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洛赫的乌托邦概念

　　自从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造出“乌托邦”（Utopia）一词以来，“乌托邦”就成为描述理想社会的通用语。“乌托邦”源自两个希腊词的组合，即由表示没有的或者好的“ou”与表示地方和处所的“topos”构成。这个组合词的意思是没有的地方或者好的地方。在莫尔之后，各种乌托邦思想泛起，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培根的《新大西岛》以及圣西门等人的著述和实践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乌托邦、政治乌托邦、技术乌托邦、医学乌托邦、地理乌托邦、哲学乌托邦和文学乌托邦。在这种乌托邦理想旗帜下形成的“乌托邦主义”，一方面有着正面的寓意，代表想象的和未来的理想世界，另一方面又有着负面的含义，被人们视为做白日梦、异想天开、空中楼阁和无稽之谈。进入20世纪，在战争与革命的双重刺激之下，乌托邦更是陷入了是是非非的泥潭。有些人将乌托邦看作可以照亮人类未来的明灯，像卢卡奇和布洛赫这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依然坚守着追求自由王国的共产主义理想；有些人看到了乌托邦理想的崩塌，因而提出了“我们还需要乌托邦吗”这样的质疑，于是就有了著名的“反乌托邦三部曲”（扎米亚金的《我们》、赫胥黎的《奇妙的新世界》、奥威尔的《1984》）。

　　针对乌托邦思想或者乌托邦主义的现实遭遇，布洛赫力求为乌托邦正名，并且要从哲学上为乌托邦精神找到一个存在论证明。当布洛赫将人视为乌托邦动物的时候，他不仅将乌托邦精神提升到哲学人类学的高度，而且构建起了一种乌托邦哲学，即他所说的一种“面向未来的唯物主义”。当然，布洛赫若想为乌托邦正名，需要面对两个问题。第一，他需要回应恩格斯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已经从空想变成科学的论断。用“乌托邦主义”去解释马克思主义，如何才能成立？布洛赫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乌托邦学说，但不是一种“抽象的乌托邦”而是一种“具体的乌托邦”。第二，他更加需要面对各种批评甚至否定乌托邦精神的思想观点，必须赋予乌托邦以存在论和认识论的意涵，从而将乌托邦精神还原为人类生存意义上的超越性意识。在1964年的一次电视访谈节目上，布洛赫与阿多尔诺围绕着“乌托邦渴望如何可能”的主题进行对话。布洛赫在对话中提出，“机械唯物主义是不可能有乌托邦的，因为一切都是现存的和机械存在的。然而，人总是有一种‘应该如此’的感觉，因此在现存条件下也存在着乌托邦的渴望。乌托邦的本质功能就是批判现存的东西。如果我们没有超越这些现实的屏障，我们就不能去发现这些现实的屏障”。

　　从《乌托邦的精神》到《希望的原理》再到《图宾根哲学导论》等论著，布洛赫始终如一地在为“乌托邦”进行辩护。具体而言，他是通过重新定义乌托邦概念来完成的。在《希望的原理》前言中，布洛赫承认乌托邦概念是托马斯·莫尔所创，但是莫尔的乌托邦概念还不是哲学意义上的，仅仅是作为一种理想国家的代名词，也就是一种社会乌托邦的雏形。只有从哲学上界定乌托邦概念，才能将人性与乌托邦真正连接起来。布洛赫强调乌托邦是一个哲学范畴，而且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哲学范畴。从哲学人类学的视角看，乌托邦并不仅仅限定在社会乌托邦和政治乌托邦领域，而是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白日梦、民间故事、艺术作品和科学活动之中。此外，乌托邦也现存于青年人的反抗之中，他们为改变生活和世界而斗争。

　　乌托邦不是纯粹的幻想和空洞的神话，而是一种客观现实的可能性。首先，从人类的能动意识来看，乌托邦正是一种“预见的意识”。作为“已知的希望”，这种预见意识如同催化剂和酵素一样，驱动了改革的意志和现实的变化。事实上，布洛赫是用理想来阐释这种意识的。他认为，理想是完全活在前线上的，如同一种向前的梦。理想的完满程度使得它似乎处于遥远的地方，就如同在一个孤岛上的东西。如果理想的东西是具体的，它就会拥有某种预见的能力，能够与潜在趋势的客观内容发生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使得作为典范的伦理理想和审美理想成为可能，而这种由乌托邦建立起来的理想就完全具有与人性追求相称的内容。为此，布洛赫引用了马克思于1843年致卢格一封信中的观点：“意识的改革只在于使世界认清本身的意识，使它从对于自身的迷梦中惊醒过来，向它说明它自己的行动……我们的口号必须是：意识改革不是靠教条，而是靠分析连自己都不清楚的神秘的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以宗教的形式还是以政治的形式出现。那时就可以看出，世界早就在幻想一种只要它意识到便能真正掌握的东西了”。

　　其次，布洛赫从人类文化活动出发充实并扩大了乌托邦概念的意涵。他从分析各种小小白日梦开始，对于人类最平常的想往和期盼展开了论述。从小孩子到成年人，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是充满了渴望的存在。人始终在梦想着一个更加美好的生活。生命的现实存在总是不让人满意，对于别样生活的欲望一直在诱惑着我们，促使我们意图离开现有的地方。因为不满足于现状，于是就有了各式各样的白日梦。在古往今来的文化现象中，总是充满了如此多样的白日梦。《希望的原理》第四部分标题为“构建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概观”，在其中，布洛赫描述了一个极为广阔而丰富的乌托邦精神世界，包括医学乌托邦、社会乌托邦、技术乌托邦、建筑乌托邦、地理乌托邦、艺术乌托邦以及智慧乌托邦。在这些乌托邦里面，人们往往突破封闭的和静态的存在概念，使得乌托邦的向度展现出来。世界充满着某些向前的要素和趋势，在新东西中间存在着被意向之物的实现。这些都意味着创造出一个更适合于我们的世界，即一个没有痛苦、恐惧、异化的世界。在布洛赫的眼里，“乌托邦的本质意味着谋求完满的需求满足。这不是那种被遗忘的、乏味的愿望，而是现在仍被想望的人的全面提升的愿望，是不可钝化的幸福的满足”。在这个扩大化的乌托邦概念中，布洛赫十分看重文学艺术作品所担负的乌托邦功能。在他看来，推动意识改革的往往是艺术作品。艺术是对趋势和目的的描述，是对尚未实现的“家园”的启示。比如，巴赫的音乐就代表了为心灵救赎而进行的斗争，贝多芬的歌剧《菲岱里奥》包含有时代的最高理想和崇高的人性。艺术因为具有幻想性而产生了“向前的意向性”，于是形成了一种批判现实的政治功能。“真正的艺术，包括那些非革命的艺术，永远都是一种号角和挑战”。于是，布洛赫提出一个关于人类文化中的“乌托邦剩余”的概念。在人类所有伟大的艺术作品中，在人类留下的诸多重要文化遗产中，都包含着乌托邦的酵素，因为乌托邦才是人类所有文化的基质。人类过去的文化遗产并不会随着过去时代的消亡而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反而会继续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并且总是带着美好理想的期盼为现实的变革进程输送精神的动力。

　　布洛赫的乌托邦概念还包含着一种批判性的实践取向，即一种基于人道主义精神和客观现实趋势而形成的未来构想。这种乌托邦构想作为一种“具体的乌托邦”，不同于其他那些“抽象的乌托邦”，这就是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自由王国不同于其他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地方。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构想是以历史过程为基础的，而不仅仅是一种停留于内心的梦想。作为一种“具体的乌托邦”，马克思主义立足于历史的客观发展趋势，因而是一种过程化的和具体化的期盼。在布洛赫的乌托邦概念中，改变世界可不是一种天马行空般的幻想，而是建立在现实的“预见”“趋势”“潜势”“过程”“可能性”等之上的。马克思正是基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向而勾勒出未来社会的面貌：异化的扬弃、分工的废除、商品拜物教的消失、劳动的人性化、阶级的消亡、按需分配、人类自由联合体的建立等。尽管马克思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而且批判了那些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观意愿，但在布洛赫看来，马克思并没有抛弃乌托邦意识：“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最后，我们必须看到布洛赫的乌托邦概念所蕴含的宗教维度。他在《作为革命神学家的托马斯·闵采尔》一书中提出了“革命神学”和“希望神学”的论断，并且强调“哪里有希望，哪里就有宗教”，于是宗教被赋予了一种乌托邦的功能。为了论证宗教信仰里的乌托邦精神，布洛赫分别探讨了世界主要宗教体系，如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以及中国的儒教、道教等。经过他的一番解释，各种宗教信仰都充满了乌托邦精神。从宗教正面的意义来说，宗教信仰作为一种“预见推定意识”集合了人类的种种期待，由这些期待演化出各式各样的大同理想。宗教的根本在于它寄托于未来，这种寄托式的期盼勾勒出人类的理想王国。在布洛赫看来，作为一种“具体的乌托邦”，马克思主义显然体现了基督教中的幸福家园理想，不过是采取了一种更加积极和完全入世的人道主义实践方式。当然，马克思主义与各种宗教信仰体系有着根本区别，但是它通过革命的激情和人性的内容以及自由王国的追求而与各种宗教乌托邦联系起来。作为一种典型的和珍贵的“乌托邦剩余”，布洛赫特别在《基督教中的无神论》一书中具体讨论了如何继承宗教文化遗产的问题。因此，有学者认为他是一个“手持《圣经》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他确实是将犹太—基督教的“千禧年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结合起来，从而打造出一种乌托邦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用一种“尚未存在的存在论”取代了以往的静态形而上学，其形而上学的真实根据在于坚持世界的本质不在过去而在未来。在乌托邦精神的驱动下，这种“尚未存在的存在论”不是依据已经决定的和过去的东西去描写既定的存在，而是追随未来趋势去构想人类的新存在。

　　应该看到，尽管布洛赫重新定义了乌托邦，区分了“具体的乌托邦”和“抽象的乌托邦”，但是他将马克思主义解释为“具体的乌托邦”，并且与宗教的、政治的、文学的、技术的乌托邦等思想杂糅在一起，使得他的乌托邦哲学似乎成了一个关于未来想象的大拼盘，因而留下了一个始终未能克服也不可能克服的理论问题，即把“面向未来的唯物主义”与作为主观意愿的希望哲学“融合”起来。

　　（作者单位：中华女子学院文化传播与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