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普京称“乌克兰从未真正成为一个国家”？

【文/理查德•萨科瓦 译/朱积慧】

通往乌克兰的现代国家之路漫长而艰巨。在现代史上，乌克兰仅仅在1917年俄罗斯帝国崩溃之后享有过短暂的国家地位（statehood）。在革命和内战时期，一个不稳定的独立国家成立，但在1919年即被推翻。随着布尔什维克在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的领导下取得胜利，乌克兰被重组为联盟的一部分。

乌克兰于1922年12月成为苏联的创始国之一，二战后获得联合国席位（与白俄罗斯一起），尽管它曾经只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而已。不管战争、分裂与统治造成了怎样的变迁，乌克兰的国家理念从未熄灭，但这种思想与更高层次的建设苏联的计划相平衡，后者带来了工业化、城市化，并创建了一个相对现代化和受过教育的社会。

长期以来，两种乌克兰国家的模式，即一元论（monist）和多元论（pluralist），一直存在争议。它们与乌克兰历史上别的一些长期存在的思潮相互呼应，例如一些人声称乌克兰本身就是一个本土文化（autochthonous cultural）和政治统一体（political unity）的国家；又比如一些人相信，只要是那些共同以基辅罗斯（Kievan Rus）——这个9—13世纪由留里克王朝（Rurik Dynasty）统治的松散的东斯拉夫部落联盟——为祖先的文化群体都同属于一个文化共同体，也意味着同属于一个政治共同体。

公元988年，当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Kievan Prince Vladimir the Great）改信东正教后，现代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民族就被赋予了共同的宗教信仰。然而，当1240年蒙古人的入侵摧毁基辅公国、分离各民族时，早期的斯拉夫国家就已经破碎。普京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只是同一文明的两个方面，这一观点在俄罗斯很普遍；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则认为，他们的国家很早就开始走上了自己的发展道路。

这种内在矛盾在几个世纪以来的各种斗争和冲突中发挥了相当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从18世纪后期开始，乌克兰经常被按照拜占庭地图的方式描述为“小俄罗斯” （Malorossiya，英语意为Little Russia）；在拜占庭地图中，该领土往往被称为“次级的俄罗斯”（Lesser Rus或Rus Minor）。小俄罗斯主义者认为乌克兰是大俄罗斯（the Greater Russian）身份认同的发源地，因此从19世纪开始，他们就试图将乌克兰的语言标准化，使其成为俄罗斯-斯拉夫语言的标准。

这是尼古拉·果戈理（Nikolai Gogol）的观点，他虽然是乌克兰人但用俄文书写。这一观点也长期被乌克兰主义（Ukrainism）所反驳，乌克兰主义者认为乌克兰版本的东斯拉夫语言代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民族认同的出现。“乌克兰”这个名称也同“小俄罗斯”这个名字一样源自制图地名（cartographical toponyms），其直译为“边疆”。

在我们这个时代，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就很好体现了乌克兰一元论和多元论之间矛盾。他在1990年强有力的作品《重建俄罗斯》（Rebuilding Russia）中分析道“我们没有能力去经营一个帝国，那就让我们摆脱它”，但当提到乌克兰时，他主张与乌克兰建立一个“俄罗斯联盟（Russian union）”。

对乌克兰人来说，实现独立的主要挑战就是否定这种观点，摆脱“帝国”遗产，并开创一个完全独立的乌克兰国家；而“小俄罗斯”传统则代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国家模式，其中包含多元文化主义的经验、语言和文化，同时尊重乌克兰所有的这些传统。在后苏联时代的乌克兰，为民主、善政、经济转型和公民尊严而进行的运动都与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冲突相互缠绕。

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曾经讽刺说，巴尔干地区创造的历史比其能承载的历史还要多。

在某些方面，这同样适用于乌克兰。一些尚未解决的历史和国家问题仍然存在争议，被铭记的和被遗忘的东西共同创造了一个民族。历史是生机勃勃的。例如，2014年的危机将“新俄罗斯”（Novorossiya，英文意为New Russia）的概念带回到流行的话语中。从1764年到1917年，新俄罗斯是俄罗斯帝国在整个黑海沿岸的一个独特行政单位，从西边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Transnistria）到东边的马里乌波尔（Mariupol），该地区至今仍然以俄语为主。

同样，还有其他历史实体，例如以哈尔科夫（Kharkov）为中心的老斯洛博达乌克兰（the Old Sloboda Ukraine），以及集中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epropetrovsk）地区的扎波罗热（Zaporozhia）。总的来说，这就是东西方之间的持续矛盾。正如安德鲁·威尔逊所说：“乌克兰的整个历史都可以用双方之间的动荡来书写，俄国人的重要性只有在19和20世纪才决定性地超越了波兰人”。因此，“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竞争是一场可以追溯几个世纪的比赛，这也是乌克兰历史DNA的组成部分。

像许多现代民族国家一样，乌克兰是领土、人民和语言的集合体。这个新独立的共和国包括了不同的领土和生活在此或相邻土地上的人民，他们组成了一个饱经巨大变化和创伤的社会。1917年沙俄帝国崩溃时，乌克兰人口包括3290万乌克兰人（67.7％）、540万俄罗斯人（11.1％）和430万犹太人（8.8％）。苏联解体前夕的1989年苏联人口普查记录了人口变化。在总人口5170万人中，有3740万乌克兰人（72％）、1140万俄罗斯人（22％），而犹太人的数量则下降了十倍，达到486,628人。2001年人口普查的数字则发现，乌克兰人有37,541,700人，占人口的77.8％，俄罗斯人有830万人（17.3％）。

俄罗斯族裔分布不均，主要集中在东部和南部，其中包括卢甘斯克（Lugansk）39％、顿涅茨克（Donetsk）38.2％、哈尔科夫（Kharkov）25.6％、扎波罗热24.7％和敖德萨地区（Odessa regions）的20.7％；而在城市中，俄罗斯人的比例甚至更高。在语言使用方面，地区之间的差距更大。

2001年的人口普查发现，67.5％的人母语是乌克兰语，29.6％（包括乌克兰民族的14.8％）说俄语，2.9％说其他语言。讲俄语的人集中在东南部地区，90.6％的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人声称俄语为母语，克里米亚（Crimea）为77％，顿涅茨克地区是74.9％，卢甘斯克地区是68.8％，其他几个地区也有将近一半，而基辅（Kiev）则是一个绝对多数讲俄语的城市。

调查显示，这些数字低估了说俄语人的比例，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在家使用俄语，并且在社交和职业交流中使用俄语。

需要强调的是，情况存在地区差异：乌克兰西部地区在主要说乌克兰语的同时也会说乌俄语（Surzhyk，在乌克兰中部普遍使用的一种俄语和乌克兰语的混合语言）和俄语；中部和南部一些地区，如米古莱夫（Mykolaiv）和赫尔松（Kherson），大多说乌克兰语，但也有很大比例使用乌俄语，但同时俄语在包括基辅在内的大城市占主导地位；在顿巴斯地区（Donbas）（包括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的顿涅茨盆地的简称）和克里米亚，绝大多数是说俄语的；而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其他地区，在主要讲俄语的同时，也存在普遍使用乌俄语和使用双语的情况。

当代乌克兰是许多变化的产物。在东南部，顿巴斯是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顿涅茨克市于1879年由威尔士工业家约翰·休斯（John Hughes）创立，并以其矿场、寡头和足球队（顿涅茨克矿工队/Shakhtar Donetsk）而闻名。1897年沙皇时代的人口普查显示，顿巴斯人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自己是“小俄罗斯人”（即乌克兰人），而并不仅仅是在苏联时期采用来乌克兰族名称的俄罗斯人。

换句话说，尽管与俄罗斯有着广泛联系和族裔混杂，但该地区对乌克兰的民族共同体有着可识别的归属感。但这一点被与俄罗斯保持的共同边界和强烈历史联系所平衡，共同的经验和经济互动模式更加强了这一点。苏联时期，该地区的工业化吸引了来自苏联各地的工人，而他们在乌克兰西部的反对者们则认为，他们保留了“勺子” 心态（sovok mentality），即对国家的依赖和对俄罗斯的向往。

尽管如此，民意调查证实，在战争之前，东南部的人口被认定为乌克兰人，但却是特殊的乌克兰人。例如，2005年拉祖姆科夫中心（Razumkov Centre）的一项调查发现，乌克兰东部67％的公民对“你认为自己是乌克兰的爱国者吗？”这个问题给予了积极回答，其他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

分离主义几乎难见踪影，大多数人认为乌克兰是他们的家；但也有深层次的不满，特别是对于俄语在国家和教育机构中的地位，以及反对加入北约和地缘政治上转向西方的重新定位。由于未能在宪法上认可这种独特性，以及东南部认定敌对势力是通过2014年2月的革命实现掌权，叛乱随即引发。

乌克兰西部这块曾经被称为加利西亚（Galicia）的区域，至少可以确定有三个主要地区，目前是利沃夫（Lviv）、捷尔诺波尔（Ternopil）、和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Ivano-Frankivsk）。该区域在1918年之前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此后在两次世界大战间由波兰统治。乌克兰西部最终于1944年被从德国手中解放出来，并加入苏联。

但在400年的时间里，它先后被波兰和奥匈帝国统治。根据1939年8月23日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卢沃（Lwów）被并入苏联，但两年后又被德国人占领（又被重新改名为伦贝格），直到1944年被苏联红军解放并被争议性地并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the Ukrainian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改名为利沃夫（Lvov，俄语拼写），而1991年乌克兰独立时又成为利沃夫（Lviv，乌克兰语拼写）。

该区域认为俄罗斯人是侵略者和占领者，这种情绪至今依然有深刻影响，被当作一种超越日常政治活动的“文明”选择。泛喀尔巴阡地区（Transcarpathia）在一千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匈牙利王国的一部分，直到1919年被分配给新建立的捷克斯洛伐克，作为对匈牙利在一战中的惩罚。该地区于1945年被苏联吞并，并分给了乌克兰。

1919年，列宁也将东部和南部的部分领土分给乌克兰管辖。然而，斯大林才是乌克兰最伟大的国家建设者，在乌克兰东部和西部增加了广泛的领土。但是在文化方面，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斯大林却扭转了20世纪20年代“乌克兰化”（Ukrainisation）的文化复兴，当时的本土化政策（korenizatsiya，英文为indigenisation）鼓励以本土语言进行教学和出版书籍。

2月28日俄罗斯与乌克兰在白俄罗斯展开谈判 图片来源：澎湃影像

克里米亚半岛是俄罗斯民族认同的中心地带。弗拉基米尔大公正是在赫尔松受洗，将东正教作为基辅罗斯的官方宗教。在蒙古入侵之后，克里米亚汗国（the Crimean Khanate）从1441年开始统治该半岛，其领土一度包含黑海北部沿岸的大部分地区。从1736年起，俄罗斯开始试图统治该地区，特别是希望结束克里米亚对其北部斯拉夫地区的袭击。伴随着叶卡捷琳娜大帝对奥斯曼帝国的进攻，克里米亚在1783年被俄罗斯军队占领，并于1784年2月2日正式加入俄罗斯帝国，成为陶里达州（Taurida Oblast）。

相应地，鞑靼人开始面临连续的驱逐浪潮，其中包括，为应对1812年的拿破仑威胁，他们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当1855年克里米亚战争行将结束时，他们被划归为通敌分子，数万人被送往土耳其。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伴随着试图将黑海北部地区俄罗斯化的企图，沙俄帝国当局又发起了一轮新的驱逐潮。1944年5月18日至20日，斯大林发动了最严厉的驱逐。

约230,000人的全体鞑靼人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和中亚，其中包括40,000名曾经在红军中服役的士兵，至少有10万人在途中由于饥饿而死亡。他们也曾经被指控与纳粹占领者勾结，但鉴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清除了大部分克里米亚鞑靼人的精英，几乎没有人（仅有约2000人）选择加入“民防队”而是选择被发配到德国工作。鞑靼人现在占克里米亚人口的13％，而在俄罗斯于1783年占领克里米亚之前，他们占80％。

1954年，该地区被从俄罗斯转由乌克兰管辖，这是一项极具争议的决定，首先是因为俄罗斯族占大多数。2001年人口普查显示，在200万总人口中有145万人（57％）是俄罗斯人、57.6万是乌克兰人、24.5万是鞑靼人，而大约77％被登记为以俄语为母语。而正是克里米亚于2014年3月被并入俄罗斯，才使得乌克兰危机转变为大规模的欧洲对抗。

因此，当1991年乌克兰独立后，这个全新的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找到一个适当的政治形式来制度化和代表这种多元性。像比利时和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已经利用联邦制为多元性提供了宪法框架。其他国家，如西班牙和英国，仍然是单一制，但有着准联邦制的高度放权。

最后，经过充满分歧的辩论后，1996年的乌克兰宪法第2.2条宣布乌克兰是一个单一制的国家，其领土不可分割、不可侵犯。乌克兰远不是一个能处理多元性问题的国家，而其内部的发展僵局、历史来源复杂的领土和伴随而来的新的欧洲东西分裂问题，使得这项任务变得更加棘手。

本文摘自《乌克兰前线： 边界危机》（Frontline Ukraine：Crisis in the Borderlands），由上海三联书店引进（待出版）。作者为英国肯特大学教授理查德·萨科瓦（Richard Sakwa），译者为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博士研究生朱积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