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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国大型海洋帆船究竟有多大?

2024-07-05 07:12|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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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东方的“泰坦尼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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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考古发现的最大中国古代沉船

她就是

本次展览的主角 —— “泰兴”号沉船

远帆归航:“泰兴”号沉船出水文物特展

时间:2021.08.24- 2022.01.03

地点:中国航海博物馆 第一临展厅

在第1期特展『独家揭秘』中,我们考证了“泰兴”号是目前中外考古与打捞发现的最大中国古代沉船。今天,我们一起揭开那个年代大型洋船的更多谜团!

中国航海博物馆复原研制并在展览中亮相的“泰兴”号船模

比例:1:30

提问:清代厦门港的大型洋船,究竟有多大?明清时期,中国人有能力建造如此大型的海洋帆船吗?同时期或相近时期,欧洲国家的海洋帆船有多大呢?

厦门港“洋船”,究竟有多大?

清代前中期,厦门港较大型的海洋帆船主要包括两类:

第一类是“商船”,是本国商人航行南北沿海、从事国内贸易的船只。按前往贸易地等的不同,商船又分为“贩艚船”和“横洋船”。其中,贩艚船又分“南艚”和“北艚”。南艚前往漳州、南澳及广东其他地区贸易;北艚赴温州、宁波、上海、天津、登莱、锦州等处贸易。而横洋船亦称“渡台船”,主要是对台贸易。

第二类是“洋船”,又称“贩洋船”“出洋船”,是本国商人通贩国外、从事海外贸易的船只。

(道光)《厦门志》记载:

洋船即商船之大者。……(洋船)大者可载万余石,小者亦数千石。……(商船)大者可载六七千石,小者二三千石。

由此可知,从事海外贸易的洋船,要大于从事国内沿海贸易的商船。

清《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葛剌巴传》记载:

厦门巨艚,船载万余石,赴葛剌巴。

此处所提赴葛剌巴的厦门巨艚,就是厦门港的大型洋船。

清乾隆十六年(1751),福州将军新柱在一份奏折中提到:

洋、商船,大者载货七八千石,其次载货五六千石。

通常而言,载货量小于船舶的载重量。因此,新柱提到的洋船、商船,其中的大者,载重量也必然超过七八千石。

根据到过厦门港的林赛(H.Hamilton Lindsay)1833年的报告,厦门商人前往婆罗洲、勐锡、巴达维亚以及苏䘵群岛等处贸易,所用的大型洋船,有的载重达12000担(同“石”),并换算其“将近八百吨” 。

根据这些文献,在清代前中期,厦门港大型的“商船”载重量至少可达6000~7000石;而大型的“洋船”载重量至少可达10000~12000石。如果分别按1000石等于70吨 、清代1石为7161克(即1石为120斤,1斤为596.8克) 计,则厦门港大型“商船”的载重量为430~501吨、420~490吨,大型“洋船”的载重量为700~840吨、716~859吨。

当然,这只是从方便理解的角度所作的简单划分,实际情况应远比这复杂:如在乾隆、嘉庆年间,厦门港的商船越造越大,几与洋船相当 ;又如商船中的横洋船“亦有自台湾载糖至天津贸易者,其船较大,谓之糖船”。这种“糖船”的商船也比较大;另根据民国时期的调查,在轮船未通行以前,厦门开往台湾、宁波、上海或南洋的大号帆船载重1500吨,小号帆船则载重500吨 。

主尺度,能达多少?

明清时期,中国大型海洋帆船的主尺度能达到多少?

先看长度。

明清时期,中国海洋帆船中较有代表的是出使琉球的官船——(册)封舟。据统计,从明嘉靖十六年(1537)至清同治五年(1866)300多年的11次册封中,康熙二十二年(1683)及之前的7次册封,册封舟的长度在14丈5尺至20丈之间,按明清营造尺1丈3.2米计,这7艘册封舟的长度为46.4~64米。值得注意的是,在后4次册封中,同治五年(1866)赵新的册封舟选用了商船,长度也达到16丈(51.2米)。

乾隆二十二年(1757)

周煌《琉球国志略》对全魁使团册封舟的描绘

来源:时平:《妈祖历史文献中有关“册封舟”的记述与探讨》,载席龙飞、蔡薇主编:《蓬莱古船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武汉:长江出版社,2009年,第68页

在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年)前往日本长崎的中国海外贸易帆船(一般称“唐船”)中,就船的长度而言,最大的是南京出航的“永茂”号,长达69.1米,其次则是长54.5米的“元须”号、长45.5米的“宝德”号和“金太平”号(见下表)。前文已述,1761年以前,厦门港的洋船也前往日本。

注:“间”“寻”,均为长度单位,为日本的6尺,约1.818米

来源:(日)松浦章著,李小林译:《清代海外贸易史研究 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日)大庭修著,戚印平等译:《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

神户市立博物馆《唐船图》所绘长23间的唐船

来源:豆瓣网

朝鲜的《李朝实录》记载了清代一艘到达朝鲜济州的福建商船:

长二百三十尺,广四分长之一,凡三桅,其最大者百五十尺。

即该福建船的长度达23丈,宽约5丈7尺,按明清营造尺1丈为3.2米计,则长73.6米,宽18.2米。

关于近代在中国沿海航行的大型帆船,英国人夏士德在《长江之帆船与舢板》记录有福建运木船(花屁股),其中尺度最大的,也长达180英尺(54.9米),宽28英尺(8.5米) 。

《长江之帆船与舢板》(1971)记载的福州运木船图纸

再看载重量。

日本人西川如见《增补华夷通商考》卷2在论述江户时代(1603-1867年)来航长崎的中国海洋帆船时说:

唐人又去天竺、暹罗等国,从那里来航长崎的船,是另外一种船,能装载百万斤或二百万斤货物的大型船只 。

该书卷4关于“出入外国的中国船”又称:

大型船装载二百万斤货物,中型船装载一百五六十万斤货物,小型船装载一百二三十万斤货物。……此图是从现在的暹罗来航的船 。

若分别按日本1斤0.6公斤 、清代中国1斤为596.8克 计,则装载200万斤的大型船载重达1200吨、1194吨;装载150~160万斤的中型船载重达900~960吨、895~955吨;装载100~120万斤的小型船载重600~720吨、597~716吨。即《增补华夷通商考》记载的从东南亚(如暹罗)来航日本的中国海洋帆船,载重量分布区间约为600~1200吨,其船型大体与福州船、漳州船相似,适合远洋航行。

19世纪前半期航海到印尼一带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官员约翰•克劳福德(John Craufurd)在《印度半岛史》的中记载:

当十九世纪最初二十年的时候,行驶马来海面进行贸易的中国帆船,为数仍很可观。其情形可如下:加里曼丹,年共十只,计五千六百吨;爪哇,年共七只,计五千三百吨;望加锡,年五百吨两只或一千吨一只;安汶,年五百吨一只;马六甲,年一千吨一只;林牙群岛以及附近岛屿,年三只计二千一百吨;丁加奴,年八百吨一只;吉连丹,年八百吨一只。总计共二十六只,共一万七千一百吨。

因此,克劳福德记载航行至东南亚的中国帆船,载重量的分布区间为500~1000吨。1830年,英国议会对东印度公司事务报告如下:

中国与邻邦贸易所用的帆船,有些是在中国造的并为中国境内的人所有,但大多数则在邻邦特别是暹罗与安南所造并为其地[中国]人所有。……(这些中国帆船)载重量为二千担至一万五千担,即载重一百二十至九百吨不一。九百吨的帆船,我仅见过三四艘,都在暹罗。

1830年报告提到的载重量2000~15000担(同“石”)的中国海洋贸易帆船,如果按清代1石为7161克换算,其载重量约为143~1074吨。

根据目前已有资料分析,就大致可知:从明末至清代前中期,中国大型海洋帆船,其长度仍然达到五六十米,有的甚至达到70米,载重量则能够达到1000~1200吨,甚至1500吨。18世纪末,前往东南亚贸易的中国海洋帆船,仍是搭客1200人以至1600人的巨舶 。即便是晚清以后,传统的中国海洋木帆船在远洋、沿海航线上遭到轮船的巨大冲击,中国沿海仍然存在长度超过50米的海洋木帆船。

根据中国航海博物馆牵头组织的研究团队,初步复原的“泰兴”号,总长59.1米,宽12.93米,型深6.63米,吃水4.95米,载重量1000吨,满载排水量1430吨,属于清代中期厦门港的大型洋船。目前复原的“泰兴”号主尺度,在明清时期中国海洋贸易帆船中,也只能算中规中矩。

当时欧洲的商船,有多大?

最后,我们将1822年沉没的“泰兴”号与相近时期的荷兰、瑞典、英国等东印度公司的远洋贸易商船,进行横向比较。

“哥德马尔森”号(Geldermalsen,又称“南京”号),1747年下水,载重量1000吨(一说1150吨),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艘大型商船。1751年,“哥德马尔森”号被派往广州,采购了大批中国商货返回荷兰,1752年1月3日航经新加坡海峡东南部触礁沉没 。

“哥德堡”号(Goteborg),1737年下水,船长42米,排水量约为833吨,装备有30门大炮,约有140名船员,是当时瑞典东印度公司所有船只中的第二大商船。1745年9月,约装载了700吨货物的“哥德堡”号在广州至瑞典的回程途中,撞礁沉没于距哥德堡不到1公里处的海域 。

瑞典油画:1745年“哥德堡”号最后一次广州返航

来源:李国荣主编:《清朝洋商秘档》,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年,第152页

由英国、法国和荷兰等东印度公司经营的大型商船,均是从事东方贸易的船只。18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经营的最大型的商船,按通常的说法是1200吨,实际可达1500吨,这些船配备30-36门炮 。

由此可知,目前初步复原的载重1000吨的清代“泰兴”号,与相近时期欧洲国家派往远东贸易的大型商船,在尺度方面基本持平。而根据中外文献记载,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左右,中国和欧洲国家最大型的海洋木帆商船,载重量均能达到1500吨。

参考文献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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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国栋:《清代中叶厦门的海上贸易》,载吴剑雄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 第四辑》,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1年

6.徐晓望:《妈祖的子民:闽台海洋文化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

7.朱小丹主编:《中国广州 中瑞海上贸易的门户(中英文)》,广州:广州出版社,2002年

8.(英)查尔斯·辛格等主编;辛元欧主译:《技术史 第IV卷 工业革命 约1750年至约1850年》,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

9.王平:《试论18世纪中期的中国外销瓷——以三艘沉船为例》,载中国古陶瓷学会编:《外销瓷器与颜色釉瓷器研究》,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2年

10.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载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二编 华侨卷》(2版),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

11.李运富主编:《古汉语字典 第3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

12.李庆新:《海上丝绸之路》,合肥:黄山书社,2016年

13.(日)松浦章著,李小林译:《清代海外贸易史研究 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

14.杨国桢主编,余丰著:《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 第三卷 厦门湾的崛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

15.(新加坡)吴振强著,詹朝霞、胡舒扬译:《厦门的兴起》,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年

END

来源 | 中国航海博物馆 藏品修复部

供稿 | 叶冲、陈雪冰

原标题:《独家揭秘丨清代中国大型海洋帆船究竟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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