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言诗的发展历程【引】

   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言诗的发展历程      

    五言诗起源于民间，从中国诗史来看，《诗经》中已经有五言诗的萌芽，至秦及西汉，民间歌谣已较多五言，发展至东汉，乐府中所保存的五言歌辞已经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到汉末已达到成熟的阶段。

    在初期，五言诗被认为是一种“俳谐倡乐多用之”的诗体，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因此早期的文人五言诗多佚名。但随着五言在民间的发展，也就引起了文人的重视，并开始仿作。文人五言诗最早具名的是东汉班固的《咏史诗》。至魏晋时期，五言诗真正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五言诗不仅数量多，而且佳作如林，影响深远，并逐渐成为文人诗歌创作的重要形式，进而取代四言诗占据文坛的重要地位。《文心雕龙•明诗》中讲“暨建安之初，五言腾涌。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趋。”

    五言诗能在建安，黄初间正式成立，这一时代的诗人有着很大的功绩。突出代表人物即为三曹和建安七子。三曹中，曹操诗作主要为四言、五言诗，他的五言诗已经渐脱汉乐府的束缚而自铸新辞。曹丕的诗虽然偶有些四言，如《黎阳作》，六言，如《令诗》，骚体，如《寡妇》，然究以五言为主。《诗品》言“率皆鄙质如偶语，惟《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瞻可玩，始见其工矣。”

   《西北有浮云》：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吴会非我乡，安得久留滞？弃置而复陈，客子常畏人。

    这首借浮云寓飘零之感的诗，可见这一时期五言诗已进入一个成熟的阶段。曹丕的两首《杂诗》也是他五言诗中比较真切的，曹植是这一时期最伟大的诗人，他第一时期的诗，多为赠答或应酬之诗，除《离友》外，皆五言诗，题目虽赠答，但内容都是多方面的。自东汉秦、蔡诸人以来，直到这个时期，五言诗才进步扩张到无所不包的地步，才正式宣告成立。他第二时期的《赠白马王彪》、《七步诗》两首五言诗，可谓诗中上作。第三时期的《杂诗》同样可作五言诗地位上升的例证。七子是建安时代曹氏父子之外最杰出的作家，虽然个性鲜明，但诗歌均以五言诗为主，注重学习乐府民歌，为推动五言诗的发展亦作出一定的贡献。七子中，当以刘桢、王粲为最佳，如刘的《赠王官中郎将》四首其三及至的《七哀诗》皆是五言诗中的佳作，正所谓“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赢”。

    建安以后，两晋和刘宋时期，五言诗进一步发展，涌现出许多各具风格的诗人，其中著名的就有阮籍、陆机、潘岳、张协、左思、刘琨、郭璞、孙绰、许询、陶渊明、谢灵运和鲍照等等。其中，阮籍以八十二首五言的《咏怀诗》著称，其一：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作为八十二首的引子，在这样凄清的环境里，忧思跃然纸上，左思的五言《咏史》更是开创了咏史诗的创作的新路。及至陶渊明，五言诗创作则是鲜明的凸显了出来，陶潜是长于五言而短于四言的，内容充实，形式及格律等都有大有进步，陶渊明诗作萧统整理编著有七卷，五言诗占大多数，上乘之作颇多，随便举例即是：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归园田居》；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元嘉诗人谢、鲍最为出色。谢善于对仗，用典，虽不免过于雕琢，但有些地方，却为他人所不及。许多诗句已经很好，词句无极凝炼，为后代五律作者所取法。前人称他“钩深极微而渐进自然”（王士祯），“追琢而返于自然”（沈德潜）。鲍照岁五言不如七言，但其用比兴体的五言中仍不乏好诗，如《代东门行》。

    到了齐梁时期，五言诗更是极一时之盛不仅在民歌中五言占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在上层社会协作五言也成为普遍的风气，人人竞相吟咏，几乎到了如痴如醉的境地。因此，涌现了不少“早慧”的诗人，这说明人们对五言体的掌握和运用已极为纯熟，不仅文人，连武人也有不错的五言修养。更值永明末，永明体的提出，使得永明声律学说得到了实践，使得之前语言过于繁重，篇章肆意排张的五言诗得到了改善，清新通畅，明净凝练之作多了起来。梁陈时期的宫体诗虽然一定程度上是诗史的倒退，但从积极面看，它亦巩固了永明体在格律、声韵上的成绩并有所发展。五言诗的创作开始由长篇走向短制，诗中的对偶、平仄和成熟的律诗已相去不远，而南北文风的交融亦有所益处。而该时期，五言诗的出色诗人更是多，重要的有谢朓，其五言绝句几乎首首是佳构，例《玉阶怨》：夕殿下珠帘流萤飞复息。长夜逢罗衣，思君此何极！小诗在谢手里，算是得到了真正的诠释。他对于五言诗诗史的贡献，尤为重要。此外沈约、江淹等宫体诗人也较为重要。而北方新诗体诗人以庾信为代表，极王褒、卢思道、薛道衡等人比于南方，诗风更为大气一些。这一时期的诗人的新体诗虽只是小部分，然已可以代表当时诗坛的主要潮流。他们虽然以四声八病相号召，然并未能绝对遵守，亦有所创新。

    另一方面，从诗歌的本体上讲，诗歌的内容、形式及社会背景的发展亦为五言诗的发展完善提供了丰富营养的土壤。

    首先，从内容上讲，从魏晋时期就有“任性而行，任情而行”，作诗者以书写至情为宗旨，评诗者以是否抒写了至情及情感是否强烈作为评论的标准。追求语言的风格之美，也成了这一时期人们合乎逻辑的越来越自觉的行为。正所谓“诗缘情而绮糜，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陆机之后名教礼法的约束进一步被抛弃，南朝人虽不像东晋人那样过分的纵情，但重情程度却更深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表现感情更成为诗歌创作的自觉追求，爱情、友谊、相思、羁旅、物感等这些在六朝五言诗中都有大量涌现。在“咏吟情性”的思想指导下，诗人们倾全力追求作品的美学价值，这在诗歌史和美学史上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而这对五言诗的完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

    第二，从背景上讲，建安以后，儒学进一步衰落，老庄玄学、佛学思想进一步兴盛，名教理念进一步崩溃，人们甚至以狂狷的精神去追求人的真个性、真面貌、真精神。这一时代的三曹、七子明显受到老庄的影响。到南朝时，儒学也曾被重新提倡过，但士人对宣玄言隽语、玄味气质和通脱潇洒风度的追求，使得独立的审美意识得以确立，审美感受能力得以培养。人们崇尚自然，这对山水诗、玄言诗及田园诗的出现贡献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劳，而儒、佛、道的融通，从诗歌发展流变角度来看，是极有意义而颇值得加以重视和肯定的。这就当然包括五言诗在内的。

    第三，从诗歌地位上来看，从魏晋时期开始，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汉人关于文学功能的狭隘见解，初步认识了文学作为一种艺术门类的独立价值，是文学意识的空前觉醒，是文学自觉时代的崭新气象。至晋宋之交，文学进一步摆脱政教的桎梏，人们更多地认识与肯定文学价值，文学地位空前提高，这就为五言诗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第四，从诗人的主体来看，这一时代，诗人更多的是出身帝王和士族，其中的几个大的家族有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彭城刘氏，兰陵萧氏及吴郡陆氏等，这些士族出身的诗人，有着更高的文化修养，也有着更为阔绰的经济力量来发展诗歌推动诗歌的前进。另有，这一时期文学集团非常活跃，像是包括建安七子在内的邺下文人集团齐竟陵王萧子良所召集的“八友”，竹林七贤，贾谧门下的“二十四友”等这些文学集团中的很多特色鲜明，关系颇紧密，既有诗歌理论，又有创作实践。虽有附和之词，但这些即席同题之作题材虽不免受到局限，艺术上也往往不免粗糙，但却营造了浓厚的诗歌创作风气，对促进诗歌创作的繁荣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建安时期能够出现一个“五言腾涌”的局面，与邺下文人集团的活动就有着很重要的关系。总的看来，文人集团的活动与当时诗坛的演革、诗风的发展变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成为汉魏六朝诗坛一道重要的风景线。

    最后，从诗歌的演变史看，在中国诗史上，汉魏六朝时期“追求新变”是一种十分突出的风气。相较于《诗经》而言，汉乐府民歌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艺术都呈现出崭新的面貌，而无名氏五言古诗的出现，在诗史上又是一次新的变革。到建安诗人时，“新变”成立一种自觉的追求。进入南朝后“新变”思潮更是迅速发展，几乎席卷了整个诗坛。这一时期诗歌的变革有三个高潮：一是刘宋元嘉时期以谢灵运、鲍照为主体的“新变”；二是南宋永明时期以沈约、谢朓等人为主体的“新变”；三是萧梁普通以后，以萧子显、萧纲等人为主体的宫体诗的“新变”。汉魏六朝时期的“新变”热潮，使得文学的特征越来越明晰，使得诗歌越来越走向精致和完美，使得诗歌的题材、形式、风格、表现手法等越来越走向多样化，因此从总体上来说是值得肯定的。汉魏六朝时代是一个充满创造精神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新鲜气息的时代，它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是一笔财富，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汉魏六朝诗歌的演变也使得五言诗的发展历程得到更为直观的展现。

    此外，随着五言诗创作的发展，对五言诗的鉴赏批评也日益兴盛起来，而诗评的发展有反过来促进了五言诗的发展。早在建安时期，曹丕对刘祯就有了“其五言诗之善，妙绝时人”的评论。及至南朝，钟嵘的《诗品》系统的评论了自汉迄梁一百二十多位五言诗人，其中关于五言诗的地位有一段极为重要的论述：“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最为祥切者耶！”这是在诗史上第一次明确的将五言置于四言之上，标志着五言不仅在创作实践中，而且在人们的认识上明确的取得了在诗坛上的主要地位。这种观念的转变，反过来又必然进一步促进五言创作的发展，从而使五言诗不断攀上更高的山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