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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著名的作家有哪些?

2022-10-09 01:20|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王小波。

他不止是个小说家,同时也是鲁迅之后少有的杂文家。

杂文家什么意思?即是说他是一个很有意见,并且不吐不快的人。

对饱受应试语文之苦的当代青年来说,王小波是一味解毒剂。

别的作家耳提面命,一本正经,王小波却吹牛打屁,嬉皮笑脸。

鲁迅院子里长两棵枣树是什么含义都有标准答案,王小波却是偷鸡摸狗,恋爱扯犊子,在检讨里写黄段子。

这种阅读经验上的反差感,会让人觉得王小波比较平易近人。特别是同样面对外部环境的话语规训时,他站在我们这边,有同仇敌忾、惺惺相惜的意思。

当然,王小波决不仅仅是可以平等交流的哥们,随着年龄渐长,阅历渐多,读过的文学作品变多,你会发现:王小波是独特的。

别的中国作家孜孜于发现宏大的时代命题,或拥抱市场开始商业写作,或奋力追赶学习更先锋的写作范式。

而王小波在意的则始终是冲出时代共名,发出「个体」的声音,即便和主流对抗,也要廓清自我的轮廓。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能从王小波身上找到共鸣,找到出口的原因。

他看似很「轻」,但未必不深刻,甚至还铁骨铮铮。

1、性不止是小黄文,也意味着权力

冲出时代共名,王小波第一步就选择了「性」。

我还记得第一次读王小波的时候,只觉得满脸通红。

是的,这是王小波的惯用工具,有的人写性是为了猎奇,为了流量,或者为「身体写作」之类的先锋尝试。

但王小波不同。

他有点像古希腊人,古希腊人呈现裸体只是因为裸体很美,王小波把性写的像古希腊裸体雕塑一样,美而自然。

这种尝试隐隐有火药味。

在那个环境里,主流话语并不觉得这是美好且自然的。

当然,现在也未尝不是。

公众话语会刻意挤压性的存在,闭口不谈,或公然批判。

《黄金时代》里面,有一段很经典的话:

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 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这是一本讲爱情的书,王二与陈清扬的爱情,时代背景是知青插队,上面这段算是王二的爱情宣言。

那并不是一个自由恋爱和自由表达恋情的年代,知青生活使个人融于集体当中,受舆论的监管窥探。

但凡有所举动,就会受到现实引力场的影响,使这正常的爱情扭曲成奇怪的面貌。

比如流言蜚语,舆论环境里对男女情爱的污名化,以及无时不刻的「向上面交心」。

此种背景之下,「想爱,想吃」确乎成了奢望,就像十五六岁的读者一样。

情窦初开,想吃想爱,但生活和价值观都受到成人的辖制与监管。

手段和方法,就是「锤」。

锤是什么?一种阉割手艺。

被锤的牛,从此不再想爱想吃,一门心思扑到工作上。

王小波把捶抽象为一种人和环境的互动关系,成长即受捶。

在这个过程中,人会慢慢放弃「想爱想吃」的奢望。

年轻读者正年轻,当然意识不到这点,还有些比较好捶的,一捶就结束,甚至黄金时代结束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王小波意识到了,他要反抗。

我读黄金时代经常有一种错觉,小说里的王二好像待在疯人院里一样,求告无门,又讲不清理,所以就一直想逃跑。

逃跑是这本小说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那我们换位思考一下,站在主流话语,围观者、上位者或者群众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到底是谁疯了?

是王二在搞破鞋,还是说大家把「搞破鞋的欲望」,一种扭曲的性欲,投射在他身上了?

王二的逃跑和反抗,是不是本身就在印证着受捶行为的延续呢?

这就在爱情故事外,有了别的一层意思。

也是王小波小说里,对「性」解读:个人权力的声张,是挣破时代共名的渴望。

其间最能代表「黄金时代」的物象,就是无处不在的、时不时就勃然作色的「小和尚(即男性生殖器的隐语)」。

「世上所有事情都是关于性,唯独性本身关乎权力。」福柯可谓是一语中的。

福柯曾这么说,用以形容王小波的文学创作尤其合适。

在这些小说里,这首先是生存权的必要组成部分,由此延申开去,它还是一种权力关系,一种个人跟环境的互动。

熟悉当代文学的人都知道,打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性」在文学作品里经常是不在场的。

即便是「革命+恋爱」被当成一种很有效的叙事策略,对情爱的描写也是朦朦胧胧,对性更是一笔带过。

比如《林海雪原》,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作品。

小白鸽对少剑波的爱慕写得影影绰绰,倘若再往前进一分,似乎就会消解了少剑波的高大幻象,让他从革命英雄转而成为凡夫俗子。

至于专门谈性情,讲个性讲恋情,更是难逃不上进之讥,乃至于沦为「小资产阶级」。

《黄金时代》故事中对应的时代,正是这样一个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爱情是什么东西?

爱情,必然会牵扯出关于自我的表达。如描写爱情,甚至描写性,必表达自我,表达自我必滋生自由化。这个过程,即个体从共名中挣脱的过程。

也就是说:表达情爱即是表达个性,即是一种个性权力的声张。

这正是《黄金时代》所在做的事情,也是福柯所谓性即权力在王小波作品的呈现,是男女之爱的发泄,在权力场层面的意义。

你得首先有爱情和性,有坚信自己不被捶的生猛,然后才谈得上个体的尊严。看起来是讲性,其实是讲自尊。

而这一点,也正是年轻读者初读时不容易意识到,必然要到和王小波写作时的年纪,能够对经历的事情进行反思,才能够重新发现的意义。

《黄金时代》里的爱情,给人以天然舒展之感。

但这种舒展,那是在今天的视角。

倘若还原到那个环境,还真就是搞破鞋。

围观者只能用这样的语汇,去理解这么一件事。

因为对性的压抑是系统性的,不自觉的。

王二、陈清扬顺从了天性,就逆反了系统,一碰到现实,便处处尴尬。

譬如陈清扬就讲,她觉得破鞋也都挺好,「破鞋都很善良,乐于助人,而且从不乐意让人失望」。

但破鞋这个称谓本身,即已经显示出公众舆论对它的定性。

搞破鞋,或者说男女之间的恋爱关系,在这个环境里并不天经地义,而是要背负骂名的。

环境里的每个成员被教导你应该如何,最好不要如何,一定禁止如何。

男女之情试问谁没有?但身为插队知青胆敢表露,就有可能要面对「写材料」,乃至于受舆论凌辱的下场。

这就是公共话语如何侵蚀私人空间。

福柯说性是权力,大家记住这句话。文学作品里的性描写通常会有窥伺意味,而且是对最私密空间的窥伺。

当一种社会环境里,大家非常默契地回避「性」了,换句话说,「性」不在场了,那背后就更是不同权力的撕扯,是非常有张力的一个事情。

阎联科的小说《炸裂志》里有一个情节,主人公孔亮是个村长,升为镇长后,秘书程菁的衣服扣子就自动解开了。

扣子面对权力的上位者时,有了生命,仿佛自己就知道该怎么做。

权力的在场,可以扭曲性的形态,使其生理冲动的一面被遮蔽,转而成为权力关系的表达。

王小波的小说里总能看到性被围观乃至于偷窥,或作者看似坦荡地示之于观众,或被那个环境的其他在场者鬼鬼祟祟地揣度、猜测。

你也许难免好奇,难道那些围观者,自己就没有男女之情吗?倘若没有,自然是舆论对天性的阉割;倘若也有,道貌岸然的指责未免太让人恶心了吧?

不过,小说里关乎性的压迫,经常是以一种戏谑、荒诞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主人公王二,又总能以令人捧腹的巧思破坏些秩序。

以至于年少的我们读起来,还会产生一种恶作剧的快感。

比如向上级交待「搞破鞋」这段:

最后我们被关了起来,写了很长时间的交待材料。起初我是这么写的:我和陈清扬有不正当的关系。这就是全部。上面说,这样写太简单。叫我重写。后来我写,我和陈清扬有不正当关系,我干了她很多回,她也乐意让我干。上面说:这样缺少细节。后来又加上了这样的细节……但是我写这些材料,不是给军代表看。他那时早就不是军代表了,而且已经复员回家去了。他是不是代表不重要,反正犯了我们这种错误,总是要写交待材料。

写交待材料,是政治和精神生活上非常严肃、并且具有严重后果的事情。

它现在要介入到男女情爱,对它提出褒贬,就变成了一种道德审判。

于是王小波和今天的读者分享了同一个立场,那就是:

这些权力上位的代表们,有什么资格让别人交待自己的情感生活?

他们是否具有道德上的优越呢?

既然其不能对私人道德提出什么有说服力的指导,那么悍然通过 「写交代材料」介入私人生活的公共行为,其严肃性也荡然无存。

一个严肃而有着恐怖政治后果的事情,被王小波笔锋一转,写成了「皮这一下很开心」,在满脸嘲讽中安然落地。

正如小说中所言,「反正犯了我们这种错误,总是要写交待材料」,本乎天然的性冲动,使王二冲破了公共话语的规定,但代价是自居于无赖。

你想爱,想吃,就得和这个「公序良俗」割席。

这种心情,毋宁说跟青春期的少年是正相契合的。内在的激情和异性相吸表现为一种天然正义的冲力,以使人奋不顾身,去冲击各样的观念牢笼。

但王二毕竟不是单纯的青春少年,他的「割席」,其实有一种理智的自信存在着。

这种自信来自何处呢?

2、荒诞和幽默:知青们的情爱观

这种自信是一种智性优越。

这种优越感贯穿于王小波对每一个看似不值得严肃对待之问题的严肃思考,并最终构成了小说荒诞、幽默的文风底色。

也是王小波选择与时代共名割席的第二个表现。

题材上讲,王小波的这些创作可归为知青文学,即描写知青生活的文学作品。

如果我们先大略地审视一下知青文学怎么谈论「性」,特别地,怎么由这种私密话题来呈现「自我」,回过头再来看王小波的书写,就会非常有意思。

比如说对知青情爱生活的展现,几乎是罗曼蒂克的:早些年比较火的《血色浪漫》。

它对于钟跃民到西北插队,邂逅了在黄土地上唱信天游的姑娘秦岭,于是暂时偏离那个看起来正常的生活圈和情爱模式,开始了一种稀有而猎奇的际遇体验。

黄土地上贫瘠的生活,倒成了人生难遇的一期一会。

这就是成功人士酒后的纵声高歌,他对于往日的价值定性,肯定是踌躇满志、感慨万千。

爱情成了一种盛放在黄土地的玫瑰,在人生成功的底色烘托下会变成了一种点缀,一种生活的调味品,一种男人们的谈资。

这就像是你在城里每天酒足饭饱,闲了突发奇想来了趟郊游,然后对眼前所见发现田园风光无限好的赞叹一样。

客气、疏离,你觉得它好是因为确信自己明天就回城。

再比如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作品,张贤亮的《绿化树》。

在这本书里,张贤亮写了一个下放知识分子,叫章永璘,在西北的广阔天地里接受改造,境遇和王二类似,有环境的冲撞也有美好的爱情。

章永璘靠着《资本论》这样的思想武器,「成功改造」好自己,回到「劳动人民」的队伍,也就是,跟共名融为一体。

作者张贤亮视这种劳动岁月,为思想改造的奇旅,它的终点是对一种新宗教的皈依。而和普通劳动者马缨花的恋情,也变成了「回归群众、皈依大地」的宗教圣迹。

阿城的「三王」系列里,也有情爱的一席之地。

一群人去广阔天地,开始大有作为,自然就生出积极分子,最能领会时代召唤,这样的人是环境里的成功者,自动成了女性仰赖的对象。

但阿城显然对那种环境的异样是很不以为然的,不以为然,又不能明确表态,所以作为积极分子的李立,那种故作庄严就看起来很搞笑,连带着,女生对李立的仰慕也显得很搞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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