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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寻乌调查与《反对本本主义》 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后,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四军回师赣南,分兵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形成了比较巩固的赣南根据地。1930年5月,红四军攻克寻乌县城,并在这里停留了一个月的时间,分散到寻乌及附近各县发动群众。 有这样一段相对安定的时间,对毛泽东来说太珍贵了。他抓住这个机会,在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协助下,接连开了十多天座谈会,进行社会调查。这是他以前从没有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而且通过对寻乌的调查,即可对赣南、闽西的基本情况有大致的了解,因为“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参加调查会的有一部分寻乌县的区乡干部,另外还有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共11人。 这十多天的辛勤工作换来了丰硕的调研成果,毛泽东写成了一篇共5章39节长达8万多字的《寻乌调查》。从这个调查报告涉及的内容看,毛泽东对寻乌的调查相当全面,包括地理位置、历史沿革、行政区划、自然风貌、水陆交通、土特产品、商业往来、商品种类、货物流向、税收制度、人口成份、土地关系、阶级状况、剥削方式、土地斗争,等等。毛泽东着重调查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关于寻乌的商业情况。他具体调查了从门岭到梅县、从安远到梅县、从梅县到门岭、从梅县到安远与信丰经寻乌的生意情况,以及惠州来货、寻乌的出口物、寻乌的重要市场情况。详细调查了寻乌城内各种货物的种类、店铺分布、经营品种、专卖经营、商品成色、货物来源、市场价格、销售方向、年度贸额、荣枯演变、店员制度等情况。调查的内容甚详,如调查的货物门类或行业就包括盐、杂货、油、豆、屠坊、酒、水货、药材、黄烟、裁缝、伞、木器、火店、豆腐、理发、打铁、爆竹、打首饰、打洋铁、修钟表、圩场生意等,并对其中的每一门类又作了详尽的分类调查,例如水货中又包括咸鱼、海带、糖、豆粉、猪皮、闽笋、鱿鱼、豆豉、面灰、洋蜡、玉粉、盖市(鱿鱼里的一种)、菜莆、虾壳、胡椒、酱油等,并对每一种货物的来源、销量及销售对象进行了解。同时还调查了店主的出身、发家经历、性格特点、政治态度、资本多寡、势力大小、家庭人口、营业状况、店铺变化等,涉及的店铺达90多家。 二是关于寻乌旧有的土地关系。毛泽东对此共分农村人口成份、旧有田地分配、公共地主、个人地主、富农、贫农、山林制度、剥削状况、寻乌文化等九个方面,并作了详细调查。毛泽东在调查中了解到:收租200石以上的中等地主,收租500石以上的大地主,他们对于生产的态度是完全坐视不理。他们既不亲自劳动,又不组织生产,完全以收租坐视为目的。固然每个大中地主家里都多少耕了一点田,但他们的目的不在生产方法的改良和生产力的增进,不是靠此发财,而是因为人畜粪草堆积起来了,弃之可惜,再则使雇工不致闲起,便择了自己土地中的最肥沃者耕上十多二十石谷,耕四五十石谷的可以说没有。由此可见,地主占有土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通过出租土地获取地租,至于出租出去的土地是否得到改良,耕种土地的生产工具是否改进,地主并不关心。作为一个阶级而言,地主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无促进作用,在土地革命中将其打倒是完全应该的。 毛泽东还详细地调查了小地主的情形。寻乌的小地主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从所谓老税户传下来的,这一部分的来源多半是由大中地主的家产分拆,所谓“大份分小份”,即由大中地主分成许多小地主。这部分的人数在整个地主阶级中占32%。依据他们的经济地位,其政治态度又有三种区别:一是年有多余的,人数占地主阶级总数的0.96%,他们在斗争中是反革命的。二是一年差过一年,须陆续变卖田地才能维持生活,时常显示着悲惨的前途的。这一部分人数很多,占地主阶级全数的22.4%。他们很有革命的热情。三是破产更厉害靠借债维持生活的。这一部分占地主全部的8.64%,他们也是革命的,有很多人参加现在寻乌的实际斗争。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调查。就整个阶级而言,地主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反动阶级,是土地革命必须打倒的对象。但对这个阶级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其中的不同的阶层、不同的人不能一概而论,有相当一部分小地主其实也是愿意革命的,有的甚至有较高的革命热情。在红四军到来之前,在寻乌领导当地革命斗争的人中,有的就是出身于这类小地主家庭,陪同毛泽东调查的古柏就是这种出身。可见不能将地主阶级的每一个成员,不分青红皂白一律作为革命的对象。对于这种情况,如果不做深入的社会调查是难以了解到的。 毛泽东在调查中还了解到,普通小地主,除上述老税户部分外,另有一个占地主全数48%的不小的阶层,那就是所谓“新发户子”。这一个阶层的来历,与从老税户破落下来的阶层恰好相反,是由农民力作致富升上来的,或由小商业致富来的。他们把钱看得很重,吝啬是他们的特性,发财是他们的中心思想,终日劳动是他们的工作。他们又放很恶的高利贷,所有放高利贷的,差不多全属这班新发户子。“这种半地主性的富农,是农村中最恶劣的敌人阶级,在贫农眼中是没有什么理由不把它打倒的”。 三是关于寻乌的土地斗争。毛泽东在调查报告中对此列举了17个问题,都是围绕着土地分配展开的。他了解到的情况是:寻乌革命委员会开始提出了四个办法,要求区乡苏维埃召开群众代表大会,讨论选择其中的一种:一是照人口分配,二是照劳动力状况分配,三是照生活来源多寡分配,四是照土地肥瘦分配。结果多数地方采取第一种办法,按照人口数目,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劳动能力有无、大小,以人口除田地的总数平分,并且得到多数群众的拥护。 关于分配土地的区域单位,毛泽东调查发现,农民反对以大的区域(区)为单位分田,就是以乡为单位也不赞成,而是愿意以村为单位。主要是因为村里的田近,熟悉,方便。毛泽东说:“摸熟了的田头,住惯了的房屋,熟习了的人情,对于农民的确是有价值的财宝,抛了这些去弄个新地方,要受到许多不知不觉的损失。”那种以为农民不愿搬迁,是思想陈旧和心理的原因,“不承认是经济的原因,是不对的”。至于具体如何分田,毛泽东通过调查发现,最核心的是一个“平”字。他说:“平田主义是最直截了当,最得多数群众拥护的,少数不愿意的(地主与富农)在群众威逼之下,简直不敢放半句屁。所以,一个‘平’字就包括了没收、分配两个意义。” 寻乌调查对中国共产党形成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土地革命既是农村土地的重新分配,也是农村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革命本身意味着各阶级、阶层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而其中最关键的是如何正确地划分农村的阶级阶层。这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而在土地革命中出现“左”的偏差,往往首先是在阶级成份的划分上,将一些人的成份作了拔高,结果扩大了打击面,缩小了依靠和团结对象。后来,毛泽东曾这样说:“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如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入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 寻乌调查给毛泽东以很深的感触,也使他进一步认识到调查工作的重要性。在进行寻乌调查的同时,毛泽东写出了他的名作《反对本本主义》(原题为《调查工作》。这篇文章曾在红四军中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印成小册子,后因敌人多次“围剿”而失传了。直到1957年2月,福建上杭县茶山公社官山大队农民赖茂基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本《调查工作》献了出来,才使这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失而复得。1964年6月,《调查工作》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一书时,改题名为《反对本本主义》,人民出版社同时出版了单行本)。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多年从事调查研究的经验总结。 文章一开头,就提出一个重要的命题:“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毛泽东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毛泽东接着阐述了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我们说马克思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他由此得到了一个极端重要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那么,如何才能纠正这种本本主义?最根本的办法——“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 为了帮助那些不会进行调查研究的同志学会调查,毛泽东在文章中特地讲到了调查的技术问题。他的经验是: ——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只有这样才能近于正确,才能抽出结论。那种不开调查会,不作讨论式的调查,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易犯错误的。那种只随便问一下子,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 ——调查会到些什么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兵士也要,流氓也要。自然,调查某个问题时,和那个问题无关的人不必在座。 ——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看调查人的指挥能力。那种善于指挥的,可以多到十几个人或者二十几个人。究竟人多人少,要依调查人的情况决定。但是至少需要三人,不然会囿于见闻,不符合真实情况。 ——要定调查纲目。纲目要事先准备,调查人按照纲目发问,会众口说。不明了的,有疑义的,提起辩论。所谓“调查纲目”,要有大纲,还要有细目。 ——要亲身出马。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 ——要深入。初次从事调查工作的人,要作一两回深入的调查工作,就是要了解一处地方(例如一个农村、一个城市),或者一个问题(例如粮食问题、货币问题)的底里。深切地了解一处地方或者一个问题了,往后调查别处地方、别个问题,便容易找到门路了。 ——要自己做记录。调查不但要自己当主席,适当地指挥调查会的到会人,而且要自己做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
毫无疑问,以上这些方法,对于我们当下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仍然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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