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著作出版回顾

1976年10月8日，“文革”刚刚结束的第二天，继续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工作便被重新提上日程。经过筹备，《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于1977年4月15日正式出版。从文献时间来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包括1949年至1957年期间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但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撰中，还未能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思想以及毛泽东同志本人，这就造成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不能完整、准确地代表毛泽东思想。对此，邓小平同志从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指出，一方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2]它事实上构成了毛泽东同志著作出版的主旨，而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多种渠道“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3]体现出来，进而正确指导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理论上的澄清，为毛泽东同志著作的出版指明了方向，正是基于此，1982年4月10日，在中宣部指示下，出版局正式发出通知，指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部分内容，含出版说明、注释等，不符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决定正式予以停售。1993年6月，经过中共中央批准，《毛泽东文集》正式出版，它系统回顾了在《毛泽东选集》四卷之外的毛泽东同志的文献，特别是1999年相继出版的《毛泽东文集》六、七、八卷，它们科学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历程，充分发挥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指导意义，使得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著作的出版真正画上了一个阶段性的句号。

二、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

著作的出版与发展（1978—2012年）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召开，中国正式确立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发展道路。1979年3月至5月，国家出版局党组在代书记陈翰伯的主持下，连续召开了十余次党组扩大会议，会议的主题便是如何围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明确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出版工作任务。该组会议对我国出版事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再次明确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而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而言，它也明确了以“完整地准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4]为今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出版的方向。这次召开的会议，为中国出版事业走出“文革”阴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5]而邓小平理论正是1978年以来我党理论上的第一次“觉醒”。邓小平理论的科学真理性，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所证明的。1983年7月，在改革开放的第五年，就已经出版了《邓小平文选（1975—1982）》，其中所涉及的篇目主要是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后打破思想上的束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文献，它的出版为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作出了非常有益的贡献。1994年，经中共中央批准，新的三卷本《邓小平文选》顺利出版。在《邓小平文选》的出版背后，所反映的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版制度的进一步完善。2014年8月，三卷本的《邓小平文集（1949—1974）》出版，邓小平同志著作的出版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阶段性句号。

2006年8月，三卷本的《江泽民文选》正式出版。《江泽民文选》收录了江泽民同志从1980年至2004年间的重要著作。《江泽民文选》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依托，在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进一步说明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江泽民文选》也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逐渐步入正轨、国际社会发生重大变革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现实变化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以及东欧剧变之后，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为何？这是无产阶级政党理应做出的严肃的历史性反思。“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继续发展，也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特别是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执政能力与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正如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江泽民文选》出版时所谈到的，“《江泽民文选》全面反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孕育、形成、发展的历史轨迹”，从《毛泽东选集》到《邓小平文选》再到《江泽民文选》“这三部著作都是我们党加强思想理论建设的最好教材”[6]。2016年9月，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依托的三卷本的《胡锦涛文选》正式出版。《胡锦涛文选》收录了胡锦涛同志从1988年至2012年之间的著作。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胡锦涛文选》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也反映了我们党进行理论创新的生动实践。”[7]通过《胡锦涛文选》的出版，科学发展观这一重要的理论成果的全貌得以清晰呈现。

总的来看，从1978年至2012年间，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著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著作的出版，反映了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出版事业逐渐步入正轨，一些重要的规章制度得以确立，机构的整合更加符合发展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总体布局与发展方向得以明确。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从《毛泽东选集》到《胡锦涛文选》体现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过程”，“为我们总结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实践以及实践中创造的成功经验，提供了一部系统性重要教材。”[8]

三、新时代习近平著作的

出版与探索（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实践的探索中逐渐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我党最新的理论成果。而党的十九大报告则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9]在新的历史方位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怎样将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呈现出来，并且充分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是一个重大的课题。而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习近平同志著作的出版与发行，在以下四个方面取得了值得关注的新成果。

首先，习近平同志著作的出版与现实衔接得更为紧密。2014年6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出版，2017年11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正式出版。这两部作品是习近平同志的代表著作，也是当前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文本。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之外，还有一大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相关内容以论述摘编的形式出版，这些论述摘编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往往是广大群众与不同行业工作者所普遍关注的问题，所涉问题相当广泛，如全面从严治党、人才工作、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科技创新、总体国家安全观等等。总的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我党最新的理论成果，深入了解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最想破解的难题，结合国内外的发展态势，审时度势，适时、及时推出相关著作，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南作用，也为“两个一百年”以及“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与实践指导。

其次，习近平同志著作的出版有了更强的读者意识，更富有针对性。任何一种形式的出版物都需要读者，如何拉近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距离，是出版工作的重点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著作的出版与宣传，以更强的读者意识、更有针对性的编排，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完整、饱满地呈现于读者。如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中，便首次以专题编撰的形式来更加系统、形象地呈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面貌。不同的主题，既服务于不同的读者群，所架构的主题之间也构成了逻辑上的关联，使读者能够更加快速与准确地把握思想的要义。同时，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用典》《习近平讲故事》等代表著作的出版，以更为通俗易懂、符合中国人认知的话语来宣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相关内容。如在《习近平用典》中，就对习近平同志“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耳闻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等涉及党群关系、工作能力、理想信念等多个方面的传统文化典故进行了系统整理与讲解，得到了读者的热烈响应。这些蕴含在著作编排中的改变，大大拉近了读者与作品间的距离，也使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贯彻与学习更为精准、更有效果。

再次，习近平同志著作的出版涵盖了习近平同志个人的成长、生活经历，更加富有感染力。党的十八大以来，相继再版、出版了《摆脱贫困》（1992年首印，2014年再版）、《之江新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三部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的著作，它为更好地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通过阅读这些著作，可以激发广大群众，特别是党员干部深刻领会习近平同志所谈到的共产党人的“初心”，体会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些著作，是保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的重要依托。这些著作的出版问世，也向世人有力地证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充分依托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扎根于中国大地上的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

最后，习近平同志著作的出版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党在不同时期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当下在想什么与干什么的重要依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著作出版的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为例，2014年9月，在中文版发行仅三个月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英、法、俄、阿、西、葡、德、日等多语种便同时发行，并“集体亮相”于当年的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与此同时，其他语种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也相继快速出版，全球各地的人们都能够通过该书来了解到一个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从2014年6月出版以来至2017年8月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的21个语种总计发行642万册。而从2017年11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出版以来至2018年2月，短短4个月时间，该书中英两版的全球发行量就达到了1300万册。[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已经成为了中国在国际交往中一张闪亮的“中国名片”。

总的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著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著作的出版，更加生动且富于成效，它们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严肃性，坚持了马克思所一贯秉持的对现实迫切关注的问题意识，在出版物的编排中有更强的针对性，为党员干部指明了方向，并且在国际交往中展现了大国应有的风貌。习近平同志著作的出版，也是构建新时代出版工作新局面的核心支点，为新时代出版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开局。

四、总结

关于7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著作的出版，还有相当多的著作值得关注，如“文革”结束之初发行的《周恩来选集》、1981年发行的《刘少奇选集》（1981年发行上卷，1985年发行下卷）、1983年发行的《朱德选集》、1984年发行的《陈云文选》（2005年发行的《陈云文集》）、1987年开始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共13册）、2008年发行的《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共3册）等等，同样都是比较重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著作，而在有限的篇幅中也难以一一呈现这些事件。但通过对历史的梳理，蕴含在其中的总的趋势已然呈现：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国的出版事业历经了风雨，其中有经验教训，但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纵观这70年的出版历史，总的历史发展趋势是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不断增强、国家治理能力与体系现代化水平逐步提高、出版事业向前迈进的历史，是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道路、理论与文化认可度与自信度不断提升的历史，也是中国在国际社会逐渐崭露头角，展现大国姿态，传播中国智慧，实现共享共赢，为人类社会的福祉而增益的历史。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著作的出版，作为我国出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关乎中国出版事业的总体布局与方向，直接关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直接关乎人民群众的精神状态。总结其中的经验，最为重要的就是应该做好“三个结合”，即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著作的出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著作的出版与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著作的出版与人民群众的思考与奋斗目标相结合。总的而言，就是要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著作的出版，使得马克思主义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站稳脚跟，正本清源，解决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最终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4]石宗源，魏玉山. 中国出版通史 第9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卷）[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46，209.

[2][3]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1，300.

[5]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4.

[6]胡锦涛. 胡锦涛文选 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496.

[7][8]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389，381.

[9]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0.

[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全球发行突破1300万册[N]. 人民日报，2018-02-04.

（作者单位：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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