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学研究70年

　　（一）文字学研究的时代背景

　　1. 文字学研究与马列主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加速发展，出版事业日益繁荣，学术社团积极成立，科研活动蓬勃展开，为汉语文字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无论是研究的人员和成果，研究的数量和水平，研究的规模和范围，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研究的材料和方法等，均远远超过1949年以前。同时，时代政治的发展变迁，也为汉语文字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想、方法和工具，打上了历史的烙印。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语言学界学习苏联、学习马列主义的热潮中，一些文字学论著中开始尝试把文字学研究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结合起来。在应用马列主义经典理论研究文字学时也难免有一些生吞活剥的机械之处。同时，由于受到西方中心论的影响，贬低汉字的倾向一度出现。但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字学研究积极吸取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摆脱了过去静止地、孤立地看待汉字的习惯做法，开始从汉字问题各方面间的联系和发展的角度历史地、辩证地看待汉字。如高元白的《汉字的起源发展和改革》、黄约斋（傅东华）的《汉字字体变迁简史》等，都把汉字视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来加以叙述和研究。尤其是梁东汉的《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把汉字的发展变化描述为一个新陈代谢的历史过程，提出了汉字的“新陈代谢律”。可以说，历史地、辩证地看待汉字发展变化，积极探求发展变化的因果和规律，注重汉字与汉字问题各方面之间的联系和影响，这些唯物辩证方法，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汉字研究中得到了较多较好的运用。

　　2. 学术团体的建立与学术中心的聚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文字学的发展延续了1949年以前的传统，继续走三条路线：一是文字学理论的研究，二是古文字的研究，三是汉字简化和整理的研究。其中语言文字的改革和规范引起了从上到下的广泛重视，有关工作详见参见王均的《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以及本书的《语言文字工作70年》有关章节，此处不再赘述。

　　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字学界各个民间学术组织也得到了极大发展。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群众文字改革组织。1991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于更名为中国文字学会，挂靠在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中国文字学会负责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中国文字学报》。1978年12月，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在长春成立。中国文字学会和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作为全国性的文字学界的学术组织，经常举行学术会议，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文字学的发展。中国古文字研究会负责在中华书局编辑出版《古文字研究》。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主办的全国性语言文字应用学术季刊《语言文字应用》创刊，主要宗旨是宣传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政策，研究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开展对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的研究，为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此外，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主办的《中国文字研究》半年刊，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刊物《民俗典籍文字研究》半年刊等，也为文字学健康发展提供了研究阵地。2018年1月，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又与中国文字学会联合主办学术性季刊《文字》，主要发表汉字研究及与汉字相关的研究成果。学会的组织和刊物的出版为文字学事业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基础。

　　20世纪50—80年代，文字学研究取得了蓬勃发展，文字学与古文字学研究形成了以某些学术大家为核心的若干学术中心，如中国科学院（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郭沫若、张政烺、胡厚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梦家，故宫博物院唐兰、罗福颐，北京大学中文系魏建功、周祖谟、朱德熙，中山大学中文系容庚、商承祚，杭州大学（后为浙江大学）中文系姜亮夫、蒋礼鸿，山东大学中文系高亨、蒋维崧，吉林大学历史系于省吾，四川大学历史系徐中舒，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戴家祥，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孙常叙，等等，老当益壮，各展所长。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专业人才培养从此走向了正轨，各大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重新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文字学和古文字学课程。1980年，国家建立学位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等，开始恢复招收文字学和古文字学方向的研究生，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很多被耽误多年的青年才俊得以脱颖而出。1984年，国家教委委托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于省吾开办古文字培训班，开设《说文解字》、甲骨文研究、金文研究、战国文字研究等专题课程，又为古文字研究培养了不少后备人才。在新开设的博士点和硕士点中，文字学方向一般归口在语言学专业，而古文字学方向则视招生导师不同分别从属于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等相关专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学勤、王宇信、杨升南、宋镇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公柔、王世民、张亚初、冯时，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黄盛璋，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中国文物研究所文物古文献研究部）于豪亮、胡平生、李均明，北京大学中文系裘锡圭、李家浩、李零、曹先耀（后调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苏培成，北京大学考古系高明、葛英会，吉林大学古籍所林沄、姚孝遂、陈世辉、吴振武、何琳仪、汤余惠，中山大学中文系曾宪通、张振林、陈炜湛、唐钰明，武汉大学中文系夏渌，武汉大学历史系黄锡全、陈伟、罗运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李玲璞、臧克和、刘志基、詹鄞鑫，杭州大学（浙江大学）郭在贻、张涌泉、黄征，南开大学中文系向光忠，四川大学中文系项楚，上海博物馆马承源、陈佩芬、濮茅左、李朝远，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曹锦炎等，成为新时期文字学、古文字学科研和教学的中坚力量。

　　21世纪以来，老成凋谢，青壮崛起，人才流动频繁，文字学研究中心和群体重新集结。以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裘锡圭、刘钊、陈剑为首的研究团队，以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李学勤、赵平安、李守奎为首的研究团队，以吉林大学古籍所林沄、吴振武、冯胜君为首的研究团队，以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所曾宪通、张振林、陈伟武为首的研究团队，以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王宁、李国英、李运富为首的研究团队，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李玲璞、臧克和、刘志基为首的研究团队，以安徽大学汉字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黄德宽、何琳仪、徐在国为首的研究团队，以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喻遂生、毛远明、张显成为首的研究团队，以首都师范大学甲骨文研究中心黄天树为首的研究团队，等等，都成为新的文字学研究基地和重镇，这些学科点为文字学研究的繁荣昌盛作出了应有贡献。

　　（二）、汉字研究的信息化与数字化

　　1. 汉字编码

　　汉字编码是为汉字设计的一种便于输入计算机的代码，由于电子计算机现有的输入键盘与英文打字机键盘完全兼容，因而如何输入非拉丁字母的文字（包括汉字）便成了多年来人们研究的课题。汉字信息处理系统一般包括编码、输入、存储、编辑、输出和传输，编码是关键。不解决这个问题，汉字就不能进入计算机。

　　据粗略统计，现有400多种编码方案，其中上机通过试验的和已被采用作为输入方式的也有数十种之多。编码方案繁多，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1981年，国家标准局公布了《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简称汉字标准交换码），共分两级，一级3755个字，二级3008个字，共6763个字。这种汉字标准交换码是计算机的内部码，可以为各种输入输出设备的设计提供统一的标准，使各种系统之间的信息交换有共同一致性，从而使信息资源的共享得以保证。

　　其中GB2312-80字符集，中文名国家标准字符集。收入汉字6763个，符号715个，总计7478个字符，这是大陆普遍使用的简体字字符集。GBK字符集，中文名国家标准扩展字符集，收入21003个汉字，882个符号，共计21885个字符，包括了中日韩（CJK）统一汉字20902个、扩展A集（CJK Ext-A）中的汉字52个。GB18030—2000字符集，包含GBK字符集和CJK Ext-A 全部6582个汉字，共计27533个汉字。GB18030—2005字符集，在GB13030—2000的基础上，增加了CJK Ext-B的36862个汉字，以及其它的一些汉字，共计70244个汉字。方正超大字符集，包含GB18030—2000字符集、CJK Ext-B中的36862个汉字，共计64395个汉字。ISO/IEC 10646 /Unicode字符集，这是全球可以共享的编码字符集，两者相互兼融，涵盖了世界上主要语文的字符，其中包括简繁体汉字，计有CJK统一汉字编码20992个、CJK Ext-A 编码6582个、CJK Ext-B 编码36862个、CJK Ext-C 编码4160个、CJK Ext-D 编码222个，共计68818个汉字。Ext-C还有2万多个汉字。

　　此外，对于古文字的计算机输入和输出，也有新的进展。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负责提供的甲骨文、《说文》小篆、金文和楚文字四个字表，形成提案文本提交IRG会议，已进入国际标准字符集的古文字编码单位。裘锡圭担任首席专家的“中华字库”工程，旨在建成全部汉字及少数民族文字的编码和主要字体字符集，形成汉字编码体系，研发汉字输入、输出、传播以及兼容等关键技术。

　　利用计算机处理汉字信息也是汉字学研究现代化的一个体现，有关研究可以参看陈爱文、陈朱鹤《汉字编码的理论与实践》（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冯志伟《现代汉字和计算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陈原《现代汉语用字信息分析》（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邢红兵《现代汉字特征分析与计算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等论著。

　　2. 古文字和出土文献数据库

　　从前整理古文字材料主要靠纸笔抄写、描摹、拓印等，效率低，效果差，利用不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照相和扫描技术的发展，彩照、红外线、高清扫描和图像处理等，使文字材料的面貌更真实，字形更清晰，从而为古文字材料的处理和传播提供了便利。

　　最能体现计算机技术效益的是各种数据库的建设和利用，不仅可以方便检索，提高研究效率，而且灵活性强，可以随时补充、调整。北京龙戴特信息技术公司与北京时代瀚堂科技公司联合开发的“龙语翰堂典籍数据库”是较有代表性的综合数据库，既有出土文献，也有传世文献。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开发的“中国基本古籍库”则主要是中国文化要籍的数字化，分为4个子库、20个大类和100个细目，共收录上自先秦下迄民国的历代名著和各学科基本文献10000余种。

　　专题性数据库也有不少。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牵头建设的“中国金石总录”数据库规模较大，整体规划共10期，现已完成8期，共收金石文献约30万种。另有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开发的“金文资料库”“金文字库”“战国楚简帛文字典型形体检索系统”，陕西考古研究所吴镇烽开发的“商周金文资料通鉴”，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制作的“中国古代简帛字形、辞例数据库”，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制作的“上博简字词全编资料库”“清华简字形辞例数据库”，安阳师院刘永革等开发的“甲骨文大数据云平台”等。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开发《说文解字》小篆字库，有效解决了现有小篆字库在调用小篆字体时出现乱码的问题。还有北京师范大学小篆字库、德天甲骨文字库、华东师范大学“古文字电子资料库”等。刘志基等建设了“商周金文数字化处理系统”“战国楚文字数字化处理系统”，倡导通过输入单字中出现的偏旁进行检索，通过创建通用古文字偏旁数字平台，营造有助于偏旁分析法科学运用的数字化环境。

　　3. 古文字研究与人工智能

　　早在1977年，童恩正等就提出利用计算机缀合甲骨（童恩正、张陞楷、陈景春：《关于使用电子计算机缀合商代卜甲碎片的初步报告》，《考古》1977年第3期），近来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甲骨缀合取得成效，又有新的研究进展（王爱民等：《计算机辅助甲骨文缀合关键技术研究》，《计算机测量与控制》2010年第7期）。王爱民等成立“甲骨文计算机辅助”课题组，研究甲骨图像的轮廓信息的提取与轮廓跟踪算法、轮廓片段特征向量提取算法，建立甲骨文碎片数据库，并且研制基于边界匹配的甲骨文缀合辅助系统，让系统自动生成疑似目标甲骨碎片的动态数据库，并通过人机交互来实现甲骨文缀合。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利用人工智能识别古文字也提上了日程。2018年，吉林大学李春桃“人工智能识别古文字形体软件系统研发与建设”研究课题被列为“教育部、国家语委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与应用专项重大项目”，将在整理、释读先秦古文字资料的基础上，提取大量清晰的文字样本，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将其数字化、信息化，并结合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出一款古文字形体的自动识别软件。项目成果将会促进古文字专业的发展，加快古文字专业的普及化、大众化。

　　2019年5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发布AI+表意文字大数据成果——“文镜万象”出土文献智能识别释读系统之“商周金文智能镜”，开启了人类表意文字的学习、释读、研究智能化的全新方式。“商周金文智能镜”是对商周金文资料进行深度建设加工的数字化平台，运用人工智能领域多种前沿技术，首次实现商周金文多维度智能自动识别释读。它可以消除商周金文数字化现有的关键性盲点，通过字形识别来打通商周金文各类数据关联对接，盘活数字化营造的商周金文大数据系统，推动商周金文研究大踏步迈向智能化时代。

　　此外还有三维扫描和3D打印技术、笔迹甄别技术、DNA测定技术等，都被陆续运用到古文字材料的整理和研究中，整理古文字材料的科技手段大为改观。

　　（三）、文字学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1. 世界文字学史与汉语文字学史

　　周有光介绍世界文字的发展史不遗余力。《字母的故事》《世界字母简史》《世界文字发展史》《人类文字浅说》等书贡献卓著。

　　汉字学史方面有刘又辛、方有国的《汉字发展史纲要》，曾宪通、林志强的《汉字源流》，黄德宽等的《古汉字发展论》，臧克和主编的《中国文字发展史》5卷本等。

　　20世纪90年代，黄德宽、陈秉新的《汉语文字学史》，孙钧锡的《中国汉字学史》，张其昀的《中国文字学史》，姚孝遂的《中国文字学史》陆续出版，内容角度各有侧重，学术评述互有不同。文字学史专题、专书、专人研究则为数更多。即使《说文》学也有张其昀的《“说文学”源流考略》、张标的《20世纪〈说文〉学流别考论》、党怀兴的《宋元明六书学研究》等综述性著作。

　　2. 《说文》学研究的复兴

　　马叙伦的《说文解字六书疏证》运用所见的古文字材料对《说文解字》逐字进行了疏证。张舜徽的《说文解字约注》对《说文解字》作了简约说解。关于《说文解字》的通论性著作有陆宗达的《说文解字通论》，姚孝遂的《许慎与说文解字》。陆书从传统训诂以及现代语言学角度对《说文解字》作了系统介绍，姚书则大量运用古文字研究成果纠正了《说文解字》的错误。黄绮的《说文解字三索》探索许慎对形音义三方面说解的来源。其他如马宗霍的《说文解字引群书考》《说文解字引方言考》《说文解字引通人说考》，商承祚的《说文中之古文考》，蒋善国的《说文解字讲稿》等著作各有探讨。此外董希谦、张启焕的《许慎与说文解字研究》，余国庆的《说文学导论》，黄天树的《说文解字通论》对于《说文》进行了概论。石定果的《说文会意字研究》、李国英的《小篆形声字研究》分别对《说文解字》会意字、形声字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讨论。邹晓丽的《基础汉字形义释源——说文部首今读本义》，汤可敬的《说文解字今释》对于《说文解字》作了通俗新释。赵平安的《〈说文〉小篆研究》、蒋冀骋的《说文段注改篆评议》分别对《说文》篆书作了研究。

　　3. 其他文字学史

　　自李运富的《楚国简帛文字构形系统研究》、王贵元的《马王堆帛书汉字构形系统研究》开始，王宁先生的弟子们一直致力于汉字构形史的研究。2003—2007年，王宁主编的《汉字构形史丛书》8册陆续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对于汉字构形史进行了全面梳理。

　　此外，陆锡兴的《汉字传播史》，董明的《古代汉语汉字对外传播史》，王锋的《从汉字到汉字系文字——汉字文化圈文字研究》对于汉字及其传播的历史作了全面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