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伦说

　　儒家关于人际关系的学说。中国古代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称为伦理或伦常。人伦一词首见于《孟子》。“伦”的含义是辈份、等次、道理。“人伦”特指宗法等级社会中人际关系的种类和礼义。人伦说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基础理论。

　　源流与演变　儒家人伦说首倡于孔子。《论语》论述了父子、君臣、长幼、朋友、君民等社会关系，提出对君王尽忠、对父母尽孝、对朋友守信、对民众惠养的道德要求。孔子于人伦中最重君臣、父子两伦，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作为治国为政之道。他的学生子路认为“不仕无义”，不赞成隐士“欲洁其身而乱大伦”（《论语·微子》）。孟子提出五伦，正式创立儒家的人伦说。他推崇大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孟子·离娄下》）。舜用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认为“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圣人是最能体现人伦美德的人。荀子亦重人伦，他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者，在于人有父子之亲、男女之别，不是乱伦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这四种人伦“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荀子·王制》），永不可磨灭。荀子进而为四伦中的八种人确定各自的义务和责任：人君之职责是“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人臣之职责是“以礼待君，忠顺而不懈”；人父之职责是“宽惠而有礼”；人子之职责是“敬爱而致恭”；人兄之职责是“慈爱而见友”；人弟之职责是“敬诎而不苟”；人夫之职责是“致功而不流，致临而有辨”；人妻之职责是“夫有礼则柔从听侍，夫无礼则恐惧而自竦”（《荀子·君道》）。在四伦以外，荀子还推重师友，或君师并论，或师友并提。《礼论》谓“君师者，治之本也”，把事天地、尊先祖和隆君师看做礼之三本。《修身》论师友说：“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故君子隆师而亲友，以致恶其贼。”

　　《礼记》将五伦称为“五达道”（《中庸》），肯定五伦的普遍价值；主张以礼义为纲纪调整人伦关系，正君臣，笃父子，睦兄弟，和夫妇；将人们的伦常标准概括为十“人义”（《礼运》）；对于孝道、妇德做了细密的规定；提出絜矩之道（《大学》），以孔子忠恕思想为指导，形成处理人际关系的对等性原则。西汉董仲舒认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均取诸阴阳之道，君、父、夫为阳，臣、子、妇为阴。他为儒家伦常确立了阴阳哲学的根据。东汉《白虎通义》以法典的形式将宗法人伦规范化，提出三纲六纪，以君臣、父子、夫妇为三纲，以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为六纪。六纪的道德要求是：敬诸父兄，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唐代韩愈认为佛教与老子之学有背于日常人伦，“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原道》），此乃“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的夷狄之法，须加以排攘。而儒家倡导的先王之教，“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同上）。这就是从尧舜经孔孟传下来的道统。

　　宋明理学家谈人伦一般使用孟子的五伦说，不再另立序列，但在论证上有新意，他们把五伦提到性理之学的高度来说明。朱熹认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乃人之大伦，圣王教民之目的，皆是定本，学校教育皆以明人伦为宗旨，以尽人伦为目的，所以他把五伦称为“五教”。五教之所以能行，在于五伦乃人性中固有之天理，后天因气质之偏、物欲之蔽而被压抑扭曲，教育不过是复其本性而已。他说：“盖民有是身，则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一日离；有是心则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离也。是以圣王之教，因其固有，还以道之，使不忘乎其初。”（《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九《琼州学记》）王守仁认为心即理，五伦之源在于良知，“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即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便是信与仁”（《传习录》）。他不赞成佛教逃避父子、君臣、夫妇以求解脱的做法，不如顺乎人间常情而为之，“吾儒有个父子，还他以仁；有个君臣，还他以义；有个夫妇，还他以别”（同上）。

　　儒家学说以人为本位，其中心问题是阐述宗法等级社会是如何做人的道理，其理想人格正体现在人伦的完善上，修身养性需要在人伦的实践中推进，所以儒家必然重人伦，重家国，以人伦为圣道之本。这正是儒学的人世性，是它与佛教、道教明显不同的地方。正如吕本中对游酢所说的那样：“儒者之道，以为父子、君臣、夫妇、朋友、兄弟，顺此五者，则可以至于圣人；佛者之道，去此然后可以至于圣人。”（朱熹：《伊洛渊源录》）

　　主要内容　儒家人伦说就其主流而言，既强调上下尊卑、贵贱、亲疏之间的差别，又主张各种人际关系要以和为贵，相互承担义务与责任，做到合情合理。对应的关系中一旦一方破坏了传统的人伦之道，另一方的义务和责任也随之而解除。以下按五伦的顺序加以论说。

　　父子有亲　宗法社会以男性为中心，故用父子来代表两代人之间的关系。儒家认为父子是由血缘形成的亲属关系，称为“天伦”，是家庭中最主要的关系；而国以家为本，君臣关系是父子关系的扩大，所以父子也是整个家族社会中最主要的人伦。人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须全而受之全而归之；人出生后，至少三年，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因此为人子者要报答父母生育之恩，必须克尽孝道，生则敬养，死则哀葬，祭之以礼，有后继嗣，立身行道，移孝作忠，光宗耀祖（见忠孝论）。总之，“为人子，止于孝”（《大学》）。父子乃天性之亲，为人伦之首，不可用常理处之。孔子认为父子之间，亲情高于是非和法律，故“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孟子认为人事以事亲为大，父亲犯法，子可以弃其君位，窃负而逃，决不可使父受于刑戮。孔孟本意都要使父子一伦超越其他社会关系，达到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以孝修身齐家，以孝治国平天下。这一思想发展到宋明，便出现了“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罗仲素语）的说法，提倡愚孝，把父子一伦的主从关系绝对化。但是儒家主流派认为父子关系也是相对的，“父慈子孝”（《礼运》），“为人父，止于慈”（《大学》），“养不教，父之过”（《三字经》）。父母要克尽对子女养育、爱护、教导的责任。非但如此，父母有了过错，子女还可以提出批评，但态度要缓和，言辞要委婉，叫做“几谏”，如果父母不听，“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始终不改敬诚的态度。《孝经》说：　“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谏诤章》）这也是为了尽孝。

　　君臣有义　君臣关系的广义还包括君民关系，这是宗法等级社会最重要的政治关系。按儒家的说法，君臣以义合，不是先天的血缘联系，而是后天的社会联系；但它建立在父子关系的基础上。君是父的放大，故君父并称。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它的重要性又高于父子关系。《礼记》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丧服四制》）君为国治之枢要，国无君或多君则乱，所以君权必须是独一的、至尊的。《周易·系辞》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君臣上下关系是效法天道而来的，君王奉天承运，君权天授，非人力所能移易。故臣民应当忠于君王，服务于君王，此是人之大伦，人间常理，万古不灭。程颢、程颐认为：“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河南程氏遗书》卷五》）忠君与孝亲是一体的，“外则顺于君长，内则以孝子亲”（《礼记·祭统》），故君父并重，忠孝兼行。当忠孝不能两全时，应弃孝尽忠，此亦是孝。有些儒者提倡愚忠和绝对服从，如韩愈说：“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拘幽操》）他认为君令臣行，民服其劳，“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原道》）。

　　有些儒者则强调君臣、君民的相互责任，把君道看得高于君权。孔子说：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又说：“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大臣从道不从君，无道之君可以不臣，“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不应逆来顺受，无条件服务。孔子更重视君民关系，主张惠民、富民、教民、哀民，使民以时，先信而后劳之，以德导之，以礼齐之，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理想的圣王如尧舜和泰伯，都具有至德，受到人民的称颂。孟子进一步强调君臣关系的相对性，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或废易，或离去；无道之君如桀纣者，乃独夫民贼，则宜诛讨，解民于倒悬。孟子有鲜明的民本思想，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故明君应实行仁政，不嗜杀人，制民之产，视民如伤，与民同乐，使人民安居乐业，并因此受到人民的拥戴。这是孟子所理想的君民关系。孔孟之后，儒家多数都赞成有条件的忠君，认为真正的忠臣是忠于君道，对君王的不良行为要有所匡正，不是一味随和。荀子认为，能用高尚的道德感化君王者是大忠，能用道德调整君王的行为而补其不足者是次忠，敢于犯颜直谏者是下忠，不顾大局而“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耳，谓之国贼”（《荀子·臣道》）。《孝经》说：“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事君章》）后来的忠臣都是按照“和而不同”和逆命利君谓之忠的原则立身于朝廷的。纳谏和进谏成为君臣关系健康化的重要手段。

　　夫妇有别　儒家认为，男女居室，乃人道之大伦。夫妇之道，人情之始，参配阴阳，通达神明，而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易·序卦》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措）。”从人伦的发生次序上说，夫妇在最前；男女婚姻，合两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夫妇既是家道之始，又是整个社会人伦的基础，故称之为大伦。但夫妇是有别的，夫与妇一阳一阴，一刚一柔，一主一从，一外一内，不可紊乱。故《礼记》说：“夫义妇听。”（《礼运》）“男先于女，刚柔之义也。”（《郊特牲》）“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内则》）《仪礼》说：“夫者，妻之天也。”（《丧服》）《左传》说：“夫和而义，妻柔而正。”（昭公六年）《白虎通义》说：“阳倡阴和，男行女随。”（《嫁娶》）显然，“夫妇有别”体现父权社会的特征，夫尊妇从，男女是不平等的，妇女没有独立的地位和人格，只能依附于男子而存在。《郊特牲》提出“三从”：“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昏义》提出“四德”为“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合称为“三从四德”，成为历代妇女教育的正统信条。

　　当然，儒家也讲“夫妇一体”（《仪礼·丧服》），“夫妇和”（《礼记·礼运》），以及相敬如宾，在实际生活中甚至有“惧内”的现象存在。还有的儒者主张婚姻自由，认为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去，男女之婚不受门第限制，以情投义合为主，如李贽就赞扬过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但这不成为主流思潮。社会的婚姻通则，还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鸡随鸡，男女都没有自选的自由。在家庭道德中，对男性宽松，对女性苛刻。男子可以休妻再娶、纳妾嫖妓，女子只能从一而终。《列女传》说：“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宋代理学家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说法，更加强了对女性的约束。

　　长幼有序　长幼关系以兄弟为主，也包括邻里、乡党的长幼关系。长幼有序的基本要求是兄友弟恭，长惠幼顺，孔子称之为“悌”，孟子称之为“义”。兄弟同出于父母骨血，故应相互亲爱，和睦共处。《尚书·君陈》说：“惟孝，友于兄弟。”《论语·子路》说：“兄弟怡怡。”不过兄弟关系不完全是平等的。在宗法等级社会，长子、嫡子在家庭中有特殊地位，是财产和职务的第一继承人，父不在兄可代行其职，故常以父兄并称，次子和庶子的地位相对说来较低，所以强调长幼有序。孔子常将父兄与孝悌并提，说：“出则事公卿，人则事父兄。”（《论语·子罕》）“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论语·学而》）有若将孝悌概括为仁之本。孟子说：“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离娄上》）他把悌德提得很高。荀子对兄的要求是慈爱，对弟的要求是敬顺。长幼有序的关键是“敬”，有此敬心，发散开去，便有义行。朱熹说：“事亲从兄，是仁义之根实处。”（《朱子语类》卷五十六）又说：“仁主于爱，而爱莫切于事亲；义主于敬，而敬莫先于从兄。故仁义之道，其用至广，而其实不越于事亲从兄之间。”（《孟子·离娄集注》）敬兄必敬长敬人敬业。《礼记》说：“敬，让之道也，故以奉宗庙则敬，以入朝廷则贵贱有位，以处室家则父子亲、兄弟和，以处乡里则长幼有序。”（《经解》）兄弟之伦德可以扩大于族人之间、乡里之间，以及社会一般人际关系，形成礼貌敬让之风。

　　儒家弘扬古代敬老的传统。孟子说：“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孟子·公孙丑下》）中国古代有尊事三老五更的制度，三老者明于天地人之道而寿考者也，五更者明于五行之道而更历多者也，各有一人，天子亲临辟雍，割祭肉而赐之，崇老所以兴教，教天下以悌道。

　　朋友有信　朋友在人伦中是第五伦，它不能背离父子、君臣、夫妇、兄弟四伦的基本要求。朋友一伦不同于其他四伦，不受宗法血缘关系和贵贱等级的限制，具有较多的平等性、广泛性，是社会人际的重要纽带，因而为儒家学者所看重。儒家认为，朋友关系具有以下属性：①平等性。孟子说：“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万章下》）朋友之间是对等的、自愿的，不应有辈份、贵贱、血亲等附加条件。②相知性。扬雄说：“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法言·学行》）交友应做到相知相得。③道义性。蔡邕说：“朋友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离。”（《正交论》）若无道义，便是势利之交。④爱助性。戴震说：“友也者助也，明乎朋友之道者，交相助而后济。”（《孟子字义疏证·原善下》）交友之道以诚信为本，孔子说：“朋友信之。”（《论语·公冶长》）孟子说：“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为此，一要慎于择友，二要素交，三要讲恕道，四要恒持不变。（见朋友观）

　　历史地位　儒家的人伦说反映了宗法等级社会的人际关系，特重家族血亲和等级差别，对于职业、民族等社会关系甚少涉及，表现出很大的狭隘性，不能适应近现代社会的需要，忠君、愚孝、男尊女卑、嫡长子特权等传统观念都需要克除。但中国人重视家庭的稳定、和谐、温馨的民族传统，以及敬老爱幼、文明礼貌的优良风气，应该继承和发扬。朋友一伦在宗法制社会瓦解以后最具发展前景，它可以渗入其他人际关系使之健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