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对叶音说、古声调及韵谱的认知

在汉语古音学研究方面，第一个明确提出语音时空观的是明代的陈第。陈第在《毛诗古音考·自序》中批判“叶音说”时指出：“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故以今之音读古之作，不免乖剌而不入。”[1]7这句话道出了语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原理，即语音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地域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陈第的这一论断为汉语古音学研究走上科学的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其后，顾炎武继承了陈第的历史发展语音观，并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古音研究领域，在研究汉语语音史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分析《诗》韵、离析《唐韵》、归纳古韵部、创立入配阴声格局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综观顾氏的古音理论以及后人对此所作的评价，我们发现顾炎武对“叶音说”的批判、对古声调的认识、对古今韵谱及用韵之异的态度这三个问题上，人们对顾氏的评价以及顾氏本身的观点表达都存在一些不足，有再认识的必要。

一、关于“叶音说”

“叶音”亦即“协音”,又称“协句”“协韵”.

语音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诗经》时代的语音，到了汉魏六朝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诗经》中本来押韵的文句，六朝人读来就不押韵了，于是他们采取了改读今音以求声韵和谐的“取韵”“协句”“协韵”的做法。如陆德明于《召南·行露》“何以速我讼”之“讼”字下引徐邈注曰：“取韵才容反”;于《邶风·燕燕》“远送于野”下注曰：“野，如字，协韵羊汝反。沈（重）云协句宜音时预反。”此时的“协韵”是具有拟古性质的，从中可见时人已经注意到了语音的古今差异。因此，张民权说：“六朝人‘取韵’和‘协句’注音，标志着古今音观念的初步形成。”[2]2六朝之“协韵”到宋朱熹时习称“叶音”,内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与六朝时期的“协韵”相较，宋人之“叶音”有与六朝相一致的一面，即基于古今语音变化而改读今音以就古韵。如《诗经·鄘风·相鼠》第一章朱熹注曰：“皮，叶薄何反；仪，叶牛何反。”皮、仪二字以今音读之本亦押韵，朱熹之所以注上叶音，目的就是指明其古音如此。但同时宋人之“叶音”也有为求押韵和谐而滥改滥协的一面，如“家”字朱熹在《豳风·鸱鸮》“未有室家”下注“叶古胡反”;在《周南·桃夭》“宜其室家”下注“古胡、古牙二反”;在《召南·行露》第二章“谁谓女无家”下注“叶音谷”,在第三章“谁谓女无家”下注“叶各空反”.同一时代的同一个字，在不同的作品中出现了不同的叶读音，甚至在同一作品的不同章节叶音竟然也不同。这种随意性很大的叶音与早期带有拟注古音性质的协韵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因此，戴震说：“唐陆德明《毛诗音义》，虽引徐邈、沈重诸人，谓‘合韵'’取韵‘’协句‘,大致就《诗》求音，与后人漫从改读名之为’协‘者迥殊。”[3]313　　“漫从改读”的叶音说泛滥的根本原因在于不懂得古今语音变化发展的道理而强以今音读古《诗》。对此，顾炎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在《答李子德书》中说：“三代六经之音，其失传也久矣。其文之存于世者，多后人之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辄以今世之音改之，于是乎有改经之病……学者读圣人之经与古人之作，而不能通其音，不知今人之音不同乎古者，而改古人之文而就之，可不谓之大惑乎？”[4]5同时，在《音论》中顾炎武继承了明代陈第“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的语音发展观，明确指出“古诗无叶音”.在这个论题之下，顾炎武引用了宋徐蒇、元戴侗、明陈第等人的观点，从文字谐声、经典用韵等角度批判了“叶音说”,指出上古诗文押韵用的正是“古正音”,不存在“叶韵”的问题。例如，顾炎武引戴侗的观点说：“经传’行‘皆’户郎切‘,未尝有协’生‘韵者；’庆‘皆’去羊切‘,未尝有协’敬‘韵者。如’野‘之’上与切‘,’下‘之’后五切‘,皆古正音，非叶韵也。”[4]33由此可见，顾炎武批判“叶音说”的理论依据即今音不同于古音的语音发展观。学界对于顾氏的这一认识持肯定态度。同时，顾炎武还曾说：“愚以古诗中，间有一二与正音不合者。如’兴‘,蒸之属也，而《小戎》末章与’音‘为韵，《大明》七章与’林、心‘为韵。’戎‘,东之属也，而《常棣》四章与’务‘为韵，《常武》首章与’祖、父‘为韵。又如箕子《洪范》则以’平‘与’偏‘为韵。孔子系《易》，于《屯》于《比》于《恒》，则以’禽‘与’竆、中、终、容、凶、功‘为韵；于《蒙》于《泰》，则以’实‘与’顺、巽、愿、乱‘为韵。此或出于方音之不同，今之读者不得不改其本音而合之，虽谓之叶亦可。然特百中之一二耳。”[4]37在顾炎武看来，古诗中之所以会出现“一二与正音不合者”,主要是受了方音的影响，读这些诗的人不得不“改其本音而合之”,这种行为“虽谓之叶亦可”.有学者认为这是顾炎武批判“叶音说”不彻底的表现。如朱晓农说：“顾氏并不是彻底反对叶音的，他只是不赞成宋儒那种全面叶音。他所确定的韵脚在他的古韵系统中如能得到解释，则用一个确定的读音；如碰到解释不了的情况，则归之于方音，解决的办法就是’叶‘”[5].

笔者认为顾氏的这一作法与他反对“叶音说”的主张并不矛盾，因为他这里的“叶”与宋儒所谓的“叶”名相如而实不相如。宋儒所谓的“叶”是从纵的时间的角度着眼而将本来按古音读起来押韵的字改成了今音，其结果是假若用作诗时代的语音标准来衡量，本来押韵的诗句被改得反而不押韵了。顾炎武“或出于方音之不同，今之读者不得不改其本音而合之，虽谓之叶亦可”的“叶”是从横的地域的角度着眼的，意思是有些古诗用韵存在方音要素，即使按照作诗时代的标准正音来读也仍不押韵，于是要改而依据古地域方音来读，以恢复其押韵和谐的原貌。简言之，宋儒之“叶”是没有认识到语音的时代变迁而改古音以就今音；顾氏之“叶”是认识到了语音的时地差异而改古正音以协古方音。顾炎武对前者的批判以及对后者的提倡说明他深刻地领悟并贯彻了陈第“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的语音发展观。

二、关于古声调顾炎武的古声调观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四声一贯、入为闰声、入配阴声。“四声一贯”这个论断是顾炎武为了解释《诗经》异调相押现象而提出的，意思是上古的诗歌或韵文可以四声通押。“入为闰声”是顾氏针对“其古韵十部中有的有入声有的无入声”以及“为什么在《诗》韵中入声可与平上去三声相押”这两个问题提出的，意思是“入声为声之馀，以入声配平声，有的有余而有的无馀；入声为声之变，可独立为韵，亦可转为三声”[6]64.“入配阴声”是顾氏针对“《广韵》阳入相配的格局与《诗》韵阴入多通的现象不相吻合”这一问题而提出的，意思是在阴阳入三声韵之搭配格局上，入声韵应当和阴声韵相搭配。在顾炎武的这三个声调理论中，“入配阴声”对后来阴入阳三声对转格局的确立具有直接的启发作用，对古韵入声系统的确立也具有重要意义；“四声一贯”和“入为闰声”有一定合理性，同时存在着不足。首先，顾氏承认古声调的存在，并以《诗经》押韵的实际证明古诗中同调相押者居多，这是言之有据的。例如，他说：“四声之论虽起于江左，然古人之诗已自有迟疾轻重之分，故平多韵平，仄多韵仄”;“《诗》三百篇中亦往往用入声之字，其入与入为韵者，什之七八”.这样的认识是符合实际的。张日升曾统计过《诗经》押韵中平上去入四声独押、通押的情况，认为同调相押者占 80%,异调通押者占 20%[7].这恰好印证了顾氏判断的正确性。其次，顾氏对古四声通押的个别表述不够清楚，易使人误解。顾氏说：“古人之字，有定作一声者，有不定作一声者”;“一字之中自有平上去入”;“一字而可以三声四声，若《易》爻之上下无常，而唯变所适”;“音者，无方而易转，夫不过喉舌之间、疾徐之顷而已，谐于音顺于耳矣。故或平或仄，时措之宜而无所窒碍”.顾炎武的这些表述容易被理解成“字无定声，随意转易”.于是周祖谟批评顾炎武“其古无四声之说，实不可信”,其“通转无方”之论虚妄至极，甚至与宋人之叶音说无异[8]35.其实顾炎武是：主张古有声调的，上文提到的顾氏“古人之诗已自有迟疾轻重之分”的论断就能说明这一点。另外，顾氏还说：“有定之四声以同天下之文，无定之四声以协天下之律”[4]42;“《广韵》中有一字而收三声四声者，非谓一字而有此多音，乃以示天下作诗之人，使随其迟疾轻重而用之”[4]41.这些话的意思是：就特定时间和地域中的单个汉字而言，其声调是确定的，此即“有定之四声”;在诗文用韵中四声可以打破界限而通押，此即“无定之四声”.概而言之，在古声调方面顾炎武一方面主张古有声调之别，另一方面又指出在具体的用韵实践中异调可以贯通相押，这都是符合实际的。但他在表述时所使用的“无方而易转”、“无定之四声”等词语为人们正确解读其本意造成了障碍。再次，顾炎武对“古人四声一贯”法则的规定过于拘泥。顾氏在谈到“古人四声一贯”时说，如果碰到异调相押，只能是“上或转为平，去或转为平、上，入或转为平、上、去……歌者以上为平，而不以平为上；以入为去，而不以去为入。何则？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平音最长，上去次之，入则诎然而止，无余音矣。凡歌者，贵其有余音也，以无余从有馀，乐之伦也。”[4]43例如在归纳《诗经·豳风·七月》“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的韵例时，顾氏说：“发、烈、褐’三字皆去而韵‘岁’”[4]340.即：在这一韵段中，“发、烈、褐”三字皆为入声，而“岁”为去声，于是要将“发、烈、褐”三字转读为去声以求与“岁”字调类的和谐，原因就是去声有馀而入声无馀，“转”的时候只能“以无馀从有馀”.对于顾氏所规定的这种“四声一贯”的法则，江永在《古韵标准·例言》中予以了批评，说：“（顾氏）改正旧叶之误颇多，亦有求之太过，反生葛藤，如一章平上去入各用韵，或两部相近之音各用韵，率谓通为一韵，恐非故人之意。”[9]12

三、关于古今韵谱及用韵之异顾炎武在继承陈第语音时地观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古今语音演变的轨迹，并提出了一系列符合汉语语音演变实际的见解。例如，顾氏依据《诗经》押韵和上古谐声材料来离析《唐韵》，分古韵为十部。其实，在顾炎武之前，也有人研究过上古韵部的划分问题，如宋人吴棫在《韵补》中分古韵为十四部（举平以赅上去入）[10].不过由于吴棫的古韵分部是在对《广韵》韵目的合并基础上形成的，因此，被学者称为“以今律古的产物”[11].与此相比，顾炎武离析《唐韵》以求古韵，“是古音观念和研究方法上的重大突破”[2]47.又如，顾氏将《广韵》作为唐韵的代表，将成书于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的《礼部韵略》和成书于元大德元年（1297）的《古今韵会举要》作为宋韵的代表，从语音的继承性和发展性的角度比较了唐宋韵书在韵谱上的异同。这些都是很科学的。然而，受其复古思想的影响，在如何认识古今韵谱及用韵之异这个问题上，顾炎武并没有将其语音史观贯彻到底。具体表现如下。首先，顾炎武批评宋人改并唐韵韵目的行为乃“师心变古”.《唐韵》（即《广韵》）206 韵之分，发展到宋元之际已经无法适应当时的实际语音系统以及诗文用韵的现状，于是出现了改并 206 韵而成 107韵的《壬子新刊礼部韵略》和《古今韵会举要》。这本是韵书发展的自然之理，但顾炎武却批评这种改并行为是“师心变古”,认为这种改并导致了古音的消亡，也使得三代秦汉有韵之文无法阅读。他说：“自宋《礼部韵略》专为科举之用，病其繁复，一切删而并之……昔人并收之苦心没而不见，后之学者面墙之立，既罕淹通胶柱之调，复多拘阂。故宋韵出而古音乃全亡矣”;“《唐韵》分部虽二百有六，然多注同用。宋景佑又稍广之，未敢擅改。昔人相传之谱，至平水刘氏，师心变古，一切改并……后代词人因仍莫觉……而三四百年无能辨其失者，又可与言三代秦汉之文乎？”[4]30不可否认，韵部的改并变迁的确使得人们从后世的韵书中看不出前代的声韵体系，但这种变迁是顺应语音发展变化的自然结果，并非“师心变古”.其次，顾炎武将后世用韵不同于前代归咎为后人之失。在《音学五书序》中，顾炎武依据先秦、秦汉、六朝、唐宋及其以降诗歌词赋的用韵实际，总结了古今韵部演变的两大关键点：一是到六朝时期“今音行而古音亡，为音学之一变”,二是到宋元之际“宋韵行而唐韵亡，为音学之再变”.同时，顾炎武还说：“世日远而传日讹，此道（引者注：指古音之道）之亡，盖二千馀岁矣。炎武潜心有年，既得《广韵》之书，乃始发寤于中而旁通其说。于是据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据古经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赜而不可乱。”[4]2-3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方面，顾氏在语音史观的指导下梳理了从古至今韵部演变的脉络；另一方面，在如何看待这种演变上顾氏并没有将其语音史观贯彻到底。

面对古今韵谱及用韵之异，顾炎武之所以会提出上述批评，主要是因为他是站在恢复古音的立场上看问题的。这也正如李开所说，“炎武以上古权衡中古，坚定地返回上古，乃至否认语音从上古到中古的发展，把中古本来是正确的归部也说成是错误的……还责备后世中古读法不依上古，这显然是错误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顾炎武违背了陈第‘时有古今’的语音发展观，也违背了顾炎武本人反复强调的语音发展史的初衷”[12]19.

作为清学的“开山之祖”,顾炎武在古音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清代的古音研究之所以硕果累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得益于对前人所提出的语音史观的坚持和对顾氏古音学之新认识与新方法的继承。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在理解顾氏之语音史观的时候还存在着一些误解，顾氏之语音史观本身也还存在着一些不彻底性。对这样的问题或现象加以再认识和再梳理，对于我们全面继承和发扬顾氏的古音学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