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硬骨头：中国户籍制度的N个侧面

作为一项国家行政制度，从建国之初起，中国的户籍制度就不仅仅是一种人口登记制度，而是一种以个人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随着苏联式计划经济的模式建立和发展，户籍制度不断承担起为整个计划经济体系调配人这种经济资源的作用。具体说来，1955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农村粮食统购统销和市镇粮食供应两个暂行办法，户口与粮食直接联系起来了，是这种户籍管理逻辑的突出表现。   在计划经济时期，以及市场化改革未彻底完成的阶段，人力资源作为经济运行必不可缺少的资源，在户籍限制下，有着明显的城乡之别，在城镇，奉行统包统配就业安置政策，即就业问题国企包，就业配额政府定；而在农村由“生产队”统包，这种就业分配往往不管劳动力本人的身体文化及职业技术素质高低而一刀切。户籍政策就成了这种双轨制的配套措施。   从根本上讲，这种衍生于效仿苏联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积累模式的户籍制度，在工业化的起动时期，适应农业为整个国民经济提供积累的需要，而后二十多年，户籍制度的出台都是本着计划经济管理上的便利。然而，在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同时，工业化和城市化也逐渐分割开了。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随着计划经济体系的放弃和市场经济体系建立以及不断完善，市场经济对人这种市场资源有了新要求，或者说，对人力资源的计划分配是与市场经济的配置形态相抵触的。    计划经济的就业分配是一种“高就业”、“低效益”的配置方式，在市场经济下绝无可能允许这样的形式继续下去。故而，随着市场经济地不断成熟，在城市，集中表现为，大量国有企业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制度被淘汰，也有部分国企改革比较顺利得以存活，但出现了大量职工的下岗潮。在农村，市场经济的冲击让农民固守土地不如奔向城市，但户籍制度让农民不能真正离开土地，成为市民。

在经济体制大变革背景下，户籍制度对市场经济的限制日益凸显，市场中，获利最大化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双方的共同准则，双向选择的优胜劣汰机制。只有具有理性行为的“自由人”和“具有独立自主权的经济人”同时出现在劳动供求市场，方有可能发生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井然有序的劳动力市场运作，即以支付劳动价格为媒介的劳动使用权转让与购买的自由交易活动。   户籍制度一方面束缚了一部分“自然人”，比如农村人口的择业，一方面又绑架了部分“经济人”，如一些国有企业至今仍需兼顾到地方的就业形势，被困住吸引优秀人才的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