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非典期间有封城吗？为什么这次新冠肺炎要封城？

这次疫情发生的时间节点正好撞上春运，而春运期间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客观上这对我们的疫情防控工作是构成一定压力的。相比2002年非典疫情期间而言：今天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2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2.2万亿，到2019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99.1万亿。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17年前的八倍还多，在这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背后所依赖的是国民的劳动生产效率不断提升，人口红利和生产力不断释放。与此同时人口流动和经贸往来频率和体量远远地超过了过去任何时期，因此今天各个地区之间的百姓交流更为紧密。在过去的17年间中国的交通出行状况经历了飞跃式的大发展：如今人们可以选择高铁、飞机、火车、私家车等多种出行模式，人员流动量比非典时期大了不知道多少倍。这固然是我们在过去的17年中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在本次疫情面前这也恰恰是可能导致疫情大规模扩散的风险。李兰娟院士在分析全国各省区的感染情况后认为：尽管不能认为所有从武汉出来的人都是病毒携带者，但携带者脸上没写字。他们在潜伏期内并不会表现出与常人不同的地方，而春节又是我国传统的阖家团圆的节日，节日期间的互相串门势必加剧形势的严峻性。从武汉出来的人会导致各个省区的感染，可能有的省已产生了第二代的感染。

本次疫情最初发生的武汉是我国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特大城市、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科教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作为中国经济地理中心的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武汉地处长江黄金水道与京广铁路大动脉的十字交汇点，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和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其高铁网辐射大半个中国，是华中地区唯一可直航全球五大洲的城市。春运期间新冠肺炎借助于庞大的人口流动量迅速从武汉蔓延至全国，一时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无一幸免。在这样的形势下封城成为了防止疫情蔓延的最直接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但这绝不是一个能轻易做出的决定，因为封城的代价实在太大了。从1月23日武汉封城至今武汉乃至全国都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压力。事实上目前武汉乃至整个湖北靠自己的力量是难以与疫情战斗的，可以说武汉是靠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全球各方力量的支持下坚持下来的。封城是为战胜疫情的必要之举，但同样也是一种巨大的牺牲：人们无法正常出门上班势必导致收入减少，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被完全打乱了。这也是为什么武汉封城时钟南山院士会含泪说出：”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武汉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我国抗击疫情的行动当然是在保护我们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与此同时这也是我国作为国际上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代表全人类与疾病抗争，因为疾病的扩散是没国界之分的。2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慕尼黑的安全会议上高度赞扬了中国的封城政策：”中国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为世界其他国家抵抗了疫情“。

封城是大家谁都不愿看到的无奈之举，然而也是防控疫情的必要之举。如果不是事态严峻是没人会愿意封城的，然而在疫情面前我们别无选择。事实上在当年的非典期间我们也曾为确保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而采取过封锁隔离措施：当时北京、广州一些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也采取过拉警戒线、量体温、排查外来人员等一系列防控措施，也会对有发热等症状的疑似患者采取必要的强制隔离措施，机场、火车站、汽车站也加强了检查手段，厂矿、学校等人群密集的地方以及公交线路每天都会开展消杀工作......既然非典期间也曾采取过封锁隔离措施，那么人们为什么会形成非典期间没封城的印象并将其与现在对比呢？主要是因为新冠病毒更强的传染性和春运期间的人口流动性导致本次疫情在全国范围内的扩散形势比非典期间更为严峻：尽管新冠病毒的病死率低于SARS病毒，但这种传染性极强的病毒目前在全国范围内造成的感染者数量、死亡者数量都已超过了当年的非典，对全国各省区的波及影响程度也比非典时期更大。在这种形势下管控措施也会相应更强：非典期间的封锁隔离措施主要是在局部地区实施的，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尽管都加强了管控，但基本还都可以相对自由地走动。这次疫情期间全国绝大多数地区都不同程度采取了封锁隔离的管控手段，一时间全国人民几乎都宅在家里，这样感触自然就会相对更深。就以我个人为例：非典期间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家家户户的卫生意识加强了，当时大家还是照常上班上学，只不过需要配合政府的防控消杀工作；相比之下这次新冠疫情只能待在家里，那么当然感触更深喽。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