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17种译名到上海滩咖啡、咖啡馆的传奇往事

原创 小曹曹和小章章 小曹曹和小章章

最近，一则新闻称上海的咖啡馆数量已经超越纽约，成为全球咖啡馆最多的一个城市。今天，小章章又从一个公众号得知，3月29日在上海虹桥国家会展中心将举办“上海咖啡文化周”的活动，为期10天左右。

上海这座城市的咖啡消费，不论是现在还是过去，一直走在时代的前沿。

作为一个热爱咖啡十几年、本科毕业论文都是写近代上海咖啡馆的爱好者，今天，就让小章章带大家一起回顾下咖啡在近代上海的发展历程。

从加非、磕肥、高馥、考非到咖啡

1866年，当18岁的汉军旗人张德彝在英国轮船上第一次尝到咖啡时，他的心里一定是在想：“这是什么鬼汤药，那么难喝。” 彼时，咖啡还被称为“加非”。这种味道酸苦、色如黑水的饮料给年轻的翻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出使欧洲的经历让他很快就习惯了这种酸苦的饮料。在法国，他和王韬等人多次出入咖啡馆（“加非馆”），也不知有没有什么艳遇。

同一年，一本指导人做西餐的烹饪书《造洋饭书》由上海美华书馆出版。全书用中文编写，其中把“咖啡”译成了“磕肥”。这个译名虽然不太好听，但是精妙之处就在于这个“磕”字，如今那些靠星巴克和瑞幸续命的社畜们，恐怕对此深有体会。

不过在1860年代，有些中国人的确把咖啡看成是帮助外国人消化的神药，功能类似中药“神曲”。例如，1887年印行的《申江百咏》中，一位叫辰桥的诗人描写吃西餐的场景时提到：

……席散饮高馡数口即消化矣。高馡亦外国物，大都如神曲等。

这里的“高馡”即咖啡，这个翻译可比“磕肥”要好听很多，“馥”这个字听起来就能闻到一股香味。

当时，中国人对咖啡的认识多半来自新兴的“番菜馆”。尤其是1860年代，受太平军进袭江浙的影响，大量上海本地居民和外省难民涌入租界居住，造成华洋杂处的格局。上海地区的居民也因此受到文化冲击，风俗上出现“洋化”的倾向：

酒则香饼（槟），茶则加非（咖啡），日用之物皆以有一洋字者为佳。

1906年，一个名叫“颐安主人”的 《沪江商业市景词》中称：

考非何物共呼名，市上相传豆制成。色类沙糖甜带苦，西人每食代茶烹.。

“考非”比“高馡”“加非”在发音上更接近于英文“COFFEE”的发音。到了1909年的《海上竹枝词》中，咖啡的名称已经能基本确定下来。

大菜先来一味汤，中间希馔辩难详。补丁代饭休嫌少，吃过咖啡即散场。

看来这首诗的作者对西餐的基本流程已经很熟悉了，估计没少去当时的“网红餐馆”一品香吧。

除了以上几个译名外，咖啡在近代还有几个常用的译名，如只有发音近似的“茄啡”、看起来一点关系也没有的“枷榧”等。根据学者的统计，近代关于咖啡的译名多达17个。

不得不说，小章章很庆幸最后译名能统一成一个，要不然，我们现在到底是“喝加非”，还是”来磕肥“呢？

近代上海地区的咖啡馆风潮

上海的第一家独立营业的咖啡馆起源于何时何地，已经很难考证了。目前可以看到的资料显示，1886年开设于公共租界虹口地区的一家“虹口咖啡馆”，可能是有记载的上海地区最早的咖啡馆，它的服务对象是外国船员等。不过，这家“虹口咖啡馆” 到底算不算当今意义上的“独立咖啡馆”，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1911年时候位于现虹口区的汉璧礼咖啡屋外观，每年冬季在这里举行一系列很成功的音乐会

在1910年的《上海指南》中，咖啡馆就已经被特别列出作为上海的必游景点，介绍给旅沪的外地人，相当于现在网红打卡点。

普及咖啡馆风气。他们聚集在今淮海中路一带，咖啡馆就是他们的活动中心。这里不但卖咖啡，还卖伏特加酒，墙上挂着俄国画家的画作。那些流亡上海的旧俄贵族和军官们，一边跳着舞，一边唱着忧伤的歌，缅怀过去，做着思乡的梦。

“特卡琴科兄弟”咖啡餐厅

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内）露天咖啡座的人们

此后，上海文学界也迎来了“咖啡馆风潮”。如今新开的书店，都喜欢搞“书店+咖啡+文创”的经营模式。其实，这招早就被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文人玩过了了。1928年，创造社在张资平的主持下，于今四川北路一带开了了一家“上海珈琲”。去过日本的朋友一定看得出来，这“珈琲”一词，正是日本人对咖啡的称呼。这家文人所开的咖啡店里还聘请了女招待，一时吸引沪上不少文艺男青年趋之若鹜。有人还声称在该店看到了鲁迅与郁达夫，以至于鲁迅专门写文批驳，这也就是鲁迅笔下《革命咖啡店》的由来。

这家上海珈琲并没有因为鲁迅的批评而关门，反而名噪一时，引得越来越多的人上门一探究竟。对于1920—1930年代的上海市民来说，咖啡馆可是一个既能彰显自己身份和品味又很时髦的休闲场所。当时要做一个摩登女性，就必须和闺蜜逛完街后在咖啡馆坐一坐，点一杯热饮，再加份甜点。张爱玲在《双声》中，就是这样描述她与炎樱逛街买鞋后到咖啡馆歇脚的。

在咖啡馆里，每人一块奶油蛋糕，另外要一份奶油；一杯热巧克力加奶油，另外要一份奶油。

咖啡馆不但是浪漫的、享乐的，也是危险的，神秘的。

DDS咖啡馆不但汇集中外雅士，还是中共地下工作者和左翼文化人秘密会晤场所。1929年秋天，李富春和阳翰笙在霞飞路上的一家咖啡馆内商谈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合作的事 ，紧接着的党员会议是在公啡咖啡馆的掩护下召开的。

咖啡馆有两层，楼下卖糖果，楼上有两间小房可以喝咖啡喝冷饮。它是犹太人所开，一般中国人不太会去，而外国人对喝咖啡的人又不太注意，巡捕和报打听也不会轻易登门，所以比较安全。

在筹备左联期间，公啡更是成为了“根据地”—— 公啡咖啡馆离鲁迅住所特别近，创作社和太阳社在筹备成立“左联”时几乎把它当作“根据地”。据夏衍回忆，筹备会一般每周开两次，有时隔两三天，地点固定在公啡咖啡馆二楼一间可容十二三人的小房间 。他们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指定冯雪峰负责和鲁迅联系，多半也在这里 。

到了1948年，上海的咖啡馆数量最少已有67家。档案显示，1940年代的咖啡馆主要集中在当时的马当区和沪西区一带。近期上观新闻的报道中称，南京西路街道的咖啡馆密度最高，此外“富长鹿”（富民路、长乐路、巨鹿路）也集中了大批精品咖啡馆。如果结合当时和现在来看，就会发现以前的咖啡馆分布和今天大致是重合的。

1990年代初的“老上海”怀旧热席卷曾经的“远东第一大都市”时，上海的咖啡馆开始复兴，街头如雨后春笋般地树立起大大小小的咖啡馆。

进入21世纪，特别是近十年来，上海的咖啡馆进入井喷式发展——国际连锁、本土品牌、独立精品店，让咖啡爱好者们目不暇接。

今天上海人喝的咖啡与百余年前又有何不同呢？敬请期待下篇文章

本文图片来源：上海图书馆·上海年华

原标题：《从有17种译名到改卖大饼、油条、小馄饨：上海滩咖啡、咖啡馆的传奇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