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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的离世，似乎带走了最后的一点民国余晖，所有的故事就此尘封。但斯人虽去，纵使再过百年，岁月与风尘也掩不住她清雅的风华，正如爱人钱钟书先生对她的评价，她永远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她的温润不同于这个时代的浮躁喧嚣，她的淡然有别于这个时代的物欲横流，读过她的文章，就会感受温存与美好，就会相信“活着真有希望，可以那么好”。在无情而漫长的时间里，她的柔韧与清朗，从始至终都充满了力量，也给予了世人温暖。
清醒是一种存活于世间的姿态
十七岁的杨绛是个很犟的姑娘，她一心一意准备着清华大学外文系的考试，结果清华虽然招收女生，但是在南方没有名额。带着失落和无奈，她只能转投江苏的东吴大学。
这个时候，费孝通一直陪伴在杨绛左右，他把所有追求杨绛的男生都拦在门外。因为他们两人从初中到大学都是同班同学，费孝通自然而然地当起了护花使者，替她拦着各类追求者，俨然以男朋友自居。他会单独约见追求杨绛的男生，嘴上特别有理地说道：“我跟杨季康是老同学了，早就跟她认识，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
虽然上了东吴大学，杨绛还是忘不掉自己心心相念的清华大学，当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后，她与自己的朋友们北上考试，那时候大家都说好了一起考燕京大学。结果，杨绛临时变卦，放弃燕京大学，宁可去清华当借读生。
就因为这样的一个举动，她认识了相伴一生的钱钟书。所以，杨绛的母亲常常打趣：“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到了清华之后，杨绛去看望自己的老朋友孙令衔，而当天孙令衔正要前去看望自己的表兄，也就是钱钟书。这是杨绛与钱钟书的第一次相见，并没有多聊，匆匆一面，不过这一面却让彼此记忆深刻。
不久，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她见面。他也没有太多的寒暄，开门见山地说：“我没有订婚。”杨绛也落落大方回了一句：“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信是“越写越勤，一天一封”，但杨绛一直没有觉得自己是在恋爱中，直到假期临近。她觉得有些不开心了，“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坠入爱河）了。”
这时候，已经看出苗头的费孝通坐不住了，他特意来到清华大学找杨绛，很有些要找她理论的意思。费孝通觉得自己才是最有资格做杨绛男朋友的人，毕竟大家在一起很久了，从初中到大学，这么多年的朋友，彼此都很熟悉。结果，杨绛的回应给了他当头一棒：“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
由此可见杨绛对于爱情的态度，她爱一个人要认真地爱，忠贞不渝，绝无二心，颇有君子之风。
有趣的是，在一次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时，钱钟书与费孝通竟然同时被选为代表团成员，不仅一路同行，而且还被安排在了同一套间。此时的钱钟书与杨绛已婚多年，谈及此事，钱钟书曾开玩笑地借《围城》里赵辛楣曾对方鸿渐说的话，“我们是‘同情人’。”
费孝通直到晚年都将杨绛视为自己的初恋，但杨绛的态度却坚决而强硬，她直言“费的初恋不是我的初恋”，将自己撇得干干净净。或许有人觉得她绝情，有人觉得她清高，有人觉得她不通世理，其实，女人要做到这样干净利落并不容易，有谁能像她这样坦然，不愧于自己，不愧于爱人，不愧于追求者。
在简约的四季中与某个人携手而行
杨绛对不爱的人可以斩钉截铁，但对于爱的人，却是携手终身，不离不弃。
1935年7月13日，钱钟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多年后，杨绛在文中幽默地回忆道：“（《围城》里）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钟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结婚后，因为钱钟书要赴英法留学，杨绛选择了陪同，为此，她甚至毫不犹豫地中断了自己在清华的学业。在这段日子里，她揽下了生活中的所有杂事，因为满腹经纶的钱钟书是个十足的生活白痴，所以，她从一个才女很快地转换到了一个做饭制衣、翻墙爬窗、无所不能的家庭主妇。
居家过日子，她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不要紧”，因为钱钟书在家务上总是犯错闯祸，每每闯祸，他就像一个无助的孩子，而她就站出来安抚道：“不要紧。”台灯弄坏了，“不要紧”；墨水染了桌布，“不要紧”；似乎所有的事情都不要紧，在家里、在杨绛的心里，也许要紧的只有钱钟书。以至于连钱钟书的母亲都夸赞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钟书痴人痴福。”
“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出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很多人都知道，这是钱钟书的小说《围城》里的一句话，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句话实际就是出自于杨绛之手。她懂得婚姻，更懂得《围城》。
守一池素色莲荷看光阴在不经意间老去
再美丽的爱情都有消逝的那一刻，再和睦完美的婚姻也有着落幕的一瞬间。
1994年钱钟书住院，陪在床榻前的是杨绛一人，他们的女儿已先一步离开。没多久，钱钟书也依依不舍地走了，只留下孤孤单单的杨绛，她说过这样一句话：“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于是，当年已近九十高龄的杨绛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2003年，《我们仨》出版问世。这本书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深切绵长的怀念，感动了无数人。
爱情就应该像她笔下的模样，在平淡中默默流淌着，没有璀璨如烟花的激情，也没有撕心裂肺的痛楚，有的只是说不出口的缅怀和惦记。这或许就是她自己的写照，即使爱人和女儿相继离世，她也坚强地活着，一个人活出三个人的精彩，带着他们的祝福，带着自己的回忆。
有人曾这样评价杨绛笔下的文字：“九十六岁的文字，竟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已经算是走到人生边上的她愈战愈勇，唯愿“死者如生，生者无愧”，所以，她毫不犹豫地接手了钱钟书留下的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这些资料多达七万余页，而她都做了细致的整理，井井有条，得以成书。
于是，我们能够在多年之后看到钱钟书的遗作。
记得曾经看过一篇杨绛的散文《隐身衣》，文中写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其实他们做到了，在浮躁的社会中，看杨绛的文字，总能找到一丝轻慢的悠然，找到一种感悟：人总要安静下来想一想自己，人总要平静下来看一看周围，人总要这么踏踏实实地度日。
知心话
生活总会有风波，就像海上狂风孟浪，颠覆船只。我们不必灰心，也不必害怕，应该像那一片帆，不焦躁，不慌张，不痛哭流涕，安静地审视风浪，安静地应对。
心中淡定，生活才会从容。
谁的这一生，没有跌倒过、哭过、痛过、累过，笑对需要勇气，笑对需要智慧。要知道，所有的得到与失去最终成为回忆，所有跨不过去的坎儿也变成了最轻易迈过的台阶，何必为眼前的苦而哀叹，何必为一时的输而沮丧，再淡定些，再从容些，一颗强大的心才能以不变应万变，才能熬过岁月里几多磨合和人生中时光荏苒。
坎坷终会过去，美好也将萎谢，我们能做的，就是保持着那份安静与恬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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