Yu和Ko，2008）。此外，还有两篇文献关键词中虽未出现中国，但将中国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一篇是Yang等（2015）运用制度理论和动态能力考察了企业在环保管理政策压力下，如何利用战略柔性来缓解环保管理压力，从而获得合法性，进而提高公司竞争力；另一篇是Chen等（2015）分析了企业影响政府的能力对新产品市场绩效有正向影响作用，而影响行业的能力对新产品市场绩效呈现出倒U形关系。由此可见，中国情境下的企业战略反应研究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在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企业不仅面临来自市场、行业和相关利益者等规范制度压力，同时也面临着来自政府的规制制度压力。制度环境的复杂性和高度动态性使得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差异较大，获得合法性是企业生存下来的前提（Lu等，2013；Yang等，2015）。而在获得合法性的过程中，非市场制度压力如“关系”对企业的发展战略有着重要意义（Lu等，2013）。尤其是当前企业面临着绿色制造、创新创业等外部环境压力，不仅要遵守市场运作机制，同时更要关注非市场制度压力对企业经济效益以及合法性产生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对企业有利的战略行为。因此，对中国情境下的企业战略反应进行深入研究能更好地发展和拓展制度理论的运用范围和边界，揭开企业战略反应的内在机理。

从上述分析可知，制度理论、行业、企业社会责任和新兴经济等成为制度压力下企业战略反应的研究热点和主要研究领域。企业在面对规制压力、规范压力和认知压力不同压力组合类型时，表现出了服从、模仿、脱藕、妥协、回避、抵制和操纵等战略反应。此外，关于中国情境下的企业战略反应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由于中国制度环境的复杂性，企业面临的制度压力更具多样化，如政府的管制、企业社会责任和绿色管理等。因此，企业在合法性的压力下大多表现出了服从战略反应。

根据样本文献关于制度压力构成和战略反应之间的关系，本文绘制出图2，图中战略反应括号中的数字代表的是出现此类战略反应的次数。从图2可以看出，样本文献中的制度压力可分为规制压力、规范压力、认知压力、规制和规范压力以及规制、规范和认知压力五种类型。每种压力类型对应着不同的压力源，主要有政府管制、组织惯例、行业和专业认证、企业社会责任、环境保护政策和文化习俗等。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企业面临不同的制度压力其战略反应也不尽相同。其中服从、模仿、习惯等属于默认型战略反应的最多，其次是回避、脱藕等属于回避型战略反应，只有少部分企业采取了挑战战略或操纵战略。可见，绝大多数企业在面对不同制度压力时，主要采取的是被动型战略反应，而主动型战略反应较少。

本文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主题为“制度压力下企业战略反应”的期刊文献，在文献计量分析基础上，主要运用内容分析方法，对2007年至2015年间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归纳总结。根据现有样本文献，本文对制度压力概念以及战略反应的内涵和分类进行了梳理，并在规制压力、规范压力、规制和规范压力、认知压力以及规制、规范和认知压力五种制度压力组合类型的基础上，剖析了每种类型制度压力下的具体压力源对企业战略反应所产生的影响，并揭示了规范和认知等非正式制度压力对企业战略反应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完善了现有文献对制度压力和企业战略反应之间的关系以及作用机理的研究。这对学术界和实践界把握和运用现有相关研究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现有文献对制度压力下企业战略反应问题进行了研究，但目前有关制度压力下企业战略反应方面的研究尚存在以下局限。第一，现有研究主要以制度为前因，对企业战略反应进行了研究，存在“重两端，轻中间”的状况，只有少数文献结合了资源基础观（4篇）、动态能力（3篇）、认知理论（2篇）和组织注意力（2篇）等理论对企业不同战略反应进行了深入剖析。第二，研究主要集中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形成的学术网络中，缺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研究，其构建的制度理论适用范围存在一定局限。因此，未来可以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等方面做进一步拓展分析。

Hitt（2007）指出大多数管理问题包含各种复杂的现象，需要采用多种理论剖析所研究的问题。从上述分析可知，绝大多数现有文献理论运用单一，仅以制度理论作为前因进行了分析。因此，未来研究可结合资源基础观和管理认知观等多种理论，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多学科视角研究同一问题，以便更好地打开制度与企业战略反应之间的“黑箱”。因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制度压力下企业战略反应的整合理论研究框架，具体见图3。

图3构建了一个制度基础观、资源基础观和管理者认知理论的多重理论框架，以此研究制度压力下企业战略反应，并揭示不同制度压力下企业的不同战略反应以及类似制度压力下企业异质行为的内在机理。Wernerfelt（1984）指出企业内部的组织能力、知识积累和资源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其具有价值、稀缺、不可模仿和不可替代的特性（Barney，1991）。企业的资源能力又可分为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其中有形资产包括财务资源和宽裕资源（Tseng等，2007；Forbes和Wield，2002）；无形资产包括研发能力和营销能力等（Gereffi，1999；Guan等，2006）。尤其在转型经济背景下，企业除拥有上述资源能力外，在很大程度上仍需依靠社会网络等非市场机制来获得资源（Khanna和Palepu，2000），通过建立“关系”网络来获得合法性并获取相关资源（Peng和Heath，1996；宋铁波等，2016）。此外，管理认知理论对企业战略行为也有较好的解释。Mintzberg和Westley（1992）认为组织战略转型既可以由一人主导，也可以由来自管理高层、中层或基层的团队指导，但由于战略转型的复杂性以及重要性，企业的战略转型一般都是自上而下展开的。管理者认知对企业战略行为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管理者的关注焦点和因果逻辑又是战略决策制定的基础，会影响战略决策的解释以及传播（Fiske和Taylor，1991；Nadkarni和Barr，2008）。因此，图3从不同理论的不同维度对制度压力下企业战略反应的作用机理展开了进一步探讨。

从样本文献使用的研究方法来看，定性和定量方法都是单独使用的。由于制度环境的差异性，企业表现出了不同的战略反应。即使是相似的制度环境，企业也会表现出行为的异质性。因此，研究者需要采用多种测量方法，实现多层次变量的设计来研究企业的战略行为。尤其是转型经济背景下，企业面临复杂的制度环境，现有理论不能充分解释企业的战略行为。因此，需要研究人员运用定性研究方法，如案例分析法，结合调查问卷等定量分析方法挖掘制度压力下企业战略反应的内在机理。即运用案例分析法在建立新构念和新的理论模型基础上，运用大样本实证方法对构念之间的关系以及理论模型进行验证和修正，发挥不同研究方法各自的优势。只有这样，才能有理论创新，才能更好地厘清制度压力和企业战略反应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机理。

从前文分析可知，现有研究成果基本是发达国家学者之间的合作研究。虽然针对中国情境下的企业战略反应问题也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但主要是中国内地学者或者华人学者在研究，而中国情境恰恰又给学者们提供了发展制度理论的最佳试验田。为此，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中国情境下的企业战略反应研究。第一，研究制度不同构面对企业战略反应的影响。由于制度环境的复杂性，企业需要满足多种制度要求，因此其战略反应也不相同。例如，企业面临来自政府的规制制度压力与来自市场、行业、媒体公众等的规范和认知制度压力，哪种制度压力占主导地位？制度压力之间是冲突的还是共存的，对企业战略反应又有怎样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厘清有助于解释制度压力下企业行为异质性的问题。第二，研究区域制度环境的差异性对企业战略反应的影响。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分割的市场（蓝海林等，2013），不同地区制度环境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对企业的合法性行为也赋予了不同的解释。因此对不同区域制度的分析也有利于解释企业战略反应不同的问题。第三，加强非正式制度压力对企业战略反应影响的研究。从样本文献分析中可知，学者们在不同时期对不同制度压力类型的运用有所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规范和认知压力对企业战略反应的影响越来越重要，具体情况见表 4。

从表 4分析可知，三个时间段的制度压力类型运用与当时的环境特征有着密切的联系。金融危机后，各国为促进经济发展，对企业的管制有所放松，如中国出台了一系列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鼓励性政策。因此，企业面临的制度压力更多地来自于行业规范、公众道德和价值观等非正式制度压力。中国处于转型经济发展的关键期，各种非正式制度交织存在，并影响着企业的经营管理。如何缓解和消除非正式制度压力影响，对企业的合法性获得和绩效的提升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加强非正式制度对企业战略行为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