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峰

以下文章来源于清华管理评论 ，作者朱高峰

清华管理评论

思想引导变革

2010年，当中国制造业在总量上已占世界第一位的时候，应该如何进一步发展制造业的问题，就很尖锐地摆在了国人的面前。中国工程院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时机，提出了中国要从制造大国发展为制造强国这个命题。

大而不强的制造业

中国工程院在2012年末-2013年初提出“制造强国”这一命题时，中国制造的情况大体如下：

从经济总量上来看，制造业增加值已超过美国占世界第一位，在世界上占比20%左右；

从制造业产品实物量来看，中国大量产品在世界上实物量占比远超过价值量的占比，某些产品甚至占到世界总量的一半以上；

从产业结构来看，中国已具有覆盖面最广的制造业产业种类。在联合国统计的制造业产业中中国是全覆盖，也是世界上唯一达到这种程度的国家；

制造业从业人员约为10471.3万人，为世界最多。制造业企业中，分布大、中、小各种规模的企业。企业总数约为327.0万个，为世界最多；

产业的技术来源主要从国外引入，包括产品技术和制造技术大多从国外引入；

建国后建立的产业技术研发体系，在改革开放后由于西方大量技术引进，处于相当微妙的处境。由于体制改革，一大批产业技术研发机构改制成为企业，共性技术国内来源基本废弃；

虽然产业门类齐全，但产业链不齐全，并且缺乏的往往是上游研发环节。在引进技术中难以引进关键核心技术，引进的大量技术都是低端的产品技术和生产技术。至于核心部分，例如半导体研发技术、软件中的操作系统、高端制造装备等大多自身不掌握。由于引进的大部分都是后端劳动密集型的装配技术等，因此缺芯少魂；

一些重大产业的产业规模结构不合理。如汽车产业集中度远远低于国际上汽车生产大国，由于各地政府从各国多头引进，并组织合资企业，因此造成品牌繁多，国内品牌车只能当配角的情况。

以上情况显示，中国虽然已经是制造大国，但远远不是制造强国。

制造强国当如何“强”？

我们在提出制造强国这一命题时，在研究之初并不清楚制造强国到底应该怎样强、如何强。经过多次讨论分析，我们提出应该从以下几个指标来考虑和衡量：

规模大。世界上有一些规模虽然不大、但经济发展很有特色的国家，如瑞士、瑞典、新加坡等，其工业、制造业很有特色，可以称为制造强国。但由于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第三土地大国，因此中国要成为制造强国，规模大仍是个必然的标志，也就是说要大而强，而不是大而不强或强而不大。同时，在考虑规模时，还要注意两个因素，一是从强的角度来看，不但要看总量，同时要看人均量。应该说，人均量越高，代表性更强。二是在关注实物量的同时，更要关注价值量，即提高单件产品的价值。

质量效益好。这是强的核心标志，中国在这方面差距很大。在质量方面，虽然这些年进步不小，中国造的产品已经能够大量进入西方的销售市场，产品档次已经从低档大批进入中档，但竞争力主要还是体现在价格上。在产品质量上大体可用，多数还谈不上高档、优秀。在效益方面，虽然中国人以勤劳闻名，工作起来实际效率并不低，但因为产品价值量低，所以劳动生产率就低。2018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28974.93美元/人，仅为美国的19.3%、日本的30.2%和德国的27.8%，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近数量级的差别。此外，在劳动生产效率上也还有不少提高的余地，如生产集成化、自动化水平都有待提高，小微企业尤为如此。

结构优。结构包括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各个方面，如产业链各个环节之间的结构比例，各个产业之间的比例，轻重工业比例等。产业中材料和加工的比例，产品中低中高档的比例，企业规模中大中小比例等等。产业结构一要符合上中下游本身的合理比例，二是符合市场需求及其变化，三是符合生产要素的供给（如劳动力结构及其变化），包括不同要素密集程度，不同产业的比例，四是要考虑国际分工及地区分工的合理性。

可持续。长期发展必须要可持续。可持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产业本身可持续，如技术发展，新技术、新产品开发要有相当强度，保证源源不断的发展进程；二是环境可持续，包括能耗、排放等。至于政治、社会环境的可持续，不在本文中赘述。

根据以上四个方面的考虑和分析，我们设计了一个制造强国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共包含四个一级指标，十八个二级指标。指标设计好之后，我们邀请了各方专家对各指标进行打分，确定了指标权重。同时，我们也将美国制造业指标确定为比较标杆，以比较七国（见表1）的2012年平均数字为100。在计算数量时，我们以当期美元为基准，作出了一个基础比较表。

强与不强是相对的，国强与国弱可以有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的比较。纵向即与历史比较，这方面一直在进行，并有各种分析；后者则要与其他国家比较，因此选取了一些公认的制造强国来加以比较，包括美国、日本、德国，这三个公认的制造强国。此外英、法两国是历史上的主要发达国家，也是工业化的发祥之地。同时为了比较发展过程，我们还选取了韩国作为新兴国家的代表。

由表1中可见，2012年美国指数为160.35，明显超出其他各国。日、德指数分别为124.29、114.32，在美国之后，两者较接近。其他四国则均在后面，其中，中国又明显超过英、法、韩。因此，我们可以把七国分为三个阵营，美国独大为第一阵营，日德为第二阵营，其余四国为第三阵营，中国则居第三阵营之首。

在由大国向强国前进的过程中，我们设想了三步走的过程，即三个十年考虑。第一步，2015-2025年为第一个十年；第二步，2025-2035为第二个十年；第三步，2035-2045为第三个十年。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到2050年，即第二个百年之际，中国应迈入第一阵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强国，在制造业方面是制造强国。

制造业发展是否触顶？

这段时间内，不少人并不赞成中国继续在发展制造业上下功夫，其主要理由如下：

从经典工业化理论来说，社会从农业为主经过工业化到工业社会，然后就要进入以第三产业即服务业为主导的后工业社会。西方国家这么走，中国也应跟进。何况现在又出现了信息化，所以下一阶段应该是发展信息社会，而信息社会的大头应该是服务业；

中国的工业、制造业已经面临普遍的产能过剩、以致产品过剩，没有多少发展余地了。中国制造业巅峰时占GDP比重已超过30%，应逐步下降；

工业制造业已走上机械化、自动化的道路，对增加就业的作用已经不再明显；

一批发展中国家正在跟随中国的路发展制造业，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越南、孟加拉等国。他们具有劳动价值低的优势，会在竞争中取得一定效果，中国应在这些领域逐步退出；

近年来中国劳动人口数已见顶，劳动力数量也已见顶，工资上涨已与GDP增长同步，企业成本上涨，前途堪忧；

中国服务业发展很不充分，尤其是社会公共服务业，如医疗、教育等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大力发展。

笔者认为，以上各种说法均有一定道理。近年来，实际情况也显示，工业制造业增速已低于GDP增速，在GDP中的比重也在下降，而服务业的比重却在上升。但这是否是必然趋势？是否长期？未必。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逐一分析：

发达国家走过的路是传统工业化的道路，在工业制造业比重到顶后就开始下降。即使这样，发达国家的具体情况也分为两类。一类是主动提出去工业化的国家，如美、英、法。他们的制造业比重已经降到GDP10%左右，美国大致是10-12%。即使这样，美国对于一些前端关键领域还是牢牢把住不放。如半导体的核心技术，航空航天技术，在一些新兴领域如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技术等方面，美国一直都在努力维持其全球领先地位。另一类如日、德两国，他们并没有主动放弃制造业，而是在发展服务业同时，始终抓住制造业不放，以维持其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和核心地位。因此，这两个国家的制造业GDP占比一直保持在20%以上。近年来，前一类国家也认识到了制造业的重要性，提出要重振制造业、再工业化等战略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应该再走人家走过的老路。何况中国提出了走新工业化的目标，要把工业化与信息化结合，实现两化融合；

中国尽管近些年来在某些领域已走到世界前沿，但在关键领域还是大量依靠引进技术（包括材料、装备等）。如果不继续前进，则很容易半途而废，前功尽弃；

制造业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在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不可动摇。尽管目前出现了较多的产能过剩现象，但并非全球物质已极大丰富了，还有很多贫困国家和大量的贫困人口群。此次新冠疫情就暴露了全世界在抗疫方面物资的严重缺乏，对于防灾、抗疫等突发事件的物资储备，对各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薄弱点，制造业应引以为戒；

中国劳动人口数量见顶是事实，但中国仍然是人口大国，人口数大于东南亚十国的总和，大于非洲人口的总和，并且劳动力素质比他们都要高。由于近些年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展，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大大高于上述国家和地区，因此在劳动力数量优势仍保持的情况下，劳动力质量优势、智力优势越来越明显。至于劳动报酬的上升问题，这本来就是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人们生活提高的主要体现不就是劳动收入的提高吗？这就是中国大市场不断扩展的基础。我国人民节衣缩食多年，劳动报酬多年来增速低于GDP增速，在一次分配中比重过低。这种情况不能长期持续，现在不过是开始恢复常态而已。尽管如此，我们的平均劳动报酬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还需要继续努力；

就服务业的发展来说，基础是建立在制造业发达上。服务业分三个部分，一是生产性服务业，这是随着制造业产生服务于制造业的；二是消费性服务业，这部分决定于人们收入的多少，其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造业劳动者收入的高低；第三是公共服务业，这是政府通过一次分配从税收等收入中来支撑的，而税收中最大部分是从工业制造业企业及其产品基础上征收的。所以没有制造业的基础，服务业不可能发展得很好；另一方面，服务业相当部分所用的装备是制造业的产品，流通行业商业中销售的大多也是制造业的产品，甚至于商店所卖的食品，很大部分也是把农产品经过制造业加工增值后提供的。此外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也是随着制造业发展而提升的，如美国餐厅服务员的工薪收入会比中国餐厅服务员高几倍，原因在于美国制造业工人的生产率比中国人高几倍。服务业的劳动收入大体上要与制造业平均水平相近，服务业的发展一定是以制造业为基础的；

从资产效益比来说，按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可算出，第二产业收入/总资产为1.43倍，收入/净资产为1.96倍，而第三产业收入/总资产为0.2倍，收入/净资产为0.695倍。可见，二产的资产效益远高于三产；

从国家整体进步来说，主要要靠技术进步和创新，但创新的主战场是在制造业。从西方国家发表的数字来看，大多是占80%左右，因此创新主要体现在制造业中。中国近年来创新大多体现在运营模式、应用中，而在制造环节，前端创新的比重不大，因此创新总的价值不高，这是应该改变的。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中制造业比重确实在降低，目前已经为28%。这在一段时间内有其一定必然性，但不能长期这样下去。同时，在这些年的制造业发展中，不看重提高档次质量，而是不断扩大实物规模进行同质竞争。这样一方面引起进口的原材料货源价格上涨，另一方面产品价格由于恶性竞争而下降。这是制造业需要从本身认真反思的。

但从宏观上说，制造业在产业占比的比重应该设立下限，如德国已提出制造业比重要从之前20%左右提高到25%。中国对制造业占比也要确定一个比重下限，例如28-30%。具体的数字，需要宏观经济部门慎重研究。

“由大到强”的进展预判

在制造强国的四个指标中，中国制造的优势在于规模，中国制造的总量是一家独大，但其它三个方面都有很大差距，尤其在质量效益方面。我们预判，在中国制造“由大到强”的转变之初，这四个指标因着惯性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开始的头几年，中国还是靠规模来提高指数，而在其他方面则逐步加强，实现追赶。近6-7年的制造业发展现实，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在此，将2012-2018年的七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值列表如下（表2）。

从表2中可以看出，总体来说，中国在这七年中的强国指数增长是最快的，但主要增长还是靠规模，大约占增长中的69.43%。但在其他三个方面则增长不大，其中质量效益和可持续只是略有增长，而结构优化则处于停滞，有时还略有下降的状态。这些都是绝对值的增减，从与别国比较的相对值来看，则增长的幅度就更小了。

从质量效益来看，其中有两个重要指标，一个是全员劳动生产率，另一个是增加值率。

全员劳动生产率是国与国间差距的关键所在。中国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只有其他国家的五到七分之一，几年来，中国每年在这个指标约提高5-6%。但是，凭着这样的增长速度，要赶上其他国家还有非常长的距离，大概很难在第二个百年（2050年）实现。届时，中国与其他制造强国之间应该仍有一倍的差距。我们对此应该有所思想准备。

增加值率是指通过生产过程价值量提高的比例。中国制造的这个指标，大概只有发达国家的一半左右。而且，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们一直处在产业链的中低端，一些产业如电子产品，大量引入的组装环节是增值最少的环节，因此增加值率不但没有上升，并且一直是下降趋势。近几年来，这个指标虽然基本稳定下来没继续下降，但也并未转向上升。这是中国制造“由大到强”转变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质量效益是造成中国制造与其他制造强国差距最大的原因，在短期内还难以改变。但是，我们希望通过整个经济的转型，这种差距会逐步有所改善。

从结构优化来看，实际指标呈现情况与有关统计呈现的情况并不一样。统计方面每年都在说结构得到优化，这大体上指的是两件事，一是服务业占比提高。但在服务业中，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占比过高问题值得引起注意。此外，中国金融业发展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如何维持宏观调控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等方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如，存在一放即乱、一抓即死的情况，脱实向虚、自我膨胀的情况也相当严重。房地产的情况在此就不多说；二是说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速度快，超过GDP增速较多。虽然，中国高技术产业的认定是依照经合组织（UNDP）确定的，即航空航天制造业、电子与信息制造业、计算机与办公设备制造业、医药品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但经合组织的标准是按照该产业中对研发的投入占其销售收入的比例来确定，比例在8-10%及以上的为高技术产业。中国则没有考虑这个标准，只是跟随性地认定了同样的几个产业。实际上在中国，除了航空航天之外，其他几个产业由于企业大量处于产业链低端，研发投入占比长期只有1%左右。近年来虽然有所提高，但也不超过2%。当然有些企业如华为、中兴等研发费用占比在10%及以上，有的科研单位转型的企业如大唐电信、烽火通信等甚至超过20%，但在产业总量中只占很小部分。中国高技术产业并未呈现出高技术的特性，因此在结构优化中不具备应有的意义。

制造业的情况，也反映出中国经济转型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艰巨性。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具体分析原因所在，并针对性地做出艰苦的努力。

“由大到强”中的问题及补救措施

强国战略三步走中，第一步已过去将近一半。现在，是应该对制造业的发展进行冷静思考、总结经验、提出问题、分析原因，并采取针对性措施的时候。笔者对此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

制造强国内涵应包括制造业整体，而不是只局限在几个产业。当时提出十个重点产业有其道理，但其中的缺点在于并未强调要整体提高。每个产业只要社会有需要、市场有需求都要发展，并且都要在原有基础上提高。新兴产业因为整体起步晚，可能与国外差距小，赶超途径短。但传统产业如果差距大，则更应努力赶上，绝不能停留在相对落后的水平上。同时，传统产业在任何时候都是产业中的大头。看看近几年中国制造业的波动，主要还是由于钢铁等传统产业引起的就应该明白这个道理。我国钢铁产量虽然已占世界一半，但一些高端产品至今仍要依靠进口，由此我们也更应该明白提升传统产业的重要性了。

辩证看待产业链的完整性问题。目前，中国已经拥有联合国分类中的所有全部制造产业。如果每个产业都要有完整的产业链，并且都能够自给自足的话，那么中国就拥有全世界的制造业了。这种想法不可能实现，也完全不必如此。在全球化的当下，要完全实现自给自足根本不可能。笔者认为，我们现在应该关心的是，在一些重要产业中关键环节的缺失，会导致我们的生产受制于人。如，一些很关键的产品，我们是否可以研究其代用产品。虽然研究代用产品代价可能很高，但在特殊情况下，却是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要拥有的。至于核心技术，比如集成电路的一些基础技术，一定要牢牢掌握。这并不是说，所有集成电路的产品都要是自己的。我们目前每年进口的集成电路价值达到3000亿美元，我们可以有进有出，互为有利。关键是，在特殊情况下不要被别人难住和辖制。因此，对于产业链的完整性问题要逐项分析，用心研究怎么布局和部署才算合理。

应重组研发创新体系。研发、创新，是思想变产品的整个价值链上的两个阶段。研发机构应以专门研究机构、大学等为主，有条件的企业也可做。这里所说的有条件的企业主要包括两种：一是有自己研发部门的大型企业；二是个人新创企业，以个人萌芽型新思路创建新企业，到技术成熟时大多出售给大企业，少数自己发展为新科技型企业。

但创新则主要是企业活动。创新要制造产品，形成价值。一般科研机构、大学等不涉及创新活动，因为创新需要较大投资，也非其所长。当然也有些个人有了一定的研发成果之后，个人靠社会融资来实现创新。

一般情况下，研发和创新是分阶段的活动，互相间是上下游的利益关系。现在把创新概念无限扩大，把整个研发都包括进去，有时甚至还扩展到基础研究。这样一来，弄得各机构之间性质、功能混淆，使命不清，非常不利于整个产业链的形成。目前，中国急需重建一些促进产业共性技术研发的机构，像德国的法朗霍夫协会，台湾工研院这样的组织，而不是坚持已形成的开发与生产混合的研发创新体系和机构模式。此外，中国还应该在研发与创新之间成立一些社会性的中介机构，帮助研发创新进行价值与风险分析，促进合作形成合理产业生态。

至于基础科学研究，要具备实验环境和学术自由的氛围。基础研究来源于人的自由思想，包括异想天开，而不是主要来源于人的社会使命感。这点虽然不少人承认，但谈到具体支持方式时，又往往因为研发项目与举国体制来解决重大战略性问题的方向不一致，而不肯提供切实的支持。这从长远来看，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需要明确技术创新的方向。对制造业来说，其创新无非关注两个方面，一个是提高质量，另一个是提高生产效率。前者指向产品，目的是提高功能和价值。后者指向工艺，目的是节约成本降低造价。目前的创新，如信息化与工业化的两化融合，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应用，工业互联网等，更大程度上是用于提高效率。但在当前较普遍的产能过剩情况下，提高效率的意义就要打折扣。因为这种情况下扩大产量已没有意义，这样的创新只能减少用工。因此，研发创新的主要方向，应该用于提高质量，如增加产品有效功能，提高产品档次，以增加产品价值。这也是前文提到的不靠扩大实物量增加规模，而是要靠提高价值量来增加规模的途径。

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功能除了直接投资某些基础设施、公用事业、提供公共服务外，更主要是造就、维持良好的市场环境，维持良好的市场秩序，既反对垄断，又反对不正当竞争，让企业能通过正常生产经营行为获得正当利益。目前，政府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市场不正当行为包括无底线竞标，各种恶性竞争，各种欺诈行为，虚假广告，劣质产品，甚至有害产品等比比皆是。由于政府监管力量薄弱，监管手段欠缺，处罚力度过弱等，导致上述行为广泛存在，正当经营利益受损，劣币驱逐良币。甚至，有的政府部门或人员涉及自身利益，形成腐败。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需要放管服形成一体，事中事后监管都要跟上。

另一个方面，中国虽然不是联邦制国家，但由于特殊的国情和发展历史，已经形成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这样的政府竞争，包括省、市、县三级间的互相竞争，以及各种形式的特区、新区、开发区、园区琳琅满目，各种排名榜满天飞，上至争取当新一流城市，下至全国百强城市百强县等排名牵动各级领导的心愿和精力，往往远高于实务事项。

此外，由于各地方领导层中不少人并不真正懂经济和产业，他们的咨询参谋机构功底不深，很多只拣领导喜欢听的来说，因此，他们的咨询报告或建言往往也只是凑凑热闹。中央提出什么领域需要发展，大家就一哄而上。同时，好大喜功、吸引上级注意力成为不少人的基本功。如，北方某地城市曾提出钢铁产量要超过美国。所有人都不明白这样的目标有何意义，但展厅内挂着各级领导参观肯定的照片，于是就没有人提出异议了。

笔者认为，不良政府竞争比不良企业竞争造成的后果要严重得多。因为政府的资金是公共资金，不用讲投入产出，也没有人来计较回报率，浪费的同时也能产生GDP。当然，真正从实践出发，努力向上，发展经济是好事，是应当也是必要的。但是，不管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地提出一定要超过某某某、争取第几名就可能造成各种不必要的损失了。因此抑制不合理、无效的政府间竞争，应该成为上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重要事务。

正确对待小微企业。小微企业的5，6，7，8，9（小微企业贡献了中国经济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还有90%以上的企业数量），决定了小微企业是社会的客观存在和必要存在。我们对小微企业的支持不是扶贫，不是要消灭，也不是要把小微企业都变成大中企业。而是要研究小微企业的特点，分析他们的优势和劣势，发挥其优势，克服其弱势，使之正常生存和获得必要的发展。小微企业的优势在于投资少，生产过程相对简单，产品相对单一，内部管理相对简单，决策过程简单，转向方便，社会联系紧密。对社会的贡献，在于小微企业提供了大量必须的产品，增加了社会财富，雇佣了大量人员，解决就业问题，灵活转向善于填补生产链和市场需求的空缺等等。其劣势为，产品质量较低且不易保证，各种社会环境合法性要求不易满足，信用程度较低，融资渠道缺少，抗风险能力差，人员技术和经营水平较低等。因此，政府要认真研究其特点，创造适应其生存发展的必要环境，切忌用对大中型企业的管理引导思路去照搬照管，而要建立一套适应其生存发展的制度和社会环境。小微企业中有少量可能成为专、特、精、尖，或所谓的隐形冠军，但切忌将此作为普遍性要求。

人才培养相关问题。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快速膨胀，工科人才比例更是世界领先，培养了大量制造业所需人才。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人才培养模式单一。盲目追求高学历，并且把提高学历层次作为推迟就业的一个重要手段。这是需求与供给严重脱节的一个措施，其后果将影响深远。对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严重不足，必然会导致工匠精神后继无人。现在虽然对职业教育在形式上已经开始重视，但实际措施仍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人们在观念和实际待遇上的差别，影响了职业教育真正的效果；

二是本科教育中严重缺乏实践环节，影响学生知识掌握的深度；

三是适应社会发展的内容融合、学科之间的融合，与社会发展需求的差距很大。如，两化融合在教育中体现很不够，致使在实际工作中两化融合很不理想。更重要的是，技术类知识和非技术类知识，如经济管理、法律等基本上没有融合，致使懂技术的管理人员和懂经济的技术人员奇缺，严重影响了经济产业的发展；

四是在职教育尚未系统建立起来。企业技术人员队伍与社会联系较少，互相兼职的更少。教育改革亟需顶层设计，不能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

THE END

编辑：雨辰

声明：文章来源清华管理评论2020年3月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推荐阅读】

原标题：《朱高峰 | 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