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生产新模式的基本特征与反思

　　作者简介：郝丹，女，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远程教育》杂志社副编审，主要研究方向为学术传播，远程教育；郭文革，女，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技术，远程教育。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全球化及互联网技术带来了社会情境的变革，并催生知识生产新模式。新模式跨越学科和组织边界，挑战了大学作为知识生产中心的传统地位。吉本斯等人将当下知识生产中的变革归结为“知识生产新模式(亦即‘模式2’)”，并将之前的知识生产模式命名为“模式1”。我国学界普遍将模式2作为科学理论并理所当然地加以接受，少见关于其合理性的深入探讨。但模式2是否是一个科学理论，以及该理论的有效性、新颖性，在西方历来颇受质疑。文章基于库恩的科学理论评价标准，从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和有效性五个维度，评述了知识生产新模式作为理论的合理性。研究发现，“知识生产新模式”更像是一个正在成熟的理论阐述，具备了作为理论的基本框架，但因其理论根基的不足，加之现实变动不居，没能上升为纯粹稳定的理论范畴。

　　关 键 词：知识生产新模式 科学理论 库恩 吉本斯 模式2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19)3-0003-10

　　一、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为人类社会的工业进步、经济繁荣、文化传播带来了现实上的种种可能性。社会经济全球化态势的萌芽虽早于互联网的诞生，但亦是借助互联网的便利走向高潮。在如此社会情境中，大学作为知识生产的主体面临了挑战，不得不有所应对。

　　知识生产新模式(New 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是吉本斯等人于1994年提出，用以描述当代社会中正在发生的、跨越学科和机构边界的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吉本斯等将知识生产模式划分为模式1(Mode 1)与模式2(Mode 2)，用以表征不同的知识生产模式。其中，“模式1”即“一种理念、方法、价值以及规范的综合体”，“一种知识生产的形式”，并且由于其生产知识的情境主要存在于高校中，因而模式1被认为是“等同于所谓的科学”，其中所认定的重要的问题，谁可以从事科学工作、什么是好的科学，都由认知的和社会的规范来决定，“科学”和“非科学”之间有着泾渭分明的界限。[1][2]然而，模式1的这些特质也正在当今社会变迁中遭遇困难。

　　于是，吉本斯等人提出“模式2”，用以命名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并作为对模式1的补充与发展。模式2的提出在科技政策、高等教育研究、管理学等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①在我国教育学界，知识生产模式2理论也逐渐受到广泛的关注，[3][4]并被用于分析一些教育现象，如大学的知识生产、[5]高校的教学改革、[6]一流学科建设、[7]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改革、[8]高校智库的发展、[9]博士培养模式的变革[10]等等。知识生产模式2理论俨然已经成为近年来高等教育研究界应用最为广泛的理论之一。

　　知识生产的模式2理论虽然影响很大，但在西方学界，来自科学史、科学社会学领域的学者对这一概念的有效性、新颖性也不乏质疑的声音。[11]反观我国学界，似乎更多将知识生产模式2作为一个恰当描述当下知识生产模式的概念理所当然地加以接受，少见关于知识生产模式作为科学理论的合理性问题的深入探讨。

　　为此，本研究尝试从知识生产模式理论的基本命题出发，以库恩的科学理论评价标准为依据，[12]评述知识生产新模式作为科学理论的合理性。研究者期望以此来回答如下问题：知识生产新模式是否可以作为一个科学理论？更希望对其答案的追寻能为明确“知识生产新模式”在后续相关研究中的位置(作为理论框架、作为中介变量或是作为环境因素)做出有益探索。

　　二、知识生产新模式的基本特征与科学理论的评价标准

　　(一)知识生产新模式的基本特征

　　知识生产模式中的“模式1”由吉本斯等人归纳提出，[13]符合默顿范式的特征：知识生产主要在单一学科的认知语境中展开，学术兴趣是主导，同质性、等级制是其组织的主要特征，知识生产主要接受学术标准的评判。[14]然而，全球化趋势及其对技术发展与科学研究的冲击，使得模式1难以适应社会变迁对知识生产的新要求，进而陷入无法与社会应用情景和谐融合的困境。

　　吉本斯等人看到了由知识生产赖以存在的社会情境催生出更具适应性的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并首先将其命名为“知识生产新模式(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NPK)”，或曰“模式2”，[15]该模式“不仅影响生产什么知识，还影响知识如何生产、知识探索所置身的情境、知识组织的方式、知识的奖励体制、知识的质量监控机制等等”。[16]

　　归结起来，模式2聚焦于知识应用和基于知识的问题解决，包括并鼓励以下原则，这也是模式2的五个基本特点：[17]

　　1.应用情境中的知识生产。模式2的情境是由“更加分化的知识和社会需求所决定的”，知识的生产是社会中“更大范围的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其生产需求来自政府、企业、高校等各种社会主体面临的现实问题，知识生产的成果主要服务于应用型需求。

　　2.跨学科。模式2所寄身的应用情境决定了知识生产所要解决的问题不能限于单一学科的知识框架。模式2中问题的解决更促生了跨学科的出现，其独特的理论结构、研究方法和实践模式中衍生了跨学科的问题解决方法。

　　3.异质性与组织多样性。前两个特性为知识生产模式2带来了知识生产场所、沟通方式以及所涉及研究领域等方面的异质性。如此，使得更多元的知识生产组织涉足其中，更在异质性的生产过程中产生了新的、多样的组织形式。

　　4.社会问责与自反性。同样是由于模式2强烈的应用情境性，所应对的问题、所生成的解决方法以及所生成的知识，都具备浓厚的应用特性，也即：响应现实社会中各个领域的需求，探索可行的解决方案，生产直接可用的知识，最终应用到问题情境当中。因此，其知识的生产中的问题解决与否是多元化参与者的关切，模式2于是需要应对来自社会的问责，开展对知识生产的方式、过程、结果等方面的持续反思，以期建构更适合应用性情境的新知识。

　　5.更加综合的、多维度的质量控制。在模式2中，传统的学术研究质量评价方式已不再适用，因而必须产生满足前述4个特征的质量控制新体系，需要关照“不同范围的学术兴趣以及其他社会、经济或政治兴趣的应用的情境”。

　　关于模式2的五个基本特征，诺沃特尼等后来进一步将其阐释为模式2社会的17个描述，[18]并借此特别强调模式2的应用领域不仅限于科学研究，还应覆盖整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