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萌

八旗制度是清朝统治的重要基础。它既是满族军政经合一的组织，也是国家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清朝入关后不久，八旗的军事实力日渐削弱，但旗人精英把持国家军政大权的现象迄至清末没有改变。八旗制度问题之所以长期受到清史研究者的关注，原因盖缘于此。本文以清代八旗人口的变化为切入点，总结其趋势，概括其特点，分析其影响，以就正于方家。

一、清代八旗人口的变化

关于清代八旗人口的变化，以往研究主要依据不同时期八旗佐领数目，根据每佐领丁额，再按一定比例(一般按1∶5)推算人口总数。但后来发现，推算出的数字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安双成将八旗编审壮丁的满文档案译为汉文发表并作了开拓性研究。[1]从此，有了评估八旗人口的可靠资料。但这些公布的壮丁数据截止于雍正二年(1724)，关于此后近二百年间的数据阙如。1985年，我在硕士论文《关于八旗制度中的“旗下开户”问题》中，曾将该资料与嘉庆会典、光绪会典的相关数据汇总，并就清代八旗丁额变化作了初步考察。35年过去，目前看，这些资料仍是研究八旗人口的基本依据。

八旗包括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军队是清初最重要的军事力量。壮丁是八旗军队的选兵来源，故自清太宗天聪年间起，形成壮丁三年一编审制度。从此以迄清末，相沿未改。本文从八旗编审资料中，选取年份分布相对比较均匀的4年数据，即顺治五年(1648)、康熙六十年(1721)、嘉庆十七年(1812)、光绪十三年(1887)的数据(俱详文末附表)作为分析基础，并将清代八旗壮丁与人口变化趋势、特点概括为如下3点：

(一)八旗人口增速低于民人。

清初，八旗壮丁因不断征战而付出沉重的生命代价。随着大规模战争减少，人口有了比较迅速的增长。顺治五年(1648)至光绪十三年(1887)239年间，八旗壮丁由34万7千增至50万9千，[2]增长1.47倍。如按一丁五口比例估算，八旗人口约从173万5千增至254万5千，亦增长1.47倍。迄至清末，基本没有变化。

同一时段，全国人口增长显著。关于顺治初年全国人口说法不一，从5千万到8千万皆有之。乾隆六年(1741)始有全国人口统计(此前人口统计单位为丁)，约为1亿4千万余。二十七年为2亿47万。五十五年突破3亿。道光十四年(1834)超过4亿，清末无大变化。[3]清顺治初年全国人口如以5千万为底数估算，到清末约增加8倍；如以8千万为底数估算，约增加5倍。八旗人口增速低于民间，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究其原因，一是清前中期八旗兵丁连续出征，阵亡比例远超民人；而孀妇的大量存在，亦使旗人生育率低于民人。二是乾隆年间清廷谕令将八旗汉军、内务府各类汉人大规模出旗为民。三是晚清以降，太平天国、西北等地大规模战乱造成八旗人口的严重损失，以及在“八旗生计”压力下部分贫困人口的流失。

与之相关的一个变量是，八旗人口不仅增速低于全国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也有相应缩小。清初，如按全国5千万人口估算，旗人约占3.5%。到清末，旗人只占全国人口的0.6%左右。这一变化，与八旗人口增长率明显低于民人的趋向，若合符节。

(二)八旗人口从以汉人为主到以满人为主。

顺治五年编审丁册载，八旗壮丁34万7千，其中满洲5万5千，蒙古2万9千，满、蒙古旗下家奴汉人21万7千，汉军壮丁及台汉人(又称台尼堪，即戍守墩台的汉人)4万6千。简言之，八旗各类汉人壮丁合计26万3千，占总额的76%。这一事实足以说明，清朝入关初，八旗已是一支以汉人为主体的军队。满洲统治者就是凭借这样一支军队，驰骋天下，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

康熙六十年，八旗壮丁69万7千，其中各色汉人48万1千，占八旗人丁69%。但是，经过乾隆年间大规模出旗为民，到嘉庆十七年，在总计52万3千壮丁中，汉军及各色汉人减至22万4千，只占八旗丁额43%。在九十年间，八旗丁额由将近70万减至52万；同期，汉军等丁额减少半数以上。足以说明乾隆年间出旗规模的巨大。

乾隆帝嗣位伊始，整饬旗务，即显露出将汉军视同汉人的倾向。七年(1742)四月，发出汉军出旗为民谕，大意是说：汉军其初本是汉人，先后归旗缘由不一；其中有从龙人员子孙，皆系旧有功勋，历世既久，不用另议更张外，其他各类汉军子弟，如有愿意改归原籍的，准许与当地民人一样编入保甲。随即，京旗汉军之一部与各省驻防汉军陆续出旗。截至乾隆四十四年，除广州驻防1500名汉军外，各地驻防汉军基本被剔除一空。同期，旗下开户人、抱养民子、另记档案人，内务府和王公府属汉人血统奴仆(包衣)，也被清除出旗。此举直接导致八旗内部民族结构的变动，即满洲人取代汉人，成为人数最多的群体。这种状况，一直保持到清末。光绪十三年，在八旗50万9千额丁中，汉军及汉人壮丁20万3千(40%)，满洲壮丁22万9千(45%)，其他为蒙古等壮丁。

清朝肇建，满人人丁匮乏，将大批辽东汉人、蒙古人以及其他民族成员编入八旗，是壮大自身实力的有效措施。乾隆年间，复将人数众多的“汉人”出旗为民。这一出一进，足以说明八旗制度并不“封闭”。到清代中叶，八旗除满洲、蒙古、汉军，还吸收了东北边地的赫哲、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锡伯，西北地区的回子(维吾尔)，西南地区的番子(嘉绒藏族)乃至域外朝鲜、俄罗斯、越南人。没有八旗制度的包容，就没有清朝统治的巩固与发展。但换个角度看，这种包容又是有条件的，即以维护满洲统治者根本利益为前提。乾隆年间将各色汉人出旗为民，腾出额缺饷额转归满、蒙旗人，明显寓有缓解后者生计压力之目的。

(三)八旗人口从以奴仆(包衣)为主到以正身另户为主。

与八旗满汉人口比例相关的又一变量，是奴仆(包衣)阶层的变化。清初满族蓄奴制发达，连年的征战提供了充足的奴仆(包衣)来源。奴主主体是满人，奴仆主体是汉人，致使主奴对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满汉矛盾。这种现象在八旗人口问题上的集中体现，就是清前期满洲、蒙古旗下汉人奴仆壮丁数量惊人。顺治五年，满蒙旗下汉人奴仆壮丁21万7千，约占满蒙八旗丁额71%。而满蒙壮丁人均占有汉人奴仆壮丁2.7人，又说明这是满蒙旗下的普遍现象。这既是清初满洲蓄奴制度异常发达的缩影，也是满人对汉人实施民族压迫的集中体现。到了康熙六十年，满蒙旗下汉人奴仆壮丁达到24万1千，约占35%，绝对数值虽达到历史高峰，但在人口比例中已大幅缩小。嘉庆十七年减至5万，约占10%；光绪十三年，只剩2万7千，约占5%。奴仆(包衣)绝对数字的不断减少，以及在八旗人口中所占比例逐渐缩小的原因，一是乾隆年间大规模出旗为民；一是在满族领主制瓦解的大背景下，许多旗下奴仆通过军功开户、赎身、放出等途径改变了身份。

清初战争频仍，每战均有大批奴仆跟随家主充当厮役(kutule库图勒，译言控马奴)，并成为参战的重要力量。清廷大力倡行奖励军功政策，规定建立军功的奴仆可以开户，优异者可与正身旗人一例擢用。随着八旗驻防制度的实施，大批开户人被派往绥远、青州、杭州、右卫、西安、福州、荆州、宁夏、热河等地驻防。乾隆二十一年二月，清廷宣布，准许开户人全部出旗为民。开户人出旗后，与原主分别隶属旗籍、民籍，人身上完全自由。本身田产许其带往，经济上也走向自主。至于内务府和王公府属汉人包衣的出旗为民，则适应了内务府官庄和下五旗王庄由领主制向租佃制转型的需要。仍旧留在八旗内务府的一部分汉人奴仆(包衣)，实际身份也有提高。

二、对清朝统治的影响

清朝为满族(满洲人)所建，八旗制度为国家“根本”。学界将清初后金(清)政权称为“八旗制国家”，足见两者间关系之密切。而清朝统治268年间八旗人口的变化趋势与特点，既反映了八旗制度的蜕变，对清朝的国家性质、清朝统治的兴衰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清朝入关初，八旗以汉人奴仆(包衣)为主体，足以说明八旗制度与满族领主制社会形态高度契合。

从这个角度讲，八旗军队的高效能，除了得益于传统骑射与骁勇精神，与其落后的领主制经济基础密不可分。清初苛政如“圈地”“投充”“追逃”等，是导致满汉矛盾空前激化的基本原因，均以满族领主制为肇祸之源。乾隆朝将八旗、内务府大批汉人奴仆(包衣)出旗为民，适应了满族社会由领主制向租佃制的转型。在实现自我蜕变的同时，也促进了满汉矛盾的化解。满族社会性质与汉人社会性质趋同，不仅是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前提，也是满洲统治者由“边外之夷”转变为中原王朝继承者(“中国之主”)的基本条件。

(二)八旗制度发轫于满族早期社会、生产组织，也继承了它“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的特点。

战争期间，动员起全社会力量，平日则从事生产。入关后，八旗的军事职能进一步加强，生产职能却严重萎缩。旗人除当兵做官外无所事事，日常生活严重依赖民间社会。“八旗生计”问题(即普通旗人的生活困窘问题)在康雍年间已经凸显，乾嘉以后愈演愈烈。原因之一：八旗兵额增加赶不上八旗人口的增长。前文提到，乾隆年间大规模出旗为民的只有汉军和各色汉人，导致八旗内部满汉人口比例的逆转。进一步考察还可发现，顺治五年到光绪十三年，一方面汉人壮丁在逐渐减少，另一方面满洲壮丁则由5万5千余丁增至22万2千余丁。问题的症结还在于，在满洲壮丁增长4倍的同时，八旗兵额只增加约1倍半，即从入关初的不足10万增至20余万。生齿日繁与收入日绌的矛盾，导致“一分之产而养数倍之人”，旗人的生活负担不能不因之加重，即乾隆时人沈起元所指：甲不能遍及，而徒使之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而环聚于京师数百里之内，于是其生日蹙。[4]这是旗人生计窘困的重要背景，也是八旗制度逐渐丧失活力，并沦为清廷财政赘疣的关键。

(三)自清朝肇建，八旗人口经历了至少三次大迁徙。

第一次是入关前，以“族”“寨”为单位，从原籍迁入后金(清)腹地，编旗设佐；第二次是由关外辽东到北京的大迁徙；第三次是由京城派往各地驻防。清朝定鼎中原，采取“居重驭轻”的方略。居重的“重”始终是北京，完全继承了明朝遗制。清廷以京畿为腹心，以中原为躯干，以边疆为爪牙。此一战略布局，涉及国家大政的诸多方面：八旗驻防、旗地分布均以京城为中心，而向四方辐射；京城满汉百官、八旗人口供给，无不仰赖江南漕运而以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为枢纽；北京既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教育科举中心，还是祭祀体系的中心。仅就首都地理位置及其负载的各项功能而言，清王朝的“中国”属性已一目了然。

北京既是清朝统治中心，也是八旗驻扎重点。清中叶以降，禁旅八旗兵额约在10万到12万之间，驻防旗兵约为10万余。半数以上的八旗人口始终居住北京。八旗人口的迁徙与分布，反映了满洲人由边地之民转变为中原之民的变化。随着驻防制度的实施，八旗人口在全国形成大分散小聚居格局，加速了各地旗人的本地化过程。其中，南方驻防旗人的本地化进程最快，禁旅八旗次之，北方、西北边疆驻防旗人又次之。东北地区是满族故地，不存在驻防旗人本地化问题，但是却面临内地汉民的大量迁入。他们中很大一部分，在以后的本地化过程中转变为旗人(汉军、庄头与庄丁)。这种变化明显有别于内地旗人的本地化，却从另一角度印证了同样一个事实：八旗制度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制度。而满汉畛域的消弭，包括满人为中华文化所陶融，同样是促使清王朝“中国化”的助力。

(四)清朝末年，八旗制度已发生深刻变化，满汉关系也已大为改善，为什么还会爆发以“种族革命”相标榜的辛亥革命?为什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还会打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极端排满口号?除了上述八旗制度的寄生性等原因，关键一点，还是满洲统治者恪守的“首崇满洲”原则没有改变。

清初满洲统治者为维护本族特权，设立分缺制，以确保对中央和地方高级职务的占有。康熙《大清会典》共载内阁、六部等13个中央机构的额缺2082个，其中属汉军和汉人的额缺325个，仅占15.6%。[5]其余额缺，大部分为满洲旗人和内务府旗人占有。光绪《大清会典》共载内阁、军机处、六部等15个中央机构的额缺2303个，其中属汉军和汉人的额缺534个，占23.2%。[6]说明满人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虽不足1%，却占有中央政府70%以上的额缺。

对于地方官员，满洲统治者一向重视的是督、抚—级人选。顺治四年至雍正十三年92年间，旗人任督、抚者770人，其中汉军十居其七，满洲十居其三，蒙古仅二人。[7]督抚一级大员多用汉军旗人，主要是因为他们语言、习俗与汉人同，体现着“以汉治汉”的用意。但是到乾嘉年间，地方大吏也开始偏用满洲人。至于边疆大吏如驻防将军、副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则由满人专任。就全国官员总数而言，汉人多于满人，但京城内外文武要缺，则满人多于汉人。这就确保了人数很少的满人集中控制中央和地方要职。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兼以内忧外患的纷至沓来，清末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者，开始密谋推翻清统治。他们组织反满革命团体，筹备武装起义，创办报刊杂志，鼓吹排满革命。光绪二十九年，蔡元培《释仇满》一文，猛烈抨击满人特权，将其特权概括为：1.世袭君主，而又以少数人专擅行政官之半额；2.八旗驻防各省；3.不治实业，而坐食多数人之所生产。[8]汪精卫在《民报》第1号发表《民族的国民》一文，明确指出“满洲入寇中国二百余年，与我民族界限分明，未少淆也”。[9]两年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中国同盟会，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主张用暴力推翻清朝。同年九月，宋教仁发表在《醒狮》第1期的文章猛烈抨击“首崇满洲”政策：“满人之居汉人二百分之一，则被选举为官者，亦应适如其率。乃满政府定制，官内各部寺院堂官，则满汉平均，属官则满多于汉，其内务府、理藩院等，及京外之将军、都统，则并无一汉人。”[10]总之，满人特权，成为革命党抨击最烈、在社会各阶层中煽动力最强的口实之一。

宣统三年(1911)四月，摄政王载沣任命庆亲王奕劻为第一届内阁总理大臣，负责组织责任内阁，并将军机处和旧内阁裁撤。新内阁13人中，汉人4人，满洲9人，而这9人中，宗室王公5人，宗室1人，随即被舆论抨击为“皇族内阁”。这样多的皇室成员把持要津，形成极少数皇室亲贵专权擅权的局面，即使在以往清王朝二百多年历史上，也未曾有过。于是，“近支排宗室，宗室排满，满排汉”之谚不胫而走。[11]满汉矛盾不仅没有削弱，反而被极端放大。这些都是导致清帝逊位、王朝覆灭的基本原因。

三、余论

以上，以八旗人口问题为切入点，探讨了八旗制度的变化及影响，进而指出：探讨清国家性质问题，应该联系满族自身的发展变化(如满族社会性质变迁、八旗制度变化等)。最后，就本期笔谈有关“清国家性质”的讨论补充三点浅见：

第一，探讨清国家性质，因问题宏观，应秉持动态的观点，并提倡长时段考察。

满洲统治者从早期的“边外之夷”到后来的“中国之人”，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变化过程。如果只是局限在某些概念或观点(如所谓清朝的“内亚性”、“满洲特色”、“东亚的共主”、满族的“自我认同”等等)的引申，而疏虞于对清朝历史的长时段考察；或局限于对某位满洲皇帝(如康熙帝、乾隆帝)喇嘛教信仰的偏爱，却无视清朝历代皇帝——自太祖努尔哈赤起，无一例外——均以多元信仰为基本特色；或将乾隆朝宫廷萨满祭祀，夸大为满汉文化“分庭抗礼”的一极，却无视这一传统祭祀活动逐渐退出国家祭祀的事实，均无助于讨论的深入。

第二，探讨清国家性质，不应只强调“满洲特色”，而必须联系“中华(中国)特色”。

这里又包括两层含义。

第一层，清朝自肇建之时起，除了“满洲特色”，已带有鲜明的“中华特色”。清太宗皇太极即位初，提出对“古圣王之成法”仿而行之。他说的“成法”，当然不是满洲传统，而是历代中原王朝的制度法律。他还将禁止卑幼讦告尊长、乱伦婚姻与维系儒家伦理纲常联系起来，号召满人恪守三纲五常的“亘古之制”；[12]复将禁止滥杀无辜，与“体仁行义”的美德联系在一起。[13]他倡导儒家伦理，严禁本族收继婚俗，并且斥之为“禽兽”之行。[14]他以明朝制度为蓝本，在八旗制度以外设六部，复科举，译书史，颁服制，定仪仗，辨等威。政治上，明确提出“参汉酌金”，“渐就中国之制”。[15]就是在制度上兼容满汉，并逐渐向“中国之制”过渡。凡此种种，都不是“满洲特色”，而是鲜明的“中华特色”。

第二层，清朝自肇建之时起，其“满洲特色”就在不断削弱。换言之，清朝发展壮大的过程，就是“满洲特色”不断消退，“中华特色”不断增强的过程。如果没有汉等民族全方位(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的参与，没有中原内地雄厚的物质基础、经济基础，没有中华文化首先是儒家思想对满洲精英阶层乃至普通旗人提供的精神食粮，清朝的巩固发展与统一大业就无从谈起。何况，在众多场合，满洲统治者扮演了中华文化传播者、倡导者和组织者的身份。以边疆民族地区为例，文化上，推广儒教，开设科举；宗教上，传播佛教、道教和设立官方祭祀。在中原内地，历代满洲皇帝实为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从治国理念与大政方针，乃至吟诗作画之类的“雕虫小技”，不仅将中华文化的精蕴发挥到极致，而且身践力行之。足见，“满洲特色”与“中华特色”的此消彼长，才是清朝国家性质的基本特征。

第三，探讨清国家性质，既要肯定清朝为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作出的重要贡献，也要正视其统治者恪守“首崇满洲”祖训所造成的消极后果，即以维护满人特权为己任，并对汉等民族实施长期的压迫与歧视。

这是清朝统治“满洲特色”中保守性最强、维持时间最久、为害程度最烈者，也是导致其最终覆灭的主要原因。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用在此处，或可作为评价清朝统治“满洲特色”的一个注脚。

资料来源：安双成：《清初编审八旗男丁满文档案选译》，《历史档案》1988年第4期；托津等纂：《大清会典》卷12，嘉庆二十三年殿本，第22页上下；昆冈等纂：《大清会典》卷19，光绪二十五年刻本，第21页下。

注释

[1]安双成：《顺康雍三朝八旗丁额浅析》，《历史档案》1983年第2期；安双成：《清初编审八旗男丁满文档案选译》，《历史档案》1988年第4期。

[2]八旗编审丁册所载丁额，均精确到个位，详见文末附录。文中为表述明了起见，取四舍五入，一般省略到千位。

[3]倪江林：《清代前期人口统计问题研究——人口回测》，《人口与经济》1983年第4期；吴慧：《清代人口的计量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王跃生：《清代人口与粮食供应》，《学术交流》1992年第4期。

[4]沈起元：《拟时务策》，贺长龄等辑：《皇朝经世文编》卷35《户政十·八旗生计》。

[5]陈文石：《清代满人政治参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8本第4分，1977年。

[6]胡健国：《清代满汉政治势力之消长》，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博士论文，1977年，第47页。

[7]福格：《听雨丛谈》卷3《八旗直省督抚大臣考》，中华书局，1984年，第57页。

[8]蔡元培：《释仇满》，载《苏报》1903年4月11日、12日，高树平编：《蔡元培全集》卷1，中华书局，1984年，第172页。

[9]精卫：《民族的国民》，《民报》第1号，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中华民国史料丛编》，1983年。

[10]转引自陈旭麓编：《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7页。

[11]刘体智：《异辞录》卷4，中华书局，1988年，第197页。

[12]《清太宗实录》卷11，天聪五年三月庚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译注：《满文老档》(太宗崇德)卷20，崇德元年七月初七，中华书局，1990年，第1530 页。

[13]《清太宗实录》卷9，天聪五年七月戊戌。

[14]俱详《清太宗实录稿本》卷14“崇德元年丙子岁四月十二日登基后议定会典”，辽宁大学历史系辑《清初史料丛刊》第三，1978年，第6-7页。

[15]宁完我：《请变通大明会典设六部通事奏》，罗振玉编：《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辽宁大学历史系辑《清初史料丛刊》第四，1980年，第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