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 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期，中国以战备为中心在内地进行的大规模工业、交通基本建设。一线指沿海和边疆地区，二线指介于一、三线之间的中部地区，三线指四川、贵州、陕西、甘肃、湖南、湖北等内地。其中西南、西北地区(川、贵、陕、甘)俗称为大三线，中部及沿海地区的腹地俗称小三线。

　　60年代中期，美国侵越战争升级，中苏关系紧张。1964年8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了加强战备，迁移沿海重要工业到内地，建设内地工业基地的战略决定。决定要求各地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由原定解决“吃穿用”问题向以战备为中心转移。三线建设初期的主要项目有：四川、云南交界的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成都至昆明的成昆铁路，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成都为中心的航空工业基地，以重庆至万县为中心的造船工业基地，陕西的航空工业、兵器工业基地，甘肃的航空工业基地，酒泉钢铁厂等。

　　到1966年初，三线建设取得很大的进展。在西北、西南三线部署的新建、扩建、续建的大中型项目达到300余项。各地还进行小三线建设安排。4月，国家计划委员会在报告中指出，原定1970年完成的大多数主要项目预计在1968年就可以提前完成。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打乱了这个建设计划，从1967年到1969年初的两年多时间中，成昆铁路、重庆兵器工业基地等许多项目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1969年中苏边界发生武装冲突，全国进入了战备高潮，三线建设重新全面铺开。1973年，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缓和，三线建设进入了后期阶段，基本上不再投入新的项目，重点放在搞好收尾和配套工程的建设。从1979年到198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原三线地区的建设进行调整，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调整投资方向，停建、缓建一批基建工程；将一些生产任务严重不足的企业转向民品生产；对极少数选址不当，难以维持生产，或者重复建设、重复生产的工厂和科研所，实行关、停、并、转、迁。经过军民结合的产品改造，到1990年，原三线地区军工企业的民品产值已经达到155亿元，占当年军工企业总产值的75％，比1985年增长了1．93倍，同时开发生产了国民经济需要的一批重大技术设备和人民生活需要的一大批高中档耐用消费品。

　　三线建设从1965年到1980年历经了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涵盖13个省、自治区，共投入2050余亿元资金、几百万人力，安排数千个建设项目。它初步改变了中国内地基础工业薄弱，交通落后，资源开发水平低下的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建立起具有相当规模、门类齐全、科研和生产相结合的战略大后方现代工业、交通体系。到70年代末，共形成固定资产原值达1400亿元，约占当时全国的1／3。

　　国防科技工业方面：建立了较雄厚的生产基地和一大批尖端科研试验基地，包括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分布在四川、贵州、陕西的电子工业基地，四川、陕西等地的战略武器科研生产基地，贵州、陕西、四川、鄂西北等地的航空工业基地，四川等地的航天工业基地，沿长江中上游地区的船舶工业科研基地等。到1975年，三线地区国防工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和净值、主要产品生产能力、技术力量、设备水平都已超过一二线地区，改变了国防工业的布局状况。

　　交通运输方面，先后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铁路、公路干线和支线。包括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10条铁路干线，加上支线和专线，共新增铁路80461千米，占全国同期新增里数的55％。三线地区的铁路占全国铁路的比重，由1964年的19．2％提高到34．7％，货物周转量增长4倍多，占全国的1／3。公路建设新增22．78万千米，占全国同期的55％。较大地改变了西南地区交通闭塞的状况。

　　基础工业方面：建成了一大批机械工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重点企业和基地。其中，机械工业大中项目共124个，初步形成了重庆、成都、贵阳、汉中、西宁等新的机械工业基地，1979年机械产品生产能力已相当于1965年的全国水平。能源工业主要有贵州六枝、盘县、水城地区和陕西渭北地区的煤炭基地，湖北葛洲坝水电站，甘肃刘家峡、八盘峡水电站，贵州乌江渡水电站，四川石油天然气田')">四川石油天然气田、陕西秦岭火电站等。到1975年，三线地区的煤炭产量从1964年的8367万吨增加到21200万吨，占全国同期增长总额的47．9％；年发电量从1964年的149亿度增加到635亿度。原材料工业方面，冶金工业除建成西南最大的攀枝花钢铁基地外，还有以重庆钢铁公司、重庆特殊钢厂、长城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为骨干的重庆、成都钢铁基地，四川西昌、甘肃兰州等地的铜、铝工业基地。这一时期共建成钢铁企业984个，工业总产值比1964年增长4．5倍；建成有色金属企业945个，占全国总数的41％，10种有色金属产量占全国的50％。

　　三线建设还促进了内地省区的经济繁荣和科技文化进步，给内地建设带来了发展机遇。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等过去人烟稀少的荒山僻野，已建成新兴工业城市。铁路的开通，矿产资源的开发，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内迁，使长期不发达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涌现了几十个中小工业城市，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得到提高，缩小了内地与沿海地区的各种差距。

　　问题：(1)建设规模铺得过大，战线拉得过长，超过了国家的承受能力。1969年至1971年新建和内迁的大中项目达1000多个，资金、设备、原料难以到位，一部分工程只好中途下马，还有些则长期不能投产，带来了经济损失。(2)进程过快、过急，有些项目未进行资源环境的调查和论证，就匆忙动工，造成了严重后果。(3)过分强调战备需要，忽视经济效益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规律。一些现代化工业企业远离城市，按“靠山、分散、进洞”的原则建设在山沟里，造成生产管理、协作十分不便，企业的经济效益不高。各个企业为了解决生活需要，建设“小而全”的医院、学校等封闭社会设施，造成重复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