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探索：二十八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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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人把太阳在天空中的周年视运动轨迹称为黄道，同时又把与天球预轴垂直的最大的赤纬圈，也就是地球赤道平面延伸后与天球球面相交的大围称为天赤道。在黄道和赤道附近的两个带状区域内，分布着中国传统的二十八星座，古人叫它二十八宿。

这个完整的星座体系建立之后，二十八宿又与四宫、四象、四季相互配属，具体的分配是：

东宫苍龙主春，辖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

北宫玄武主冬，辖斗（南斗）、牛、女、虚、危、室、壁七宿；

西宫白虎主秋，辖奎、娄、胃、昴、毕、觜、参七宿；

南宫朱雀主夏，辖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

二十八宿体系的本质实际是为适应古人为使天文观测精确化所建立的周天坐标系统，其通过星座及其所辖度数的划分最终完美地规划了赤道周天，然而我们对这一古老星座体系的了解却远远不如对它所能提出的问题多，这些问题不仅包括二十八宿为何会选取“二十八”这样一个数字，而且还包括它的划分标准、产生时代及产生地点等一大堆棘手的难题。

虽然二十八宿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中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所有恒星观测都以它为基础，特殊天象的出现也以它作为记录方位的依据，星图与浑象要以二十八宿为骨干，制定历法也离不开二十八宿，但是，二十八宿留给我们的问题却使人们在最广泛地利用它的同时，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因此，这篇文章也无法一探究竟，只能是抛砖引玉而已。

二十八宿又叫二十八舍、二十八次或二十八星。

《史记·律书》：“《书》曰二十八舍。…舍者，日月所舍。”

司马贞《索隐》：“二十八宿，[七正]之所舍也。舍，止也。宿，次也。言日月五星运行，或舍于二十八次之分也。”

“星”字的本义显然是指星座或星官，而“宿”与“舍”、“次”则含有留宿和旅居的意思，因为汉字“宿”字的早期写法乃像人在房中休息，所以在古人看来，一段段天区也正如地球上沿途分布的驿站一样，应当是为日、月、五星准备的临时住所。这些概念，甚至包括“二十八”这个数字，最初实际都来源于月亮在恒星月中的运行位置。

我们知道，恒星月是指月亮在恒星间回到同一位置的周期，它的长度为27.33天。一个恒星月中，月亮每晚在恒星间都有一个旅居的住所，每月共换27或28个住所，这就是二十八宿的本义。中国古人在某一时期内曾经使用过二十七宿，即将室、壁两宿合为一宿，也显示了恒星月的痕迹。因为从理论上讲，日期的计算不可能出现半日，所以观测月亮在恒星间的运行，只能取其整数而为二十八，或舍其徐数而为二十七，就像朔望月的平均长度为29.5306日，而历法中太阴月的长度可作29天或30天一样。

二十八宿虽然反映了恒星月的周期，但是，记录月亮在恒星间的位置变化却不是这个体系建立的最终目的。众所周知，月亮每日在天空的行度都是一个常数，即以周天365度除以恒星月的长度27.32166日，得13度略多。如果二十八宿仅仅是为记录月亮的位置，那么将天球平均划分为二十八份当然最为理想。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月亮的这个固定行度在二十八宿各宿所辖的度数中并没有得到体现，相反，二十八宿中各宿的距度悬殊很大，这一点似乎很不好理解。因此更重要的是，二十八宿确定的目的应是古人企图通过间接参酌月球在天空中的位置，进而推定太阳的位置。

《吕氏春秋·圜道》：“月躔二十八宿，轸与角属，圜道也。”

《论衡·谈天》：“二十八宿为日、月舍，犹地有邮亭，为长吏廨矣。邮亭著地，亦如星舍著天也。”

这些记载与司马迁所理解的“舍”为日月所舍的认识一样，都把二十八宿视为日、月在天空中停留的驿馆。从实际观测的角度讲，二十八星座的创立来源于恒星月的长度，而恒星月的建立则是以古人对某一恒星的观测为基础，因此，考虑月球在天空中的位置实际等于研究月球相对于恒星的位置运动。与此相同，恒星对于古人了解太阳的运动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人们最初可以通过日没之后和日出之前出现于地平附近的星象，了解太阳在恒星间的相对位置，而太阳从某一恒星开始运行并最终回归到这颗恒星的周期，就构成了人们最早认识的恒星年。事实上，这两种彼此独立的观测只需通过对某颗恒星的固定观测便可完成，而并不要求建立复杂的星座体系。

但是，假如人们需要进一步了解太阳与月亮的相对位置关系，那么，一个完整的周天星座体系就不可或缺了，这是二十八宿体系区别于简单的恒星观测的关键所在。根据这个体系，古人可以依月亮对于恒星的运动方便地推得太阳的位置，反之亦然。由于以完善的恒星体系作为计算的基点，进而可使诸如“合朔”一类复杂的天文概念应运而生。

二十八宿体系的创立采用了恒星月的长度似乎已没有疑问，在古代印度，二十八宿被称为“纳沙特拉”，在阿拉伯则被称为“马纳吉尔”，意思都是“月站”，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不过由于固有的象的概念的影响，天区的划分不可能不照顾到这一点而被随意割裂，这是造成二十八宿距度差别很大的重要原因。与此无法协调的是，月亮每日绕地运行却有着固定行度，这使得月球对于恒星的运动实际并不是每日运行一宿，因此，二十八宿实际只能是古人在天空上自西向东选择的二十八个标准点。

这些标准点的确定，对于了解日月运动是一大进步，而建立这些标准点本身也是上古天文学的一大进步。二十八宿究竟是依黄道而定还是依赤道而定，历来争论很大。

根据传统的看法，中国古人由于对拱极星的重视，因而首先建立了明确的赤道坐标体系，这不仅成为中国传统天文学的显著特点，而且像二十八宿这样著名的天学体系也应以此为划分的基础。在我们看来，中国天文学的这一条道特点至少在某一时期被过分夸大了，而就人们对于黄道作用的认识却远远不够。赤道坐标系的建立其实并不意味着黄道体系就一定遭到了排斥，如果说天球赤道只是古人想象出的一条垂直于北极的大圆的话，那么黄道则是实际可寻的日行轨道。毫无疑问，这种来源于直观形象的概念显然比那种抽象概念产生得更早。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尽管东汉的贾逵被认为首次设计并制造了黄道浑仪，但是西汉经学家刘向和唐代天文学家李淳风却主张，黄道概念的出现比贾逵的时代要早得多。印证这一点其实并不困难，中国古老的盖天理论在解释太阳运动时已经运用了完整的黄道思想，显然这一思想具有悠久的历史。或许我们应该这样理解古人对于黄道与赤道的认识背景：这两种观念似乎始终是并行的，原因在于，早期人类熟悉的只能是基于天体周日视运动而导致的黄赤白道混合带，因此这实际可以视为后来黄道与赤道的共同渊薮。

二十八宿中几乎一半的星宿可以视为分布于黄道或黄道带，而且其中的许多星宿无论如何不能用赤道学说去解释，显然它们是以黄道为准建立的。觜、参两宿从形式上既不合于黄道，也不合于赤道。假如计算它们的相对位置，那么参宿迟至公元前3世纪才能与赤道建立联系，而它与赤道完全吻合则是在今天。显然，以赤道坐标分配参宿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种种迹象显示，参宿不仅是中国传统天文学体系中的标准星象，而且古人对它的认识还应与心宿产生在同样早的时代。心宿既属黄道星座，从这个意义上讲，参宿当然也应看作是黄道星座。值得注意的是，参宿虽与心宿共同作为古人最早认识的授时星象，但其脱离黄道的事实很可能暗示了两宿的产生时代远在黄道的概念形成之前。或许做一个简单统计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二十八宿中分布于天球黄道或接近黄道的星座约为十五宿，赤道星座虽然随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增减，但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星座数可达十二宿。

二十八宿的这种平分黄赤道带的事实证明，在二十八宿体系创立的时代，尽管古人的礼日传统和对拱极星的观测使他们最终建立起了黄道及赤道观念，尽管二十八宿体系的最终建立是以赤道坐标体系为基础，但古人最初对二十八宿星官的选择恐怕并不是以黄道或赤道两者之中的任何一项作为这个体系得以建立的唯一标准。

二十八宿的建立时代久讼纷纭，至今仍悬而未决。传统认为，根据早期文献的研究，中国二十八宿体系的创立年代最早只能上溯到公元前8至前6世纪。但是，战国初年曾侯乙墓二十八宿漆箱星图的发现，却使这一结论显得过于保守了。

新城新藏曾经指出，中国的二十八宿体系应该形成于西周初年，理由不仅是当时的人们已经懂得从新月的出现逆推朔日，而且在《尚书》和《夏小正》等典籍之中，也出现了二十八宿的个别星名。但是，这些论证显然不如他所提出的二十八宿体系的创立时间更有意义，因为即使某些学者对于商代铜器铭文中的星名考定能够发展他的观点，但毕竟零星的几个黄道带或赤道带星座的古老并不能证明作为整体的黄道带或赤道带的古老。显然，将构成黄道带或赤道带的星座的起源与黄道带或赤道带本身的起源加以区分是十分重要的，它可以避免由于将这些问题加以混淆而产生的某些不确定结论。

竺可桢先生曾经对二十八宿与天球赤道的最佳会合年代做过计算，结果当公元前4500年至前2400年间相合的最多，达十二宿，假如我们把观测的范围扩大到赤道带，计入南北赤纬8度间带形区域内的星宿，相合的则达十八至二十宿，这其中有些是我们认定的黄道星宿。如果将黄道与赤道星座加以区分，那么赤道星宿在这段时间内可以全部得到容纳。根据我们的计算，自公元前3500年至前3000年间，赤道星座的位置与赤道符合得最为理想。由于二十八宿部分分布在黄道带，部分分布在赤道带，因此这个时间可以考虑为二十八宿体系建立的理想年代，事实上它反映了二十八宿大致平分于黄、赤道带的年代。

关于竺可桢先生的这篇文章，在整理后我会发出来。

无论是在实际观测中还是古今的各种星图之上，二十八宿中那部分沿赤道分布的星座存在一些明显的特点，即属于北宫的虚、危、室、壁和属于西宫的奎、娄、胃等星宿位于黄道以北，而属于南宫的柳、星、张、翼、轸五宿则位于黄道以南，这种分布特点暗示了什么问题，过去很少有人注意。

我们认为，它可能是探讨二十八宿形成年代的又一条途径。众所周知，太阳在天空中的周年视运行轨迹实际可以描述为高低不同的多段圆弧，夏天太阳升得很高，太阳的线路径位置偏北而接近北天极，冬天太阳升得很低，太阳的线路径位置则偏南而远离北天极，春分与秋分时太阳的位置适中。

在实际观测中，为了寻求方便的观测角度，星宿的位置过高或过低显然都很不利，二分之时太阳的视位置居中，人们可以随意选择位于黄道或其南北附近的星座，而当夏至和冬至之时，太阳的位置已经偏高或偏低，这就要求古人在夏天观测时必须选择那些低于太阳视位置的星宿，也就是黄道以南的星宿，而在冬天观测时选择那些高于太阳视位置的星宿，也就是黄道以北的星宿，从而使二十八宿总是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带状天区内。这样做的目的无疑只是出于方便观测的需要，而并不是古人在建立了赤道概念以后的有意识的行为，相反，它的客观结果却可能启发了古人，使他们逐渐认识到天球赤道的存在，并进而建立起中国独特的赤道坐标体系。

既然如此，计算上述诸星宿在二至时的理想观测位置，可以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二十八宿的形成年代。这个计算所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假如把问题说得简单些，则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中国天文学的一些传统做法。我们知道，古代天文学家普遍面临着一项巨大的困难，这就是用于确定时间的太阳过于明亮，以至于要同时进行太阳和其他恒星的观测来了解它们的相对位置是根本不可能的。可行的方法只有偕日法和冲日法两种。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国素以冲日法观测恒星而自成体系，然而对商代历法的研究证明，中国古代（上古代）的天文学虽然由于观测极星而迅速发展了子午线的概念，从而最终形成与西方天文学完全不同的中星观测体系，然而古人却并没有放弃以观测恒星的偕日升或偕日落来确定时间的更为简易的方法。事实上，偕日法不仅产生的时代更早，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与冲日法并行使用的。

这两种方法提供给我们检验赤道星座于二至日时所在天球位置的两种手段，不论我们以南、北两宫赤道星座的中心宿作为二至时太阳的位置所在，还是以两宫的第一宿作为二至日的昏中星，其年代都恰与它们符合赤道的年代范围相重叠。这个计算结果的重要性似乎并不仅在于用它定出二十八宿确立的准确年代，而且还在于它明确告诉我们，中国古代曾经系统地利用偕日法确定季节以及二分二至时太阳在恒星间的位置，这对于摆脱那种认为中国古代解决恒星与太阳的相对位置的问题，所用的方法只是从可见天体的位置推断不可见天体的位置的习惯认识很有意义。

其实，如果我们不把古人观测星宿的目光固定在南中天，而将其移向东方或西方的地平线，那么问题似乎更容易解释。我们知道，太阳于春分与秋分两日出没于正东西方向，这也就是说天赤道与东方地平线相交的点即是正东方向，与西方地平线相交的点即是正西方向。其后太阳会沿黄道南移或北归，但天赤道与东、西方地平线所交的正东点与正西点却不会改变。

方向的固定，或者说方位点的固定对于古人的观象授时活动是极其重要的，它实际是人为建立的一种观测星象的参照系。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简单得多，正东点与正西点的确定实际意味着古人在观测恒星出没的时候会尽量向这一标准方位点靠拢，而选择那些距离两个方位点相对近些的星宿。换句话说，古代的恒星观测原则要求古人将被观测星象限制在一个以正东点或正西点为中心的相对狭窄的范围内。这种做法与中星观测而确定子午线的道理如出一辙.其结果必然导致当夏至日处极北及冬至日处极南的时候，古人都要观测接近正东点及正西点的于赤道附近出没的星宿，从而使南宫与北宫的某些星宿客观上与天赤道得到了完美的吻合。

二十八宿的宿名古义所反映的年代也相当悠久，这主要表现为二十八宿中某些距离黄道较远的亮星也有被黄道上的暗星逐渐置换。

《史记·天官书》：“牵牛为牺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将；左右，左右将。婺女，其北织女。织女，天女孙也。”

司马贞《索隐》引孙炎曰：“或名河鼓为牵牛也。”《尔雅·释天》：“河鼓谓之牵牛。”

郭璞《注》：“今荆楚人呼牵牛星为担鼓。”犹存古意。

《诗·小雅·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豉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皖彼牵牛，不以服箱。”

所言织女、牵牛俱在天汉边际，是指七夕相会之织女、牛郎二星。牛宿名为牵牛，其与牛郎之为牵牛名称的相同，证明牛、女二宿原本应为天汉之际的织女和牵牛（河鼓）。河鼓二（Altair a Aquila）与织女一(Vega a Lyra）均为零等星，远较牛、女二宿距星为四等星明亮得多，且织女一为北半球最明亮的星，自然更容易引起古人的注意。古代印度二十八宿即以织女代牛宿，河鼓代女宿，与中国古法相同。中国织女为三星，印度也为三星。《法苑珠林》谓“织女天姓帝利迦，遮耶尼，意义为大麦粒”，也与中国以织女为天女孙或天女意近。凡此不仅证明了中印二十八宿体系同出一源，同时也部分地保留了这个体系的原始内容。

古代印度的“月站”体系以织女取代牛宿，河鼓（牵牛）取代女宿，造成先织女而后牵牛，与中国二十八宿牛宿先于女宿的次序正与此相反。竺可教先生精群地指出，此乃后世天象织女赤经先于河鼓所致。然而由于岁差的草放，数千年前织女赤经实在河鼓之后，则中国二十八宿牛宿列于女宿之前，犹存古之遗风。

中国古代除二十八宿之外尚有二十八舍，司马迁以为其源于《尚书》。

《史记·律书》：“《书》曰二十八舍。律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气，天所以成熟万物也。舍者，日月所舍。……东壁、营室、危、虚、须女、牵牛、建星、箕、尾、心、房、氐、亢、角、轸、翼、七星、张、注、弧、狼、罚、参、浊、留、胃、娄、奎。”

二十八舍中，建星、注、弧、狼、罚、浊、留七舍名称与二十八宿不同，且七星与张次第颠倒。钱宝琮先生据《汉书·天文志》以为二十八宿与二十八舍分别代表了战国时期石申夫与甘德两个不同的星占流派，这很精辟。但事实上，各家不同的占星对象实际客观上反映了不同学派对星官作出的扩充。因此，二十八舍出现的与二十八宿不同的星官，至少有一部分应该呈现了二十八宿体系调整之前的原始面貌，因此广义上说，它仍然与二十八宿属于同一体系。

《史记·天官书》：“柳为鸟注。”司马贞《索隐》引《天官书》作“柳为鸟咮。”

又引《汉书·天文志》“注”作“喙”。引《尔雅》云：“鸟喙谓之柳。”引孙炎云：“喙，朱鸟之口，柳其星聚也。”张守节《正义》：“柳为朱鸟咮。”皆以注为柳星。

司马贞《索隐》:“孙炎以为掩兔之毕或呼为浊。留即昴，《毛传》亦以留为昴。”

《尔雅·释天》：“浊谓之毕。”郭璞《注》：“掩兔之毕或呼为浊。因星形以名。”是为证。

此三舍与二十八宿同宿而异名，其中有些只是属于古字的假借而已。二十八舍不用斗而用建星，不用而用罚，位置都相差不远。而弧、狼远在黄、赤道之外，它们的入选应该体现了古人在建立观测恒星的标准方位点以前只重亮星的直觉行为，因而具有时代较早的特征。而这些星宿在二十八宿体系逐渐完善的时候，理所当然地要被分布于黄、赤道带上的星宿所取代。如果以上述年代计算为基础，那么，中国二十八宿体系的形成时间无疑可以上溯得更远，这个结论现在可以获得一些新的考古学证据的支持，这个我们后面会谈到。

二十八宿的宿名来源于星座的形象，然而真正认识它的发展历史和演变过程似乎并不容易，就一个体系而言，二十八宿在其形成过程中所经历的各种分合和变化相当复杂，对此，某些星宿的演变可能反映了一些线索，但并不充分。不仅如此，中国二十八宿体系的演变其实并不限于星名的演变，事实上在星宿的辖度、次序以及距星等诸多方面，古今都有不同。树立这种二十八宿体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逐渐发展完善的观念则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