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边界问题的由来及其解决的重大意义

　　内容提要：中俄边界问题是两国关系中极为敏感的问题,也是两国关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两国交往的300年里,边界变化之大、影响之深远都是十分罕见的。本文旨在探讨导致边界变化的根源,阐述对于两国边界史的看法。2004年10月14日边界历史遗留问题的彻底解决,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突破性的意义,也为中俄关系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边界问题的解决是两国既尊重历史和现实,又考虑对方利益和关切,既以国际法和通行惯例为依据,又充分照顾实际可能,互谅互让、互相妥协的成就。

　　关键词：中俄关系　边界问题　中俄关系史

　　作者简介：姜毅,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2004年10月14日在中俄关系史上应该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两国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签订了《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这标志着彻底解决了长期困扰两国关系的历史遗留问题。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对此评论道,俄中两国在边界问题上达成的协议具有“突破性意义,长达40年的谈判终于画上了句号”。

　　中俄两国互为陆地边界最长的邻国。两国的边界是在三百年里逐渐形成的,有着复杂的背景——对中国人而言可能更多的是酸楚的记忆。一方面,边界是两国交往的纽带,是两国关系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边界数百年来又是两国关系负面的一部分,是两国矛盾斗争的焦点之一,也曾是两国对立对抗的前沿。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虽然中俄关系史上有过多个有关疆界的条约,但由于各种原因,两国边界从未进行过得到双方认可的认真勘定。无论从哪个角度讲,确定边界走向,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都成为两国关系中突出的任务。本文即从边界问题的产生、解决问题的复杂过程谈起,探讨问题解决的历史性意义。

一

　　边界是一国与毗邻另一国领土(水域)隔开的界线。自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以来,边界成为一个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确立接壤两国边界的进程几乎都伴随着争论,甚至是大规模和不断的战争或战争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俄边界的形成也具有这样的共性。从1685年的雅克萨战争到1969年的珍宝岛冲突,中俄就边界问题进行的武装冲突和以武力相威胁的争端就一直延续着。中(沙)俄关系史上前后涉及疆界的条约有20多个,[1]其中许多都是在此背景下签订的。

　　同时,中俄边界问题的形成还有其特殊的地方。这主要表现在:

　　从俄国方面来说,沙皇俄国是在不断的扩张、拓展疆域的进程中形成统一国家的,这也包括其对东方的扩张。沙皇俄国是一个欧洲国家,它和亚洲东部的中 国相距遥远,本不接壤。到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俄罗斯形成统一国家之时,俄国的领土距离中国黑龙江流域还有数千公里。此后沙皇俄国不断向外扩张,拓展其疆域。十六世纪下半叶,沙皇俄国越过了乌拉尔山,向东方的西伯利亚进发。1632年俄国在勒拿河中游建立了东方据点雅库次克城,这时它的领土逐渐接近中国黑龙江流域。自1643年波雅科夫进入黑龙江流域起,先是小规模的哥萨克式“冒险家”的探索,后是大规模的、正规军队的政府行为。沙俄向东扩张必然与早在此设立行政机构的中国迎头相撞。可见,中俄边界问题从一开始就是俄国向东扩张的结果。这期间不可避免地就带有占领兼并、胁迫割让的因素。

　　从中国方面来说原因更为复杂。首先,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中央政府与边陲少数民族的关系是一个矛盾的共同体,分分合合是平常之事。加之北部少数民族多以游牧为生,乡土概念十分淡漠,其中一些民族十七世纪还处在较原始的部落社会,它们之间的争斗也频频发生。这些均为外敌各个击破、分化和征服提供了机会。沙俄向东扩张能够如此迅速和容易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此。即使在清朝强盛之际,类似噶尔丹的叛乱也让中央在与沙俄打交道时倍加谨慎。尼布楚谈判时原本占据优势的中方主动让步盖源于此。其次,在漫长的封建制度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央帝国”、“万邦来朝”的影响根深蒂固。

　　历来统治者对国界的重视和关注远不及对皇权稳固与否来得强烈。其中,处理外族袭扰优先的选择往往是“让与换招安”。这种意识在早期的中俄边界领土纠纷中表现得较为充分。其三,与“朕即天下”的思维相关,中国历代对天下(世界)的划分极为“简单”,无非三类:中土、近邻和远邦。中土为皇权根基。近邻多为今日所称“周边国家”,与中央王朝关系表现为朝贡与承认宗主地位。而边陲之地就处在中土与近邻之间,地位有些尴尬:一方面是朝廷所辖之地;另一方面,与中土各种联系又有些游离。故中央虽在此建政设制、委派官员,但在各种因素制约下,朝廷对其行政(对外是行使主权)之能力远不能与管辖中土相比。

　　何况北部边陲的一些少数民族往往在实力强盛时,又挑战中央权威,进一步弱化了中央对边陲的辖制能力。这也为他国觊觎提供了机会。其四,在农业文明的影响下,长城以南土地的富庶、资源的丰富、人口的众多足以让小农经济自我满足。稳固此地,封建朝廷的“江山”也就有了“千秋万代”的根基。中国历代对北部(关外)的“蛮荒”地域甚少兴趣。即使是蒙古、满族等少数民族,入关之后,立朝之初那种开疆拓土之气也渐渐淡化,对边远地区的关注和投入也自然不够。

　　《尼布楚条约》签订后,虽有过流血战争,中国政府对边界安全仍然关心不够。

　　在某种程度上是有边无防,致使沙俄势力在数十年里反复渗透、多次进入当时属中国“内河”的黑龙江流域。其五,毫无疑问,中国封建制度后期的腐败昏庸、国力孱弱是导致1840年后列强在华肆意妄为的关键。有关中俄领土边界的一系列重要条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而此时政府在条约签署之时或软弱无能、或力不能逮,导致许多边界划定问题繁多,为以后边界纠纷埋下了祸根。其六,长期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导致中国缺少外交技术和人才的储备,以至在与沙俄的一些谈判、签约、划界活动中漏洞甚多,既在谈判气势上易陷入被动,又易为他人钻空子或引起纠纷。比如最初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有五种文字的版本(汉文、满文、蒙古文、俄文和拉丁文),几个文本措辞不一,描述各异,有的模棱两可。而在《恰克图条约》[2]谈判时,面对已完成地理勘察和绘制地图工作的沙俄,中方却缺少准备、缺乏经验、仓促上阵,加上关键时刻中途换将,致使谈判局势难以掌控,且在实际勘测中又因不熟悉情况而再遭损失。[3]

　　中国历史上两个重要历史时期的转换是沙俄得以在领土边界问题上屡屡得手的关键因素。

　　第一个历史时期是在十七世纪中期。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满族在东北地区重新崛起,开始挑战明朝在东北的权威,中国中央政府对那里的控制遭到了严重削弱。1644年,满清全力攻入内地,明王朝被取代。此后数十年,已成为中国新统治者的清廷一直忙于征讨、铲除明朝残余势力,巩固新生政权在关内的统治地位,包括平定“三藩”(至1681年)和统一台湾(至1683年)。这客观上使清朝的发源地——东北边疆变成了鲜有顾及的管辖“盲点”。故虽自1652年起,中俄在东北边疆多次发生武装冲突,然清朝政府也只是采取了小规模的应急措施,无暇真正顾及。[4]直到1685年,中国新政权基本在关内站稳脚跟后,才有精力调转回头,与沙俄就领土边界进行认真的较量。这就是雅克萨战争,并产生了两国首部划分领土边界的条约——《尼布楚条约》。可以说,中国历史上这次变换朝代,客观上“成就”了沙俄扩张步伐。

　　第二个历史时期是1840年后,中国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长期处于风雨飘摇、政局不稳的局面,饱受列强凌辱。此时,直接与中国接壤的沙俄是获利最多的一个国家。特别是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和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期间——此时也恰为太平天国运动如日中天。沙俄正是利用清朝政府内外交困之际,强迫中国签订了割让土地最多的两个条约——《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

　　应该说,沙俄在东方力量与其在欧洲相比并不强,其对中国之侵害也较少通过类似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那般大规模战争,然在诸多列强凌辱中国历史中,它却是获利最多者之一。究其根本原因是,沙俄凭借其地理上优势,更多地利用了中国内部的不稳定、或外敌对中国的严重打击。换句话说,中国内外交困的局势给沙俄侵华提供了机会。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立刻就中俄关系发表了积极的声明。1919年7月的《致中国国民及南北政府宣言》(也称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提出,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给中国人民。而1920年9月,苏俄政府在致中国政府外交部照会(即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中进一步提出了“八点建议”,其中第一点就是,苏俄政府宣布废除俄国前各政府与中国所缔结的一切条约,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土地和租界,将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归还中国。[5]苏俄政府希望以这些建议,作为缔结中俄新条约和建立正常关系的基础。应该说,自1840年起,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国对华发出的友善呼吁,也是第一个大国平等对华的表示。比照第一次对华宣 言, 1920年的建议似乎在对旧的不平等条约的态度上也更加明确和广泛。[6]

　　后来的事实证明,无论是从苏俄的国家安全现实考虑,还是从推进世界革命的理念出发,苏维埃政权的表态仅仅是文字上的和某些方面的。在领土边界问题上,苏俄根本没有作出任何让步的打算。[7]1924年签署的《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也只商定要重新划定边界,在未划定前维持原有疆界。[8]20世纪20年代,苏联面临着严峻的外部安全环境,而中国内部也陷入军阀混战、无暇顾及边防;进入30年代,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中国中央政府对北部边陲再次失控,苏联此时更担心日本会进一步向北侵略。沙俄时期的历史再次重演,又是在中国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苏联出于自身利益需要,利用时机进一步扩大了沙俄在边界问题上获得的“成果”。苏联当时越过既有条约规定线,把许多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域岛屿置于自己控制之下,黑瞎子岛即是这时所占。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兼并唐努乌梁海、策动蒙古独立均是此时苏联所为。[9]

　　通过简要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历史即可发现,中俄领土边界在最近几百年里变更相当大,虽在整个大区域上有条约规定——尽管许多是不平等条约,但落实到边界的具体地段则几乎没有进行实际的勘验。两国在20世纪又都发生了社会制度更迭,如何理解旧条约、如何解决双方有争议的问题、如何真正以国际法和国际公认标准划定边界一直是两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处理边界问题自然没有立即提出来。

　　在当时中苏结盟、西方对我极为敌视的背景下,揭历史伤疤显然也不合时宜。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中苏边界基本保持着祥和、安定的局面,而且两国边民交往也较方便、融洽。但这并不意味着新中国政府对解决边界问题没有基本的意识。1949年的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对旧中国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和协定,新中国政府将予以审查、依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重新修订、或废除。按照国际法的原则和国际惯例,一国政权更迭后,涉及划分边界的条约一般都应予以承认。新中国的这个态度实际上是原则承认了以往中俄关于领土边界的所有条约,只是希望最终解决有争议的边界划定问题,也就是那些旧约文本不一、文图不一,或有约却未严格勘界,或俄(苏)方利用各种机会违约所占,或因自然环境变化而引发问题等地段——这些地段在中苏东段边界约有700多平方公里,在西段则有27600多平方公里。

　　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新中国政权不断巩固,国家建设进入新阶段,未定边界的划定问题也提上议事日程。解决边界的前期准备——摸底、调研等工作初步展开。[10]1960年,中国外交部成立了“中苏边界问题办公室”,着手准备与苏联的边界谈判。中方为此确定的谈判口径是:强调旧条约的不平等性,但为照顾现实情况,同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然而,从50年代后期开始,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分歧日益严重。到60年代,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两党公开论战扩大到国家关系,两国各方面的联系都出现了对立、对峙的局面。

　　解决边界问题的进程也受到了两国总体关系逐步恶化的严重干扰,以至后来几十年都难有进展。反过来,边界问题又在这样的背景下演变成进一步恶化中苏关系的催化剂和严重障碍。

　　中苏关系趋向紧张后,原来平安无事的边界成了反映两国对立情绪的“前沿”,历史遗留的划界问题也再次凸显出来。在这种形势下,边界问题无法忽视或拖延,应该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自1964年起,中苏两国先后举行了三轮关于边界划定问题的谈判。[11]然而,从1964年到1978年,两轮谈判都因双方分歧太大,双方在边界问题上的基本思路也严重背离,加上两国关系的对立状况,均以无果而告终。这些原则性分歧集中表现在:首先,关于历史上中俄条约的性质。中方提出,鉴于清代被沙皇俄国割让的 土地是以条约规定的,中国方面只是希望通过谈判划定边界,并未把历史上向沙俄割让的150万平方公里土地问题作为谈判内容。但是,中方也强调,历史上有关中俄领土和边界问题的许多条约是不平等的,是在中国封建王朝昏庸腐败、中国国力衰败时被迫与列强签订的。然而,苏联方面不仅拒绝承认历史上许多条约的不平等性,而且把中俄首部划界条约——《尼布楚条约》诬称为清廷强加于俄罗斯的,后来的《爱珲条约》、《北京条约》等则是沙俄合理地收复“失地”。

　　其次,关于谈判的目的。中方认为,双方坐到一起的目的就是商谈两国未定边界和由此造成的争议地区问题,通过谈判寻找合理的解决方案。苏联方面则坚称,中苏边界和领土都已由相关条约解决,即使未有条约明确的也已是历史形成或早为苏联控制,因此不存在边界争议问题,不存在边界未定问题;双方谈判的目的只是讨论因自然环境改变而需进行重新勘定的个别地方的问题。在谈判开始前的苏联政府声明中,苏联方面就对谈判的目的定了性,即为排除可能的“误解”,双方可就核定“个别地段的边界走向问题进行协商”。[12]

　　其三,关于以什么为确定边界的基础。中方强调,既有条约是双方划定边界的基础,而苏联方面则把这个基础扩大为不仅包括双方已有条约,还包括一些文件。其间的关键在于,苏方所持的文件均为对己有利之“证据”。比如,中苏东段边界中的黑瞎子岛地区,苏方持与原条约相差甚远的俄制地图——有关此问题后有详述。关于西部边界的帕米尔地区,苏方所持文件同样滑稽。苏联认为,1894年3月到4月两国外交换文已就划定此地边界达成了协议。而实际上,1891年后沙俄武装进入帕米尔地区,中俄双方多次交涉未果,到1894年时两国只得同意暂时维持现状。彼时四份换文(中俄各两份)并非划定边界,其核心只是双方相互保证维持各自实际控制区域现状,不得超越各自当时所占据位置,直到就该地区划界问题达成协议为止。同时,中方当时也强调了,同意维持现状并不意味着放弃对实际控制区以外领土的权利。

　　需要指出的是,第一,在首轮谈判中,双方工作组层面的协商曾达成了以主航道中心线为基础划定两国边界的共识。如这点能够实现,不仅边界谈判早应结出一些果实,而且1969年珍宝岛事件也有可能避免。然而在中苏关系恶化的背景下,苏联方面显然不想做出任何符合国际惯例的让步,此共识未能得到苏联领导的认可,在代表团层面就被拒绝。比照1991年签署的中俄边界协定就会发现,此后谈判和结果即是回到1964年曾错过的机会上,苏联领导人的偏激和固执浪费了两国整整20多年的时间。

　　第二,正是从这轮谈判开始后,并且在以后数年,苏共中央先后四次发出指示,要求苏联科学界、出版界、报刊界“修正”原来对中俄历史疆域、边界、关系史等方面的“错误”阐述,并专门成立了由许多汉学家组成的研究班子,修改中俄关系历史,作为自己在边界、历史问题上“编撰”新的“证据”。而这些此时形成的“新”历史对许多俄罗斯人的“教育”十分深刻。时至今日,一些俄国人士的中俄边界史观就是在这些“新”史学影响下形成的。

　　中苏关系长期对抗的局面、两国漫长边界持续紧张的态势显然不符合双方 的战略利益。无论是从全球战略的角度考虑、还是从缓和周边紧张局势的政策出发,苏联都迫切需要改善与最大邻国的关系;而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也需要营造稳定祥和的外部环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自七十年代末期开始,中苏双方逐步尝试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应该承认,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为改善中苏关系、特别是消除当时中国特别关切的安全障碍做出了建设性的努力。1985年3101　中俄边界问题的由来及其解决的重大意义月,在当选为苏共领导人的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就表示希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13]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发表讲话,首次对解决中苏边界问题阐明了新的立场,即同意按照国际通行原则,以主航道中心线为基础划定两国边界,他还表示希望中苏边界能够成为和平友好的边界。[14]苏方建设性的态度立刻得到了中国方面的积极回应。

三

　　1987年2月,第三轮边界谈判在莫斯科举行,双方代表团团长均为同时负责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副外长——钱其琛和罗高寿。[15]与前两次不同,这次谈判具有了两个建设性的条件。其一,前述苏方在边界走向问题上的新立场,以及苏方逐步承认存在争议地区,为谈判能够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这也使得双方能够就解决边界问题确立一致的原则,即以有关中苏边界的条约为基础,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公正合理地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其二,中苏关系全面回暖,各领域合作的恢复和发展使得两国关系正常化能够逐步向前推进。到1988年时,中方提出的影响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基本消除, 1989年5月,两国关系终于实现了正常化。中苏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为边界问题谈判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也推动了解决边界问题的进程。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尽管苏联国内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中苏谈判却能够较快取得成果。在这轮谈判进行了两年多后,双方已就争议最大的东段边界划定 问题基本达成了一致。

　　1991年5月,两国外长签署了共十项条款的《中苏国界东段协定》,确定了两国东段绝大部分边界的走向。其中协定第二条明确规定了国界东段边界线走向的33个界点,并指出国界线用红线标在比例尺为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上。协定还规定,通航界河以主航道中心线、非通航界河以河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为依据划分国界,并依此划分岛屿归属;双方各类船舰可从乌苏里江至黑龙江(经哈102欧洲研究　2006年第2期　巴罗夫斯克)自由航行,中方船只可沿图门江下游通往太平洋水域。1992年2月俄罗斯联邦和中国立法机关先后批准了这个协定,并于同年3月开始生效。[16]

　　苏联最终没能同中国就西段边界达成最后协议。苏联解体后,原中苏西部边界分别成为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四国的边界(其中中俄边界为50公里、中哈边界为1700公里、中吉边界为1000公里、中塔边界为400多公里)。1992年10月起,在中苏谈判已定原则和已达成协议的基础上,中国继续与上述四国就西部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这时五国形成了“4+1”(原苏联四个共和国和中国)的新谈判机制,即联合划界和边界地区裁减军备两个委员会,这也成为“上海五国”机制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的雏形。

　　新的中俄西部边界问题并不复杂(原争议较大的地区都成了中国与其他中亚国家的问题),因而解决起来也比较快, 1994年9月,中俄双方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西段边界(约54公里)的协定,并于次年10月获得两国最高立法机关批准。至此,中俄边界98%的部分都已通过和平的方式得到法律的确认。

　　在苏联解体后,继承前苏联西北边界遗产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四国依然延续了同中国友好协商的势头。边界协议也水到渠成。从1994年4月的《中哈国界协定》到2002年5月中塔签署国界补充协定,原中苏西部边界的走向全部划定,中国西北边界的历史遗留问题全部解决。

　　在绝大部分边界划定后,中俄两国将精力集中到解决遗留的问题上来,就是额尔古纳河(俄方称为阿尔贡河)上的阿巴该图洲渚(俄方称大岛)和黑龙江(俄方称阿穆尔河)、乌苏里江(俄方称乌苏里河)交汇处的黑瞎子岛(又称抚远三角洲)地段。阿巴该图洲渚面积约62平方公里,其争议的产生主要是因为自然环境改变、河流改道。比较而言,在当代的中俄边界谈判中此处麻烦并不大。

　　黑瞎子岛面积约335平方公里,由于水文情况的变化,中方称为一个岛,而俄方称为两个岛(塔巴罗夫岛——也称银龙岛和大乌苏里岛)。它北临黑龙江,东南部靠乌苏里江,西南是连接黑、乌两江的抚远水道。该岛西距中国抚远县城11公里,东距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1500米。该岛地处两江汇合处,控制着黑龙江和乌苏里江航道,且紧邻俄罗斯远东重镇哈巴罗夫斯克,故成为双方谈判的一大难点。黑瞎子岛问题的产生当然是因为俄国侵吞传统中国属地。但从中国方面来说,也不是没有失误,而且应该是中国外交史上值得书上一笔的严重错误。黑瞎子岛本非沙俄控制领土,即使是中方视为不平等条约的1860年《北京条约》文本部分也清楚地标明了两国以两江(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界,位于主航道中心线以南的黑瞎子岛当属中国领土。然而,当时代表中国签约的清政府既昏庸无知,又被英法联军搞得魂不守舍,竟然忽视了条约附图的重要性,只是由俄方代表信手在百万分之一的地图上划了一道红线。[18]1861年6月,清朝政府与沙俄代表在兴凯湖举行了两国勘界会议。是次会议上签署、交换了《北京条约》附图。在态度强硬、准备充足的俄方面前,中国代表进一步加重了自己的错误。作为会议成果签署的《北京条约补充条款》明确写到,会议主旨是签署和交换有关《北京条约》所编绘的边界地图和详细记文,且所有交换文本核对完全相符,作为《北京条约》的附件。然而,前述沙俄代表所绘地图不仅不精确,且存在严重错误,却作为条约一部分记载在文件中,为以后双方争执埋下了“祸由”。[19]

　　事实上,即使在此后相当长时间里,黑瞎子岛也一直在中国管辖之下。20世纪初,沙俄政府改变了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称原《北京条约》所指疆界不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上,而在黑瞎子岛以南的阿穆尔水道(抚远水道)上,黑瞎子岛“自然”也应为俄国所有。1929年8月,在“中东铁路战争”期间,苏联军队借机占领了黑瞎子岛。后来,中苏关系正常化时,邓小平在与戈尔巴乔夫历史性谈话中还特意讲到了黑瞎子岛,作为苏联损害中国利益的一个例子。[20]

　　经过艰苦的谈判,在两国元首的直接推动下, 2004年边界遗留问题谈判终于有了结果。中俄两国同意大体平分上述两个有争议的地区。

　　2004年10月14日,普京访华期间,中俄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从而为彻底解决边界问题划上了圆满的句号,这是两国三百多年交往史中首次全线确定了边界走向(具体边界线的设定有待勘界工作的最后完成)。

　　2005年4月27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的决定; 5月20日和5月25日,俄罗斯议会上下两院先后批准了俄中边界东段补充协定。

　　四中俄边界线走向全部确定对于两国关系发展具有“突破性”的意义。两个大国通过和平方式合理、互让地解决边界纠纷的价值是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

　　第一,边界问题的解决消除了两国关系中的一大障碍,消除了长期以来两国关系中潜在的一个冲突点。为我们进一步推进两国关系、发展平等互利的合作奠定了基础。两国都知道,中俄为解决这个问题付出了多么艰苦的努力,我们也十分清楚地了解两国在边界地区曾经发生过的对峙给两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带来了多么沉重的包袱。俄罗斯前驻华大使罗高寿说,苏联为与中国对抗而白白浪费的300亿美元的事实,应该足以时刻提醒人们,不能再回到毫无希望的对抗中。[21]今天,边界问题在两国关系中终于成为了历史,两国4300多公里的边界从此完全可以变为和平友好、稳定清晰的睦邻地带。

　　第二,边界问题的解决为中俄两国在漫长的边界地区开展经贸往来、环境保护、合理利用资源、开展航运业务、共同打击犯罪等许多具体领域合作创造了新的条件。边界不仅是划定中俄疆土的标志,更可以成为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和桥梁,可以为两国人民提供带来福祉的机遇。

　　第三,边界问题的解决为改善两国的外部环境、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可能。

　　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是中国和平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为此,中国政府提出了“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睦邻、富邻和安邻”的周边政策指导思想。其中与我国有着最长边界的俄罗斯无疑是影响中国安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边界问题彻底解决使得100多年来中国陆疆安全最大的忧患基本得以消除,北部边陲的长治久安有望得以确保。为国家发展塑造和维护有利的外部环境,努力在周边建立睦邻带,并防止出现新的紧张和冲突同样也是俄罗斯外交的一个核心任务,俄罗斯也面临着周边各种形式的挑战,包括与其他国家的领土问题。与中国边界问题的解决,也为俄罗斯远东的安全与发展创造了条件。

　　第四,边界问题彻底解决是中俄两国对地区和世界稳定与和平作出的贡献,为解决其他类似问题的争端提供了一个榜样,也印证了两国主张的和平互利、着眼于大局为解决争端的原则。两国解决边界问题的经验证明,无论历史有多长、问题有多复杂,曾经有过多严重的冲突,只要能够遵循这个原则,只要能够把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当作努力的目标,就可能化解所有冲突和矛盾。

　　在评价解决边界问题意义的同时,还有几点说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两国民众中不是所有的人都清楚地了解一些问题,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对此做出客观评价。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从其执政开始就从未要求俄罗斯归还历 史上被割让的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个立场是一贯的,即使是在两国关系最复杂的时期、在两国爆发边界冲突的时候也是如此。[22]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从1964年第一次谈判、经过1969-1978年第二次谈判,直到1987年第三次谈判,中国方面只是希望划定边界,从未把所谓150万平方公里土地问题作为谈判内容。2001年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特意强调了双方对领土和边界没有觊觎的野心,从而再次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两国在解决边界问题过程中所达成的共识。第二,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两国人民之间仍然有着一些不了解、甚 至是疑虑,有关边界问题解决在两国都存在一些反对意见。

　　中国一直认为,中俄关系历史上的一些关于领土、边界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是在中国封建王朝昏庸腐败、中国国力衰败时被迫与列强签订的。但我们也同时认为,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联邦对此并不承担道义的责任,我们还认为,旧的历史已经翻过去,两国关系的今天和明天完全可以启动新的篇章。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时十分明确地阐述了中国在历史问题上的基本态度,这就是结束过去,开辟未来。[23]因此,俄罗斯一些人在边界领土问题上不能正确理解中方态度和立场,把中国对历史的解读视为对俄罗斯领土的觊觎显然缺乏根据和理由。

　　一些中国的“爱国民族主义者”也不能正确和理智地理解、对待中俄划定边界的意义。他们认为,中国完全可以在这个问题上“拖”下去,等待国力强大时再去解决,届时可能获得更好的结果。应该说,他们对历史、现实和国际法普遍缺乏必要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想当然的感情的宣泄。必须看到,无论国家强大与否,领土边界问题都是十分复杂的,其间涉及的因素有许多,并非如一些人臆断的那般简单。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强大、发展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必要条件,这就是周边地区的安定、祥和,这就是与相邻国家的友好相处。这就要求把边界变为稳定、有法律依据的和平地带,也就是说,把历史遗留问题尽快解决。

　　需要认识到,边界问题的解决不是一方向另一方屈服的结果,也不是一方接受另一方观点的产物,而是两国既尊重历史和现实,又考虑对方利益和关切;既以国际法和通行惯例为依据,又充分照顾实际可能,互谅互让、互相妥协的成就。我们对解决边界问题的理解和解释应该从两国关系的大局、从构建两国长期友好关系的战略高度出发,而不是基于狭隘的、带有偏见的所谓民族爱国主义的角度;应该从历史、法理和客观事实出发,而不是无理性地宣泄情感、无根据地主观猜测;应该从寻找共赢、在合作中营造共同安全的新理念出发,而不是固守过时的安全困境模式,试图追求单方面的绝对安全。

　　第三,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俄关系,可以清楚地发现,两国边界问题虽然是历史遗留的难题,但并不是两国关系的全部、甚至不是主要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边界问题只是两国关系的一个晴雨表,是对两国总体关系的反映。20世纪50年代,当两国关系发展良好时,边界没有成为人民交往的障碍,边界也没有给两国合作造成什么麻烦。同样,今天边界问题能够在公平互利的原则上彻底地解决也有赖于90年代以来两国关系健康、平稳地发展,有赖于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确立、有赖于两国全方位合作的加深。反之,当60年代两国总体关系恶化时,边界就成了反映对抗、对立局势的前沿。因此,两国最主要的任务是如何进一步深化各个领域的合作、如何加强彼此间的了解和信任、如何把两国良好关系的大气候、大氛围继续保持下去。只要着眼于此,我们就能确保已经彻底解决的边界不再变成一个问题,确保已经划定的边界不可动摇。

　　(责任编辑:宋晓敏)

[1]其中一些主要条约是:《尼布楚条约》(1689年)、《恰克图条约》(1728年)、《瑷珲条约》(1858年)、《北京条约》及其补充条款(1860年、1861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也称《塔城议定书》, 1864年)、《伊犁条约》(1881年)、《中俄喀什葛尔界约》(1882年)、《中俄续勘喀什葛尔界约》(1884年)、《满洲里界约》(也称《齐齐哈尔条约》, 1911年)、《沿霍尔果斯河划界议定书》(1915年)。 [2]《恰克图条约》谈判是指包括《布连斯奇界约》、《阿巴哈依图界约》、《色楞格界约》三部分谈判,并在其基础上形成。[3]关于《恰克图条约》谈判情况可参见张维华、孙西:《清前期中俄关系》,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4]自清顺治年间起,沙俄也多次遣使来华。但在许多问题上双方难以沟通,特别是沙俄对黑龙江流域的蚕食、策动个别部落反叛等更是成为两国关系的严重障碍。因此两国邦交始终未能顺利进行。 [5]参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87页。[6]在“第一次对华宣言”中,苏俄政府列举了若干被废除的旧约,其中包括: 1896年6月的《中俄密约》、1901年9月的《辛丑条约》、从1907年3月到1916年7月的四次俄日密约,并无有关边界和领土的那些不平等条约。参见《中苏国家关 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7]中苏关系恶化时,苏联方面针对中国批评其背弃了十月革命初的立场的解释是,“第一次对华宣言”是“第二次对华宣言”的基础,苏俄当初废除旧约的条目已在“第一次对华宣言”中列举,不存在所谓废除包括边界领土条约的意思。故中国方面是曲解了两次对华宣言的原意。现在看来,苏方的这个辩解是符合事实的。[8]《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271页。[9]强占唐努乌梁海开始于沙俄时期,然正式并入苏联版图是1945年后的事。策动蒙古独立也始于沙俄,雅尔塔协定则意味着,外蒙分离得到了国际承认。[10]根据吴冷西的回忆, 1960年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解决与周边国家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48页。[11]关于中俄边界谈判的文献目前还甚少。俄罗斯学者加列诺维奇的专著是较详实的之一。当然,作者所述更多地带有俄罗斯人的感情色彩和视角。参见加列诺维奇:《俄罗斯与中国20世纪的边界》,莫斯科出版专家出版社2001年。[12]“苏联政府声明”, (苏)《消息报》1963年9月21日。[13]“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真理报》1985年3月12日。[14]这次讲话中,苏联方面还在消除三大障碍方面有了些新举措,表示要减少在阿富汗和蒙古的驻军,愿与中方就建立睦邻关系进行认真的磋商。《真理报》1986年7月29日。[15]在这轮边界问题谈判之前,从1982年10月开始,中苏双方已就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了副外长级的政治磋商。有关问题参见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16]到1999年两国联合勘界委员会勘定了中俄东段边界共计4195. 44公里(不包括当时未解决的两个地段),其中陆地约为578公里,河界约为3547公里,湖界(兴凯湖)70公里。勘界中,双方共树立了1180个界桩,还解决了两国界河中2400多个岛屿的归属问题。双方还绘制了准确标示国界和界桩位置的地图。[18]说此条约线系“信手”而为是因为双方此前此后均未实地勘验,最后这条线却以法律文本方式、按俄文字母(А—У)在条约中标注。[19]曾任俄罗斯联邦外交官和中俄联合勘界委员会俄方首席代表的季列耶夫对此问题的产生也有较准确的描述。参见季列耶夫:“俄中边界4200公里”, (俄)《国际生活》1999年第2期。[20]参见邓小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 [21]罗高寿:《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俄中关系》,俄消息出版社2005年,第53页。[22]即使发生了边界武装冲突,中国政府的立场也未因两国关系全面紧张而改变。1969年10月8日中国外交部发表的五项关于边界问题的主张中仍然强调,承认19世纪和20世纪初有关中俄边界的条约的不平等性;照顾现实情况,中方不要求收回已被割让的领土,而愿以既有条约为基础,与苏联重新确定边界走向。[23]参见邓小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