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的两极 叶芝和H．D．笔下的丽达与天鹅

包慧怡　撰

《丽达与天鹅》（1508—1515）

此画为乔瓦尼·弗朗切斯科·梅尔齐（Giovanni Francesco Melzi）根据达·芬奇的佚作而仿

威廉·巴特勒·叶芝

猝然一击：恢弘的羽翼仍拍响

于踉跄的少女上方，深色的脚蹼

爱抚她双腿，用喙衔起她的颈项，

再用胸脯抵住她无助的胸脯。

她受惊而犹疑的手指怎能推拒

渐渐松开的腿间，那羽化的神祇？

白热的俯冲下，她被扑倒的身躯，

怎能不感到那颗跳动的心之绝奇？

股间一阵颤栗，由此诞生出

断壁残垣，焚烧的屋顶和高塔

阿伽门农死去。

当她这样被攫住时，

被这来自天空的残暴鲜血征服，

趁他无动于衷的喙尚未将她放下

她可曾借他的力量，汲取他的知识？

包慧怡　译

W. B. Yeats

A sudden blow: the great wings beating still

Above the staggering girl, her thighs caressed

By the dark webs, her nape caught in his bill,

He holds her helpless breast upon his breast.

How can those terrified vague fingers push

The feathered glory from her loosening thighs?

And how can body, laid in that white rush,

But feel the strange heart beating where it lies?

A shudder in the loins engenders there

The broken wall, the burning roof and tower

And Agamemnon dead.

Being so caught up,

So mastered by the brute blood of the air,

Did she put on his knowledge with his power

Before the indifferent beak could let her drop?

“凯尔特文艺复兴之父”——爱尔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1865—1939）的十四行诗《丽达与天鹅》被部分评论家誉为“20世纪用英语写下的最美的一首诗”。该诗作于叶芝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同一年（1923），后来收录于他晚期的重要诗集《塔楼》The Tower中。

《丽达与天鹅》取材于尽人皆知的希腊神话：雷神宙斯爱上了凡人少女丽达，化作一只雄健美丽的白天鹅来到少女身边与她交媾。当天晚上，丽达又和她在凡间的丈夫——斯巴达国王廷达瑞斯Tyndareus同床，怀孕后产下两枚蛋。一枚蛋中诞生了宙斯的孩子——女儿海伦和儿子波吕丢刻斯Polydeuces；另一枚蛋中诞生了凡人廷达瑞斯的孩子——克吕泰涅斯特拉Clytemnestra和卡斯托尔Castor。被称为“世间最美女子”的海伦后来成为新的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Menelaus的妻子，而特洛伊王子帕里斯Paris对海伦的诱拐导致了长达十年的特洛伊战争。克吕泰涅斯特拉后来嫁给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英雄——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却在丈夫打赢战争回乡后与情夫一起将其杀死，他们的儿子俄瑞斯忒斯Orestes弑母为父报仇的故事后来成为埃斯库洛斯Aeschylus悲剧三部曲《俄瑞斯忒亚》Oresteia的主题。两个同母异父的男孩则情同手足，一起参与了寻找金羊毛等诸多历险，被称为双生子Dioscuri，死后升为黄道十二宫中的双子座。从某种意义上说，希腊的全部历史都被丽达和天鹅的这次交合所改写，两部《荷马史诗》亦出自于丽达生下的两枚蛋。

叶芝后来回忆道，他写这首诗的初衷是为了应一家政治评论杂志的约稿：“我想，‘在由霍布斯建立，并被百科全书派作家和法国大革命推广的煽动人心的个人主义运动之后，我们这片土地已经再也经不住折腾，恐怕几个世纪内都再也种不出粮食来。’……为了寻找隐喻，我的想象力开始嬉戏于丽达和天鹅的故事，并开始写这首诗；但一旦开始写诗，大鸟和女士就占领了整个舞台，所有政治都消退了。”

从叶芝自己的阐释中可以看出，《丽达与天鹅》中始终处于后景的政治隐喻其实十分复杂，并不能简单地概括为对爱尔兰政局的思考。当时刚从英国独立不到七年，结束了几个世纪之长的被殖民的命运——当然，仅指爱尔兰共和国，北爱尔兰至今仍未独立——但在1916年宣布独立之后，爱尔兰一直处在亲英派与共和派的惨烈内战中，直到1922年才正式成立了爱尔兰自由邦Irish Free State（叶芝被选为参议员）。许多批评家因此很自然地将这首诗看作对英国强加于爱尔兰的政治和语言文化暴力的控诉，叶芝的友人也曾告诉他：“保守派读者会误读这首诗。”这种解读在某种意义上当然是成立的，但叶芝在诗中的政治思考更多是在抽象层面展开的，其秘密要去叶芝最重要的玄学论著《一次天启》A Vision中寻找。

《海伦与帕里斯的恋情》（1788）

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作

《丽达》（1865—1875）

古斯塔夫·莫罗（Gustave Moreau）作

该书作为叶芝与其夫人乔琪·海德–丽思Georgie Hyde-Lees合作尝试“自动写作”的阶段性成果，于1925年首次地下出版，出版时完整书名为《一次天启：基于吉拉多斯的作品以及归入库斯塔·本·卢卡名下的部分教义的对生命的解释》A Vision: An Explanation of Life Founded upon the Writings of Giraldus and upon Certain Doctrines Attributed to Kusta Ben Luka。尽管标题佶屈聱牙，且行文时而疯狂、时而晦涩，它其实是叶芝思考并试图综合历史、诗意想象力、占星及其他玄学知识以及政治宗教间关系的集大成之作，而叶芝在其中探讨历史进程的那一章，开篇全文引用了《丽达与天鹅》。考察该章内容可知，上文所引用的他所描述的“我们这片土地”，更多是指一个贫瘠的、基于经验论的观念世界，以及这一世界所哺育的所谓民主政治。叶芝的权威研究者和诗全集编辑奥尔布赖特Daniel Albright认为，《丽达与天鹅》是一个即将诞生的对立世界的隐喻。因为根据《一次天启》，公元前两千年（也就是丽达从天鹅受孕，并为古希腊英雄时代拉开序幕的年份）与即将到来的公元两千年是互为镜像的，所以《丽达与天鹅》和叶芝晚年最重要的神学政治诗《二次降临》The Second Coming有异曲同工之处。也有人将这首诗看作对西方文明进程的隐晦描述：虽然宙斯施加于丽达的暴力孕育了一个野蛮和暴力的轮回，最终结出了现代文明这一弥漫着欺骗和悲观主义的苦果。但根据叶芝书中的历史轮回法则，新的美丽而骇人的历史进程也已经在孕育和诞生。

不管怎么说，正如叶芝自己所言，“一旦开始写诗，大鸟和女士就占领了整个舞台，所有政治都消退了。”《丽达与天鹅》首先是一首技艺近乎完美的诗歌。不妨先谈一谈它的形式。这是一首经过了“英国化”的意大利体十四行诗。一首典型的彼特拉克体商籁（即意大利体十四行诗）的韵脚规则是：先行的八行诗octave中采取抱韵enclosed rhyme，即abbaabba；紧随的六行诗sestet中则有cdecde或cdcdcd两种最常见的形式可选。而叶芝在诗中保留了彼特拉克体商籁的分节（4+4+3+3），却用莎士比亚体商籁（即英国体十四行诗）的音韵对之进行了改造，使得韵脚变成了ababcdcdeefeef，而《丽达与天鹅》也成为一首形式上整合欧陆商籁与岛屿商籁传统的连接之诗。值得注意的是，在原诗的初版排版中，第十行被一个句号一断为二，这首诗也因此成为一首“增行的”（14+1）商籁：

股间一阵颤栗，由此诞生出

断壁残垣，焚烧的屋顶和高塔

阿伽门农死去。

当她这样被攫住时

《焚烧特洛伊城》（1759—1762）

约翰·格奥尔格·特劳特曼（Johann Georg Trautmann）作

《丽达与天鹅》（1880—1882）

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作

叶芝在该行中沿用了古英语诗歌中常见的断裂法caesura——以一处空白断开每一行诗的前后两个半句——并用换行的方式使之更为明显，前半句“阿伽门农死去”之后，声音断裂，历史亦出现了断裂。仿佛诗人要借文本的物质形式本身提醒我们，在最后一个三行诗terza的反思开始之前，叙事中已出现一种骇人的停滞，一片可怕的空白。被施暴的少女不会反思，身为凡人的她也没有先知的天眼，无法预见这一次交合所引向的未来；反思是旁观者的事，是历史学家或诗人的特权。全诗前三节直到第十句的前半句，主导时态是一般现在时和现在进行时。从第十句的后半句开始，“阿伽门农死去”这个短促的半句之后，却转而使用一般过去时。如果说全诗之前的第三人称叙事尚带有很大的共情成分，抒情叙事者的声调中饱含一个仿佛直窥暴力现场的目击者的惊骇，那么最后一节中诗人却通过形而上的反思，引领读者完成一次抽离，并转而用过去时回忆丽达，回忆她在承受侵犯时可能的应对，而将被强暴的丽达永远留在了进行时中，锁在一个永远正在发生的动作中——仿佛丽达与读者间再也没有情感互动的可能，仍然可能的唯有后者对这起暴力事件的回顾和思考。丽达被固定在画框中，永远停留于天鹅的侵犯或者爱抚之中，而我们站在画前观看，赞叹画家的技艺，猜测他的动机，然后离去。叶芝是否试图通过这种对照，抵达一种对历史进程的洞见？毕竟历史往往可以浓缩成故事，在法语中两者本身就是一个词l’histoire。

叶芝谈论《丽达与天鹅》的写作缘起时曾使用一个基督教语境的关键词“圣母领报”annunciation（也译作“天使报喜”）：“接着我又想，现在，再没有什么是可能的，除了一场由某种暴力的天使报喜引领的、自天而降的运动。”假如说基督教语境中的annunciation是经过少女本人默许的（“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圣经·路加福音》1:38），其产物是福音、和平、救赎，在图像中表现为一种温柔的女性气质显著的天使报喜，并且使马利亚受孕的是上帝本人——化身为鸽子的圣灵，在图像学传统中总是位于画面顶部，鸽子身上发出的金色光束往往落在少女马利亚的膝上，一种含蓄的入胎叙事；那么叶芝笔下描绘的则是一场神话语境下的古典annunciation，它的施动者是暴力的、专横的、阳刚的，其直接产物是战争、英雄、纷争的时代、“骇人的美”，虽然同时孕育着新的可能。化身为天鹅的宙斯同样在叶芝诗中被表现为“自天而降”（恢弘的羽翼仍拍响/于踉跄的少女上方……白热的俯冲下……来自天空的残暴鲜血），叶芝称之为“别样的天使报喜”alternative annunciation以区分于基督教语境中的“圣母领报”。而天鹅，则在他笔下定格成一位残忍的天使、雄性力量的纯然象征、毫不含蓄的入胎叙事中的使受孕者。

在叶芝度过童年的西爱尔兰“心乡”，天鹅在吉尔湖上游动

（包慧怡2013年摄于斯莱戈郡）

仿佛在一面哈哈镜中，在《丽达与天鹅》写作前五年（1918），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一位双性恋女诗人同样书写过以“丽达与天鹅”为主题的名篇。H．D．本名希尔达·杜丽特Hilda Doolittle（1896—1961），与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和理查德·阿丁顿Richard Aldington同为美国意象派核心诗人和发起人。庞德视她为得意门生；阿丁顿则在1913年与她结婚，两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孩子（生于1915年的女儿）不幸生为死胎。次年，H．D．写下名篇《海百合》Sea Lily(1)，收入她1916年出版的处女诗集《海花园》Sea Garden中。而她下一首以百合为核心意象之一的名诗即是这首《丽达》，其中天鹅的色彩不是叶芝笔下的雪白，却是鲜血般殷红：

H. D.

在缓慢的河流

遇见潮汐的地方，

一只红天鹅举起红色翅膀

和色泽更深的喙，

在他柔软胸脯的

紫色绒毛下

舒开他珊瑚色的脚掌。

夕阳与迷雾

正在消逝的热量

透过那片深紫色，

水平的日光束

用深色胸脯

爱抚了百合，

并用更辉煌的金黄

为它的金冠饰以斑点。

在潮汐缓慢

升起的地方，

漂浮入河

在芦苇丛中

缓慢地荡曳，

举起黄色的旗帜，

他漂浮在

潮汐与河流交汇的地方。

啊，帝王般的亲吻——

再无悔恨

再无古老而深邃的记忆

使这狂喜黯淡；

在莎草低矮而茂密之处，

金黄的萱草花

舒展，休憩

在红天鹅翅翼

轻柔的拍打下

在红天鹅胸脯

温暖的颤栗下。

包慧怡　译

H. D.

Where the slow river

meets the tide,

a red swan lifts red wings

and darker beak,

and underneath the purple down

of his soft breast

uncurls his coral feet.

Through the deep purple

of the dying heat

of sun and mist,

the level ray of sun-beam

has caressed

the lily with dark breast,

and flecked with richer gold

its golden crest.

Where the slow lifting

of the tide,

floats into the river

and slowly drifts

among the reeds,

and lifts the yellow flags,

he floats

where tide and river meet.

Ah kingly kiss —

no more regret

nor old deep memories

to mar the bliss;

where the low sedge is thick,

the gold day-lily

outspreads and rests

beneath soft fluttering

of red swan wings

and the warm quivering

of the red swan’s breast.

H．D．肖像

艾米·洛威尔（Amy Lowell）摄于1917年

这首诗名为《丽达》，少女丽达却自始至终显著地缺席，我们能看见的只有天鹅——由远及近漂浮而来的、红翅膀紫胸脯的血色天鹅，被动词“漂浮”和形容词“缓慢”与“深”主导的、人称代词为阳性“他”的天鹅。H．D．的诗行用触目惊心的对色——鲜红、深紫、金黄——送出一只在无力的夕阳中几乎同样无力的红天鹅，一只仿佛不断在水中渗出血液的天鹅，一只月经中的天鹅。天鹅当然仍然是宙斯的化身，在一首名为《丽达》的天鹅诗中他不可能是别人；但却是一名被女性化了的强暴者，一名动作舒缓（舒开他珊瑚色的脚掌……在芦苇丛中/缓慢地荡曳）、仅在潮汐缓慢处“漂浮入河”的、几乎漫不经心的施暴者。而被施暴的对象则藏在H．D．对“百合”lily一词及其变形的痴迷中——发生在《丽达》中的是一场双重的变形，身为神灵的宙斯变形为动物（天鹅），身为人类的丽达则变形为植物：

水平的日光束

用深色胸脯

爱抚了百合，

并用更辉煌的金黄

为它的金冠饰以斑点。

初看之下，这里的施动者并非天鹅，却是“日光束”；然而日光束透过“夕阳与迷雾/正在消逝的热量……那片深紫色”爱抚百合，而深紫恰是三行之前诗人用来形容天鹅胸脯绒毛的颜色——仿佛天鹅与日光不复有别，或者天鹅融入风景中，用同一片“深色胸脯”爱抚百合并“用更辉煌的金黄/为它的金冠饰以斑点”。我们不禁要问，这里的百合真是普通的陆生百合么？H．D．是一名借语词和语词的幽灵消弭物种界限的大师，既然她可以借“海百合”之名赋予我们植物的幻觉，此处作为缺席的丽达之替身的lily或许也不是真正的百合——即使百合的传统寓意“纯洁”的确让它适合成为一名即将失贞的少女的象征，也让它在基督教语境中始终是“圣母领报”图中童贞女马利亚的象征——或许那是一朵“水百合”water lily （睡莲）？谜底要到最后一节诗中才会揭开：

《金橙色萱草花》（约1885）

奥托·威廉·托麦（Otto Wilhelm Thomé）绘

在莎草低矮而茂密之处，

金黄的萱草花

舒展，休憩

在红天鹅翅翼

轻柔的拍打下

在红天鹅胸脯

温暖的颤栗下。

如果说第二节中“日光束”对“百合”的爱抚尚可看作一场授孕的预演，或是对即将来临的授孕的预言，那么全诗末尾终于向我们呈现了完整的授孕景象：在红天鹅翅膀的拍打和胸脯的颤栗下先是舒展开身子、末了则进入休憩的，是“金黄的萱草花”gold day-lily（直译为“日光百合”），一种性喜富含腐殖质的湿润土壤、常在水边生长、花形酷似百合、花色多为橙黄色的草本花朵——上文中日光用更辉煌的金光所装饰的金冠，乃是萱草花橙黄色的花冠。至此，神、人、动物、植物被串联在同一根波光粼粼的水链上，丽达、百合、萱草花完成了一场深邃而完全的变形，少女消散为天鹅身下的植物，甚至消融于水本身。

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在《水与梦：论物质的想象》L’Eau et les Rêves : Essai sur l'imagination de la matière中为我们可信地追溯了诗歌中的奥菲利亚情结，一种女性死亡的象征（相对于属男性的卡翁情结）：“水是活着的山林水泽仙女的天地，也是去世的仙女的天地……水是年轻、貌美的死亡，鲜花盛开的死亡的本原……水是无傲气不报复之死的本原，是虐待自杀的本源。”《丽达》中缺席的女性主体当然不曾自杀，但通过默许红天鹅加之于她的温柔到如同孵化的授孕，通过欣然接受这场水草丰茂之处发生的禽与花的结合（啊，帝王般的亲吻——再无悔恨/再无古老而深邃的记忆/使这狂喜黯淡），化为水畔之花的丽达实际上自愿选择了一场水中的死亡，加入了亘古以来无始无终的水上漂浮的奥菲利亚之队列。比起叶芝诗中纯然阳刚的天鹅及其施加的暴力（猝然一击），H．D．诗中女性化的天鹅缓慢悠然的动作让人几乎无法称之为暴力，其结果——我们读完全诗方能知晓——是丽达更彻底的消失和缺席，伴随着诗人更深沉含蓄的哀悼，以至于《丽达》这一诗题“Leda”成为了H．D．笔下的丽达唯一和最后的墓志铭。

图为马赛克墙上的“丽达与天鹅”

公元3世纪塞浦路斯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