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世济民”到“经济”：以文明的视角看商业

本文来源于「商业文明研究」，穿透时空为商业文明作注。

分为「商业的来处」、「语言的转向」两部分，共3110字，阅读约7分钟。

壹  商业的来处

我们今天常用的最核心的一些商业词汇，比如，经济、消费、交通、社会、市场等等，其实经历了一次出口、一次变形、一次回归。

一次出口：从古代中国传至日本。

一次变形：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吸纳西方商业理论时，借用古汉语词来做翻译。

一次回归：中国救亡图存，仁人志士从日本翻译大量来自西方的书籍，再次沿用了这些汉语词汇（学界称为“日语借词”）

这些稳定下来的概念表达，在我们经历了市场经济“洗礼”的一代人眼中，如此自然。以至于我们都不会去追问其意思，也更难去追溯其本源。

但这些语词的流变中，恰能窥见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文明的碰撞和交融，以及可能产生新意。

这是一个极其细微，但可能极其精妙的切入点，能让我们带着以“文明的视角”，去更深度地理解商业。

譬如，“经济”一词，其实在古汉语中使用非常频繁，《四库全书总目》中用“经济”开头的书就有8部，但含义是“经世济民”、治理国家的意思。在日本明治维新期间，由思想家福泽谕吉借用古汉语，对英文“economy”一词进行翻译而来。

1868年，福泽谕吉编撰《经济全书》，给“经济学”下定义。同样被迫打开国门的中国，仁人志士疯狂学习西方知识、寻求救亡图存的方法。而汉译日本著作更容易、量更大，所以汉译日籍的影响力极大。

1903年，日本学者杉荣三郎任教京师大学堂经济学教习后编写了《经济学讲义》，被确定为京师大学堂的授课讲义。逐渐取代了严复等翻译用的“食货”，而后逐渐形成了今天“经济”的含义。

严复用“食货”来翻译“economy”是有根据的。在古代汉语中，“食货”用来指称国家财政经济，至东汉初年已经确立为比较完整地表述财政内涵和外延的财政概念，班固在《汉书·食货传》有详尽阐释：“食”是指农业生产，“货”是指农家副业布帛的生产及货币流通。“食货”包含了古代中国国家与百姓之间的经济活动、经济利益分配关系，及与此有关的政策、制度、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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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economy在英文语境中也经历了很大变化。来源是希腊语oikonomia，原意是“家庭经济管理”，political economy是关于生产、买卖行为及其与法律、风俗和政府的关系。到17世纪，political economy的含义发展为对政府的经济研究。18、19世纪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含义才逐渐建立。

可见，“经济”的内涵和外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站在文明演进的角度上，我们或许能够更中正地对待“西方中心论”或“中国视角”，而能拥有比较的视野，得以窥见更全面的可能性。

事实上，物物交换、生意往来、货币交易……商业生于不同的文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我们尝试去理解商业的来处与未来，需要一个更大的视野，而不是就商业而谈商业。

过往诸多伟大的思想家其实也没有局限于经济学、管理学。譬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历史视野，马克斯·韦伯纵观宗教沿革与资本主义精神，都是在跨学科、跨文化的视野下来进行。

当经济学逐渐成为学科，也有少学者在尝试突破其界限。比如，研究并定义了日本“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的阿贝格兰提出：

“美国式的组织和管理制度，只能是实现产业化可能采取的若干方式之一。”

日本无印良品的创始人、经济学家、企业家，同时也是思想家、文学家的堤清二在上世纪90年代写到：

“经济学在自己与其它学术领域之间设置了分隔带，限制了自己的研究对象。但因自己限制了自己研究的领域，形成了脱离现实的经济和经营，结果就难以了解新的经济社会的动向。”

当下，我们也在面临同样的挑战。纯以经济学的细分学科视角，是无法解决经济问题的。只有跨越既定的边界。无论是生物学、物理学、人类学、语言学、比较政治学、建筑学、心理学等等，在我们的研究方向之下，无论是所谓的一级二级学科，都需要广泛地使用。

贰  语言的转向

跟“经济”这个词一样，我们当下的很多概念，其实是由西方文明体系演进而来，比如，“现代”。

现代这个词实在很妙，直接表明了文明的先进性，把其他文明归于传统的、落后的，现代化就是必然的、自证的、理所应当的。其实，西方很多先锋的哲学家、艺术家、学者对于“现代”有很多的反思。所以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欧美以及拉美前殖民地国家等，很快出现对于“现代性”的反思，以及“后现代”的浪潮。

而中国在“落后”的阴影当中更久，更多是谦虚谨慎、亦步亦趋地学习。连“后现代”也是仰望式的，在八九十年代，后现代曾经成为学届“显学式”的存在。但实质有点东施效颦。近两年中国提“中国式现代化”，是文明的差异性，已经不得不表象化、主流化的印证。

《历史中的基本概念》一书专门提出了基本概念：“基本概念既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推进器（factor），又是历史进程的一个指示器（indicator）。”

非常有意思，拿我们的话来理解：历史中“基本概念”的表达，其实既是因（factor），又是果（indicator）。再进一步，“果”也成了“因”，应然与未然，互为因果。

这是我们在当下需要更谨慎去反思的原因。因为这些基本概念，这些语言表达都是有力量、甚至带有权力的，尤其在探讨基本实践和理论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保持适当的警惕。

概念是虚构，并非现实，但与现实互为因果。一旦让人糊弄过去，就容易直接被绑票。而且你还会觉得我小题大做，觉得经济、市场，这些不都是理所应当的存在，有什么好拿出来讲的？

但这就是问题所在，因为现代商业的一套语言体系，事实上都来自于欧美的商业发展。在这一套语词当中，我们天然就认为“经济”是“economy”，而完全没有经世济民的意思。但是，在历史上西方狭义的“经济”这个方向，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概念群：食货（汉书有《食货志》）、货殖（史记有《货殖列传》）、平准（史记有《平准书》）等等。包含了国家经济政策、分配、货币政策、私人财富等等含义。

可能你会不以为意，认为历史的教训已经告诉我们“祖宗不足法”。但我认为我们同样不应该“理所当然”。理所当然，用英语讲是“take for granted”，“grant”的意思是“承认”。

也就是说，我们在讨论商业的时候，所使用的一整套语言系统都是西方的体系，我们天然就承认了它的正确性、正义性，甚至是完备性、不重不漏。倒不是说它不正确、不正义，而是我们始终需要更全面的视野，不是直接就糊弄过去。中国是不是真的没有？是不是能“拿来主义”直接使用？尤其当这些概念已经成为社会的“基本概念”，成为主流时，更要警惕，甚至保持批判。

其实，西方战后思潮中，哲学也出现了一次“语言学转向”。西方传统是理性主义，即相信人能够通过理性来认知终极真理，但“语言学转向”就在于看到“终极真理”与“语言观点”之间的差异。

即，理性认知到的究竟是真理本身，还是只是你的观点。这实在与“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极其类似。这里推荐一篇《道德经》解读。

从语言学的角度，符号是有“能指（能指出的含义）”和“所指（事实）”的，这之间有一道鸿沟，就像“人的认知”和“终极真相”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在第一篇，对于商业进行一次“语言的转向”。不要理所应当，不要直接承认。我们要对商业的真相保持开放，抱持中正的态度。回到漫长历史之中，放眼世界文明之林，去发掘更多的真实现场。

当我们回到商业在文明本身中的存在，并看到文明的多样性，那么可能距离商业文明的真实，会更近一步。就比如经世济民这个词语本身，可能就回答了很多问题：譬如，古代中国为什么不重视市场经济、自由贸易？

当我们聚焦于“为什么没有”的时候，其实也就自动否定了“有什么”和“为什么有”的问题。重新面向被忽视的后者，可能可以发现一些更本质的洞察，可能是有关这个文明的巨大惯性的。真正具有了多元的视野，或许再去观察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等时，包括对于这两天的美国硅谷银行极速破产事件，又会具有不同的发现。

回到中正的态度，且不论是否要继续像这样选择，但可以深度看见，看见隐藏在冰山之下的价值趋向。

作者浪浪子：

前上海商业咨询、现深圳创业。曾在巴黎、华盛顿学习和旅居。公众号10年研究型作者，企业哲学十四条践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