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

相声的初创者张三禄（一说朱绍文），最早就是八角鼓艺人，后来自己在天桥上“撂地”演出，表演“说”“学”“逗”“唱”的功夫。他不愿再称自己的表演是八角鼓，而是“相声”，自此，相声被确立为了一种艺术形式。

除了张三禄，之后朱绍文（艺名“穷不怕”）、阿彦涛、沈春和也粉墨登场，各自开辟了相声的一片天，在北京天桥争奇斗艳，把相声一代代传承了下来。

▲北京天桥市民文化广场的朱绍文雕像/视觉中国

《江湖丛谈》中就浓墨重彩地描摹了一把北京天桥的热闹，“马路东有歌舞台、乐舞台、燕舞台，梆子名角崔灵芝、一千红等与名武丑张黑，均在三台献艺，每日三台均上满座。”

▲当年热闹的北京天桥现在只有雕塑记录着旧时的曲艺场景/视觉中国

不过，北京相声虽然群众基础扎实，但生存处境依旧十分艰难。艺人们得左右逢源，各头讨好谋生。

一要讨好老天爷，因为相声是“撂地”演出，所谓“撂地”，就是露天表演。“风来吹雨来散”、“刮风减半下雨全无”。敢是连着几天老天爷不卖脸，艺人们就是要断炊的。

二要讨好观众，表演结束之后，要挖空心思用“褚门子”（一种要表演费的方式）来问看客们要取表演费。有一种就叫“仁义纲”，借着说好话，图情谊来鼓动观众们付费，常福全就曾说：“我们就是您驾前的欢喜虫，什么叫欢喜虫？您好养个小猫小狗小鸟的，哎，我们就是……那我们小哥俩说了半天，叫唤了半天了，您不得喂喂吗？”

三是要讨好地痞流氓，露天表演保不齐就有人来闹事，收保护费的、取笑的、砸场子的泥沙俱下，艺人们要处处小心，件件提防。

▲抗战时期常宝堃以相声讽刺日寇，被伪警察逮捕/《中国的相声》

当然，这些打击对北京相声来说，都还不算致命。真正决定北京相声艺人大规模出走的，是相声本身针砭时弊的特点，例如传统段子《打白朗》就描述太平天国把清政府打的落花流水。这样的“艺术”早就成了清政府的眼中钉，被驱逐只是早晚的事情。

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京城的一位亲王——肃亲王出巡，要求作艺的都要停止表演，而相声艺人魏昆志正演到精彩处，不愿停下，惹怒了这位王爷。最后相声落了个“驱此莠民”的下场。

天津也正是这个时候，吸纳了大批的相声演员。有趣的是，北京相声入主天津，竟然一丁点水土不服都没有。

就地理位置而言，天津是码头城市，位于九河下梢，物流人流量都非常大，小工、市民，三教九流各门各派齐聚天津，底层百姓孕育了这里的市井文化，这些都为相声提供了坚强的群众基础。

在天津南市的“三不管”地界，相声尤其热闹。这里原本是日本和法国争夺租界的地方，争论无果后，变成了中、日、法三方不管的“三不管”地带，犬马声色烟馆赌场，江湖郎中游街艺人，一点也不输北京的天桥。尤其是民国十年前后，“各种杂技，各样生意，各大戏棚，应有尽有，无一不全。”

相声就在这样市井文化的浇灌下疯狂生长，孕育了一批批马氏、常氏等相声世家。之后，天津甚至成了相声艺人们的点金石，“艺人只有在天津说红了，得到认可，他才敢进北京”。

被改造的天津相声

但无论是天津相声，还是北京相声，他们的命运在1949年之后再次骤然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声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摇身一变，从“不说人话儿的”贫苦卖艺，变成了“曲艺经典”。原来的艺人们，也纷纷成为了“文艺工作者”。

▲抗美援朝时期马三立等人赴前线慰问（左一为马三立）/视觉中国

甩掉了身份包袱，却还没甩掉身上的杂碎。原来相声里骂人的、取笑的，色情的段子又成了众矢之的。

于世德就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提到了自己在戏曲讲习班听主持人说的一句话，“文艺界哪个部门都好办，象京剧、评剧、鼓词不是都有新节目了吗？唯独相声那里边除了低级、庸俗、拿父母抓哏的，就是讽刺、挖苦劳动人民的。它的前途哇……唉！”

为了保住相声的性命，以侯宝林为首的一批相声大师成立了“相声改进小组”。他们在老舍的帮助下，剔除了相声里那些荤口、脏话、侮辱劳动人民的封建传统糟粕，转而生产了一批歌颂新时代的相声作品，把相声从岌岌可危的境地中拉了出来。

▲相声改造流程/《中国相声史》

而天津这时候也没闲着，不仅吸纳了相声改良的成果，还成立了一大批相声有关的协会。1949年11月，天津戏剧曲艺工作者协会成立，之后又建立了“红风曲艺社”，马三立、常宝堃、张寿臣、赵佩茹、常宝华、张庆森、苏文茂等相声演员都被邀请参加。

但是这样的“自我改良”，并不能保证相声就拥有了免死金牌。1957年之后，反右和“文革”的打击将相声逼至生死存亡一线。这时候，天津北京的相声都像是打蔫了的黄花菜。

天津市和平区曲艺杂技团被迫解散，改为工艺纸制品厂，原来的相声创作者像王鸣录成了工人。马三立、马志明被送去下乡，刘宝瑞也作为“专政对象”被送进北京房山路村进行劳动改造。相声在这期间一度陷入沉寂。

1954年刊载于《北京日报》的《买猴儿》就生动展示了相声演员们的命运多舛。匕戈在《文艺报》的专栏中激烈批评道：“作者是抱着冷淡的、欣赏的态度，捏造了一些不可能发生的稀奇古怪的事物和非典型的形象，来恶意地嘲笑我们的国家、干部和人民群众的。”

即使是为领导人演出过的马三立先生，也因为这个段子惹上了右派的名声。创作者何迟，虽然撰写《我怎样写又怎样认识“买猴儿”》一文为自己力证清白，也没能逃过“右派”的身份。

虽然环境艰难，但相声还是很努力地在自我进步。一个讽刺型相声《买猴儿》倒了下去，千万个歌颂型相声《天上与人间》站了起来。1958年，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线路的鼓舞下，相声也不甘示弱，接连出品了一批歌颂型相声，《社会主义好》《试验田》《水兵破迷信》《活动之家》《天上与人间》都是那时候的作品。

▲20世纪60年代，常宝霆天津市文化工作队下乡慰问（带帽者为常宝霆）/视觉中国

1973年，马季的《友谊颂》横空出世，一句“虽然相隔万里，但中、坦、赞三国人民的心是连在一起的”为相声艺术在“文革”中表了真心，留了活口。1971年天津相声名家常宝霆、王佩元的《挖宝》也是这个时期歌颂型相声的代表。

虽然几经波折，三破三立的相声最终还是等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只不过，他们没能料到新的麻烦又接踵而至，而且还是道无解题。

现代生活下的相声

改革开放像是一串鞭炮一样把相声炸的噼里啪啦。春晚、广播电台、电视机，相声变得无处不在。马季、姜昆等等一批艺术家的名字也变得家喻户晓。

如今，就算你没听过相声，你也一定知道相声界里有个郭德纲，北京城里有个德云社。2010年德云社歇业一月之后复演，开幕式门票一个小时就销售一空，足见其火爆程度。

▲2010年德云社关闭一月后复演，开幕式门票一小时内售罄/视觉中国

但是郭德纲作为地地道道的天津人，为什么会把德云社开在北京呢？无独有偶，马季、冯巩、牛群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相声演员也都是天津人，但都是在北京发展。

历史的车轮仿佛倒了个，当年相声艺人们是生在北京养在天津，现在却遍地都是天津籍的北京相声大师。天津这块过去人见人爱的曲艺宝地，怎么就不招人待见了呢？

这一切，都跟电视机脱不了干系。这方寸之地让更加具有视觉冲击的电视节目占了上风，而只靠着一张嘴过活儿的相声仿佛吃不开了。

为了应对挑战，天津相声选择把相声从大荧幕上拉下来。相声演员们扎根老百姓对相声的热爱，回归茶馆，重拾了老一辈面对面脸对脸的表演方式。

▲2010年天津茶馆里相声演员正在为观众演出/视觉中国

1998年，以于宝林、冯宝华为首的几名相声演员开始了中断30年之久的茶馆演出，重新点燃了天津人对相声的热爱。一个关于天津相声的调研显示，天津专营相声的茶馆和小剧场有9家之多，从业人员达200余人，日均演出多达20场，仅2010年，全市民营相声演出达到4942场，观众达百万余人。

天津相声的本地化虽然热热闹闹，但离开了电视机，就只能在天津这块地偏安一隅。许多相声演员们不安于这一亩三分地，转头瞄上了主张外推路线的北京。

北京利用其电视台的资源，推动相声的普及。这一策略虽然造就了不少的相声明星，但也把相声带到选择的分叉口上，一头站着传统相声，一头站着郭德纲的新相声。

传统的相声段子追求引人深思，比如马三立表演的《吃饺子》，讲的是过年没钱买白面而要去赊面的故事，就带着欧·亨利式含泪微笑的苦涩和辛酸。

而当今的新相声，自从它成为一种共时性的表演形式，发展的空间就被框制了起来，过激的话就不能再肆意地说了。比如《小偷公司》，它被认为是牛群、冯巩尺度最大的相声作品之一，里面虚构了一个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小偷公司，但因触及某些痛处而无缘春晚。

相声收了口，逗乐就登台。以郭德纲为首的一批人把相声的娱乐特点发挥到极致，把相声渗透进了千家万户。

▲2008年名为嘻哈包袱铺的80后相声团队在北京演出/视觉中国

但是成也郭德纲，败也郭德纲。郭德纲让更多人成了相声爱好者，却让众多的相声爱好者不认识了相声。

不过如果把锅统统甩给郭德纲们，也实在委屈了些。相声嬉笑怒骂在当下的美好生活里太突兀，精致利己才是最优选择。郭德纲曾经说，“相声好啊！抨击丑恶，藿香正气”，你不知道他是认真的，还是玩笑。

但无论是哪种形式，相声都成为当今人们在忙碌的现代生活下，放松心情的优选。奉上一段郭德纲相声，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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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中华相声网：《怎样使用讽刺的武器？——对于相声“买猴儿”的讨论》，《文艺报》1956年第14期辑.

[21]中华相声网：《相声民俗调查》.

来源：浪潮工作室（ID：WelleStudio163），作者：曹亦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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