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行书入碑先河的晋祠《贞观宝翰》

原碑碑阴列有李世民并州之行的陪同人员长孙无忌、萧瑀、李勣、张亮、李道宗、杨师道、马周等初唐诸功臣的名字和官衔。

这篇铭文的主题思想是通过拟人的手法，盛赞山明水秀的晋祠圣地，进而歌颂宗周政治和唐叔初建晋国的史迹，联系大唐的建立，确定“非亲无以隆基，非德无以启化”为政以德和分封制的思想。特别是“非德无以启化”和我们今天提出的“以德治国”，可谓一脉相传。铭文最终达到了宣扬李唐王朝的文治武功和巩固其政权的双重目的，是一篇难得的“治国宣言”。

彼时为李世民最后一次到晋祠，在这里他感谢西周唐叔虞的神恩，并祈求李唐王朝能够国祚久长。唐太宗终身雅爱书法，尤其酷爱王羲之的墨宝——行书《兰亭序》真迹，他曾遍求天下二王真迹，每有所得，必日日临写赏玩，并命当时的著名书法家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等诸大臣不断鉴别和临摹，以广流传。据后人猜想，他去世后，可能把《兰亭序》真迹陪葬于其墓中。王羲之所以在书法史上享有如此盛名，应该说和唐太宗本人的特别爱好和高度评价分不开。

《晋祠铭》是不是仅次于《兰亭序》及二王诸行书帖的中国早期行书艺术杰作？我不敢妄言。但是在今天很少能见到王羲之真迹的情况下，将《晋祠铭》与各种王羲之复制品相比较，绝不敢低估其价值。

李世民传世之作除《晋祠铭》外，还有《温泉铭》《屏风碑》。可惜这两铭早已不复存在，仅有《温泉铭》一张唐代传世孤本拓片，且于清朝光绪二十六年（1900）被道士王圆录在敦煌鸣沙山千佛洞中发现后不久，即被法国人伯希和劫去，今为法国巴黎图书馆所收藏。于是，《晋祠铭》碑就显得更加弥足珍贵。李世民的这篇《晋祠铭》，集史学、文学、政治、书法于一体，是我国文化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珍品。应该说李世民的《晋祠铭》开创行书勒石之先河。当时铭文拓片已经作为珍贵礼品赠送外国贵宾（见《旧唐书东夷传》）。

清初著名学者朱彝尊“尝五至祠下，辄摩挲此碑”，以杜甫诗句“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集联，颂扬此碑，并书于亭柱。咸丰年间，因朱书集联早损，德研香以方笔魏体重书此联，并刻于石上，至今仍嵌于贞观宝翰亭内。

《晋祠铭》碑刻复制碑，为亭内左面一通，乾隆三十七年（1772），太原县令周宽和雍正进士、晋祠人杨二酉（号柳南，晚号悔翁）共同主持，精选旧拓本，由年轻书法家杨二酉先生族曾孙杨育（别号者亭）摹勒上石。至今保存完好无损，摹刻俱佳，几近乱真。

《晋祠铭》成了盛唐王朝“德治”的基本宣言，可谓“贞观之治”的精髓所在。从文学角度看，《晋祠铭》是盛行于初唐的文辞华丽、气势磅礴的骈体文，和脍炙人口的王勃《滕王阁序》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滕王阁序》比《晋祠铭》晚 30年。何况，虽然王勃文才比李世民高，可是思想性、哲理高度和深度，远远不及唐太宗的《晋祠铭》。

李世民的《晋祠铭》，对唐代晋祠的园林建筑规模，进行了很具体而又很夸张的描述：“金阙九层，玉楼千仞”，足见当时晋祠建筑群已经有相当规模，从他对建筑和水系的反复描述，可以肯定晋祠已经是一座“大观园”“大祠堂”“大寺庙”了，而且肯定比《水经注》时代要宏伟得多了。晋国祠堂和晋水二者的社会功能和经济实用功能已经表现得很明确、很充分了。从这里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李世民既总结并继承了在他以前的 1500年，又影响了他去世以后，直至今天的又一个一千多年的晋祠，大大丰富了晋祠的人文景观和文化内涵。《晋祠铭》中描述的晋祠，至今基本上没有走样，达到了“芳猷永嗣”。我认为在东方文化的人文景观中，在人与自然相结合的巧妙与合理上，晋祠不失为典范之一。晋祠在中国乃至世界建筑史、园林史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如今它保存甚为完好，并且对环境科学的保护和利用，也算得上古今中外的高标准，这一点，已经得到了权威专家的认可。另外，《晋祠铭》本身的较好保存，大大丰富了晋祠胜境的文化内涵。所以对《晋祠铭》的研究，也将是政治、哲学、历史、文化、艺术、文博等各个领域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

本文转载自《太原日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