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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广场协议”前后日元和德国马克官方汇率变动(1981-1991年)

数据来源：World Bank。

（二）美德贸易摩擦的形成与影响

得益于20世纪50年代欧洲自由贸易区建立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进入70年代以后德国的贸易条件优越于日本，获得了较高的贸易增速。20世纪80年代，同日本一样，德国拥有巨额的贸易顺差。但与日本不同，德国承受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在国际贸易冲突面前选择放低姿态，主动调和与各贸易逆差国之间的矛盾，分散其出口商品的种类，拓展贸易目的地国，削减其对单个贸易伙伴的顺差额，尤其是与美国的贸易差额，使得美德贸易摩擦并未上升到与美日贸易摩擦的激烈冲突局面。

1985年，德国与美国签订“广场协议”后，马克也随即大幅升值(图4)。加之德国当时财政危机和产业结构问题凸显，在内忧外患两面夹击的情况下，德国对外坚持自由贸易原则，对内竭力稳定国内物价，审慎推行各项宏观调控政策和产业政策，稳住了短期马克升值带来的危机，奠定了德国长足发展的基础。在对外贸易方面，德国坚持推行双向自由贸易，持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在平滑与伙伴国贸易差额和降低贸易冲突可能的同时，积极改善国内制造业企业的贸易环境；在产业政策方面，引导资金流入实体经济支持企业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杨丽君，2014)，通过减税政策鼓励优势企业发展，淘汰落后产能，利用财政补贴资助新兴产业发展、企业研发与人才培养，推进科技创新；在宏观调控方面，前期小幅逐步下调官方贴现率以刺激经济发展，同时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主动对冲流动性风险，遏制住泡沫资产膨胀。结局与日本截然相反，德国的上述贸易原则和调控政策，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缓和了政府财政赤字，避免了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大起大落。

总体而言，美德贸易摩擦包括“广场协议”的签订并未造成德国经济基本面的强烈波动，反而促使德国加快欧洲经济一体化，借势升级产业结构，较好地实现德国经济的平稳落地。

三、中美与美日德贸易摩擦的比较

回顾20世纪美国与日本、德国的贸易冲突历程，探索历史与现实的共性和差异，将为进一步把握中美贸易摩擦的特殊性和廓清中美贸易关系及其未来走向提供思路和方向。

（一）中美与美日德贸易摩擦的共同点

“特朗普主义”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里根主义”，对内推行自由主义，对外推行保护主义(盛斌和宗伟，2017)。后危机时代中美贸易摩擦与20世纪80年代美日德贸易摩擦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1. 当时全球经济处于后经济危机恢复期

类同于20世纪70年代日本和德国经历的两次“石油危机”，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导致全球经济随后进入恢复和发展阶段。

2. 美国有巨额贸易逆差且制造业受到冲击

20世纪80年代美国面临巨大的财政和贸易双赤字，而得益于制造业崛起的日本和德国对外贸易繁荣，对美贸易顺差成为加剧美国贸易赤字的众矢之的。当前美国依旧债台高筑，中国得益于制造业的迅猛发展，形势如同当年的日本和德国，因而被美国顺势列为制约其经济发展的原因之一。

3. 美国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相对衰弱

美日德贸易战中，贸易严重失衡的美国经济发展滞后于日德崛起的速度(贺平，2008)，尤其日本的制造业对美国存在市场挤出效应。当下的中美贸易关系如出一撤，美国制造业逐步丧失大国优势，关停企业和失业群体数量庞大，经济发展速度也落后于中国。

4. 中日德的货币均处于货币国际化进程中

与当时的日元、德国马克相似，后危机时代人民币受到市场主体的青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运用于跨境贸易结算、投资等领域，并初步具备一定的储备货币职能，对美元的国际地位形成冲击。

（二）中美、美日、美德贸易摩擦的差异点

尽管中美贸易摩擦与美日德贸易摩擦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是中国与日本、德国因意识形态、区域政策、涉及领域、牵涉利益以及规则制定存在差异，后危机时代中美贸易摩擦与20世纪80年代美日德贸易摩擦亦有一定的不同。

1. 所处政治情境有别

二战后日、德的国家安全依附于美国，导致日本和德国在与美国的贸易摩擦问题处理上表现得较为被动。中国一直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在国家安全方面并不依附于美国，因而在与美国较量中，中国比日本、德国更具有主动权和话语权。

2. 区域政策安排有差异

在贸易摩擦面前，日本与德国、中国实施不同的区域经济政策安排。日本并不重视东亚区域经济政策协调，而中国、德国均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其中，国加快推进欧洲一体化；中国重视统筹双边、多边和区域次区域经贸合作，加强“一带一路”和自由贸易区建设。

3. 涉及领域有所不同

20世纪80年代日本、德国与美国的贸易战以签订“广场协议”为开端，导致日元和德国马克大幅升值，震荡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当前中国虽然面临人民币升值情境，但是人民币汇率经历2005和2015年两次改革后，波动更加稳定，且中美贸易摩擦暂未直接触及到货币升值问题和金融领域。

4. 牵涉他国利益面不一样

随着经济全球化持续加快和国际分工的日益深化，世界经贸体系逐步由最终产品主导的传统分工模式转变为以产品内分工为主的新型分工模式。与20世纪美德和美日贸易摩擦相比，中美贸易摩擦不仅涉及多领域的经贸冲突与对垒，且牵涉的利益面更广，切实影响着更多国家和地区的利益。

5. 国际经贸规则冲突发生差异

由于国际分工纵深化，国际经贸规则由边界上规则转变为边界内规则(盛斌和马斌，2016)。20世纪美日德贸易摩擦主要发生在关税、非关税壁垒等边界上规则的冲突，而中美贸易摩擦中的规则冲突看似边界上的关税规则冲突，实际已延伸至中国与美国的边界内规则冲突，尤其是知识产权、技术转让、产业补贴等规则的冲突。

四、后危机时代中美贸易摩擦的应对措施

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特征，但中美贸易并非零和博弈。后危机时代，中美经贸关系同样是竞争与合作同在、冲突与缓和并存的发展态势，其主要原因在于国际分工纵深发展和国际货币体系重构情境下我国制造业的强势升级与美国制造业的弱势回归之间、弱势美元寻求回归与人民币强势崛起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矛盾冲突。回顾历史，日本“失去的十年”的教训发人深思，其宏观调控政策误判和产业政策失误是导致泡沫经济产生和破灭的主要原因；德国审慎调控宏观经济，支持新兴产业发展，加速欧洲经济一体化，减少对美贸易依附力，产业升级得以顺利跃迁。

理性对待“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主义抬头，立足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态势和矛盾特征，比较借鉴德国、日本在处理与美国贸易摩擦的经验与教训，我国应时刻保持战略定力和全局视野，审慎制定宏观政策，守住实体经济主阵地和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加快国内深化改革与扩大对外开放，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制定国际经贸规则；积极推进“一带一路”与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培育制度性优势；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重塑中国全球价值链，有序推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人民币国际化。

（一）审慎制定宏观政策，主动出击避免经济“脱实向虚”

第一，审慎宏观调控，将冲突锁定在贸易领域。20世纪80年代，日元强势走高导致日本国内资产过热，进一步扰乱了金融秩序并掀起国际投机热潮。新一轮中美贸易摩擦情境下，中国要吸收日本教训，竭尽所能把中美矛盾冲突稳定在贸易领域，审慎推行财政和货币政策，确保人民币在合理范围内波动，避免由贸易领域摩擦扩大至金融领域冲击，努力为现阶段我国发展高端制造业和新兴产业赢得“时间窗口”。

第二，主动实施反制措施，寻求多边解决方案。中国要认清中美经贸关系的紧密性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的复杂性、长期性、严峻性，不能被动应对或妥协，而要在战略上主动出击，加紧研判美国对华采取的制裁措施及其可能的动向，既对美制定对等的反制举措清单，避免自身贸易条件恶化，也积极利用世贸组织、G20、上海合作组织、APEC等多边对话平台，与其他同样遭遇美国制裁的国家和地区携手共商多边解决方案，共同谋划针对美国的反制措施。

第三，加强金融监管，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日本资产泡沫的破灭抑制了过于乐观的金融乱象，也导致日本经济陷入长期经济萧条。新时期中国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严格加强金融监管，适度有序开放金融服务业，控制诸如房地产、股票市场等虚拟经济中的金融乱象(陈继勇和陈大波，2017)，有效降低宏观杠杆率，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二）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刚柔并济拓展贸易空间

我国要坚持“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良好的经贸往来关系，既发掘新的国际市场，拓宽贸易空间，逐步降低中国与美国贸易集中度，分散中国对外贸易的系统性风险，也帮助与中美贸易摩擦有着利益牵涉的国家和地区消除其担忧和疑虑，有效降低国际经贸关系的不确定性。

第一，强化基础设施，推进互联互通。我国对外要努力拓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境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对内要积极发挥“1+3+7+2”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开发开放引领性作用，革除壁垒，拓展地理空间，为实现“设施联通”、“贸易畅通”的区位延伸奠定坚实基础，进而构建国家间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关系。

第二，加强产能合作，扩大开放领域。我国加强国际产能合作，将因对美出口急剧减少而剩余的国内产能转到其他国家，有助于扩大我国的对外开放和合作领域，减少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因此，我国要融合“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产能合作的战略智慧，以跨境产业园区建设为依托，鼓励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设置海外生产基地，形成重点行业国际产能合作企业联盟，加快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实现合作共赢的包容性发展。

第三，夯实民心基础，促进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是助推“一带一路”建设的润滑剂，文化交融是促进合作共赢的助推器。我国要积极传承与弘扬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尊重各国文化差异和谋求双边互信共识，推动多元化经济交流与多层次贸易合作，为拓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空间提供民意基础和贡献文化智慧。

（三）深化自贸试验区改革，软硬并举提升开放层次

第一，培育制度新优势，对冲不利的外部冲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逐步深入，规则将成为愈加重要的生产力。我国应强化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功能，大胆试、大胆改，加快培育制度新优势，既尽早形成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规则体系，抢占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竞争的制高点，也要通过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对冲中美贸易摩擦引发的不利外部冲击。

第二，注意围绕实体经济发展进行制度创新。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尤其要重视实体经济的基础性作用，制度创新优先服务于生产性服务业和《中国制造2025》的十大优势和战略产业。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可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等其他国家级开放型经济区形成政策联动，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良性互动，发挥“1+1>2”的叠加效应，培育高端装备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逐步提升我国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三，开展适当的压力测试，审慎推动金融开放创新。虽然当前中美贸易摩擦暂未引发较大幅度的汇率波动，但是随时可能从贸易领域延伸至金融领域。作为改革的试验田和开放的引领区，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尤其是沿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有序扩大人民币国际使用的同时，应当通过金融开放创新做适当的风险压力测试，加快完善金融监管制度，健全国际金融市场体系，为防范中美贸易摩擦从贸易领域转入金融领域做充分准备，避免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

第四，以自由贸易区战略为支撑，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充分吸取日元国际化的经验教训，重视区域经济协调与合作的重要性，注重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加快推进贸易便利化与自由化，稳步扩大人民币国际使用，并借助“一带一路”和自由贸易区建设，逐步形成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资本市场，为构建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给予支撑。

（四）发挥技术创新引领作用，多维举措推动产业升级

第一，重视基础技术研发，加大高科技人才培育力度。我国基础技术研发薄弱，而产业转型升级要以基础技术为保障。由于技术创新需要依靠人才作为推手，我国应培育创新文化，完善创新活力激发所需的制度供给，建立健全的高科技人才储备机制，保障高科技人才相关的福利政策落地，为我国构建高端、高质和高新产业体系贡献源源不断的人才和技术。

第二，稳步推进制造业升级，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目前中国处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要引导资源要素向先进制造业集聚，推动低端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跃升至中高端的技术密集型行业，加快发展以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及其相关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避免产业“空心化”和技术受制于他国，创造中国制造品牌价值，切实增强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全球引领力。

第三，以《中国制造2025》为导向，加快向制造强国跨越式发展。当前中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正在迟缓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步伐。面对当前严峻的中美贸易摩擦，中国更要紧紧围绕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科学识别制约因素，整合完善产业链条，推进金融业、生产性服务业与智能化高端制造业协同发展，凸显优势领域竞争力，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努力成为制造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