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仁义之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贾谊在《过秦论》中回顾了秦国逐步强盛的历史，对秦孝公变法图强的功业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即使合从的诸侯国军有吴起、孙膑、田忌、廉颇、赵奢之类名将，也无济于事。贾谊对此有一段精彩的描述，说诸侯“常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解，争割地而奉秦。秦有余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卤，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服，弱国入朝。”这番话把秦孝公以来，秦国实施改革带来的威武雄壮强盛的面貌充分展示了出来。从散约解，可见诸侯军不堪一击；伏尸百万，可见秦军杀戮之惨；流血漂卤，可见血流成河，血沫血腥惨不忍睹。最终的结果是强国也要表示服从，弱国则干脆上门请罪，不得不割地以事奉秦国。

应该说秦国的列祖列宗给秦始皇留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底子，积畜了充分的实力和比较优势。所以到秦始皇成为秦王之后，更是“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即说他继承了秦国此前六代君王的英武和业绩，挥动长鞭统御天下，吞并了西周与东周，逐步走上了至尊的皇帝之位，实现了天下一统；他手执法令的棍棒随意抽打天下人，威风凛凛，震及四海。在秦国强盛之时，秦军“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可见秦始皇建筑长城的本意是抵御匈奴等域外势力；他对匈奴的态度是驱逐并隔离，以致匈奴被迫后撤七百余里；以匈奴为代表的各少数民族部落，因而不敢南下放牧，那些匈奴士卒更是不敢在边境弯弓表达怨恨之情。

但就是如此强盛的秦王朝，却亡在陈胜等临时拼凑起来的义军手里。贾谊对陈胜的评价是“才能不及中人”，即说陈胜的才能连中等人的水平都达不到。但他却能“斩木为兵，揭竿而起，天下云集响应”。殽山以东被灭的诸侯国遗存之豪俊，看准机会，纷纷而起，与陈胜共同造成了灭秦的压顶之势。这可是当年合从的六国之军无法做到的事；这些人、这些兵力根本无法与合从的六国之军相比，尤其在深谋远虑、行军用兵、后勤保障上面。两者相比，贾谊认为“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即说度量他们二者的长处和大小，比较他们的权势和实力，都不可摆在同一水平上说话啊。

但合从的六国之军梦想多年、打拼多年、一无所获的大事，却由训练无素、各怀鬼胎、风起云涌的义军做到了。由此看来一个王朝的存在与否，绝不是单纯军事力量所决定的，即使你有多么高明的军事家，也不能单纯以军事力量决定王朝的废兴。这其实反映了军事与政治的奇妙关系。政治给军事指明方向，提供军事存在与发展的理由；军事必须自觉服从于政治，为统治集团的政治纲领、政治目标服务。毛泽东主席曾提出“党指挥枪”的英明论断，对政治与军事的关系问题做了最简明、最形象的阐发。

贾谊由此发出了一个声震千古而不朽的问答：“一夫作难而七庙毁，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之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即说一个陈胜奋起造反，就捣毁了秦朝用以祭祀祖先的七庙，秦王朝宗族之人的性命死于他人之手，成为天下人的笑谈，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秦王朝不施仁义，导致战略上的进攻与守御之势的结局恰恰相反啊。这个经典的问答，如洪钟大吕，余音不绝，至今意义犹存；给后人带来的启发太多，留给后人的思考与答案也太深太多了。在贾谊看来，仁义才是国家安定的压舱石，如果不施仁义，那么你的统治就适得其反，表面上越强盛，越可能接近于覆亡。其实仁义恰是一国治国方略之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