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中国信评这一年”之二 ▏级别大面积调降 业务量跌去两成 外资机构“鲶鱼效应”未显 行业陷存量竞争

央广网北京1月21日消息（记者李慧敏） 信用评级，这个在中国仅有十几家公司、看似极为小众的细分行业，实际上是债券市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债券市场“看门人”之称。毕竟，中国所有和“债”相关的直接融资行为，基本都与信评行业相关。

刚刚过去的2021年，对于信评行业来说是一个“大年”——监管大年、变革大年、行业价格上调的大年，同时也是评级结果下行、业务量下滑的大年。

根据银行间交易商协会官网数据，2021年前三季度，中国信用评级行业整体承揽数量较2020年同比增长率为-19.35%。2021年前三季度，行业整体承揽数量为8634只，在2020年的同一时段则为10705只。

业务量大跌，诸多人士将其归因于监管政策的调整、强制评级的取消。实则并不尽然，监管处罚、项目“自弃”、级别下调等等均给业务承揽造成了影响。

其中，作为行业排名第一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因在为永煤控股、河南能化提供评级服务过程中未能尽职履责，2020年12月29日被监管暂停业务3个月。其本身市场占有量大，暂停的损失也极大，与2020同期比，减少了638单，相当于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公资信”）、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鹏元”）和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金诚”）三家机构一个季度业务量的总和。

评级下行状况亦来到历史高点。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评级下调主体218家，同比上升66%。整体来看，主体评级下调家数和次数远高于上调，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地产债和城投债的主体下调。而为数不多的评级上调企业当中，金融业仍为上调最高频的行业，占比27.5%。

央广网记者了解到，2021调低评级的企业群体，与背负评级行业集体涨价成本的群体具有高重合度特点。而评级上调最高频的金融业，恰恰也与不接受新价格的强势客户特征吻合。

业内人士表示，在外资机构“鲶鱼效应”未显、行业陷入存量竞争、中介连带赔偿责任案例频出的背景下，如果没有体系化的制度安排，业已存在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程度只会进一步加深。

主流评级机构去年前三季业务降降降

毋庸置疑，2021年是信评行业业务承接量明显下滑的一年，从数据看同比跌近两成。

银行间交易商协会官网数据显示，2021年前三季度，中国信用评级全行业业务承揽较2020年同比增长为-19.35%，行业整体承揽数量为8634只，在2020年的同一时段则为10705只。

而证券业协会和交银商协会联合发布的《债券市场信用评级机构业务运行及合规情况通报》数据稍有差异，通报显示2021年前三季度评级机构业务量承揽同比增速为-20.61%。

“与2020年相比，整个行业业绩、业务量下滑还是比较明显的，主流机构整体业绩下滑幅度较大。”有业内资深人士表示。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前三季度同比增幅约-36%，从第一季度开始业务增长一直为负，特别是第一季度暴跌，增长为-59%。二三季度下跌收窄为-28%和-25%。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金诚”）同比业绩下滑与中诚信接近，其中一季度-62%，二季度-37%，三季度收窄为-20%。

在中诚信和东方金诚一季度暴跌的情况下，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公资信”）却收获了暴涨，同比增124%。但第三季度却暴跌至-46%，但前三季度总计还是增长了13%。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资信”）也在第一季度获得了35%的高增长，但是没能遏制住第三季度的逆转，滑落至-37%。

“大公资信和联合资信在一季度大增，可以说是占据了‘天时’，瓜分了中诚信和东方金诚的一季度份额。”上述资深人士表示。

2020年前三季度业务量排位第三的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新世纪”），在2021年仍然占据第三的位置，虽然也是一路在降，一季度降10%，二季度降7%，三季度下降30%，但是业务量与排名第一的中诚信差距在缩小，由2062单缩小为984单。

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鹏元”）前三季度分别增长48%、-3%、10%，最终以13%收盘。

业务量大跌监管政策变化并非唯一原因

针对业务量大跌，诸多机构和业内人士更多将其归因于监管取消了强制评级的要求。

联合资信认为，短期内，监管部门取消强制评级对评级业务量产生较大冲击，部分债券的评级业务明显萎缩，评级行业的整体收入将出现下滑，评级机构的财务压力进一步加大，评级机构之间的竞争将进一步加剧。

“2021年以来，随着监管对于债项强制评级的要求逐步取消，评级市场刚性需求下滑，叠加经济下行压力，评级整体市场受到影响，总体业务量有所下降。”中证鹏元表示。

有评级机构业务人士透露：“取消强制评级后，用主体评级就可以做债项评级的一个辅助报告，直接就可以不要债项评级了，由此，行业的整体业务量下降就是必然的结果。”

“还包括两家机构被暂停业务、一些‘自弃’项目的出现甚至评级调降等原因。”更多业内人士认为，强制评级取消是业务量大跌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显然不是全部。

被“暂停业务”的是中诚信和东方金诚，上述两家机构分别在2020年12月中下旬受到监管处罚，均被暂停承接业务3个月。

银行间交易商协会2020年12月29日发布自律处分决定称，中诚信在为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人永煤控股、河南能化提供信用评级服务过程中，存在“未实地调查访谈、对异常情况未采取必要措施、内控机制未有效执行”等行为，对中诚信予以警告、暂停其债务融资工具相关业务3个月。

此前半个月的12月14日，北京证监局对东方金诚采取责令改正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原因系存在信息系统不难以支撑开展业务的管理要求，部分项目评级上调理由不充分等，对东方金诚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期限3个月，整改期间不得承接新的证券评级业务。

“两家暂停三个月，就等于少了一个季度的业务量，特别是排名第一的中诚信，其本身市场占有量大，所以暂停的损失也会相应大。”上述资深人士表示。

确实，单纯从承揽数量来看，中诚信2021年一季度441单的业务量相较2020年一季度的1079单，生生削去了638单。

同时，业内称“自弃”项目出现也是拉低业务量的原因之一。所谓“自弃”项目指的就是评级机构“自我放弃”的项目。业内传闻，中诚信和联合资信2021年主动放弃了不少客户。

针对央广网采访函中提出的“是否有‘自弃’项目，自我放弃的标准是什么？”这一问题，联合资信避而不答，中诚信没有回复。

“有些客户是AA级别但是相对较弱，到合同期结束评级机构就终止合作不再续约，这是‘自弃’项目当中的一类。”有知情人士透露，还有一类就是曾经是AAA但违约之后被降级的客户。

2020年11月10日，“浓眉大眼”的永煤集团债券违约爆发之前，其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而在永煤债券违约后第二天，中诚信即将永煤控股的评级由AAA下调至BB并列入降级观察名单。

“2020年末，永煤集团等一系列AAA企业违约之后，评级机构火速下调级别，调降的子级数甚至多达五六个。”上述知情人士表示，几个月后监管出了个政策：如果一次性下调超过三个子级，则说明评级方法和能力有问题，可能暂停牌照或要求整改。所以后续看到的级别下调，多为“渐进式”调降，不会一次跨越多个子级。

第三类“自弃”的项目比如某些省份和地区的客户，由于历史上一些特殊原因，评级相对高但风险敞口也很高。在2021年新的价格体系之下，按照原来的价格可能无法维持其原始评级，对这类项目，评级机构也会主动放弃。

值得注意的是，专业人士认为，2021年评级下行，也是业务量减少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以前我是AA+，今天你告诉我现在变AA-了，那我就不做了。”上述人士表示，类似的情况也为数不少。

负面评级上升60-80% 与集体涨价成本背负群体有相当重合

“今年是不折不扣的评级下行的大年，我虽然没有具体统计，但是评级下调的数量比之前四五年之和还多。”上述专业人士表示。

这种感受并不夸张。

安信证券首席固收分析师池光胜团队所做的《2021年信用债主体评级调整回顾》（以下简称《评级调整回顾》）显示，截至2021年12月14日，总计293家发债主体的评级或展望发生了396次变动。其中，上调主体75家/75次，同比均下降75.2%。下调主体218家/321次，同比上升66.4%/79.3%。

《评级调整回顾》认为，整体来看，主体评级下调家数和次数远高于上调。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地产债和城投债的主体下调。

2021年地产债主体评级下调或展望调低的企业共21家，同比增加200%；城投债主体评级下调或展望调低的企业共35家，同比增加400%。其他产业债主体评级调整评级下调或展望调低的共162家，同比增加38.5%。

分行业来看，与地产一脉相承的建筑装饰行业评级下调企业数最多，共28家，占比17.3%。

即便部分企业评级得到了上调，但其数量也同比大幅减少。

地产债主体无一家评级上调或展望调高，城投债主体有24家评级上调或展望调高，但同比也骤减了81.8%。其他产业债主体评级上调或展望调高的企业共51家，同比减少68.1%。

值得一提的是，金融业仍为上调最高频的行业，共14家，占比27.5%。

《评级调整回顾》总结：整体来看，2021年主体评级调整的企业数量较多，评级下调企业增幅较大。其中房地产行业主体评级变动均为下调，且下调次数较多、幅度较大的多为民营企业；城投平台评级调整有所分化，区域实力偏弱的地区主体评级下调数量更多。部分金融企业评级上调受益于外部支持、业绩上升等因素，总体看评级上调主体多为国有企业。

“从对2021年的评级回顾中，我发现了一个现象，调低评级的企业群体，可能更多会与背负2021年集体涨价成本的那个弱势群体重合。”前述资深人士表示，而调升评级的主体从行业看最多是金融类，从性质看更多是国企，这似乎也与不接受评级行业新价格体系的那个强势群体重合。

1月13日，央广网发表系列调查报道“中国信评这一年”第一篇时曾写道：在与有谈判能力的金融机构、大型央企等强势客户的博弈中，“价格联盟”不堪一击、一冲即垮；而实际上背负涨价成本的是无议价能力的工商类企业和地方城投企业等，毕竟这些企业有融资甚至“保级”的迫切需求。

“2021年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呈现明显的调降趋势。”联合资信证实了评级大幅下行的事实，表示，从调降原因来看，企业可能在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筹资活动以及公司治理等层面存在的诸多问题，经营管理不善、财务状况恶化等企业内部因素仍然是信用等级调降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外部不确定性可能导致企业信用资质的加速恶化，一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深入影响，发行人信用资质呈现出明显分化，经营稳健、规模较大的发行人受不利外部因素的影响较小，而弱资质企业抗风险能力弱，更易暴露信用风险。二是部分企业可能受到所处行业激烈的竞争格局或政策变动影响，经营基本面受到冲击、信用状况有所恶化。”联合资信表示，此外，在各种不利外部因素的叠加冲击下，此前存在激进投资、盲目扩张/转型的重点风险客户的信用风险开始加速暴露。

中证鹏元则详细列示了2020—2021年的评级下调的数据：2020年下调企业主体信用级别14家，下调评级展望10家，列入信用评级观察名单1家；2021年下调企业主体信用级别14家，下调评级展望16家，列入信用评级观察名单3家。从上述数据来看， 2021年负面调整（包括下调主体信用级别和评级展望）正常，不存在所谓大面积下调企业评级的情形。

中证鹏元表示，2021年该机构进行负面调整的企业均和这些企业潜在信用风险上升密切相关，并呈现以下特点：第一，负面调整有显著的行业特征。受部分地区因非标债务或对外担保债务违约、再融资压力加大等因素影响，区域内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信用风险上升，相关行业负面调整最多。此外，受房地产融资收紧、销售下滑双重压力影响，房地产行业信用风险集中爆发，受房地产行业风险外溢影响的建筑施工行业负面调整也较多。第二，在负面调整方面，以展望下调为主，且八成以上的主体级别下调在2个小级别以内，未出现主体级别大幅下调情形，及时揭示预警了企业潜在的信用风险。

外资机构“鲶鱼效应”未显 行业陷入存量市场竞争

“完善评级机构退出机制是行业多年来一直存在的声音，而完善中介的退出机制首先需要引入更多评级机构进入市场，才能建立分层次或业务领域的资质认可制度。”一位评级行业的前辈表示。

实际上，信评行业近年来新增机构有，但是并不多。

安融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融评级”）于2015年10月30日成立于北京拿到牌照。10个月之后，大普信用评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普信评”）2016年8月获准进入证券市场开展评级业务。

与此同时，国际评级机构也正式进入中国执业。

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普中国”）在2018年6月正式注册；一个多月后，惠誉博华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誉博华”）在2018年7月落地。

国际经验表明，通过适当引入境外评级机构直接进入市场，有助于强化优胜劣汰、推动评级质量的提高。但从公开数据来看，2021年前三季度标普中国业务量为49单，惠誉博华为21单。

“外资机构的加入仍谈不上‘崛起’，市场所期待的‘鲶鱼效应’并未显现。市场玩家越来越多，但市场存量越来越少，十几家机构面临巨大的挑战就是存量竞争。”有评级机构高管如此感叹。

而在存量蛋糕的竞争中，由于业务量下滑和价格的波动，总计12家评级机构已经出现了分化，各自的生存环境或经营环境也出现了变化。

“首先，在级别大面积调降、风险项目主动放弃、监管压力不断加强的背景下，主流机构一段时间内会把业务的重心放在风险相对小的客户群体上，比如说金融机构，业务级别上升的同时，总体业务量呈大幅下滑态势。”有分析人士表示，金融机构、央企以及央企子公司等等客户风险确实是小，但溢价能力弱，这将形成主流机构总收入并不会增长反而可能会继续下降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跌的同时，新进入或者重返市场的中小机构业务量在上升。

交易商协会公开数据显示，2021年前三季度，安融评级为49单，要知道在2020全年，其仅仅有1单业务。2021年8月才实现全牌照经营的远东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东资信”）则是除两家外资机构外，唯一一家2021前三季度同比增长超过20%的机构，业务量达到了116只。

“这些作为后来者的小型机构做业务的难度可想而知，所以在业务选择上的余地不大，只能做些不是特别强的或者主流机构不做的项目，因此其级别是上移的，或者同等条件下，比一般的主流机构给的级别会高一些。”上述分析人士认为，恰恰是在这个空间当中，这些机构的收入也会比以往要更多一些。

在此背景下信用评级机构到底何去何从？

前述行业前辈表示，信评行业由监管驱动模式向市场驱动模式的变革道路任重道远，所以首先需要监管部门转变监管策略。取消强制评级制度、提高收费价格都只是开始，如果没有体系化的制度安排，业已存在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程度只会进一步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