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艳：孔子、孔子学院的海外认同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这是一篇几年前的旧文，上个月接到中国孔子基金会的邮件，希望将其收录到即将出版的文丛中，于是才又将这篇在电脑文件包里几近蒙尘的文章翻了出来。当时这是一篇“急就章”，未经仔细打磨，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今天把它推送出来，是想能将其作为“靶子”，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一起探讨如何更好地传播中国的语言与文化。——李艳

摘要：儒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孔子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符号之一，孔子学院是中国语言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渠道。因此，对孔子、孔子学院的海外认同状况进行梳理和调查，有助于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策略完善提供重要参考。

本文认为孔子、孔子学院的海外认同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互动关系，要进一步发挥民间主体与个人的力量，形成对官方力量的有效补充；要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做好国外受众的调查与分析，将群体特性与个体特征相结合，根据不同区域、民族、成长环境、教育背景、文化接受偏好等因素，制定更具针对性的传播策略；要对孔子及孔子学说进行详尽、细致的符号梳理，再根据受众文化消费的特点与需求，开发相应的文化产品，特别是要做好曲阜在地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使每一位入境游客都能成为孔子形象及学说的海外传播者。

关键词：孔子；孔子学院；海外认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

文化传播是以一定的文化资源为基础的，与自然资源相对应，文化资源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资源，是人类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包括历史人物、文物古迹、民俗、建筑、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当前，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资源的外延已经拓展到自然资源领域，如云南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江并流”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云南的石林被列为世界地质公园，这些自然资源已经成为当地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文化资源。

文化资源在转化为文化产品的过程中，需要借助一定的符号化处理，并且根据传播学的基本规律，在对自身资源有充分认知的基础上，还要对受众的认知特点、需求以及以往文化传播的效果进行科学的调查。

由于传播是发生在有主观意识的个体、群体之间的活动，传播者的编码能否被受众有效、准确地解码？受众的解码是否能够符合传播者的传播意图？不同国家、区域、民族、个体在接受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有哪些明显的差异？如何根据这些差异，相应调整传播方式，提高传播的有效性？

儒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孔子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符号之一，孔子学院是中国语言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渠道。因此，对孔子、孔子学院的海外认同状况进行梳理和调查，有助于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策略完善提供重要参考。

一、孔子形象的海外认同状况

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2015年6月发布的《外国人对中国文化认知调研报告（2014）》将中国文化分为六个类别，每个类别设定三个文化符号，在“中国著名人物”这一项，选择的三个文化符号分别为“花木兰”、“孔子”、“李白”；“中国哲学观念”这一项，选择了“阴阳”、“孝顺”、“天人合一”三个文化符号；“中国艺术形态”这一项，选择了“京剧”、“中国水墨画”、“敦煌壁画”；“中国自然资源”这一项，选择了“熊猫”、“长江”、“香格里拉”；“中国生活方式”这一项，选择了“绿茶”、“唐装”、“面子”；“中国人文资源”这一项，选择了“功夫”、“春节”和“孙子兵法”。

对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六个国家的取样调查，回收样本2407份，调查发现：一是对各项文化符号的认知度有较为明显的差异，其中，“熊猫”、“绿茶”、“阴阳”的认知度较高，“天人合一”、“面子”、“敦煌壁画”的认知度最低。

认知与认同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些符号的认知度高，并不意味着认同度或者喜爱度高。2012年由察哈尔学会、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北京华通明略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发布的《中国国家形象调查报告2012》，该报告表明“海外民众最喜爱的中国元素排名前十者依次是：熊猫、长城、成龙、中国美食、故宫、龙、茶叶、中国功夫、扇子和瓷器；相对来看，海外民众对京剧、孔子、旗袍、奥运场馆、姚明、中医中药、天安门广场和汉字等中国元素的喜欢程度较低。” 这与北师大的调查结果也基本一致，北师大的调查发现，外国人对中国自然资源、生活方式等具象的文化符号认知度较高，但对中国哲学观念、艺术形态等抽象的文化符号认知度整体偏低。

不仅在对不同类型文化符号的认知上存在差异，针对同一类文化符号，还存在着国家、区域间的认知差异。北师大的调查发现不同国家、区域对于中国文化符号的认知度和认同度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比如，同处于儒文化圈的韩国，在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上与中国较为相近，对孔子、李白、京剧、孝、面子、功夫等9个文化符号都比较熟悉；美国人通过好莱坞的电影等媒介产品，对花木兰、阴阳、天人合一等5个符号较为熟悉；法国人对中国文化符号的认知度则最低。

“孔子是中国文化中最复杂的文化符号，也是蕴含中国人情感和想象最复杂的文化形象”，有学者认为有必要从多元视角来解读孔子的形象，“师者、王者（素王）、至圣、学者、罪者和使者，这六张面孔是不同历史阶段的孔子的形象建构”， 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相关的是孔子的“使者”形象：“作为使者的孔子代表中国与世界对话，成为国际上认知度最高的一个中国文化符号。孔子的思想很早就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在东亚形成儒家文化圈；16、17世纪以后，孔子的学说和形象经由传教士的介绍和翻译传到欧洲，并且在欧洲文化中几经变化，成为代表中国文化最著名的一个符号。”但是，我们既要看到孔子形象在海外的高认知度，又要看到孔子形象在海外的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文化海外认同度的变化。比如“17世纪，西方对孔子极度崇拜，对中国也极度崇拜，认为中国是一个不需要借助宗教，用孔子的理性就能治理国家的地方。但到了19世纪，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后，孔子的形象一落千丈，中国的形象就是停滞、落后、非理性、狂暴、停滞不前等。迄今为止，中国在世界文化中的形象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

因此，在进行孔子形象、儒学文化以及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过程中，首先要对目标国家原有的孔子形象认知与接受状况进行调查和尽可能准确地把握。针对目标国家对孔子形象的认同状况，有学者以美国为例进行了深入研究。

四川外语学院教授张涛遴选19世纪中期以来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代表不同地域和不同群体的几大报纸的共3000篇文献，对近代以来孔子在美国媒体上的形象进行了系统﹑细致的分析归纳，解析出美国社会所塑造的孔子形象和赋予孔子的文化含义。张涛认为从1849年至今，孔子形象在美国的变迁可以分为五个时段：

“第一个时段，1849年，美国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正掀起一股淘金热。大量华工的出现改变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美国人眼中的华人落后﹑愚蠢﹑迂腐而又狡黠，这些负面特质无一例外地被投射到孔子身上。否定孔子的思想，讥讽Confucius（孔子）实乃confuse（混淆﹑迷糊），甚至指斥孔子为‘反文明’特性之源的声音甚嚣尘上。傲慢的美国人主张‘去孔子化’﹑全盘接纳基督教文明才是中国进步的必由之路。

第二个阶段，1882年美国通过《排斥华人法案》﹐排华情绪上升至顶点。与此同时﹐美国进步主义思潮也波及全国﹐理性声音渐渐回归。在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美国的孔子观也呈现出两种不同倾向：既有斥责中国落后﹑贬损华人言行的内容；也有渐渐欣赏孔子思想，逐渐引用并以此鞭策美国政治与社会行为的一面。

第三个阶段，从1920年至1950年，在中国﹐孔子形象在一次次政治翻覆中震荡起落；在美国，孔子延续着美国政治监督者﹑评判者和启发者的角色，甚至被塑造为值得美国信赖和支持的中国文化符号。

第四个阶段，从1950年开始﹐因美国冷战时期的对华政策和国内变革，作为中国文化象征的孔子被用作美国对华冷战的舆论武器﹐发挥攻击中国大陆﹑支持台湾的重任，服务于美国的冷战利益。另一面，孔子仍然为美国人的日常生活﹑行为处事﹑个人修养提供指导，并逐渐渗透到日益发达的消费文化中。

第五个阶段，1972年，中美之间的坚冰开始融化，双方告别敌对状态，进入新的外交阶段。孔子成为两国增进对话了解的窗口，启发着美国人对当代中国的认知，更被认为是美国‘打开东亚之门的钥匙’。但在一些美国人眼里，孔子作为扩展中国国家软实力的工具，也对美国文化的影响形成挑战。

历史证明﹐在美国的孔子形象至少受到四重因素的影响：中美关系的状况﹑美国国内政治与社会状况﹑孔子在中国国内的影响以及华人、华侨在美国的地位。今天，当我们在全球传播孔子及其思想时，应该考虑到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正视他国的中国观。”

“在美国一般民众对于孔子的认识大多是模糊而又肤浅的，虽然孔子的雕像在一些高校和城市都可以见到，提起孔子，人们也普遍把他作为一个智者而尊敬有加，但他们倾向于用自己熟悉的宗教概念来理解孔子及其儒家教义。多数人只知孔子是个中国哲学家，至于他的哲学思想很多人并没有基本的了解。由此看来，孔子思想要真正为大众所接受，还有相当的一段路要走。”

因此，我们在孔子及儒学文化对外传播中，要综合考虑目标国家、目标人群的历史、文化以及对中国文化符号的主观态度、客观接受能力等多种因素，相应采用有针对性的传播策略。

二、孔子学院的海外认同状况

我国政府于1987年成立了“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简称为“国家汉办”，孔子学院就是由国家汉办承办并在全球予以推广的。“汉语国际推广”的正式确认以及被全面地采纳和实施，是在2003年《汉语桥工程》(2003——2007)颁布之后。作为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规范性的海外汉语推广培训机构，孔子学院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孔子学院总部（Confucius Institute Headquarters）设在北京，2007年4月9日挂牌成立。按照《孔子学院章程》规定，孔子学院总部是全球孔子学院的最高管理机构，是中国政府促进中外语言和文化交流、发展人类多元文化、共同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机构。境外的孔子学院都是其分支机构，主要采用中外合作的形式开办。

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秉承了孔子“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核心理念，推动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宗旨。它是一个非营利性的、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与国学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机构，一般下设在国外的大学和研究院里。全球首家孔子学院于2004年11月21日在韩国汉城正式成立。从2004—2008年，短短4年间，孔子学院的数量迅速增长。2009年后，孔子学院开始进入内涵式发展阶段。截止2013年6月，孔子学院总部已在113个国家建立420所孔子学院、591个孔子课堂。2012年全球孔子学院注册学员达到65.5万人。其中，在欧洲35个国家开设了140所孔子学院和126个孔子课堂，欧洲孔院的注册学员达到17.2万人，比上年增长79%。英国的孔子学院数量居欧洲国家之首，2005年，中国汉办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签署合作协议，成立了英国第一所孔子学院；到2012年4月，英国已建有19所孔子学院和63所孔子课堂。在亚洲地区已有90所孔子学院，以柬埔寨王家研究院孔子学院为例，其自2009年成立至今，注册学员已超过6800人。

但是，“随着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陆续开办，对它的一些异议也不时传来，或质疑其存在的目的，或戒惧它威胁西方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有学者以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作为切入点，对孔子学院的海外形象进行了研究，发现“外媒直接以孔子学院为主题的报道并不多，但在其他话题下谈及它的却不少。大体而言，外媒对孔子学院的评论主要围绕软实力、中文热、教育经费、学术自由、政治宣传工具等几个话题进行”：在涉及孔子学院的报道中，软实力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话题，如《华盛顿邮报》称孔子学院是“中国扩大其海外影响的一个手段”、 是“增加其软实力‘魅力攻势’的一个部分”、是“提升其软实力”的重要手段等；针对孔子学院的顾虑，一是担心其威胁西方的学术自由，二是担心其成为中国政府的政治宣传工具，有人认为，中方如此慷慨地资助建立孔子学院，必定有附带条件，如“一系列禁谈的话题，不能谈论达赖喇嘛，西藏、台湾等都是禁忌话题”，也有人认为，孔子学院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缺乏独立性，因此很可能被中国政府用来干预美国校园的学术自由，影响学者的言论，如果你批评中国，那就“不能参与中国资助的与孔子学院合作的研究项目”，“得不到孔子学院提供的研究经费”，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师大卫·布兰纳担心“建有孔子学院的大学会因为依赖中国政府的经费而屈服于中国政府的压力，从而压制对中国不利的言论”。整体上看，外国媒体在传达对孔子学院的担忧的同时也提供了相对客观的评价，如指出“教授们警惕来自北京的对迅速发展的孔子学院的政治干预，但看来发生这种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孔子学院的急剧增加使一些人担心，有中国政府参与的办学模式可能会对学术自由造成威胁。但也有一些人认为这种担心纯属多余。”关于政治宣传工具的顾虑，在研究者看来，已经形成了一个悖论，如果它谈论敏感的政治话题，那就是在把北京的宣传合法化，在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如果它避谈敏感话题，那也是在进行政治宣传，同时还破坏了言论自由。在一些人的思维中，中国政府已被妖魔化，只要是来自中国政府，必定是可疑的。

也有研究者通过梳理欧洲媒体中有关孔子学院的报道，对孔子学院在欧洲的形象进行了调查。“在法国媒体眼中，孔子学院的形象具有二重性：既是一个教授汉语、宣传中国文化的教学交流形象，也是一个承载着中国政府政治抱负、旨在推动文化外交和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半官方形象。这两种形象的共存，也使得法国媒体对孔子学院呈现出比较复杂的态度”。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媒体报道相比，“瑞士媒体的用语几乎是最为激烈的，孔子学院与中国政府（注：报道中常用‘北京’代指）的关系常被强调；一些记者疑虑孔子学院的进驻会威胁海外合作院校的学术自由，批评类报道所占的比重也比较大”。

研究者对美国媒体和欧洲部分国家的媒体相关报道的梳理，体现出一些具有共性的问题，一是由孔子学院的半官方背景所引起的防备心理；二是担忧孔子学院输出中国价值观以及带来的“文化扩张”；三是批评孔子学院限制学术自由，影响合作院校的学术自由等。

三、孔子、孔子学院的海外认同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

孔子是中国文化的特定符号、孔子学院是中国文化传播的渠道，但同时，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有效推进，也有助于使更多的外国人了解孔子及其学说、理解孔子学院的办学目的。所以说，孔子、孔子学院的海外认同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互动关系。

由于孔子这一文化符号在海外的影响力，所以，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可以进一步探讨如何更为有效地增进外国人对孔子形象的认知与认同；孔子学院先天负有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目前需要研究的是如何消弭因“冷战思维”带来的戒备心理以及文化差异导致的刻板印象，是孔子学院能够更好地起到推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作用。

又由于是在文化传播的语境中来进行探讨，所以，还需要将以上问题纳入到传播学的范畴来予以研究。比如，从“谁来说”、“对谁说”、“说什么”、“怎么说”等方面，来对传播者、受众、传播内容、传播方式进行整合考虑、有效规划。

首先，传播者方面，要进一步发挥民间主体与个人的力量，既形成对官方力量的有效补充，又避免因官方、半官方背景在传播中遇到的一些抵触情绪和有意无意的干扰。

拓展传播者范围，不仅包括鼓励国内更多的学术团体、文化传播机构以及有意愿的个体创造性地进行与海外的民间文化交流，使更多的海外民众了解孔子及其学说，同时，还有充分发挥海外华人的传播力量。我们都知道，语言传播与文化传播是同步的，掌握一种语言，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这种语言所属的文化，但是，在美国的体验调查中，我发现华裔子女在中文学习上较为普遍地缺少积极性。

在加州，笔者曾在大学中文专业进行体验式教学，在课堂上发现，积极参与课堂交流、课下还不停向老师提问的多为白人学生，而华裔学生多表现出一种被动、消极的学习状态。如果说这其中有不同种族在学校习惯、表达方式上的差异的话，我们可以再从其他角度进行补充观察。笔者分别在加州旧金山附近和密歇根洲安娜堡的华人社区进行了走访，了解到华裔子女中有相当一部分不愿意学习中国中文，甚至表现出了与父母对抗的情绪，如果父母对子女学习中文不够重视，或者教育方法不够得当的话，这部分华裔学生基本上已经是既听不懂也不会说中文，更不用说书写和阅读了。稍微好一些的，可以做到能部分听懂，可以简单地说一些中文。这其中不仅包括在美国出生的，也包括在幼儿时期移民至美国的华人子女。究其原因，一是认为将来不会回中国，所以学习中文“没什么用”；二是对自己母国的文化不了解，更谈不上喜爱和认同。

这一现象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首先，华裔子女对待汉语学习的态度和行为，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周围的非华裔青少年。其次，在美国的华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当地社会，具有更多的语言传播优势，他们的子女如果能够较好掌握中文的话，在未来可以成为汉语传播、文化交流的桥梁。因此，我们在对外汉语及中国文化传播 中，应重视华人群体，特别是将华裔子女作为一个重要的传播目标。

其次，要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做好国外受众的调查与分析，将群体特性与个体特征相结合，根据不同区域、民族、成长环境、教育背景、文化接受偏好等因素，制定更具针对性的传播策略。

北京师范大学的调查发现，外国受众在认知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超过60%的受访者认为媒介比较不可靠，而认为最为可靠的是家人与朋友间的人际传播，之后才是网络传播、大众媒体传播。从对各类文化产品的接触意愿来看，外国人对中国图书的接触意愿最高，其次是中国电影。但同时，不同国家的受众在对中国文化产品类型的偏好上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如英国人喜欢读中国书、美国人喜欢看中国演出、韩国人喜欢看中国的影视作品、法国人偏好中国的手工艺品。

影视作品，对于塑造人物鲜活、生动的形象有先天的优势，特别是对于儒学所蕴含的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跨文化传播，更宜采用较为轻松、“寓教于乐”的方式。为此，要努力扭转外国受众对中国电影的刻板印象、改变其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否则，从题材选择、生产制作再至营销宣传等环节的创新可能都难以收到预期效果。当然，改变人们的行为习惯是需要时间的，也是有风险的，但也并非无从着手，可以从影响目标市场的舆论领袖开始，比如，目标国家的影评人、媒体记者以及文化学者等。同时，要特别关注年轻受众，如高校中的在校学生，他们对事物具有好奇心，愿意接受新的观点。

在美国高校访学期间所参加的一个“日本文化节”活动引发了我对于此问题的思考。在“日本文化节”开幕的当晚，学校影厅放映了一部日本纪录电影《jiro dream of sushi》（中译名《寿司之神》），其传播目的不仅仅是通过镜头语言来渲染寿司的精致和美味，而更在于传达一种精神和信念，85岁的主人公对制作美食孜孜以求、一丝不苟，他指导两个儿子以及几位店员，从食材的选择、座位的安排到寿司的制作和码盘等，无不细致严谨。用主人公的话说，寿司就好比他的爱人，做最好的寿司是他一生的事业。在表现主人公的信念和追求的同时，影片也没有忽视对人物性格的塑造，严谨但不刻板，思维活跃，语言幽默，是这位85岁的主人公留给观众的印象。在观看此片时，周围都是这所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以美国人为主，从他们发出的赞叹声和会心的笑声来判断，他们不仅看懂了这部片子，而且被影片的内容所打动，并颇为认同其所欲表达的主题。显然，一次愉悦和引人思考的观影活动，对于观众按照编码者的意图来定位和审视影片出品国的电影文化是有积极意义的。

日本作为亚洲国家，在文化上与中国有许多共性，在跨文化传播中，面临与中国同样的一些问题。但其所做出的调整和应对，无疑值得中国电影人借鉴。一是要对受众的接受习惯进行分析，相应调整编码方式、话语模式；二是要从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入手，引导目标受众形成对中国电影与中国文化的新印象，使外国观众能够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重新审视中国文化。

再次，对孔子及孔子学说进行详尽、细致的符号梳理，在此基础上确定传播内容，再根据受众文化消费的特点与需求，开发相应的文化产品。不仅包括文化“走出去”，也包括“请进来”，通过开发曲阜的在地文化旅游产品，吸引更多的入境游客，使其在曲阜这一特定的空间中获得不可替代的文化体验。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多数外国人更愿意接受口耳相传的人际传播，那么，每一位来过曲阜的外国游客，都是一位传播者，而且具有不可低估的传播能量。外国游客在孔子故乡所亲眼看到的，比其他的说教更能产生影响力，也更能去影响更多的外国人对孔子及中国文化的态度。因此，做好文化“大本营”的建设，是当务之急，也是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张蕾：《崛起的中国在海外是什么形象》，《中国青年报》， 2012年12月12日第4 版。

王德岩：《孔子的六张面孔》，《解放日报》，2012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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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茜：《孔子学说在美国的接受》，《才智》，2012年第34期。

http://www.hanban.edu.cn/article/2013-06/09/content_498782.htm

《欧洲孔子学院数量英国居首 需求仍在增加》，中国新闻网，2012-06-03，http://www.chinanews.com/hwjy/2012/06-03/3934426.shtml

冯辉：《2013年亚洲孔子学院联席会议在柬埔寨召开》，汉办官网，2013-05-31 http://www.hanban.org/article/2013-05/31/content_497505.htm

叶英：《从外媒报道看孔子学院的海外形象》，《四川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徐婷婷：《孔子学院的欧洲形象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2015届硕士毕业论文。

作者简介：

李艳，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语言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

本期编辑：杨鑫颖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