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译介：《中国文学》（1951

国家译介：《中国文学》（1951-1964）的生产 郑晔 国家译介：《中国文学》的生产 郑晔 论文提要：《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1951-2000）是新中国第一份、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份向西方读者及时系统地译介中国文学的多语种官方刊物，行销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本文主要在译介学的理论框架下分四个时期梳理此杂志在中国的生产过程，主要描述作为赞助人的国家在此杂志的作品选材、编辑选择、栏目设计、译者选择、翻译策略、宣传和销售手段等方面的介入情况，以期重新认识和探讨国家译介在中国文学对外译介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关键词：《中国文学》 国家译介 赞助人 意识形态 作者简介：郑晔，女，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翻译学方向博士生 State Patronage: A Critical Survey of Chinese Literature (1951-2000) Zheng Ye Ph.D. Candidat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bstract: Authoriz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hinese Literature is the only magazine translating Chinese literature (including popular novels, short stories, poems and dramas and so on) in English and French to more than one hundred countries. It lasts for fifty years, from 1951 to 2000. This paper will describes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China in four different periods, especially on the process of choosing works, translators, editor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magazine design, publish methods. The author will focus on the role of this magazine’s patronage Chinese Government playing in its publication. This paper tentatively gives some suggestions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Chinese culture going out. Keywords: Chinese Literature, English translation, State patronage, Ideology 论文提要：《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1951-2000）是新中国第一份、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份向西方读者及时系统地译介中国文学艺术的官方刊物，行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本文主要在“改写”理论的框架下梳理1951-1964年间其在中国的生产过程，主要描述作为赞助人的国家和集体改写者的编译人员在刊物作品的选材、栏目设计、翻译策略、宣传和销售手段等方面的介入情况，以期重新认识和探讨国家机构在中国文学对外译介过程中的作用。 关键词：《中国文学》 国家译介 赞助人 改写 意识形态 作者简介：郑晔，女，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翻译学方向博士生 一、 引言 自古以来，中国历史上的译介活动源远流长。但无论是从数量上、质量上，还是从影响力上，译出的作品都难以与译入的作品相比，这已是个不争的事实。因此，造成了中国和国外文学文化交流活动的不平等。建国后，外文局先后成立了12家出版社，从事外文书刊编译工作。只有一家负责中国文学作品的对外译介，即中国文学出版社。50年代初，该社出版了《中国文学》期刊，行销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成为文革时期唯一一个可以进入西方国家的期刊。改革开放之后，国家明确提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80年代，中国文学出版社发行了“熊猫丛书”。然而在2001年，中国文学出版社却被撤销，《中国文学》和“熊猫丛书”被停刊。 由于中译外和外译中的活动严重不平衡，国内学者对中译外的研究也远远超过对外译中的研究。近30年来，根据中国国家论文期刊网来源，仅有300多篇论文专门探讨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问题。 国内学者（高方、许钧，2010；胡安江，2010；黄有义，2010；谢天振，2010/2008；王柏华，2010；王恩冕，2008；潘文国，2007/2004；马琳，2007；胡德香，2006；肖惊鸿，2003；胡志挥，2003等）纷纷撰文探讨制约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原因：大多数人把问题归结为文学翻译质量太差或者中国合格的译者太少；少数人基于个案研究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语言翻译问题，更多的是涉及译入语国家的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等翻译之外的因素。这些观点既有一定的道理，也有部分片面性。 国外学者（Julia Lovell，2010；Kubin，2009；John，2006；Bonnie S.，2003/1991；Heijns，2003；Eugene Chen，1993；Stephen，1993；Michael，1990；Graham，1982）则着重研究中国文学在海外的接受和传播情况。他们大多基于个案来研究中国文学英译过程中在译本选择、翻译方法、接受语境等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认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关键是要有优秀的作品和优秀的翻译，以及清醒的译介意识。国外学者由于没有处于中国的具体语境下，仅仅从文本出发，对中国文学的认识和研究往往带有一定的偏见。 《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1951-2000）是新中国第一份、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份向西方读者及时系统地译介中国文学艺术的官方刊物，先后由中国文学杂志社和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分英语和法语两个版本，于1951年创刊，2001年停刊，共出版590期，介绍中国古今作家和艺术家2000多人次，译介文学作品3200篇，美术作品3000多幅。它的对外发行与传播为初步扭转上述的失衡现象做出了独特的贡献。然而，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对《中国文学》英文版的专门研究仅限于七篇论文，包括七篇学术论文（林文艺，2011；吴自选，2010；徐慎贵，2007；野莽，2004；王勇，2003；何琳、赵新宇，2003；唐家龙，1998）和一篇硕士论文（田文文，2009）。他们或通过分析20世纪50-60年代《中国文学》作品选译的策略，指出政治需求、文艺政策、文学思潮、外交需要等因素对其的制约；或通过描述《中国文学》走过的五十年路程，分析其对外传播的历史贡献；或通过分析《中国文学》的历史，对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提出建议；或梳理《中国文学》在十七年间（1951-1966年）的文学生态和中外文学交流关系。至今还未发现国外学术界对《中国文学》的专门研究。限于篇幅，本文仅选取此期刊英文版在1951-1964年间 的生产情况作为研究对象。 二、 《中国文学》：从意识形态到集体改写 1. 刊物的诞生：对外宣传 建国初，世界上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并不多，只有原苏联和东欧几个国家。从欧洲回来的叶君健经过在文化部一年多的工作探索，深感对外文化交流的局面还没打开，再加上他的欧洲友人经常来信说不了解现在的新中国。随即他提出国际友人的反映以及自己在工作中的困惑和意见，引起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和对外文化事务联络局副局长洪琛的关注和思考。叶君健提议解放区作家写了很多优秀作品，可以翻译成英文介绍出去。但是当时文化部没有外文印刷厂、没有出版社、没有发行机构，最后决定试验一下用丛刊形式来介绍中国的优秀文学作品。（吴旸，1999：488-490）洪琛把这个重任交给了时任对外文化联络局编译处处长的叶君健去负责筹备。由此可见，《中国文学》的诞生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在建国后外国读者急于了解新中国以及新中国也急于让世界了解的情况下创办的，是由内因和外因共同导致的必然结果。 1951年10月，《中国文学》以年刊的形式出版了第一辑，由政务院教育委员会对外文化联络局编译出版。1952年，成立了《中国文学》编辑部，出版了第二辑。1953年，改为半年刊。1954年开始，以季刊形式出版。1958年改为双月刊。1959年改为月刊。1963年，经批准，外文出版社改为外文出版发行事业管理局，《中国文学》杂志社成立。1964年，第一季度以季刊形式同时增出法文版。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全国只有外文出版社一家从事外文书刊的编译工作，《中国文学》是其旗下唯一一本对外译介中国文学艺术的刊物。它以书代刊，1951-1964年间刊登的体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民间文学、“五四”以来作品、古典作品、论文、文艺述评、文艺动态、书评和作家访问记，反映当下的文艺政策、国家形势、人民生活及社会建设，以当代文学作品为主。 《中国文学》是一种选刊型刊物，它很少接受投稿，基本上是从当时国家级和地方级主要刊物上面选择一些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影响的、艺术性较高的、获奖的文学文艺作品，再由译者翻译成外文发表。因此，刊物的工作流程大致分为三个步骤，中文编辑负责选稿、主编负责审稿、外文编辑负责翻译。 这本刊物初期发行的周期不断变化，从年刊、半年刊、季刊、双月刊到月刊，发行的速度越来越快。内容不断在调整，体裁和内容越来越丰富。选刊型刊物这一特点保证了刊物能够以较快的周期运作，其滞后性也保证了所选作品都经过了时间的检验和社会形势的考验，在政治上不会犯较大的错误，能够及时调整和体现当局的办刊思想。同时，期刊的周期和内容都与当时的国内政治环境和文艺政策密切相关。 2. 意识形态：从整风反右到书刊检查 《中国文学》1951-1964的社会环境正好处于十七年当中，这期间国内发生的重大政治历史事件对这本官方刊物有着极大的影响。尤其是1957年的整风运动及反右斗争，60年和63年两次“外文书刊大检查”运动。 1957年整风运动中，虽然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出现了“大鸣大放”的局面，但是发生了对知识分子大面积打击的“反右派运动”。1957年5月11日直至1958年7月，外文出版社经过“鸣放”、“反右”、“整改”、“思考总结、下放锻炼”等运动，历时14个月的反右运动。《中国文学》编辑部主任冯亦代被错划为右派。1957年，根据国外读者的要求和我国文艺界的情况，对刊物进行了改进。作品比例是：古典作品（民间文艺）占20%；当代作品占45%；“五四”以来作品占10%；论文、文艺动态、作家画家占25%。第一期刊登了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的《文艺界两条路线的大斗争》，第三期周扬的“文艺战线的一场大辩论”反映了国内文艺界的反右运动。1958年毛主席诗词十八首公开发表，第三期全部刊登。同年，亚非作家协会在苏联召开，中国作家代表团由茅盾、周扬组成。周扬发表了《为民族独立和人类进步事业而斗争》和《肃清殖民主义对文化毒害影响、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发言。 1959年外文出版社整风办公室领导全社整风，重点是党内进行“反右倾运动”。外文出版社在宁“左”勿右的思想指导下，政治上挫伤了很多人，业务上否定了关于对外宣传的正确观点，给对外书刊宣传工作造成了巨大损失。1959年当代作品占全年篇幅的45%左右，评论和报道占15%。第一期刊登了《亚非作家会议告世界作家书》，及茅盾、周扬在亚飞作家会上的发言。1-5期连载了梁斌的长篇小说《红旗谱》。 1961-1962年，全社开展学习讨论，重申对外宣传工作中的正确观点。1961年，时任外文出版社社长的罗俊在全社大会上提出政治标准要严，艺术标准要宽。翻译要信达雅，除非是主席的文章和中央决议，其余可以改。大部分刊物以中间读者为主，内外有别。内容以我为主，照顾对方。（罗俊，1999：32-36） 主流意识形态对刊物的直接影响便是指导刊物的指导方针的改变，表现为刊物形式和内容的改变。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工作人员既要从事业务，又要学习参加运动。《中国文学》的选稿标准以政治标准为第一位，艺术标准则为第二位。刊物内容既要适应国内形势，又要配合国际形势，比如上面周扬的文章和发言。1958年进入大跃进高潮，《中国文学》也要搞大跃进，因此1959年便改为月刊以适应国内形势需要。出版周期的缩短对编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直接影响着刊物的质量。 3. 赞助人：外文出版社、文协、文化部 《中国文学》的运作由外文出版社（外文局）负责，业务上由外文出版社和中国文协（作协）双重领导。1953年，《中国文学》被划归外文出版社和中国文协（作协前身）分管，行政上隶属外文出版社领导，业务上隶属中华全国文协领导，由文协指定人员成立编委会。并成立了《中国文学》编辑部，决定从1954年起以季刊形式出版。文协推定茅盾（主编）、沙汀、袁水拍和编辑部主任叶君健（副主编）组成编委会。每期选题及中文定稿由编委会负责，英文翻译由外文出版社社长吴文焘负责。编委会决定：一、丰富的内容。要求所发作品能真正代表中国文学的水平。二、提高翻译质量。首先争取刊物不出现政治性差错。三、提高编辑人员的政治、文学艺术的修养，办好刊物。1954年此刊从丛刊性质的纯翻译刊物过渡到栏目齐全的定期出版的文学艺术刊物。 1958年外文出版社的工作计划中提到今后《中国文学》在内容方面要加强思想性和多样性，大力及时介绍反映当前生活的新作品，扩大作品的题材范围，增加作品的品种。系统地多方面地介绍中国文学艺术的基本知识，加强对当前文学艺术生活的评述和及时报道。“五四”40周年和国庆10周年出特大专号。 1959年对外文委提出外文刊物应该服从中央对外宣传方针，严肃认真地宣传中国的成就和全面宣传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既要反对迎合国外读者趣味的庸俗作风，又要防止骄傲浮夸，强加于人的倾向。明确《中国文学》的读者对象应“以争取中间”为主。内容比例为：4（当代文学作品）：4（“五四”时期作品）：2（古代文学作品）。编辑业务仍由作协负责，对外方针政策由外文出版社和对外文委负责。陈毅针对《中国文学》做了重要讲话，认为它不是通俗杂志，不是政治、绘画、摄影或军事杂志，是文学杂志。它的任务是通过作品反映中国的现实生活，要发表高级的文学、艺术作品。用作品吸引人，打动高级知识分子的心。不能大众化、不要追求发行量。方针不变，要增加艺术。艺术以兴趣为主，题材可以由小资产阶级的，也可以有恋爱、战斗，大花园或小盆景（随笔）。要注意面宽、趣味多，不要只是一样趣味。不要出时事性附册。 1959年，对外文委提出《中国文学》的对象主要应当是亚非拉地区，应以其中上层分子为重点。刊载的作品不仅要求质量精，同时还要考虑外国读者的接受程度。可适当增加“五四”作品，因为“五四”运动对于亚非拉的民族文化发展将有帮助和影响。通过文学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形象反映我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同时通过作品、文学评论、报道来阐明我们的文艺方向和建设社会主义民族新文化的势力。不宜刊登配合外交斗争的政治性文件。在特别需要的情况下，可以选译国内作家的作品来反映他们对待国家事务的态度。 1961年，提出工作规划，以提高刊物质量，特别是艺术质量为中心的任务。要求加强调研工作，积极进行国内文艺现状的了解和对读者对象的研究，编辑工作要加强计划性。坚持逐期深入检查刊物，及时总结经验。翻译部门要注意提高翻译质量，要制定一套完善的翻译、核稿、定稿制度。对外文委党组“关于1961年外文书刊出版规划和编辑方针”（草案）中重申，《中国文学》英文月刊，它的读者对象是懂英语的知识分子、文艺界人士、汉学家和文艺爱好者。政治上居中间状态的比较多，刊物继续贯彻陈毅同志的指示精神。任务是谈中国文学、包括作品、评价、学术研究等。介绍当代的、古典的，古为今用，“五四”以来优秀作品适当选用。不仅在理论上阐明我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而且应该在刊物内容上具体体现这一政策，如刊登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作品和学术上不同意见的文章。文化部部长茅盾以主编名义，邀请在京著名作家叶圣陶、吴组缃、张光年、严文井、刘白羽、冯至等在四川饭店就该刊的对外选稿尺度及刊物改进问题进行讨论。茅盾认为选稿范围可以适当扩大，除介绍思想内容积极的作品外，一些艺术性弱、无害的作品也可以选登一些，他谈到现代作家沈从文的作品和古典文学中的汉赋也可在介绍之列。 1962年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对《中国文学》的指示中提到，认为应该刊登杜甫的诗歌以纪念其诞生周年，但是我们的读者是亚非拉战斗中的人民，选择太多描写反对战争的诗，对读者没有好处，因此不同意对外介绍《兵车行》、《前出塞》等名作。可以增选“五四”作品，以吸引读者关注我国的当代作品，但是当代的要精选，以免造成不好的印象。按照读者的要求，可以刊登评价外国文学在中国的文章，也可以出现与外国读者不同的意见和观点，但是要征求这个方面专家的意见。 1962年外文出版社关于调整机构体制的意见和建议中说，《中国文学》以民族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能读懂英语的知识分子为读者对象。 1963年陈毅主持国务院外办讨论了《中国文学》工作会议，谈了方针问题。外办、中宣部、作协、文化部、外文局及刊物相关人员出席了会议。根据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联扩大会议加强文艺战线，反对修正主义的精神讨论了刊物今后的改进措施：1.刊物的性格和方针不变。仍然是以介绍我国文学作品为主的综合性刊物；2.刊物的读者对象基本不变；3.刊物的内容不变。包括：当代作品（35%）、“五四”时期作品（25%）、古代作品（15%）、文艺评论（25%）；4.进一步加强刊物的现实性。A.精选比较深刻反映当前现实生活的作品；B.加强文艺评论。通过作家访问、评价当代作家艺术家和文学艺术作品，多方面反映我国文学艺术的新成绩和人民的丰富文化生活。C.精选国内文艺方面的反修文章。 1964年，刊物性格方针和读者对象这两年都不变。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工作条例中指出，《中国文学》的读者是知识分子——一般的文艺爱好者、文艺界人士、汉学家。 陈毅的两次讲话、茅盾和林默涵的讲话对《中国文学》的办刊方针和走向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其发展关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赞助人”（patronage）就是像权力（人、机构）一样的东西，可以加速或阻碍文学的阅读、书写和改写。在福柯话语中，权力就是一种压制力，这点必须非常清楚。他认为让权力成为好事并使之得到接受的原因不是我们身上负载的力量可以否决的，而是权力可以穿越东西、生产东西、引发愉悦、形成知识、产生话语。（勒菲弗尔，2004：15）《中国文学》的赞助人就是其双重领导人，外文出版社、文协及文化部。外文出版社的领导直接对刊物负责，但是他们必须配合文协的领导，这两者又要听从文化部的间接领导。赞助人成了三方，这中间的权力关系更加复杂。从以上各个时间点的各种指示来看，三方的编辑方针在大方向上保持一致，比如对刊物的定位，对读者的定位等，但是在细节上的意见都有保留。这让刊物在实际操作中并不能更好地定位自己、认清自己，因此赞助人并不能通过刊物完全实现自己的权力或者话语权。 4. 集体改写者：中文编辑和外文编辑 《中国文学》一开始没有编辑部，没有编辑，叶君健约请当时在南京工作的杨宪益夫妇担任翻译，其他工作几乎由他一人完成。1953年，丛刊在国外有了影响，不能不定期出刊。于是成立了编委会，由中国作协主席茅盾担任主编，叶君健为副主编，正式以季刊形式出版，成为作家协会的对外刊物。作协指定专人与叶君健商讨并确定每期的内容，先后有沙汀、严文井、袁水拍、张天翼、吴组缃、陈白尘、郭小川等同志参加。（吴旸，1999：491） 1957年的编辑计划是：一、介绍中国人民在解放事业中所作的英勇斗争，中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争取世界和平所作的辛勤努力；二、介绍我国在毛泽东的文艺方正指导线的文艺创作经验和文艺理论；三、介绍我国整理文学遗产的成果，使国外读者重新认识中国的文化传统。 1958年茅盾的编辑方针是主要对象是东南亚读者，要考虑这一地区的实情，争取中间甚至后进读者。刊物太左了，他们不易接受，内容要多样性，但不能是拼盘。只登作品或论文都不好，文艺评论要深入浅出，不要学究式。编辑部下设编辑组（中文）、英文组。编辑组由中国作家协会派出的何路兼管，英文组由唐笙担任组长。改刊后，作品比重发生了变化，当代作品占50%；古典及“五四”以来作品占20%至25%；论文、文艺述评及文艺动态新书报导占20%至25%。是年，为配合国际政治斗争，5、6期增出政治文件附册。 1962年，《中国文学》原编委会进行改组，吸收文艺界一些知名人士。王朝闻、叶君健、何其芳、何路、余冠英、茅盾、唐弢、华君武、钱钟书等美术评论家、作家、文学家、文学史家、文学理论家、画家。 外文编辑人员也不多。1953年，翻译家杨宪益及其夫人戴乃迭调到外文出版社，负责部分稿件的英译工作。1954年杨宪益及夫人、沙博里、叶君健和洪楚贤正式调入。1957年译者有杨宪益及其夫人、沙博里、叶君健、洪楚贤、唐笙、章甦、喻璠琴、孙国臻、宋缓荃。1960年吴旸、陈丹晨、甘树森、朱靖华调入。翻译指导方针就是信达雅，《中国文学》的外文编辑具有良好的中英文功底，很多都是从国外回来的，直到国外读者的口味，因此，他们的翻译质量可以说是当时全国最好的水平。 1951年，刊物形式和设计与《苏联文学》颇为相似。自创刊开始，刊物就以插页形式刊登美术作品，以吸引不同读者的眼光。 “改写”（rewriting）泛指对文学原作进行的翻译、改写、编撰选辑（anthology）、批评（criticism）和编辑（editing）等各种加工和调整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改写主要受到意识形态（ideology）和诗学（poetology）两方面的限制。意识形态主要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方面来限制和引导改写者的创作，而诗学形态则是改写者进行创作时所处的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勒菲弗尔，2004）《中国文学》的改写者包括中文编辑、英文编辑和插图作者，中文编辑根据国家政治政策和文艺政策制定编辑计划并挑选作品，英文编辑根据国内政治需要和国外读者的需要翻译或编译，插图作者根据图画的外宣功能绘制插图。因此，这本刊物是集体改写的结果。而他们又不自觉地代表了赞助人的意识形态。因为，在文学系统发展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特定时期，代表着“正统权力”的专业人员都紧跟当时在社会系统中占主导地位的赞助人的意识形态，（勒菲弗尔，2004：15-16） 5. 诗学：片面的文学史 1951年创刊号主要内容周扬的《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袁静的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及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等散文组成的“抗美援朝”专辑。1952年除了刊登赵树理、陈登科、马烽等人的小说外，首次开辟了“‘五四’以来作品”专栏，刊登了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和冯雪峰的论文《鲁迅生平及其思想发展的梗概》。1953年第一期刊登了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第二期刊登了贺敬之、丁毅的歌剧剧本《白毛女》。新辟了“古典文学”专栏，刊载了屈原的《离骚》。1954年开始，开设栏目有小说、散文、诗歌、民间文学、“五四”以来作品、古典作品、论文、文艺述评、文艺动态等。 1957年刊登了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的《文艺界两条路线的大斗争》，第三期刊登周扬的“文艺战线的一场大辩论”，反映了国内文艺界的反右运动。1958年毛主席诗词十八首公开发表，第三期全部刊登。1959年当代作品占全年篇幅的45%左右，评论和报道占15%。第一期刊登了《亚非作家会议告世界作家书》，及茅盾、周扬在亚飞作家会上的发言。1-5期连载了梁斌的长篇小说《红旗谱》。1960年新辟“书评”栏目，鼓励编辑部同志撰稿，增加练笔机会。刊载了毛主席《蝶恋花》、《送瘟神》诗词三首。7月，第三届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十月号报道了这次会议的召开，并刊载了陆定一的《在全国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学上的祝词》和周扬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全文。 1961年新辟“作家访问记”一栏，此刊编辑、记者在编辑约稿之外，开始自己动手撰写访问作家、艺术家的文章。1962年2月，亚非作家会议在开罗举行，茅盾率团出席并做了《为风云变幻的时代的亚非文学的灿烂前景而祝福》的发言。5月号刊载了茅盾的发言全文和叶君健的《他们在开罗会见》专文。4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决议我国唐代诗人杜甫被列为1962年纪念文化名人之一，纪念其诞生1250年。4月号发表了杜甫诗歌18首，并节译了诗人冯至的《杜甫传》。7月，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编辑部约作家梁斌、画家古元等撰写专文。1963年为增出法文版做准备，从英文版历年发表的作品中进行精选。1月号刊载了毛泽东诗词六首。为纪念我国伟大的古典现实主义作家曹雪芹逝世200周年，1月号发表了何其芳的《论“红楼梦”和吴世昌的“红楼梦”演变历史》两篇专文，并续发有关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的报道。1964年夏季号的“五四”以来作品专栏编发了鲁迅专辑。 诗学包括两种组成部分：一种是一系列的文学策略、文学类型、文学动机、文学原型人物和场景以及文学象征等基本因素；另一种是文学所扮演的角色，或者应该是文学在整个社会系统里的角色。（勒菲弗尔，2004：26）《中国文学》刊登的文学作品反映了主流意识形态下的诗学，这种诗学仅仅反映了片面的中国文学和文艺，当然是所谓的主流。不管是对内宣传还是对外宣传，虽然说内外有别，但是内容是一样的。与其说对外宣传中国，不如说是对内加强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影响。 任何诗学都是一种历史变量：不是确定的。在一个文学系统中，主导今天的诗学跟主导系统初期的诗学完全不一样。在多数情况下，它的功能因素和基本因素都会改变。（勒菲弗尔，2004：35）《中国文学》上刊登的作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一定历史时期不被认可的作品，在另一段历史下又被认可，因此，并没有一个确定的诗学，总是跟着意识形态在不断变化调整。 三、 国外读者：红色中国印象 1951年《中国文学》第一期印数为1.93万本。刊物问世后，受到外国友人和读者的欢迎和鼓励。印度共产党文化部门写信盛赞刊物出得及时。认为通过它不仅可以了解中国的新文学，还可以了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革命斗争。 印度许多进步作家接读《中国文学》创刊号后，纷纷写来长信，激动地谈读后感。他们说：“通过《中国文学》，我们眼前展开了新中国新的人民形象，你们反压迫、反剥削、敢于抗争，给大家指出了一条道路。《谁是最可爱的人》气贯长虹，给人以无穷的力量……谢谢，谢谢辛勤的工作，我们热烈地祝贺《中国文学》的诞生。”（吴旸，1999：490）加拿大“进步书会”（Progressive Book Club）很快把该期刊登的《新儿女英雄传》印成单行本，在北美发行。莫斯科出版的《国际文学》发表了评价这个刊物诞生的专文。1952年，文教办文件中申明，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刊物以销售（为主）和赠送（为次）方式推行到国外去。 《中国文学》也不例外。 1960年，《中国文学》刊登了一组反美斗争的文章，引起外国读者强烈的反映，刊物在国外销售量普遍下降的趋势。1962年，开展了澄清业务思想的讨论，认为外宣刊物要面向国外读者，不是照顾读者。（毛大风，1999：47）1963年发行1万份，有2000多订户。第一期订户1200多户，第七期增加到2200多户。每本成本约一块六七，全年花费20多万。国家表示愿意花这笔钱。 1964年，鉴于刊物发行面不广，今后拟大力开拓空白地区。 从读者来信中得知，尤其是《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李家庄的变迁》、《屈原》、《离骚》、《阿Q正传》和鲁迅的作品，很受各国读者的喜爱。他们说，这些作品对于他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量”，使他们“深受感动”，“同中国人民更加接近了”，并增加了他们“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的热爱与研究的兴趣”。许多国家的报纸和文学刊物发表评论赞扬上述作品或加以转载。不少国家的出版社和读者要求译成本国语文出版，有的在电台上广播，有的来信报告《屈原》在当地上演和受到观众欢迎的盛况。但是，从以的选题对于东南亚还流行英文的各国读者考虑，但是很少考虑以英文为本国语的外国（英、美、澳、新、加等）读者的需要。因此，销往东南亚的数量占总量的三分之二。 《中国文学》的对外发行一直由国际书店负责。国际书店是在国际主义的援助下办起来的，以发行我国出版的外文版书刊和外国出版的图书期刊为主要任务。对外文委1958年提出国际书店应以出口为主，对外发行要配合国家外交斗争。1962年又提出，对外发行要配合国家革命运动。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贸易发行方式基本流于形式，非贸易发行占了很大比重。（曹健飞，1999：654-655） 我国书刊进入美国始于1951年，当时正在抗美援朝，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实行封锁政策。进入美国十分难，只有美共在纽约开办的一间“出版物和产品进口公司”（Imported Publications and Products）和我们往来。但是我国的刊物发行量很小，各种期刊订户不足500份。1960年美国进步人士亨利•诺伊斯在芝加哥开办了中国书刊社（China Books & Periodicals, Inc.）向我国进口经销中国书刊，后在纽约开了分店。由于该店的努力，我国的书刊在美60年代的发行量比50年代有了成倍的增长。（龚介福，1999：677） 书刊的发行，首先要有国外的经销店，按理讲经销店越多越好，这样才能使发行渠道畅通，发行量增加，传播工作扩大。但不知从何时，我们把海外的书店划分为进步的与资产阶级的两种类型，我们出版的书只能由各国的进步书店经营，不能经由资产阶级开办的书店，于是我们靠的不是专业书店而是业余的进步分子。进步分子大都设点“楼顶书店”，他们限于资金人手，不可能做较大规模的推广工作，往往是守着书店等待顾客的光临，甚至收不到书款，也在所不惜。有一个国家承销我书刊，被认为是最积极的，每年所要的数量，总是不断上升。据冯亦代回忆，当他遇到我国驻该国大使时，称赞书刊在该国内的销售情况，该大使听了不禁大笑起来。他说，你不要再上当了，我们寄去的书刊都堆积在该国的海关仓库里，因为该国的领导人是反共专家。听了此话，冯先生苦笑不得。10年前他去美国时，曾到经销我国书刊的一些书店，大都偏处在大厦的高楼里，工作人员虽有满腔热情，但不能开拓销路。我们需要有一批有一定运营资金的书店，已经立定脚跟的书店，不管是什么阶级做老板，能积极推销则是基本的要求。 《中国文学》自创刊以来对读者就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位，它虽然是外文刊物，但是对内对外都发行。刊物的指导方针一直指出面向中间读者，一直到六十年代中期才理清了其定义。认为是对中国想了解，要友好，但了解不深并有怀疑和误解；一般地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美帝国主义有所不满，但仍抱有幻想；反对战争，但有和平主义倾向。 但是，真正发行起来是否以这样一种读者为对象，我们无法判断，因为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都不同，根本无法判定谁是中间读者。《中国文学》的对外发行一直通过国际书店，但是据记载，其主要发行是通过非贸易形式，也就是赠送，而不是贸易的形式，因此赔本是必然的结果。这也与其办刊方针有关，它的初衷就是对外宣传，而不是为了盈利，因此，国家愿意为此付出经济代价。 改写者对一位作者、一本著作、一段时期、一种文学风格，甚至是整个文学作品都会创造出另外一幅形象。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些改写都是服务于一定的意识形态或者是在一定的诗学制约下产生的，我们就不会觉得这些形象代表的权力那么奇怪了。（勒菲弗尔，2004：5）经过《中国文学》改写者描绘出的中国文学文艺在读者眼里是红色的，到处都是革命、斗争、毛主席、工农兵、建设、土改，这些在亚非拉国家的读者看来具有同情心或可以引起共鸣，但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读者，只能是一种猎奇的心态。 四、 结语 自古以来，文化从来都是从强势文化流向弱势文化，而决定强弱文化的基础是经济的强弱。因此，我国自己译介自己的文化，向其他国家主动输出，并不符合规律。但是，我国的国情特殊，当时的国际环境决定了国家的外宣政策。在国家译介中外文局占据主导地位，它利用期刊这样的载体，掌握了文学这一象征资本对外宣传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呈现给外国读者一种被改写了的文学史画面。其中，主流意识形态占最主要的位置，而赞助人、集体改写者和诗学都被其统治，赞助人的权力大于集体改写者，集体改写者代表的诗学又必然反映了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虽然操控《中国文学》的主要因素是主流意识形态，但是由于其选刊形式无法配合各时期的具体外宣任务，这使得它与外文出版社的其他刊物不同，较少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1959年陈毅在对《中国文学》编辑部同志的讲话中说“艺术是高明的政治，是最强的意识形态”。他希望《中国文学》能够不强加于人，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在1951-1964年间，刊物在印度和印尼的发行量最大，也达到了用艺术代表政治意识形态的目的。但这并不能说明其影响深远，只能说明其得到了传播。 参考文献 曹健飞. 中国外文局五十年书刊对外宣传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新星出版社，1999：654-655. 龚介福. 中国外文局五十年书刊对外宣传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新星出版社，1999：677. 毛大风执笔. 中国外文局五十年书刊对外宣传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新星出版 社，1999：47. 吴旸. 《中国文学》的诞生[A]. 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回忆录[C]. 北京：新星出版社，1999. 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London, USA, and Canada: Routledge, 1992;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