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报特稿】北洋校友的“五四”家国故事

编者按： 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行动激发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天大的前身北洋大学与五四运动有着深厚的渊源。巴黎和会的消息是作为中国代表之一的杰出校友王正廷辗转传递到国内的，于是先进青年知识分子率先行动起来，爆发了五四运动，北洋大学的学生也积极投入到五四运动中。五四运动也是与1895年以来北洋大学等一批中国大学陆续建立、培养了一批进步的青年学生、带动了社会的进步分不开的。本版文章讲述了北洋大学与五四运动的历史故事，旨在让读者深入了解学校的历史，理解和把握好五四运动的意义。

杰出校友王正廷：拒签巴黎和会协约的北洋人

王正廷

一战后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会，由英法美意四巨头掌控，重新划定世界秩序。而原本德国在战前取得中国山东胶州湾的权益在会上成为中日争执的焦点。日本当时认为自己应当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中国是参加对德宣战的战胜国之一，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据理力争。相关消息在报纸刊出后引发了国内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国代表团最终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王正廷就是当时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之一。

当时，中国存在两个政府，一个是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一个是孙中山组建的南方军政府。在派遣中国代表团的问题，两个对立的政府达成了一致。代表团团长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成员为驻英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顾维钧，驻比公使魏宸组和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中国只有两个席位，由这5位代表轮流出席。

王正廷，字儒堂，1882年出生于浙江奉化，1896年入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二等学堂，1900年升入北洋大学堂头等学堂研习法科，后入耶鲁大学继续深造。辛亥革命时曾任湖北军政府外交司副司长、司长，后被推选为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副议长，在北京政府中先后担任工商部次长（署理总长）、参议院副议长，护法运动时追随孙中山南下广东，任非常国会参议院副议长，1919年出席巴黎和会。

参会前也有南方政府单独派代表出席巴黎和会的建议，但没有得到孙中山的首肯。最终，孙中山选派王正廷出席和会，由北京政府特发参赞委任状，作为南方政府代表加入到“中国代表团”。中国代表团在会上提出收回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特权，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等7项要求。未果。

代表团成员不惧列强，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权益，谴责怒斥日美英法勾结欺侮弱国的行径，拒签和约。在北京政府授意签约之关头，王正廷抱着“势必死争”的信念，不惜违背禁令，通电国内揭露北京政府的训令，阐明一旦签字，将“气馁势孤，永劫不复”。他不是一个北洋人在坚守信念，他身后还有全体北洋人乃至人民的支持。据5月7日《益世报》载，北洋大学6日曾致巴黎和会中国专使电：巴黎胡公使转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各专使钧鉴：“为谋世界悠久之和平，贯彻公理战胜之精神，青岛、胶济应直接返还我国，二十一条条约亦当然废除。务望诸公力持到底，不获所愿，不签合约。全国人民实同此意。北洋大学全体学生同叩。”

坚守着对国家主权的捍卫，中国代表团最终没有在合约上签字，也保留了山东问题上将来发生逆转的可能性。1922年3月，王正廷出任鲁案善后督办，全权负责主持接收山东权益。

王正廷有言：“我一生有一桩得意事，就是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

北洋学子  张太雷：下乡演讲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张太雷，原名张曾让，1898 年出生于江苏常州，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1920年,他参加了李大钊建立和领导的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参加筹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起草了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1921年1月赴苏俄任共产国际东方局中国科书记，6月与刘少奇、瞿秋白一同出席了共产国际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同年9月，被派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的翻译兼秘书，并被马林派往日本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参加了国际共产党人会议；1922年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团中央的执行委员会委员；1925年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团中央总书记。

1922年，张太雷列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参加了党的第三、第四、第五次代表大会。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执委，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八七”会议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张太雷走上革命之路，与他的求学历程和期间的历练息息相关。他1915年12月考入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预科，五四运动爆发时正在北洋法科学习，遂积极参加了爱国活动。5日，北洋大学致电北京大学：“惩贼有勇，极表赞同，以后共同进行。”同日致电北京政府：“北京学生举动情殷爱国，所拘十九人恳请释放。”同日致上海南北和议代表电：“北京学生警告曹、章，情殷爱国，政府拘留十九人，乞速电请开释。”6日，致巴黎和会中国专使电：“为谋世界悠久之和平，贯彻公理战胜之精神，青岛、胶济应直接返还我国，二十一条条约亦当然废除。务望诸公力持到底，不获所愿，不签合约。”

5月14日，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由北洋大学学生担任会长，积极组织参加“五四”爱国运动，组织学生罢课抗议。北洋大学不仅罢课响应北京学生，而且成立了几十个演讲团，深入郊区农村进行爱国宣传，唤醒民众。当时在北洋求学的张太雷就是演讲团成员之一。

张太雷等北洋学子深入到群众中，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天津出版的《益世报》在1919年6月2日报道“昨晨北洋大学演讲第二团林汝植、陈汝良、李则昂、张曾让四君赴塘沽讲演”。北洋学子先后在久大精盐工厂、两等小学校、东大沽的戏楼、东大沽大街及洋货街、西大沽等地进行演讲，听众最多时达到600余人，当场即有人表示，“先生们讲的话真对，如能一个月来一次，使大家永远不忘才好”。演讲团甚至利用等车的时间，在车站附近演讲，以致“听者塞途”，而“四君”中的张曾让，就是张太雷。

1920年，张曾让结束了在北洋大学的学习生涯，奔赴了人生新的战场，改名为太雷，取意“醒世惊雷”。1927 年，张太雷领导了“广州起义”,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书记和起义总指挥广州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兼人民海陆军委员。12日，他不幸在指挥战斗中牺牲，年仅29岁。如今，张太雷塑像坐落在天津大学北洋广场的中轴线上，成为天津大学传承和弘扬革命精神的标志。

北洋学子  孙越崎：发动北洋学生参加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巴黎和会极具大国强权色彩，其真正目的在于列强之间重新分配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北京政府授意中国代表在条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国内，举国上下震惊。北京学生为了表示抗议，实行了总罢课，并通电全国。

天津学生是最早起来响应的。5日，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学子发出3份电报，分别致电北京大学表示声援，致电北京政府、上海南北和议代表声援北京学生。6日，北洋大学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专使，“望其力持到底，不获所愿，不签合约”。

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自5月19日起罢课，要求政府惩办卖国贼，收回山东权益，并派代表来天津要求响应。5月22日，身为北洋大学学生会会长的孙越崎，参加了天津九校组成的学生联合会会议，商讨组织第二天全市大中学生总罢课。孙越崎代表北洋大学，第一个发言表态：“我代表北洋全体同学，从明天起一定罢课!”高等工业学校、南开中学、美术学校的代表相继表态第二天要坚决罢课。也有的代表不敢表态。最后联合会表决作出翌日全市总罢课的决议。

北洋大学当时地处津郊西沽，是天津惟一的大学，离市中心相对较远，在交通联络上有诸多不便，且正值毕业班的同学正要进行毕业考试，不毕业，就会影响个人的前途。孙越崎对北洋同窗进行了积极的解释和宣传，大家赞同罢课，也同意分别到各个宿舍进行宣传动员。孙越崎自己去动员毕业班，他先说服了毕业班中几个平时考试成绩名列前茅的同学，向他们说明了天津学生联合会今天作出的决议，请他们支持罢课，正如孙越崎所料，胸怀家国情怀的北洋人深明大义，欣然同意参加罢课。

在这样的前期动员基础上，孙越崎组织了全校师生大会，详细汇报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召集大中学校代表开会的内容，宣布了第二天全市大中学生统一总罢课的决定。全校同学的爱国热情都焕发出来，一致同意参加全市总罢课。更难能可贵的是，时任校长赵天麟当时也站在会场的后面，静静地听孙越崎讲话，未加阻拦。

5月23日，北洋师生罢课，声援北京学生。6月3日以后，工人阶级以政治大罢工的形式，参加了反帝爱国斗争。五四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由学生、工人和其他群众掀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卖国的全国规模的爱国民主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北洋学子  谌小岑：办好日刊做宣传 从此走上革命路

谌小岑，1897年出生于湖南安化硒州，1917年秋考上北洋大学补习班，1918年经考试入北洋大学采矿系学习。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谌小岑在北洋大学冶金班，心怀建设重工业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

根据谌小岑的回忆，欧战结束后，北洋大学曾举行过一次庆祝会，当时学校教师中有9个美国教授、1个英国教授，因同属协约国，北洋大学的中国教职员和学生联合邀请他们参加共同庆祝协约国的胜利。在会上，讲演的人都在讲“公理战胜了强权”。然而，1919年4月，巴黎和会上频频传来中国讨回德国在山东权利的失败消息，日本则坚持霸占山东权益。终于在5月4日，学生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

北洋大学学生参加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中，谌小岑不仅参加了北洋大学的各种活动，而且担任《北洋大学日刊》的经理兼记者，同时兼任天津学生联合会的会计等职；1919年还参加了周恩来同志领导的“觉悟社”。谌小岑回忆，《北洋大学日刊》是北洋大学学生会在罢课后出版的刊物，围绕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学生何罪，爱国其罪”“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等观点，他们发表社论，在群众中反应强烈。刊物印量1000份，后来增加到3000多份，定价在每份一枚铜元。

5月23日，天津学校学生全体罢课；6月10日，天津全市罢市、罢工，当天20000多份《北洋大学日刊》销售一空；6月下旬后，谌小岑开始负责天津学生联合会会计科的工作，负责办理天津在京学生的后勤工作。

1920 年8月，经李大钊同志派遣，谌小岑在天津会同张太雷成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1921年2月被李大钊同志介绍到“华俄通讯社”当翻译，同年9月调到上海任该社分社中文部主任；此后曾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员。1949年8月，他在香港联络龙云等44位国民党中上层人士发表了反蒋声明，遭到国民党政府通缉并被开除国民党党籍。1949 年10月，谌小芩来到北京；后曾任国务院参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等职务。

杰出校友  陈荩民：火烧赵家楼的学运领袖

陈荩民，原名陈宏勋，是“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和先锋战士，又是当代著名的数学家、教育家，曾担任北洋工学院院长、北洋大学理学院院长、北洋大学北平部主任。他1895出生在浙江天台镇城关，1915年毕业于天台中学，一年后考入北京高等师范(今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抗议示威游行，火烧亲日汉奸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章宗祥。当时陈宏勋25岁，据他回忆，北京学校的抗议游行原定在5月7日(袁世凯签订卖国21条的国耻日)举行，但因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谈判失败的消息不断传来，又获悉北京政府要镇压。北京各校代表紧急商议，决定将游行提前。

5月4日13时，北京各校学生共约五六千人，高举着校旗，齐集天安门前，整队后开始游行。队伍沿途高呼口号，散发传单，高举着“还我青岛”，“取消卖国二十一条”等标语，浩浩荡荡地向外国使馆区的东交民巷挺进。游行队伍沿途受到反动军警拦阻，到东交民巷口，又被使馆巡捕阻挡，无法通行。队伍就改道走东长安街，经东单牌楼，直捣曹汝霖的家宅赵家楼。当时，曹家门紧闭，已有许多军警在周围防守。愤怒的学生一拥而上，用木棍、石块、砖头撞击。正是身材颀长的陈宏勋,踩在同学匡互生的肩上，越过高墙，第一个跳进卖国贼曹汝霖家的院子，打开了大门，激怒的人群拥入了曹宅。事后军警抓捕了他和31名学生。

北洋大学学生参加五四请愿

各学校纷纷罢课，要求释放被捕学子，学校也多方奔走营救。迫于压力，被捕的学生获得了保释。陈宏勋等其他几名学生受到了高师同学们的欢迎，一回到校门口，就被戴上红花，高高抬起。出于安全考虑，校长改其名为“荩民”，取义“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当天，陈荩民代表高师出席北京市各界抵制日货委员会成立大会，被选为“全国各界抵制日货联合会”主席。后来他又和各校同学结伴南下宣传，把运动推向全国。

1946年，陈荩民出任北洋大学理学院院长兼北平部主任，支持学生反蒋反美活动，营救被捕学生，反对反动党团进入学校，拒绝救济总署以“救济”之名控制学校。解放前夕,他反对迁校台湾，并与18位教授在报纸上发表公开信，要求国民党城防司令陈长捷退出天津，险遭逮捕。1973 年，他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建议加强高等学校基础理论，尤其是工程数学和应用数学的研究，得到总理的赞许和重视。

陈荩民一生从事教育工作和学术研究，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他编著的以《非欧几何学》、《高等数学教程》和《高等数学基础》为代表的数学书籍近百种,撰写学术论文80多篇。1981年3月7日，陈荩民在京病逝，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本版文章和图片由大学文化与校史研究所提供 刊登于2019年6月15日《天津大学报》第四版 责任编辑 李丹 学生编辑 元滢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