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基础理论(第2版)》【价格 目录 书评 正版】

中医基础理论是一门研究和阐释中医学基本理念、基本思维方法及基本理论的学科，是中医学课程体系中的主干课程和专业基础课。主要内容包括绪论、中医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与主要思维和方法、中医学的哲学基础、藏象、精气血津液、经络、体质、病因、发病、病机以及养生与防治原则。    本教材编写秉持“以学生学习发展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注重中医基础理论知识体系的完整性、系统性和有序性。在对传统理论继承学习的基础上，注重体现课程的“两性一度”（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对本教材的学习，会为继续学习中医学其他课程奠定坚实的基础。

绪论 中医药学是中国人民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原创性经验总结，是中国优秀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它逐步形成并发展成为独*的医学理论体系，为中国人民的卫生保健事业和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医药学也是世界医学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与西方医学一样，同属于现代生命科学的范畴，同样承担着促进生命科学不断前进和创新的使命。 一、中医学的概念及学科属性 中医学是以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经验为主体，研究人体的生理、病理、疾病诊断和防治，以及养生康复等的一门传统医学科学。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以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气一元论、阴阳五行学说等为科学方法论，以整体观念为指导思想，以人体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为核心，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体系。 中医学具有明确的医学科学特性，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同时，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与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中医学尤其重视人的社会属性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有关健康和疾病的医学问题，因此中医学又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属性。 二、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1.形成基础 （1）环境基础：特殊的自然、社会与学术环境是中医学理论的形成基础与条件。在中原地区，一年四季鲜明的自然气候变化是中医学理论形成的自然环境基础。春夏秋冬，循环往复的变化，是生物生、长、化、收、藏的重要条件之一，但是有时也会成为生物生存的不利因素。人类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是有限度的，如果气候剧变，环境过于恶劣，超过了人体正常调节机能的一定限度，或者机体的调节功能失常，不能对异常的自然变化做出适应性调节时，就会发生疾病。 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大变革的时期，生产关系的改变及生产工具的改进，促进了生产水平的提高，因而在西周时期形成的以农为本的经济结构，在战国以后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与农业相关的科学技术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天文、历算、农学也有许多创新。战国时期已有多种历法，如黄帝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等，天文历算的发展，有关自然现象的科学解释，对运气学说、病因学说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急剧变化，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显著发展是中医学形成的学术环境基础。根据现存的文献资料和史学界的考据与推断，一般认为中医学理论体系在战国至秦汉时期已初步形成。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术思想的交流融合，促使了对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形成了当时人们对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根本观点的认识体系，其中所产生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自发的辩证法，使当时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为较为系统、完整的医学理论体系形成提供了理论方法和思想基础。 此外，中医学理论在形成过程中，与当时的宇宙观、自然观密切相关。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建立了封建社会制度，统一文字和度量衡等，亦为中医学的交流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2）医学基础：古代的解剖学知识、药物学知识，以及不断积累的医疗实践经验，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重要医学基础。 解剖学是医学知识形成的重要基础。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通过祭祀宰杀动物和战争中的角斗杀戮，对动物和人体的内部器官有了*早的观察和了解，这是解剖学的滥觞，也是人们认识人体的发端。但是那时解剖动物和对人体进行观察还不是自觉的医疗实践活动。随着人类的发展以及治疗疾患的需要，人们对动物和人体内脏的观察逐渐变成比较自觉的认识活动。如《灵枢 经水》所说：“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府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十二经之多血少气，与其少血多气，与其皆多血气，与其皆少血气，皆有大数。” 作为“解剖”与“度量”的具体表现，《黄帝内经》中可见“骨度”“脉度”，以及各经脉气血多少的详细记载。《素问 骨空论》对骨之上的“孔”均有论述，《灵枢 肠胃》对消化道的长度与容积测量，*为突出，如其言：“唇至齿长九分，口广二寸半；齿以后至会厌，深三寸半，大容五合。 肠胃所入至所出，长六丈四寸四分，回曲环反，三十二曲也。”虽然古今尺度不一，但研究者据食管与肠道长度的比例计算，知其所载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在血液循环方面，《素问 痿论》提出了“心主身之血脉”的观点。 通过对人体的解剖和直接的观察，即从形态上了解了部分人体内脏的组织器官的位置和结构，并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这些组织器官的主要功能及其对机体生命活动的意义。如心主血、肝藏血的功能，胃肠之所以被称为“府”，正是依据其“传化物而不藏，实而不能满”的形态与功能。《灵枢 玉版》曰：“人之所受气者，谷也。谷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谷气血之海也。”《素问 灵兰秘典论》曰：“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可见古人对这些器官功能的描述无一不是通过解剖观察得来的。 自然药物知识的积累也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重要基础之一。药物是起源于饮食的，*初人们只是发现在其所吃的食物中有一些具有治病作用，随着饮食和医疗经验的不断积累，这些食物才被当作药物流传了下来。如我国历史上**部诗歌总集——《诗经》，书中不仅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之间的民间诗歌，还涉及大量植物，包括苍耳、车前、芍药、枸杞等，这些植物在当时是作为食物加以采集的，在人们食用这些食物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些食物的治病功能。随着经验的不断累积，这些植物就被作为药物流传下来。酒的使用也说明了这一点。酒一开始只是作为饮料使用，随后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发现了酒的医疗作用，并将其用于疾病的治疗。当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们才开始有目的地寻找专门治疗疾病的药物，“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即属于有目的的医疗实践。伴随经验的积累，有治疗作用的药物知识流传下来并不断扩充。如在《淮南子 修务训》《诗经》《山海经》《离骚》等书中，已记载了丰富的药物学资料，在《五十二病方》中所用药物（包括植物药、矿物药和动物药等）就多达247种。 长期医疗经验的积累和总结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实践基础。根据殷代甲骨文的考证，当时已有了病名的记载，如专病名称，癥、疥、蛊、龋等；或以症状命名的耳鸣、下利、不眠等；还有以人体患病部位命名的疾首、疾目、疾耳、疾鼻等。从“耳”“鼻”“目”等人体器官的名称看，当时人们对人体生命活动的认识，起初是与解剖学观察分不开的。根据我国已故著名甲骨学家、史学家胡厚宣的研究，“殷人之病，凡有头、眼、耳、口、牙、舌、喉、鼻、股、足、趾、尿、产、妇、小儿、传染等十六种 ”（《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 殷人疾病考》）。至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对疾病的认识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古代文献《山海经》中就记载了38种疾病，其中以专用病名来命名者，有疽、痹、风、瘕、癥、疥、疯、疫等23种；以症状为病名者，则有腹痛、嗌痛、呕、聋等12种。1973年底，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战国时期著作《五十二病方》中，除载有病症52种以外，文中还提到不少病名，总计约103种。而在古籍《诗》《书》《易》等十三经文献中，据不完全统计，其所载有关病症的名称，则已达180余种。这些充分说明了当时对于疾病的认识已经相当深刻，并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从而为医学规律的总结和理论体系的整理，提供了资料，奠定了基础。 此外，在治疗方法上，还创造了针砭、艾灸、醪醴、导引等疗法。另据《周礼 天官》所载，从周代起我国即有了初步的医学分科，《左传》所记载的医和、医缓等人，即是专门以治病为职业的著名医生。 （3）文化基础：纵观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以及脱掉宗教外衣的东方文化，对铸就中医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回溯中国传统文化之儒、道、释及易经的发展史，可以看到它不仅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精神支柱，更是中医理论发生发展的“根”和“源”。诸多儒、道、释等对天文历法、医学养生等优秀的学术造诣为中医理论发生发展而立言彰教，影响炎黄后裔养生文化于百世。 1）儒学：儒家学术思想发端于春秋战国，以孔孟为代表。自西汉著名思想家、政治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一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主流。儒士本身有格物致知的发展倾向和追求实用的价值取向，于是医学被认为是实现儒家理想的途径之一。“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一时成为旷世流风、儒士箴言，李时珍、张元素、刘完素、朱丹溪、喻昌、吴鞠通等均“弃儒从医”，成为在医学发展史上做出杰出贡献的名家。与此同时，儒家思想也渗透到医学伦理之中，中医学“医乃仁术”的道德境界源于儒家的“仁爱精神”。清代医家喻昌曰：“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医书冠以“仁”字为名者亦颇不少，诸如《仁斋直指方论》《仁斋小儿方论》等。此外，儒家的孔孟心学开创了身心并重的养生之道，为中医“治未病”养生原则的确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儒家所推崇的“中庸”之美，其温良平和的特点与中医强调的“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真谛相似，而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与中医学的整体观念相得益彰。 2）道教：论中医药者皆云渊源于道家。世上任何一种宗教莫如中国道教关注人的生命存在，重视身体与精神的发展统一，自古有“医道同源”之说。如道教*早的经典《太平经 不用大言无效诀》曰：“凡天下人死亡，非小事也 人居天地之间，人人得一生，不得重生也。”大凡修道之士，都精通医理，以医术高明著称于世。从东汉到西晋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养生家、方士。如华佗、葛洪、左慈等，而中国传统养生术的三大流派——导引、房中、服食三家在东汉时已经形成。西晋时期葛洪系统地总结了自战国秦汉以来的方士养生修炼之术，将熙养、房中、行气、导引、服食等各类方法融会贯通。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黄庭经》将道教的养生与医家的脏腑经络功能有机结合，而齐梁时期陶弘景将道家思想与佛家思想融汇，精通医学、药学、炼丹，更是一代养生大师。直至隋唐，医道更加紧密结合，著名医家孙思邈强调“抑情养性”，并在其著作中提出适度运动、调节情绪、节制嗜欲、注意个人身心健康等养生观念，提倡导引行气之术，为中医药养生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3）佛教：起源于印度，古印度很早就注重养生，对饮食起居、衣着沐浴等均有定规，还有类似中国气功导引的瑜伽术。自汉末传入我国后很快本土化，并与原有的文化思想融合。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学的修正方法提倡安般守意的禅定法门，禅定对中医养生有一定的影响，如注重清静调神等。佛教的参禅实为一种佛家气功，历代医家也从佛家气功中汲取了很多积极有益的内容。北宋释道诚编辑的《释氏要览 躁静》中正式提出佛学七情，如喜、怒、忧、惧、爱、憎、欲，虽与中医七情相异，但甚有相同之处。此外，佛教对中医在饮食起居方面的养生有着积极的影响，中医学在吸收佛教医药的某些内容后变得更加丰富，特别是在中医主流医药外，出现了一些别开生面的新疗法、新技术，对民间医药风俗影响尤大。如源于《天竺眼论》的针拨内障术，成为古代中医眼科不可或缺的技术。 4）易学：《周易》对我国传统文化影响颇深。医家论“易”的观点，散见于历代医著之中。在《黄帝内经》形成的过程中，一批批古代医家吸收了《周易》的精华，作为构建《黄帝内经》理论框架的来源之一。首先，《黄帝内经》杰出的成就之一是把阴阳哲学融合于医学，使之成为中医理论的基础，这堪称医理与哲理交融的典范；其次，《黄帝内经》法《周易》之象，创造了独*的中医藏象学说，为中医基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石；再次，在《周易》太极阴阳气化理论的基础上，《黄帝内经》发展了运气学说和气机升降学说。此外，《周易》卦的六位、阴阳、变化等还成为《伤寒论》六经辨证体系的先导。故孙思邈倡“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之言，为后世医家所尊崇。而《黄帝内经》校注名家王冰、林亿等应用易理发展医理，亦颇有成就。 （4）科学技术基础：古代其他自然科学技术的形成、发展及对中医学的影响，是中医学形成的基础。如当时的冶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