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亚国家“颜色革命”的原因及对我国的启示

　　继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前苏联地区国家发生“颜色革命”后, 2005 年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也爆发了“颜色革命”, 5 月中旬乌兹别克斯坦爆发了武装骚乱。中亚国家之所以发生“颜色革命”, 既有经济落后、体制腐败这一主导性的内因, 又有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干预、渗透的外因, 而中亚国家长期以来忽视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也是“颜色革命”发生的重要因素, 本文试图从文化与意识形态安全的视角分析其成因。

　　一、中亚国家“颜色革命”的原因

　　从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的视角探寻中亚国家“颜色革命”的原因,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 一) 意识形态战略上的失误

　　独立后, 中亚国家处于重建新的国家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塑造统一的民族认同、建立新的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中。各国虽然放弃了原有的意识形态,但西方式的“民主”、“人权”价值观尚未得到普遍认同。在这一填补意识形态“真空”的过程中, 中亚各国进行了爱国主义、民族团结的重塑, 力图振兴民族精神, 增强国民的凝聚力。但中亚各国在这方面的正面宣传力度不够。据了解, 哈萨克斯坦70%以上的媒体使用俄语, 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电视节目大约有15 个频道, 只有一个使用本国语言[1]; 作为增强国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有力工具之一的文化事业, 因为国家投入的急剧减少, 在总体上呈现萎缩状态。不少科研机构陷入瘫痪, 一些文化馆和博物馆等因资金缺乏被迫关闭。文化事业的衰退, 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和道德危机。中亚各国普遍倡导意识形态多元化, 哈萨克斯坦宪法宣布“承认意识形态和政治多元化”; 乌兹别克斯坦宪法宣布“承认意 识形态和舆论多元化”。[2]中亚各国对意识形态的放松, 直接危害了国家的文化安全。

　　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未停止对中亚国家意识形态的渗透, 反而是有计划、有目的地加强这方面的宣传。冷战结束后,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利用中亚国家民众对集权政治的反感和对社会民主的渴望,趁机向这些国家广泛“推销民主”。美国的意识形态渗透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把现政权妖魔化。收集政府工作中的毛病、错误, 并加以夸大, 煽动群众的不满。另一类就是通过舆论的宣传以及人员的来往,灌输美国的价值观, 美化美国式的民主, 让中亚人民群众潜移默化地认同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 为有朝一日建立亲美政权奠定思想基础。美国干涉行动的重点是在民主自由的口号下培植亲美势力, 用美国国务卿赖斯的话来说, 就是“支持公民社会集团的发展, 培训独立的新闻媒介和独立的政治与公民社会的力量。”[3]美国或以政府名义, 或由名目繁多的基金与非政府组织出面培植亲西方政党、组织, 设立电视台和电台, 发行报刊, 掌握舆论导向, 美国在土耳其设立了“独立解放电台”, 在“美国之音”中专门增设了对中亚地区的广播。

　　( 二) 政治运行上, 缺乏民主和腐败引发政治合法性危机

　　合法性是“政治权威”为塑造政治秩序、保持政治系统稳定, 以特定的政策实施或统治方式, 获得人民的认同和服从。政治认同是政治行为体中的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 对于维持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及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在政治合法性认同存在的前提下, 政治体系可以通过有效的途径传播合法性的观念, 从而进一步掌握人心, 使其形成并巩固政治认同。如何在利益多元的格局中增强社会凝聚力, 是中亚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同时也是加强政治认同感和政治向心力的重要问题。在中亚, 一方面, 政治文化的历史惯性使得民主缺乏,个人崇拜盛行; 另一方面, 政治文化在转型期的价值真空也诱发了腐败, 政权失去了民众的认同, 引发合法性危机。

　　1. 政治文化的历史惯性使得民主缺乏, 个人集权盛行, 国家凝聚力严重削弱。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 在政治制度上已构建成宪政民主模式, 但这些国家在政治运行和政治文化上还受旧传统的影响,包括个人集权、权力寻租、法律虚设等现象都腐蚀着这些国家的肌体。当权者对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垄断以及官僚主义体制, 形成忽视民主, 践踏法制, 个人专断等不良的政治文化, 压抑了千百万群众的积极性、独立性和首创精神, 人民群众失去理想、信念和对执政党与政府的信任。在吉尔吉斯,“强化统治权力的政府与日益烦躁的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始终存在。”[4]整个社会难以形成一股合力, 国家凝聚力严重削弱。

　　2. 政治文化在转型期的价值真空也诱发了腐败, 导致民心流失, 削弱了民众对国家的政治认同。

　　新旧政治文化的交替冲突, 从根本上来说是价值的转换, 中亚的社会转型期, 原有的传统道德观念产生了动摇, 而新的道德还未形成。处在不同文化价值冲突交替期和核心价值真空状态下的人们, 尤其是一些领导干部陷入对物的依附, 成为物的奴隶, 集体主义道德缺失甚至丧失了最基本的道德。于是在畸形的价值判断的引导下, 缺失了必要的内在自律的领导干部对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置若罔闻、漠不关心, 走向了腐败的深渊和不归路。同时, 中亚独立以来, 对领导干部的廉洁、奉公意识教育不够, 对领导干部缺乏有效监督机制。政府官员贪污腐败之风泛滥, 裙带关系盛行。在吉尔吉斯斯坦, 总统阿卡耶夫的亲信被委以重任, 掌控着许多最盈利的大企业和行业。其长子和长女都是经营大型超市和加油站的大企业家,在此次议会选举中大肆舞弊, 二人都当选了。另外,中亚各国缺乏有效监督机制。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虽也引起了中亚国家领导人和有关部门的关切, 如哈萨克斯坦于1992 年3 月就颁布了《关于加强同有组织犯罪和贪污作斗争的总统令》, 但因执法部门本身就有贪污受贿问题, 所以对该命令执行不力, 现政权丧失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当反对派借口反对政府的时候, 并没有政治派别依托的民众也都积极响应,“腐败使阿卡耶夫丧失了权力”[5]。普京在颜色革命发生后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一切对俄罗斯来说并非意外事件, 这是吉政权软弱、社会经济问题积重难返的必然结果。”[6]

　　( 三) 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和爱国主义教育存在缺陷, 部分青年人信仰缺失

　　在中亚地区, 一方面, 物质生活的贫困化减少了年轻一代受教育、接触更开放的政治文化的机会, 甚至苏联时期的教育成果也在丧失。独立时各国从苏联接受的教育遗产较为丰厚。当时各国儿童入学率达到100%。中亚各共和国每万名人口中拥有在校大学生人数不仅超过发展中国家, 而且还超过一些发达国家。①独立后, 随着各国教育政策的调整, 教育经费急剧减少, 各类教育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1996 年哈萨克斯坦公立高等学校在校大学生招生人数压缩20%, 中专压缩30%, 职业技术学校压缩25%。[7]另一方面, 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也存在严重缺陷。以吉尔吉斯斯坦为例, 人口结构年轻, 大部分出生于1970 年代以后。他们很多人在西方资助的学校中学习, 还有很多人到西方国家去培训, 由于缺少爱国主义教育, 他们便形成了轻视俄罗斯、崇尚西方价值理念的世界观。

　　与此同时, 美国政府却将90 亿美元的专项援助转向了这些国家中的“年轻一代”, 制定了形形色色的青年学者交换计划, 实行“软渗透”。美国政府在吉尔吉斯斯坦开设了“美国大学”, 大量的青年学生、通过这个项目前往美国接受更深入的“教育”。美国兰德公司在一份战略研究报告中称, 这些受过西方生活方式熏陶的留学生回国以后,“其威力将远远胜过派几十万军队去”。正是在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下, 在中亚国家中便出现了一批亲西方的年轻一代,他们是各种政治运动的首选动员对象。在各国的“颜色革命”中, 青年组织和团体表现得特别活跃和坚决, 而且每个国家都有代表性的青年组织, 它们在格鲁吉亚是科马拉(意思是“够了”)、在乌克兰是波拉(意思是“到时候了”)、在吉尔吉斯斯坦是凯尔凯尔(意思是“革新之路”)。“在吉尔吉斯革命中, 起先锋模范和冲锋陷阵作用的正是青年学生组织凯尔凯尔——— 一个与曾在乌克兰橙色革命中起到发动机作用的乌克兰波拉青年组织密切联系的组织。”[8]

　　( 四) 中亚各国文化事业萎缩, 西方文化渗透加速

　　中亚文化事业萎缩, 部分地丧失了这一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工具。中亚五国独立时从苏联接收下来大量的文化设施, 但独立后, 由于国家的不重视, 文化设施数量明显减少。以哈萨克斯坦为例, 1990 年哈萨克斯坦有博物馆96 座, 1998 年减少到88 座; 1990 年有电影院1.05 万个, 1998 年锐减到628 个; 1990 年有群众图书馆9700 所, 藏书和杂志1.132 亿册, 1998 年则分别降至3033 个和7146.94 万册。[9]中亚国家文化事业的萎缩为西方文化的进入大开方便之门。美国以合法的方式向中亚输入影视剧、图书、网络游戏等文化产品, 籍以传播西方的文化观念。此外利用各种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到中亚办学,开讲座, 创办俱乐部, 搞文化沙龙, 进行名为“文化交流”的渗透。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认为:“美国流行文化等产品潜隐着美国文化、美国生活方式; 美国的语言英语在互联网和软件上享有‘语言霸权’, 将其思维方式、意识形态传输到非英语国家; 美国将其学术观点、范式传输到国外, 以消解其他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10]汉斯·摩根索也曾直言不讳地说“: 文化帝国主义的东西, 是最妙的, 并且它能单独取得成功, 也是最成功的帝国主义政策, 它的目的, 不是征服国土, 也不是控制经济生活, 而是征服和控制人心。”[11]西方文化的渗透不仅深刻侵蚀着中亚国家的民族文化, 而且对中亚各国民众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造成一定的冲击。

　　( 五) 西方国家利用互联网等新兴媒体, 与中亚争夺思想文化阵地

　　中亚尚处于信息化社会初期, 对民族文化进行保护和发展的技术手段和法律法规尚不健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抓住中亚需要现代化, 需要互联网技术这一有利时机, 利用互联网把美国的价值观送到中亚。美国利用互联网宣扬色情、淫秽和暴力等腐朽思想文化; 雇佣大批“写手”, 采取网络贴文、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手段, 制造反动舆论, 对中亚进行“信息围攻”; 资助各种敌对势力建立网站, 支持他们利用互联网联络指挥、组织策划、蛊惑人心、煽动闹事。网络遂成为“美式民主”传播的平台, 大大加剧了中亚地区意识方面的波动和百姓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信息技术消除了时间差距和空间差距, 因而自由思想能够象微生物一样, 借助于电子网络毫无障碍地扩散到世界的各个角落”。[12]西方国家强势信息的影响, 对中亚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强烈的冲击,削弱了中亚国家政府、政党对文化的控制力。

　　( 六) 国家文化立法缺失, 对电台、广播、出版等媒体监管不力, 导致文化主权丧失

　　网络时代, 政府更多地是通过主动向媒体提供信息的方式来有效地影响和引导媒体与国内外舆论, 为国内外舆论设置议程, 把握舆论宣传的主导权。一旦丧失舆论影响力的主导权, 它的权威性和信任度就会受到挑战。

　　在中亚地区, 既有各国政府的新闻机构又有其他独立的媒体。一方面, 中亚各国政府的新闻机构格外软弱无力。吉国国营新闻媒体的大部分记者在大 学毕业之后都曾到国外进行免费培训, 而这些记者不仅没有建立符合吉国家利益的新闻观, 而且接受了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同时, 吉官方报纸的销售量也非常小。在首都, 民众主要看的就是《比什凯克晚报》, 但该报水平很一般, 所以当地民众更多的是接触美国、德国所赠发的英文俄文免费杂志。这样谁对吉国民众的影响力更大就可想而知了。另一方面, 在吉又存在大量的独立媒体, 这些媒体自由地、不受政府控制地进行宣传。《MSN》报( 意为《我的重要新闻》) 是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主办的一份报纸, 在吉议会选举前夕, 该报就刊载了一座修建中的阿卡耶夫总统“豪宅”的照片。此举立即在吉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激起了民众对阿卡耶夫政府的不满。

　　在吉政府对媒体监管不力的同时, 美国强大的传媒力量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作用。在“颜色革命”中, 美国一方面出巨资资助反对派的媒体, 另一方面, 利用媒体扩大覆盖面, 进行思想渗透, 千方百计削弱吉主流舆论的影响。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主要新闻媒体, 依靠其巨大的财力和其他资源, 掌握着所谓“设置新闻议题”的权力, 通过对消息来源和题材的取舍选择,“引导”或转移公众对特定议题的关注, 并通过所谓“结构性消息封锁”, 来封杀公众对其他议题的了解和关注。美国还集中力量“妖魔化”当权派,给他们贴上“独裁”、“反民主”的标签, 大张挞伐, 为反对派夺权制造所谓的“法理依据”。

　　( 七) 国家族群矛盾和对立是“颜色革命”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吉尔吉斯斯坦的南方和北方在人文、经济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有明显的差别。吉尔吉斯南方接受伊斯兰教的时间更早, 民众宗教意识浓厚, 社会生活 习俗比较传统保守。北方地区接受伊斯兰教晚, 宗教势力影响较小, 民众宗教意识淡薄, 社会生活比较世俗化。部族上, 南方的吉尔吉斯人由额德格纳和蒙古什等部落组成, 它们与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居住在一起, 关系密切, 北方的吉尔吉斯人则与南西伯利亚各民族相接近。经济生活中, 北方是国家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中心, 经济比较发达, 居民相对富裕。

　　而以农业为主的南方居民相对贫困, 社会问题严重。

　　南方和北方的矛盾与竞争是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持久因素, 对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和社会影响极大。吉尔吉斯斯坦的革命就是从南方发 起的, 南方人是革命的主体, 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南方人对权力分配不公和对由北方人把持国家政权的不满。[13]

　　二、中亚国家“颜色革命”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在其传记中曾讲到:“‘革命’不应被引向防御工事, 不应在街道上, 而应在平民的思想里。这种‘革命’是和平的、缓慢的、渐进的, 但从不间断。到最后, 它终将导致‘民主’在一些国家中诞生。”[14]这句话集中反映了西方国家政治家、思想家民主改造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战略意图。美国作为当今世界惟一超级大国, 为了确保其全球霸权地位, 始终存有对我国实行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 力图在中国也搞一场“天鹅绒革命”。我们应从中亚“颜色革命”中吸取教训, 警惕西方的民主化战略图谋。

　　( 一) 在思想上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胡锦涛同志曾说过:“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 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 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 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 先从搞乱人们思想下手。”[15]我们一定要吸取“颜色革命”的教训, 充分估计到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复杂性。为此, 要进一步推进理论武装工作, 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动摇, 确保各级意识形态工作部门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人手里。

　　( 二) 切实巩固和加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改革和社会转型时期是执政党丧失其原有阶级基础的危险期。因为体制改革或社会转型, 意味着广 泛而深刻的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和社会利益格局的重构。在这一过程中, 一旦遭遇重大问题, 并有外国支持, 执政党和政权就会遇到严重挑战。在吉尔吉斯这次变局中, 反对派组织的抗议运动规模并不很大,并且“仅仅是街头抗议并不足以推翻一个政府, 但由于体制转换的过程中, 社会中坚力量找不到支持政权的理由。”[16]政权极度孤立、虚弱, 一触即溃。这是“颜色革命”给我们的深刻教训。我们必须十分注意巩固党的阶级基础, 保证工人农民的主人翁地位, 维护他们的利益不受侵犯, 使广大人民群众始终站在党的一边, 成为捍卫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坚力量。

　　这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合法性基础、预防“天鹅绒革命”的根本保证。

　　( 三) 加大反腐败力度, 铲除滋生“颜色革命”的土壤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意义重大,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 在十六大上进一步指出, 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在反腐过程中应“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 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 更加注重治本, 更加注重预防, 更加注重制度建设, 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 坚决查办违纪违法案件。”[17]

　　( 四) 加大政府职能部门文化监管力度, 加强文化立法, 建立防范机制

　　中亚地区发生的一连串重大的政治危机和政治事件, 西方学者将之定性为一种“媒体事件”, 即由人民选举的领导人被媒体设置的议程、媒体制造的新闻、媒体组织的抗议者和媒体塑造的反对派领袖“驱赶”下了台。这说明, 一旦政府对媒体监管失控, 传媒就会逐步取代政府成为不断操纵和钳制大众的思想与行为的力量。我们应从中吸取教训, 加强对大众传媒业的管理:大力加强文化安全的法制建设, 确保把对中国文化发展构成的危险和危害降到最低限度; 建立一定的保护机制, 保护、鼓励民族文化在大众传媒上的传播, 用先进的文化占领大众传媒阵地,以保证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

　　( 五) 加强对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 尤其是爱国主义教育

　　为了有效抵制文化殖民的入侵, 我国的教育体系必须承担起向青少年学生传承民族文化传统, 加强民族文化认同, 提升民族文化自豪感的艰巨使命。

　　一方面, 我们要将本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深深地植根于尚未形成成熟价值体系的青少年的心中, 使他们不断接触、理解, 进而尊重、欣赏它们。另一方面, 要引导青少年重新认识西方社会政治结构、组织制度、生活方式, 提高他们在相关问题上的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只要广大青少年建立起这种理性分析的能力, 文化帝国主义无论采取何种手段, 也很难达到侵犯我国文化安全的目的。

　　( 六) 探索和提高引导舆论的艺术, 掌控舆论阵地的制高点

　　政府应主导新媒体大众话语的议题设置, 同时我国的新闻传播业应走出一条民族化、特色化之路。

　　首先, 搞好正确的舆论导向, 最为关键的一条就是做足主流新闻, 唱响主旋律。江泽民指出:“舆论导向正确, 是党和人民之福; 舆论导向错误, 是党和人民之祸。”[18]其次, 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让世界听中国的声音, 塑造中国良好国际形象, 积极维护国家利益。

　　( 七) 建立起全新的文化网络系统, 掌握文化制网权

　　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占领网络这个意识形态的新阵地, 构建国家文化安全的坚固屏障, 彻底粉碎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 1) 健全法律保障, 把关信息流通, 防御文化扩张。我们必须积极运用技术手段和法律法规保障信息安全, 使我国网络的运行在我国文化安全的环境中进一步走向制度化和法律化。( 2) 加大网络科技投入, 发展一批有世界影响的中国商业网站。( 3) 媒体联动, 外树国家形象, 内保国家稳定。加强中国网络媒体的力量,组建以网络为主体的大型跨媒体集团, 真正掌握文化阵地的主动权。( 4) 完善硬件配置, 积极掌握信息发布权, 提高信息制作质量, 增强国家媒体在国际舆论界的竞争力。

作者简介: 张骥( 1956- ) , 男, 山东高青人, 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政治文化; 张爱丽( 1971- ) , 女, 河北元氏人, 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政治文化。

注释：

①1991 年哈萨克每万名人口中拥有在校大学生170 人, 乌兹别克为159 人, 吉尔吉斯为129 人, 塔吉克为124 人, 土库曼为104 人, 高于印度( 37 人) 、伊朗( 46 人) 等发展中国家, 也高于英国( 90 人) , 哈萨克、乌兹别克还高于意大利( 131 人) 和法国( 158 人) 等发达国家。

参考文献:[ 1] 徐晓天.中亚五国十五年三变[ J] .世界知识, 2005,( 12) .[ 2] 李静杰, 赵常庆.十年巨变·中亚和外高加索卷[ M]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3.[ 3] 邢骅“. 颜色革命”的冷思考[ J] .共产党员, 2005,( 6) .[ 4] Christian Deitch "Democracy stalled?", Bulletin of theAtomic Scientists, Jan- Feb 2005, 72.[ 5] Michael Ritchie " Stoking Up: Central Asia Fears FalloutFrom Kyrgyzstan", .NEFTE Compass, March 25, 2005, 1.[ 6] "Russia: Putin says he was not surprised by Kyrgyzprising...", IPR Strategic Business Information Database,March 27, 2005, 1.[ 7][ 9] 李静杰, 赵常庆.十年巨变·中亚和外高加索卷[ 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3.[ 8] Frank Brown, " Another People's Revolt; First came theRose revolution in Georgia, then the Orange Revolution inKiev. Is it now time for Tulips?", Newsweek International,April 4, 2005, 2.[ 10] 牛新春, 房宁.美国的“民主化”战略值得警惕(笔谈)[ J] .国外理论动态, 2005,( 6) .

[ 11]【美】汉斯·摩根索著, 卢明华等译.国际纵横策论[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