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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11 09:09|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经济、技术、金融全球化带来新的劳动地域分工及生产组织变革,对地方创新环境影响深远。商品链、价值链及全球生产网络将全球与地方联结起来,创新过程的全球-地方关系及跨国创新机制成为区域发展的新论题[1,2]。

中国计划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及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使企业成为地区创新的主体[3]。企业研发行为演变成为推动地区创新过程演变的基础力量,并反映其在全球产业分工与价值体系中的角色变迁。作为技术、经济的后发者,本土企业研发行为的演化不仅取决于内部创新努力与地方惯例,也受跨国资本技术势力的影响与约束。随着全球技术竞争与合作的不断发展,来自跨国资本直接的技术传输获取后发优势的空间日趋狭窄,间接的技术溢出对本土企业的创新影响变得愈加重要。

技术溢出作为跨国资本对东道国经济效率及发展能力的无意识间接影响,是一种非自愿技术扩散[4]。在全球资本跨境流动更趋频繁[5],地方创新环境日趋复杂的大背景下,技术溢出对本土企业研发行为演变尤其是自主创新动力生成产生何种影响,如何基于技术溢出“正”的外部性促成地方集群技术良性演化机制的生成,是当前中国区域经济需要应对的重要理论及实践问题。本文以广州市为案例地,通过半结构式问卷调研,从企业微观尺度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地方背景下面临日益紧迫的环境规制及技术转型要求的制造企业[6]研发行为演变进行细致梳理与提炼。并从跨国资本技术溢出的角度建立本土企业创新行为选择的有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阐明技术溢出对本土企业研发行为演变的作用与机制,为促成包含跨国企业在内的区域生产系统的良性演化及区域创新政策的制定提供启示。

1 研究进展

目前,全球化对地方企业创新过程的影响主要沿着关注创新主体间各种正式与非正式关系的创新网络研究和以跨国资本对地方企业创新影响为切入点的技术溢出研究两条主线展开。前者探讨全球、区域及地方尺度下,嵌入全球产业链的地方企业及其他创新主体间形成的创新联系及由此产生的网络形态、组织形式、结构变迁和作用机制[7]。跨国资本对地方企业研发行为的影响、渠道以及影响机制则主要被纳入技术溢出的研究框架。

技术溢出作为跨国资本对发展中东道国技术扩散的重要通道,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焦点,也是最具争议的论题之一[8]。20世纪70年代以来,技术溢出对东道国经济进步、技术更新[4,9]及空间演变[10,11,12]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主要限于经济及创新结果变迁,对企业研发行为等创新过程的关注仍然有限[13]。已有的研究成果也颇具争议:一方面,跨国资本的进入为东道国企业技术演进提供了由“成熟技术”到“固化技术”再到“新兴技术”,由模仿到创新的新路径[14],跨国企业的“示范效应”及科技人员的流动会刺激东道国企业的自主创新[13]。但另一方面,创新成果通过不可控的技术溢出,使研发投入产生的收益由研究者向模仿者转移,导致模仿者自主研发的“惰性”,同时跨国资本带来的“竞争效应”降低其生产规模和利润水平,恶化国内企业的研发融资能力,也会对企业研发行为产生抑制作用[13,15]。

上述研究大多基于宏观行业统计数据,对影响机制的讨论也多基于抽象的模型推演,缺乏建立在多样本、多变量企业调研基础上的实证观测,无法从微观层面考察企业研发行为的具体演变,也难以从微观行为的角度揭示技术溢出对企业研发行为影响的作用机理。同时,在区域尺度对企业微观因素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个体特征及相应的组织行为[3],对技术溢出对东道国企业研发行为演变的影响较少涉及,需要从企业微观实证的角度进行理论补充与实证检验。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评估

主体数据来自广州市本土制造企业面对面半结构式问卷调查。调研于2014年1月、2015年12月至2016年2月及2016年12月展开。调研对象为位于广州市的全内资或外资比例低于50%的合资制造企业。共填写问卷335份,有效问卷220份,有效率65.67%,样本中全内资企业占总数的93.18%。调研过程中部分小、微型企业拒绝回答产值规模,故在国家统计局企业规模划分[16]的基础上将小、微型企业合并,企业规模按“大、中、小型”划分,并仅用“企业员工数”作为划分依据。卡方检验表明,当显著性水平 α=0.01时,企业在样本和整体中的规模分布在统计学上没有显著差异( P=0.026),样本具有一定代表性。据样本企业注册时间,96.36%的企业创立于20世纪90年代后,故主要反映90年代以来研发行为演变。

2.2 半结构式问卷调研

半结构式问卷介于结构式与开放式问卷之间,具有双向沟通性,可深入理解受访者创新行为背后的动因和机制,探究企业研发行为演变的过程及机理[17]。抽样方法为便利及滚雪球两种抽样方法的叠加。问卷内容包括“企业基本信息”“竞争模式”“知识获取与结网行为”“技术与生产联系”及“研发国际化”5个模块。研发行为演变的参照时点设为“创立初期”与“现阶段”。此外,不同经营时间的企业群组构成特定的“时间序列”,根据注册时间将样本企业分为“初始经营”(经营时间小于3 a)、3~5 a、5~10 a、10~20 a及20 a以上5个群组,对群组间研发行为进行比较分析。考虑到研发行为的关联性和复合性,题型多设置为多项选择。

3 全球-地方背景下广州市本土制造企业研发行为的演变

从研发行为主体、客体及过程3个方面[17]阐述全球-地方背景下广州市本土制造企业研发行为的演变。研发行为主体是研发活动及其相关行为的承担者,包括企业内各种研发组织、部门和机构;客体指研发行为指向的对象,是其产生的技术后果,主要内化于企业的新产品;过程指各种具体的研发活动及其相关的组织方式与实施途径等。

3.1 研发行为主体的演变

企业研发行为主体的演变主要表现为以自主研发为目的的独立研发机构日益重要,研发与制造空间逐渐分离。数据显示,现阶段已有40.45%的受访企业在国内设立独立的研发机构,且经营时间越长的企业比例越高,在20 a以上群组中已高达57.14%。独立研发机构的区位主要位于广州、深圳、北京及上海。66.29%的独立研发机构以自主研发为目的,比居于第二位的“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高38.20个百分点。同时,有6.36%的受访企业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比中国东部地区平均水平高2.76个百分点[18],主要位于欧洲、日本、美国及印度等地区,其中53.86%为兼具“获取海外技术资源”与“开发和适应海外市场”目的的复合型研发中心。独立的研发机构已成为广州市本土制造企业研发行为主体的重要形式,并呈现珠三角-国内-海外的空间拓展趋势。

3.2 研发行为客体的演变

企业研发行为客体的演变主要表现为新产品竞争模式的改变。调研数据表明,在本土市场,新产品竞争的低成本和缝隙市场模式逐步被技术领先与先进营销所替代。新产品以“生产成本低”和“填补市场空白”为竞争优势的企业分别由创立初期的38.50%和24.88%降至现阶段的30.84%和14.49%,以“技术领先”和“先进营销”为竞争优势的企业则分别由创立初期的50.23%和17.84%升至现阶段的60.28%和21.96%。同时,以“生产成本低”为竞争优势的企业主要集中在经营时间3~5 a和5~10 a的群组中,两者比例分别高达45.83%和44.17%,在20 a以上群组中则降至20%,其中单纯依靠“生产成本低”的企业仅为7.5%,表明低成本越来越难成为企业长期的生存依托。在全球市场,51.93%的出口企业仍以低成本为主要竞争优势,但单纯以低成本获取竞争优势的企业已降至25.58%;单纯以先进技术为竞争优势的企业则达到22.48%。新产品不断提升的技术竞争力,正逐步改变本地生产系统“低成本、低附加值”的“世界工厂”的传统印象。

3.3 研发行为过程的演变

1) 研发投入不断增加且分化显著。数据表明,84.72%的受访企业研发经费逐年增加,现阶段研发经费占销售额比重高于5%的受访企业已达51.92%,其中32.21%的企业达到10%以上,主要集中在初始经营和10~20 a的企业群组。但同时,32.69%的企业研发经费占销售额的比重低于3%,其中17.79%的企业甚至低于1%,主要集中在3~5 a和5~10 a的企业群组中。在研发人员投入上,35.41%的受访企业研发人员占员工总数低于3%,其中18.66%的企业低于1%;另一方面,有25.36%的企业超过10%,甚至9.57%的企业达到30%以上。此外,经营时间较长的企业研发人员投入相对较多。在初始经营和3~5 a的群组中,研发人员占员工总数低于3%的企业分别高达40%和48%,10~20 a和20 a以上群组则降为31.14%和21.96%;研发人员占员工总数超过30%的企业中,10~20 a和20 a以上的群组也相对较高,分别达到35%和25%。

2) 技术引进与模仿的职能日趋弱化。以往的众多研究表明,中国大多数地区生产率增长主要依靠技术引进与模仿[19]。然而技术引进成本高昂且并非前沿,单纯的技术模仿成本也相当可观,后发国家需要在技术引进、模仿与自主研发间进行权衡[20]。调研数据表明,样本企业正日益向自主研发倾斜。现阶段将“自主研发”“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列为研发重要职能的企业分别为53.05%,34.74%和21.13%。这一趋势在初始经营企业群组中最为明显,三者比例分别为58.33%,25%和16.67%,其中将“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作为唯一研发职能的企业更是降至0.94%和0.47%。技术引进与模仿在本土制造企业技术变迁中的作用趋于弱化。

3) 明显的研发内部化倾向。样本企业构建了以“内部研发”“全球技术市场”为核心,“国内技术市场”“国内大学(研究机构)”和“本土企业”为节点的创新网络。网络演化总特征为内部研发持续增强,创新的外部联系相对趋弱。数据显示:以“内部研发”为主要创新来源的企业由创立初期的68.40%上升至现阶段的80.09%,同期“全球技术市场”由44.81%降至36.02%,“国内大学(科研机构)”略升0.07个百分点,达到16.11%,“国内技术市场”由14.15%降至13.27%,“本地企业”比例最低,现阶段已降至9.95%。研发内部化倾向在经营时间10~20 a的企业群组中最为显著,群组内以“内部研发”为主要创新来源的企业已高达82.09%,“全球技术市场”则低至28.36%,“国内大学(科研机构)”和“本地企业”也分别低至14.93%和8.96%。总体而言,样本企业的创新活动日益具有福特经济的内部性特征。

4) 以“技术联盟”为主导的研发国际化进入模式。现阶段已有26.36%的受访企业实施研发国际化战略。不论是单一还是复合模式,“技术联盟”均是最重要的进入模式。数据显示,84.09%的企业选择单一模式,其中67.56%的企业以技术联盟的方式进入,海外研发中心模式为27.02%,离岸外包和跨国并购模式各占2.70%。在复合模式中,比例最高的是技术联盟与离岸外包组合模式,占复合模式总数的42.85%。技术联盟、海外研发中心与离岸外包三者组合模式则占复合模式总数的28.57%。虽然对企业研发国际化情景因素的理论分析表明,以技术联盟为主体的进入模式仍处于技术依赖度高、国际化经验低的研发国际化初级阶段[21],但本土企业研发行为的国际化扩张同时表明,企业不再单向、被动地接受技术全球化向地方的渗透和影响,而是主动寻求创新资源的跨国配置,成为推动全球创新网络结构演变的新生力量。

综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州市本土制造企业逐步经历了由技术依赖型向自主研发主导下兼有研发内部化倾向及国际化扩张的研发模式转变。企业明显强化自主研发,不断增设以“自主研发”为目的的独立研发机构。在增加研发投入的同时,弱化技术的引进与模仿职能,新产品竞争中技术领先和先进营销的优势不断提升,在全球区域分工和价值分配上向附加值更高的研发和流通环节延伸。在研发过程日趋自主和内部化的同时,以“技术联盟”为主导进入模式,改变“被动嵌入”的全球化传统路径。演变趋势在“初始经营”和经营时间10 a以上的企业中更加明显,一方面表明处于创立和经营初期的企业研发行为特征与本土企业研发行为演变的总趋势相契合,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在全球–地方日趋复杂的技术、市场竞争中,提高自主研发能力,获得可持续的技术竞争力更有利于企业的长期生存。

4 跨国资本技术溢出对广州市本土制造企业研发行为演变的影响 4.1 研究框架、指标选取与赋值

上述本土制造企业研发行为的演变表明,其核心变量是自主研发强度的增加。研发内部化倾向是增加自主研发能力,向高层级结网行为转型的过渡特征,因为从外部获取资源,需双方均拥有独特的所有权优势或创造可外部化的优势以产生杠杆效应[14,22],以自主研发为基础的技术内化能力也是降低外来者劣势,应对全球研发网络协调与治理成本,推进研发国际化的基础保障之一[23,24],是全球-地方背景下本土企业实现技术升级,促成地方生产系统良性演化路径形成的关键要素。

因此,以“自主研发强度”为研发行为演变的代理变量,定义其为包含“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研发人员投入强度”和“研发职能技术度”在内的复合有序多分类变量。研发经费和人员投入强度分别根据“研发经费占销售额比重”和“研发人员占企业员工比重”由低至高赋值1~5分;“研发职能技术度”根据问卷中5个职能选项“技术模仿”“技术改进”“技术开发”“独立开发新产品”“保持全球技术领先”对自主研发能力的要求由低至高分别赋值1~5分。3个变量按相同权重计算并通过四舍五入取整。

从技术联系、生产联系和劳动力联系3个方面考察跨国资本技术溢出对本土企业研发行为演变的影响:① 技术联系反映两者间技术交流对本土企业研发行为演变的影响。基于调研结果提取“购买跨国企业技术成果”“出售技术成果给跨国企业”“技术合作”和“技术差距”4个二级指标。前三者为二元响应变量,选“是”赋1分,选“否”赋0分;后者根据技术差距选项“日益加大”“变化不大”“日益缩小”“全行业领先”分别赋值1~4分。② 生产联系反映本土企业嵌入全球产业链对研发行为演化的影响。根据跨国与本土企业生产联系的紧密程度,由低至高赋值0~3分。③ 劳动力联系反映人力资本在两者间流动对本土企业研发行为演化的影响,包括“研发团队外籍人员比重”和“有跨国企业工作经历员工比重”两个二级指标,由低至高分段赋值1~5分。

此外,根据已有文献和研究成果,除跨国资本技术溢出外,还有一些企业自身及市场、环境因素会对企业研发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包括:① 企业规模,不同规模的企业研发动力和能力各异,企业规模根据小型、中型和大型企业分别赋值1~3分;② 市场竞争模式,反映市场竞争状况,根据企业产品“填补市场空白”“技术领先”“先进营销”“生产成本低”4种不同的竞争模式面临的市场竞争激烈程度由低至高赋值1~4分;③ 技术网络,反映企业的技术结网状况,根据企业技术网络的节点数赋值。

4.2 模型估算与合理性检验

以“自主研发强度等级优势比”为因变量,以跨国与本土企业“技术联系”“生产联系”和“劳动力联系”为自变量,以“企业规模”“市场竞争模式”和“技术网络”为控制变量,建立本土企业研发行为选择的有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用Logit函数作为联接函数,使用最大似然法(ML)进行参数估计,模型没有通过平行线检验。故以显著性水平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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