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安：学风深厚的古城，和两位走出书斋的知识分子

叶克飞

浙江温州下辖的瑞安市，有一个“祥瑞平安”的好名字，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有先民繁衍聚居。三国时期名为安阳县，西晋时改安固县，唐朝时始名瑞安县。

悠长的建制历史，长期对文化的尊重，使瑞安名人辈出，如永嘉学派先驱周行己和重要传承者许景衡，南宋思想家陈傅良和叶适，元代戏曲家高则诚等。

到了近现代，瑞安学风更盛。最早在北大开设中国哲学史课程的教育家陈黻宸，中国现代农学奠基人许璇，农业昆虫学家曾省，中国柑桔学科奠基人曾勉，被誉为“金文研究第一人”的戴家祥，中国眼视光学开拓者、“对数视力表”和“五分记录法”发明者缪天荣，中国水生生物学奠基者伍献文，发明中国第一台弹棉机的李毓蒙，以及伍荣生、孙义燧和方国洪等院士都出自瑞安。

最让瑞安人不能忘记的两位近现代名人是孙诒让与陈虬，他们在瑞安留下的故迹都在老城中心，隔老街相望。

玉海楼：浙江四大藏书楼之一

玉海楼与宁波天一阁、海宁别下斋和湖州南浔嘉业堂，并称浙江四大藏书楼。大门口灰墙灰瓦，横额上有“百晋精庐”四个大字，左右则有“玉海图书”与“颐园松菊”，均为孙诒让手书。

玉海楼大门 本文图均为 叶克飞  摄

院落天井照壁上有孙诒让的大幅画像与简介，这位清末大儒著有《周礼正义》《墨子间诂》《契文举例》和《温州经籍志》等，梁启超曾盛赞“仲容先生学术殿有清一代，光芒万丈”，康有为则赞他“礼学至博，独步海外”。

不过玉海楼的始创者并非孙诒让，而是其父孙衣言。

孙衣言生于1814年，著有《永嘉集内外编》等，人称“晚清特立之儒”。他的仕途与浙江巡抚马新贻屡有交集，这位马新贻正是晚清四大公案之一的“刺马案”主角，在各种小说、评书和电影里屡屡登场。孙衣言丁忧返乡后，正是受马新贻所聘，主讲杭州紫阳书院。之后屡屡升迁，1879年以太仆寺卿致仕。

孙衣言酷爱藏书，在鄂皖苏任官期间更是疯狂购书。从小就有家学渊源的儿子孙诒让，买起书来也不逊于老爹。因为当时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不久，私人藏书因战乱大量流落民间，孙氏父子以抢救姿态购入元明清珍善本，“十余年间，致书八九万卷”。

1888年到1889年，孙衣言在瑞安兴建藏书楼，因仰慕宋代学者王应麟，遂以其著作《玉海》命名藏书楼，取藏书“若玉之珍贵，若海之浩瀚”之意。

玉海楼并非只为私人使用，孙衣言在《玉海楼藏书记》中写道：“愿乡里后生来就我读，不徒为一家设也”。也就是说，这座藏书楼的使用者除了孙氏父子，还有“乡里后生”，只要“有读书之才，读书之志，而能无谬我约，皆可以就我庐，读我书”，可见无私情怀。

绕过照壁，便可见到中院的斑驳大门。玉海楼前后共两进，木结构为主，重檐硬山顶，两侧如意式封火墙。面阔各五间，左右各有回廊与轩楼，前后相通。整个建筑群的最大特色，便是集藏书楼功能、浙南民居和私家园林于一体，在东西3条轴线上分别布列玉海书楼、百晋陶斋、居室与后花园“颐园”，总面积达8000平方米。

玉海楼内

漫步其中，只见古朴气息。低头望去，地面上的条石被岁月冲刷光滑，抬头再看，楹窗花式各擅胜场。居中的花厅十分阔落，只是时代变迁，同时被摄入镜头的还有不远处的高层住宅。

玉海楼的西面园厅名为“恰受航”，俗名“船厅”，取杜甫的“小航恰受两三人”诗句，又称“百晋陶斋”。孙诒让的居室同样不小，有门屋五开间、花厅五开间、正楼七开间，左右轩楼各三间，取名经微室、述旧斋、掸艺宦和五凤砖研斋等。

从1888年建楼，直到1908年辞世，孙诒让人生的最后二十年都围绕玉海楼度过，玉海楼也因此成为温州文化坐标。这二十年正是晚清各种思潮激荡之时，面对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之变等大事件，孙诒让极力倡导经世之学，提出“富强之原，在于兴学”。

孙诒让绝非传统的书斋知识分子。甲午战争后，他毅然走出书斋，任瑞安县筹防局总董，并在公车上书时签名。他同情民主革命，主张实业与教育兴国，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他也积极兴办实业，曾任瑞安商会总理。

孙诒让还致力于地方教育，倡导“开悟国民，讲习科学”。1895年，他在瑞安创办算学书院，是中国创办最早的数学专门学校之一。在担任浙江教育总会副会长期间，积极筹集资金，提倡女学，选送学生留学。十几年间，他在温州和丽水两地创办各类学校达300余所，极大推动了地方启蒙和风气改变，被视为近现代温州教育的奠基人。

玉海楼正厅

只是，在孙诒让去世后，家道逐渐中落，不但殃及玉海楼，也殃及藏书。

如今我们所见的玉海楼，1949年后经历多次整修。孙诒让去世后，这里一度被五个儿子所分。早在创建之初，玉海楼就定下规约，不准任何人携书出楼，但孙诒让的个别不肖后人屡屡盗卖，甚至将之视为废纸售予鱼肆。

抗战前和抗战期间，担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的孙诒让三子孙延钊为保护珍本，将玉海楼藏书陆续迁往杭州，其后又根据战争形势继续迁往丽水等地。1947年，孙延钊将书寄存于浙江大学文学院，现藏浙江大学图书馆。

玉海楼也并未因此消沉，几十年来，它不断征集流散在外的古籍、文物和字画，如今藏书三万多册，其中珍善本四千册。

利济医学堂：中国最早的新式中医学堂

从玉海楼后门走出，是一条青石板路老街，两侧建筑显然新修缮过。这片街区名为忠义街，主街两侧有各种民居小巷，多半是晚清民初风格。

与玉海楼后门隔街相望的院落，是中国最早的新式中医学堂——创办于1885年的利济医学堂。古朴灰色砖墙，大门用青石门框，上方饰有如意头，匾额上刻有“利济医院”四字，因为岁月沧桑，走近才能看清。

坐标忠义街10号的利济医学堂，是由陈虬与陈黻宸等人为推行改良维新主张所办的新式中医学堂。创办人陈虬生于1851年，比孙诒让小三岁，自然也是熟识。

大门匾额的“利济医院”题字，出自孙衣言与薛遇宸之手。之所以是两人所题，也有一段轶事：当年陈虬筹建利济医学堂，请乡贤孙衣言题额。孙衣言认为从古至今只有朝廷署衙以“院”为名，民间小小医所没资格用“院”，便改为“医舍”。陈虬收到后，觉得老先生虽有学问，但还是迂腐，于是又请薛遇宸写“院”字替换。

利济医学堂主楼

虽只一字之差，却也代表了观念不同。与中医界传统的父子或师徒传承不同，利济医学堂采取欧美办学制度，集教学、医疗和科研于一体。走入院内，眼前建筑也中西合璧。庭院里摆放着几口青花瓷缸和常绿植物，东西厢房均为砖木结构，为传统梁架穿斗式，门楣上各标有“诊室”和“药房”字样。中间的主楼是西式回廊建筑，如今是“利济医学堂博物馆”。

中西合璧的建筑，也是陈虬医学思想的体现。他深知要让传统医学与时俱进，就要与近现代医学接轨，以科学手段和新式管理制度为标准。

陈虬著述甚丰，有《瘟疫霍乱答问》等二十余种。1884年，他提出建立中医医院和中医学堂的方案，次年立即实现。学堂实施寄宿制度，规定习业年限，经考试合格后方可就医。

走入主楼，展室中可见陈虬手订的《习医章程》。章程规定了入学要求、具体费用、作息制度和课程设置等事项，课业除专业课之外，还有国文、算术、体育和音乐等课程，学生还要勤于实践，种植药物，进行新式实验。

主楼二楼展馆的各种动物标本，后院种植着杜仲、黄柏、山茱萸、枸杞子等各类药用植物的药园，都是学校注重实践的明证。更可贵的是，当时的利济医学堂已将刚刚传入国内的新医书分为解剖学、心灵学和卫生学。

利济医学堂除了是最早的新式中医学堂，还拥有不少第一。陈虬于1894年完成的《利济教经》是中国近代最早的自编教科书，比南洋公学自编教科书还早三年。1895年，陈虬主持筹办《利济学堂报》，这是中国第一份校刊，也是医学堂师生倡议变法维新、开展医学争鸣的园地。区区一份校刊，当时竟在全国各大城市发售，远至港澳地区。

利济医学堂药房，也是当年温州最早的股份制集资产物

利济医学堂还开温州股份制之先，1888年，学堂开设药房，陈虬等4人合股筹集资金，组成董事会，陈虬为董事长。各股东可提取股息，但药房为共有，后世子孙不得视为祖业。这也是温州现存最早的股票，可见陈虬之前卫。

利济医学堂的存在虽然还不到二十年，但培养三百多名医师，其中不乏良医，成为现代温州地区医院发展的基石。

忠义街边好乘凉

玉海楼和利济医学堂所在的忠义街，还曾有过公园路等几个名字，自古便是城市文脉。

如今的忠义街经过改造，渐成瑞安城市记忆的核心。不过相比仿古街区，我更喜欢的是与玉海楼相邻的湖滨公园。

当年忠义街之所以曾名公园路，便是因为湖滨公园的存在。公园虽不大，可树却很大。沿河边走进公园，便见到一棵巨大的古榕树，枝干横向发展，覆盖面积极广。树下围着一圈长椅，人们在此闲坐。旁边的石桌石凳也在树荫庇护之下，同样挤满了下棋的老人。

湖滨公园大榕树

这悠然生活或许正是当年孙诒让与陈虬所期待的。这两位瑞安知识分子，虽然术业各有方向，但有共同理想，而且都不是将自己困在书斋的腐儒。在那个激荡年代里，他们走出书斋，尝试以经世、教育、实业和医学救国。他们尊重传统，也尊重现代文明，并努力沟通二者。

对于瑞安这座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城市来说，这样的尊重与沟通，也会成为一种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