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追求卓越的复旦人

　　束沛德

复旦大学团委会的干部在一起（左五为作者，左六为金冲及）

作者在复旦大学学生宿舍“德庄”前

　　那是七十一年前的夏秋之交，我和五十多位新闻系毕业的同学告别母校复旦大学，从上海乘车北上，到北京西单舍饭寺的中宣部干训班报到。

　　每当想起复旦，一个个生动的镜头，一幕幕有趣的场景，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

　　擅长演讲的王中教授在登辉堂（相辉堂）讲社会发展史，一千多人的礼堂座无虚席，各个角落也站满渴望求知的青年学子，这成了当年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大学一年级听戏曲专家赵景深教授的国文课，他讲《打渔杀家》时连唱带做的精彩表演，赢得满堂彩。

　　在陈望道先生题匾、被称为“天下记者馆”的新闻馆前的草坪上，我们载歌载舞，满怀激情地庆祝“五一”“十一”和校庆。

　　全校团干部会结束后，我和团委会的朋友手拉手，排成一排，兴高采烈地唱着《团结就是力量》，昂首阔步行进在通往学校大门的路上。

　　《文汇报》为我开辟了“思想改造学习随笔”专栏，我常挤在图书馆冷僻的一角，凝神屏息地赶写七八百字的短文。有时怕邮寄赶不上趟，还专程送到圆明园路149号的报社所在地。

　　五四青年节时，我在学生宿舍“德庄”门前拍了一张照片，那清秀、文雅的模样，打动了远在重庆的一位高中女同学，使她暗下与我谈情说爱的决心，以至结为终身的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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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啊复旦，你让我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事情太多了。在你的怀抱里，我不仅入了团、入了党，还做了几年学生工作、团的工作，提高了思想觉悟与组织领导能力，这为我在文学界做组织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在你那里，我学了新闻采访和新闻写作，学了文学批评和现代散文，读了不少儿童文学作品和苏联文学作品，也练了笔、投了稿，在写作实践上迈出最初的一步。想到这些，我由衷感激复旦，感激复旦的恩师和同窗好友。

　　这么多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关心复旦的发展和变化，关注复旦人的业绩、成就和遭遇。我手边留存了不少复旦的资料，其中既有关于德高望重的陈望道、周谷城、章靳以、赵景深、许杰、唐弢、王芸生、徐铸成等大师名家的书报，也有我所熟悉的同学、校友撰写的文章或访谈，如张允若的《一张老照片引发的回忆——纪念我就读复旦新闻系时的老师们》、徐如中的《我的“新闻戏剧系”》、江胜信的《无愧时代召唤无悔人生选择——专访历史学家金冲及》等。我聚精会神、饶有兴味地阅读了这些文章，并把它们存放在一个档案袋里。

　　在同年毕业的新闻系同学中，我最佩服的是红学专家蒋和森与翻译名家李文俊，他们俩都是有志向、有抱负、有学问、有专长的复旦人。我与蒋和森、李文俊从中宣部干训班先后被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我在创作委员会，蒋和森在《文艺报》，李文俊在《译文》（《世界文学》）。我们仨在同一个会议室学习，在同一个食堂用餐；我和李文俊还是中国作协芳草地宿舍的邻居，可以说是朝夕相处，过从甚密。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评讨论中，蒋和森写了《贾宝玉论》《林黛玉论》《薛宝钗论》《探春论》，后辑成《红楼梦论稿》一书出版。他还著有《红楼梦概说》，以别具慧眼的观察发现、细致精湛的艺术分析、温情脉脉的文学语言评论《红楼梦》，独树一帜，风靡一时，成为《红楼梦》研究方面可喜的新收获。蒋和森还是一位出色的小说家，他以唐末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风萧萧》《黄梅雨》，人物形象生动，作品气势恢宏，语言功力深厚。由于文本注重史料、史实，被认为是学者小说。令人惋惜的是，他英年早逝，不然一定会给我们留下更多优秀的论著。

　　不久前逝世的李文俊则是大名鼎鼎的翻译家，主要译作有《最后的边疆》《孕育在自由中》《加兰短篇小说集》等。尤其令人关注的，他是研究美国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福克纳的专家，译有《喧哗与骚动》《去吧，摩西》《押沙龙、押沙龙！》《我弥留之际》等，编有《福克纳评论集》《福克纳中短篇小说集》。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被认为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早在1966年，作家出版社就出版了李文俊、曹庸翻译的《审判及其他》，是他们俩首度把卡夫卡译介到中国。作为一名儿童文学工作者，让我倍感亲切的是，李文俊还翻译过儿童文学作品，如米尔恩和伯纳特夫人的《小熊维尼阿噗》《小爵爷》《小公主》《秘密花园》等。他担任《世界文学》主编多年，曾任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荣获过中美文学交流奖，可以说是驰骋在文学翻译领域的一位成就卓著的健将。

　　提及复旦的校友，不能不说到与我友谊颇深的金冲及，他比我大一岁，1947年考入复旦历史系。虽然我们俩不是一个系的同学，但在学校一起做学生工作、团的工作（金冲及担任团委书记时，我担任团委宣传部部长），在工作中紧密配合，关系十分融洽。记得1951年的暑假，金冲及、农艺系的团支部书记和我赴北京参加团中央举办的高等学校团组织干部学习会，听了钱俊瑞、蒋南翔、田家英等人的报告，学习了学生运动的方针任务和团的基本知识，列席了全国学生代表大会，我们大开眼界，明确了方向，增长了知识。一个星期日，我和金冲及去北海游览时，恰好遇到抗美援朝时参干的九位复旦同学，他们正在气象干校学习。我们相拥在一起，说笑在一起，那兴奋、亲热的劲头，就像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在美丽的白塔前，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合影。

　　从北京回到上海，我几乎和脱产干部一样，全身心投入团的工作了。金冲及不止一次斩钉截铁地对我说：“团委会已增加编制，等你们毕业，即使只留一个人，也要把你留下！我可以打包票，你一定是个青年工作者了。”此后，我也做好了留校专职从事共青团工作的精神准备。没想到政务院文委下达一份电报，要求把复旦新闻系的应届毕业生全部送到中宣部干训班进行短期培训，再分配工作，这才改变了我的命运。当我毕业离校时，金冲及紧紧握住我的手，那难舍难分的感情，至今刻印在我的脑海里。

　　改革开放后，金冲及先后在文物出版社、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有时一起参加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我们俩一见面，显得格外亲切，娓娓而谈各自的工作、生活和健康状况。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我们俩多次参加在京复旦校友的聚会，有更多时间回忆复旦往事，从容地谈个人的经历和校友的近况。

　　金冲及聪颖好学，学术根底坚实，治学严谨，文笔也好。他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在辛亥革命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造诣颇深，著（或合著）有《辛亥革命史稿》《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等。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期间，他主编、撰写（或合编、合著）了《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陈云传》等人物传记。他曾任中国史学会会长。七十五岁时，他开始写《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四卷本），用三年多时间写出一百多万字，这需要多么顽强的精神和毅力啊！他做到了“写史要有感情”“史学家要有‘史德’”。近年，他又担任了意义非凡、工程浩大的《复兴文库》的总主编。面对他内涵丰富、深刻的等身著作，我不禁赞叹：他是当代中国不可多得的历史学家，我们需要像他这样视野开阔、功底深厚，善于思考、勤于耕耘的学者！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复旦的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想起了复旦的学风“刻苦、严谨、求实、创新”。我佩服、敬重的这几位复旦人，在各自领域作出了卓越成就和杰出贡献，他们都是践行复旦校训、学风的优秀代表，是传承、发扬“追求真理、追求卓越”的复旦精神的精英人物。

　　复旦是锤炼我意志品质的熔炉，是我饮水思源、永远怀念的精神家园。我爱复旦，更爱追求卓越的复旦人。我愿在自己的人生路上不断传承、发扬复旦的精神，自觉地把它贯串到一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