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不要忘了那个知识渊博、充满幻想的夏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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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夏志清活字文化收录于话题#夏志清作品系列1个

《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第五卷在今年三月刚刚出版。《书信集》外，《中国古典小说》、《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中国文学纵横》合起来共八本，夏志清在中国大陆文学类的书基本上就出齐了。

济安自1947年10月4日起给志清的信有352封，珍藏在一个绿色的铁盒子里，放在他书桌底下，预备随时翻阅

卷五收录的最后一封信是编号663，夏志清1965年2月19日写给长兄济安的信。这封信寄到伯克利时，夏济安已撒手人寰。2月14日是美国的情人节，1965年的情人节，济安没有和心仪的女友在一起，而是孤独地伏案写信，向弟弟述说感情受挫的困境。情人节过后，志清接到济安同事萧俊先生的电话，说济安倒在办公室，已送医院。志清即刻从纽约飞伯克利，赶到医院时，济安昏迷不醒，不久告别人间，时为1965年2月23日，享年四十九岁。志清把哥哥安葬在附近的落日墓园（Sunset Cemetery）后，于2月30日飞返纽约，也带回来济安的遗物，其中包括济安的两本日记和志清给他的信件。最让志清感动的是济安对心仪女子的痴情及对弟弟的关爱。兄弟二人自1947年分离，历经战乱，济安把弟弟给他的信连信封，从北京到上海，经中国香港、台湾，到美国，都带在身边。同样地，志清也把哥哥的信，从纽黑文（New Haven），到安娜堡（Ann Arbor, Michigan）,经奥斯汀（Austin, Texas）,波茨坦（Potsdam, NewYork）到纽约，也都带在身边。为节省空间，志清往往丢弃信封，仅保存了信件本身。志清一直想把济安的日记和他们兄弟的通信公诸于世。（王洞《卷五中的人与事》）

明日即是清明假期，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夏济安选集》书后的《跋》。志清在这篇文章中，将夏济安的作品作了概括的介绍，“以便读者参考之用。”他还讲到他哥哥二十年来给他的一大束书信，“实在比那本假以年月可能写成的长篇是更好的生活实录，更可以为传世的文学作品。”

跋

夏志清文

文章节选自《夏济安选集》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夏志清（1921—2013）

生于上海浦东，原籍江苏吴县。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抗战胜利后任教北京大学英文系。1948年考取北大文科留美奖学金赴美深造，1951年获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先后执教美国密歇根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匹兹堡大学等校。1961年任教哥伦比亚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1969年为该校中文教授，1991年荣休后为该校中文名誉教授。

夏济安（1916—1965）

笔名夏楚、马津等，江苏苏州人。曾先后就读南京金陵大学、中央大学。1940年在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毕业后即留校任教。1943年赴内地，曾在昆明西南联大教授英文。1944年至1948年执教北京大学外语系。1949年春从上海去香港，翌年秋赴台湾，在台湾大学外语系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55年春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英文系进修一学期。翌年在台北创办《文学杂志》，主编这份对台湾当代文学发展影响深远的刊物长达四年之久。1959年春再度赴美，先后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柏克莱州大学分校任教并从事研究，不幸因脑溢血而英年早逝。图：夏济安在印第安纳大学（1955年）

本书收集了济安哥五十年代的文艺批评和创作：唯一的例外是《鲁迅作品的黑暗面》，该篇原文在美国《亚洲学会季刊》（1964）上发表后，集入华盛顿大学1968年出版的《黑暗的闸门》（The Gate of Darkness）。后书研究中国二、三十年代左派作家的生平、思想和作品，是济安哥呕心沥血的一部论著，我希望迟早会有中译本问世。

夏济安遗作《黑暗的闸门》

济安哥在三十年代就发表了不少译作，六十年代（1959再度去美国到1965年2月逝世那一段时期）著述最多，建树了他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国际性的权威，也奠定了他在国人英文能手中一个独特的地位。但济安晚年的英文作品，对象是国际性的学者，不仅是爱好文艺、关心中国文化前途的中国读者。他真正写给中国人看的文章是他1956年主编《文学杂志》后写的那几篇。这几篇陈世骧在《序》里肯定为“近二十年来中西文化的新撞击中，艰苦产生极富建设性的成果”。这句话我深有同感，像陈先生一样，我企望这本《选集》的出版可使这些文章“不断有长远、广大、深厚的影响”。

同时，本书选录了一首诗、四篇小说，这些是济安五十年代仅有的创作（《文学杂志》中有好几篇小说是他彻头至尾重写的，如署名璇仙的《华月庐的秋天》）；他既对新诗、小说的前途这样关怀，他自己的实践也值得我们注意。《耶稣会教士的故事》、《传宗接代》原文是英文写的，先后戴美国《宗派》杂志（Partisan Review, 1955）、《东西文学》（Literature East & West, 1965），那本纪念册《永久的怀念》上也转载过。对英文文体有兴趣的读者，看了译文后，最好也能借到原文来读。

济安三十年代的译述，大半投稿《西风》，目的在换取稿费，并无多少价值。但同时期他在光华大学同学所处的期刊《文哲》上写过些颇饶哲学意义的小文。有两篇，《大头鬼的头大不大？》《火烧红莲寺的天堂》，经宋淇提起后（请参看林以亮著《前言与后语》），我也想起了，的确是晶莹的小品，文中可看出济安早年逻辑的训练和痛恨*党愚民的态度。此外，他也在《西洋文学》上写过几篇文章，我记得他评价过托玛斯·曼《洛蒂在威玛》和史坦贝克《愤怒的葡萄》这两部当年走红而至今仍不失为名著的小说。济安把《愤怒的葡萄》译名为《摘果记》，仿明代传奇提名的体例，颇古雅。

济安不常写中文文章，主要原因是他对英文写作兴趣大，希望能写部英文长篇，博取国际地位，同时他觉得写中文出名太容易了，即是博个“文坛盟主”的地位，也是不太费力的事。所以他在主编《文学杂志》后，才写了几篇针对台湾文坛发论的文章。但当时他在台湾出了名，颇受“盛名之累”，后来出国后不回国，这可能也是个主要原因。同样原因，他在大后方、北平教书的那几年，一篇中文也没有发表，抱定多读书，少出风头的原则。

济安哥逃到香港后，因为大陆易手，自己暂时当“白华”从商，感慨太多，定不下心来读书，才写了些“文艺创作”：《香港——一九五〇》、《火》、《苏麻子的膏药》都是这一段流浪时期的作品。此外，还有几篇影评，可惜一时照顾到，不能收入《选集》內。到台北后，他仍甘于不求闻达的生活；但在台大教英文，生活实在太清苦，不得不重做冯妇，译几本书。书是人家派定的。这些译作中最能表露济安译才的是《美国散文选》上册（香港今日世界社、一九五八），书中所选欧文、霍桑诸名家，济安的确用心去译的，因为他自己酷爱英美十九世纪的散文，把它译成可传诵的白话文，对他是个挑战；可惜译笔不论如何好，普通读者都没有耐心去鉴赏。

在五十年代，济安还作了一件有惠学子的工作，即是长期在《学生英语文摘》上选载当代名家的小段英文，不烦其详的加以评注。1960年台湾商务印书馆把这些选文出版了，题名《现代英文选评注》，至今销路颇畅。可惜这是本拍照复印的书，字体小而模糊，希望商务印书馆能把该书重校排印，把版本扩大，以予一般中大学生阅读的方便。

济安去世后，他的高足白先勇要在《现代文学》上出一期“纪念专辑”。当时我供给他的材料，除了《火》和《苏麻子的膏药》外都是济安1955年所写的英文稿子。那年春季他在印第安那大学研究院进修，选了门《小说习作》，也选了《亨利·詹姆斯》和《近代心理小说》，因为亨利·詹姆斯专家伊德耳（Leon Edel）恰巧那年在印大当客座教授，这两门课都是他开的。《评〈艾思本遗稿〉》、《论夏德》、《论狄达勒斯》、《维农陀》这四篇文章都是济安修这两门课时的习作，都拿A，每篇伊德耳还用红铅笔加了批语，对他的批评能力和细心读小说的态度大为激赏。这些文章，济安本人当然从来无意发表，但《现代文学》经常译介詹姆斯·乔哀思和福克纳，我当时想把它们译出来，对中国读者可能有参考之用。现在《奉使记》已有中译本，对不易看到英文参考书的台港读者，那篇《论夏德》应该用处更大。《耶稣会教士的故事》和《传宗接代》是济安在《小说习作》班上写的两篇小说。前者经济安修改扩大后，1955年夏返国前，嘱我代为投稿。先寄《宗派》杂志，居然该刊编者兼名批评家拉夫 (Philip Rahv）大为赞赏，同年秋季号即刊出，排第一篇，同期载有大小说家纳白喀夫的作品，反而放在后，这种情形，可说是罕见的。《传宗接代》是一则笔记小说的扩大、改写，有几段文字描写主人翁意识流式的联想，学福克纳很到家。整篇小说也表露济安对中国旧文化的向往。

刘守宜在1967年借用《夏济安先生纪念集编印委员会》的名义出了本《永久的怀念》，把《现代文学》纪念专辑上所刊的文章——济安自己的和别人追悼的——都转载了。此外，他加了其他报章上所载的纪念文字和济安登在《文学杂志》上的五篇：《旧文化与新小说》、《评彭歌的〈落月〉兼论现代小说》、《白话文与新诗》、《两首坏诗》、《香港——一九五〇（附后记）》。这次“新潮丛书”出这本《选集》，大半文章采录自《永久的怀念》，因为后书原是分送朋友留纪念的非卖品，虽然后来纯文学杂志社曾代售过，分送后的存书本来不多，想早已售罄了，目前年青这一代看过这本书的一定占极少数。“新潮丛书”主编林衡哲同我谈及出版《选集》的事，我当然非常高兴，并建议加选了三篇文章：《鲁迅作品的黑暗面》（译文原题《剖析鲁迅作品》），载《纯文学》；《一则故事，两种写法》（原载《文学杂志》）；《对于新诗的一点意见》（原载《自由中国》，是《白话文与新诗》的姊妹作）。五十年代济安写的中文当然还有好几篇：两篇语重心长的《致读者》（《文学杂志》一卷一期、六卷一期）；载一本崔书琴先生纪念文集上所载的《记崔书琴先生对于国事的态度》；《韦应物》（载张其昀等著的《中国文学史论集》第一册）。后书编者派定济安写韦苏州，恐怕因为济安是苏州人。我哥哥对韦诗虽无深切的研究，但他把韦诗和陶诗相比，也提供了些新鲜的见解。崔书琴先生是济安的好友，他悼念他，真动了情感，可惜全文与文学无涉。无疑的，相比起来，《选集》所加印的三文，份量较重，更值得年青读者的注意。

夏济安（左）与陈世骧（右），1959

陈世骧写序文时，还没有看到本书的清样，他个别介绍的即是《永久的怀念》选自《文学杂志》的四篇论文。陈先生从这四篇文章看到两个特点：“同情的批评”和“作者对现时中国文明的关心”。这两个特点在我们加印的三篇文章里，也同样可以看到。《鲁迅作品的黑暗面》尤其是最难得的“同情的批评”，因为在我哥哥以前还没有人把鲁迅的内心生活和他同中国传统的爱恨关系这样精深地讨论过。

我哥哥生前发表有关旧小说的文章只有《一则故事，两种写法》这一篇，这真是莫大的遗憾，（评《西游补》的英文论文载周策纵主编的论文集：《文林》（Wen-lin），一九六八年出版）。济安旧小说读得很熟，若凭他治西洋小说的真功实学去处理中国传统小说，真不知有多少重要的文章好写。即以《一则故事》而言，济安认为《隋唐演义》是部旧小说中的杰作，这见解就高人一等；同时他把《李白吓蛮》故事的两种写法，评一下高低巧拙，看来是简易的工作，事实上，一般中国小说专家不会去注意到文字和技巧上的细节的。有好几年，哥哥给我的信上常谈到旧小说，我已把一部分材料录入《夏济安对中国俗文学的看法》一文中。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拙著《爱情、社会、小说》（纯文学出版社）。

在《对于新诗的一点意见》里，济安引了我的信，使我第一次在自由中国读者面前“亮相”。经常同哥哥交换读者意见，信笔写来，颇多偏激之论，想不到他会把我谈诗的几段抄去发表，当时我很感惶愧。这次校对清样（不容许校第二次，希望本书讹文不多），重读自己十多年前的意见，虽然有些没有变动（例如“主要的当然还是诗人的智慧：诗人不聪明，什么也写不好。我所说的聪明不是利用个人特有的联想，或东抓西凑几个动人的意象如卞之琳式的小聪明，而且洞察世情，脑筋灵活，在事物间看得出新的关系的聪明。旧诗的缺点，恐怕也是这种聪明所表现的太不够了。”）有些意见，实在近乎狂。信是一九五六-五七年间写的，一九五五-五六年我在密歇根大学教中国文学和思想，开始读旧诗，李白、杜甫的诗读得不多，实在没有资格去评他们的高下。现在，我喜欢杜甫当然还远胜于李白，可能旧诗读得多了，受“旧文化”熏陶深了，自然而然会体会到杜甫的伟大。李贺我至今仍爱好，但好像每个从小攻读西洋文学的中国学者，读旧诗时，都容易被李贺的魔力吸住。

济安在英美学术性刊物上所发表的文章（前文未提到的），尚有：《中共小说里的英雄和英雄崇拜》（《中国季刊》，一九六三）；《魔鬼在天堂：中国人心目中的俄国》（《美国政治社会科学学会》年刊，一九六三）。一九六一-六四年间济安还写了三本专论，由加州大学中国研究所出版；这些是他研究中共大陆文字和社会变化的成果：《隐喻、神话、仪式和人民公社》；《下放运动》；《人民公社制的溃败》。从这三本书书名上看来，济安在晚年的确可算是匪情专家但正因为他文学修养好，对文字学以及各种社会科学涉猎很广，他写的不是枯燥的报告，而是有真知灼见，汇合各种学问综合性的好文章。《隐喻、神话、仪式和人民公社》立论最新奇，英美中共专家读后，莫不众口交誉。

哥哥的为人、生平、学问、才华我已在《亡兄济安杂忆》《夏济安对中国俗文学的看法》二文中谈到过，在这篇《跋》里我仅把他的作品作个概括的介绍，以便读者参考之用。此外，当然还有他的书信。在《杂忆》里，我说起济安在抗战期间有过写英文长篇小说的企图，但认为“他二十年来给我的一大束书信，实在比那本假以年月可能写成的长篇是更好的生活实录，更可为传世的文学作品。”我相信这句话没有说错。总有一天，我会把他1947年来给我的信札全部发表。

这本《选集》的出版，“新潮丛书”主编人林衡哲、叶珊策动的功劳不少，我在这里表示谢忱。同时我得感谢白先勇，因为他要在《现代文学》上出一期“纪念专辑”，我才把济安的英文遗作找出来，分送他生前的朋友和学生去翻译：侯健、江森（何欣）、庄信正、陈若曦、柯丽美，和白先勇自己。侯健和白先勇分译两篇小说，译笔这样信雅，尤其难能可贵。同侯健一样，刘守宜市济安台北时期同甘苦的好友，《文学杂志》社的同事。刘先生编印了《永久的怀念》，使这本《选集》在找材料方面有所凭借，这是值得本书读者同声道谢的。末了，我得向济安一生另外两个时期的挚友道谢：宋淇和陈世骧。宋淇是济安上海时期朝夕切磋的同学，后来二人合作编译了不少书。宋先生亲译了《鲁迅作品的黑暗面》，使本书增色不少。济安二度留美期间同陈世骧过往最密。我们可以说，济安晚年生活这样丰富，著述这样多，同陈先生友谊的支持颇有关系。陈先生为本书写了份量极重的长序，济安泉下有知，应该十分快乐。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日（六年前今日，亡兄尚谈笑自若，翌晨中风，廿三日长逝）

夏志清（左）与夏济安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