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可能地完成自己

“作家描述生活，要有立场、有态度，对万物理解和尊重”

记者：您是四川文学领军人物，请您谈谈四川在打造文学川军方面有何作为？

罗伟章：四川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省委宣传部的各类扶持项目、各类文学奖励，省作协的万千百十工程、文学讲座、文学改稿会、文学培训班以及代表四川的四大文学奖等等，包括各地市州的诸多举措，像你们广元，对作家作品的奖励做得很有声势，文学活动开展得很扎实，这些都算作为。但从根本上讲，作家是一个一个的，作家是先谈个体，再谈整体，没有张三李四王五的个体崛起，也就无所谓“军”。而且一个地域的文学景观，不是看哪片林子大，而是看其中有没有高大乔木；林子再大，如果都是旱杉林，都是灌木丛，也绝不能称为繁荣。这是艺术的特质决定的。所以作家个体的生长才是要害，而个体生长又不是闹出来的，是要躲到热闹的暗角，点点滴滴地做出来。作家的全部发声器官，都在作品上面。这里考验的，依然是作家自己，组织层面的作为不作为，有关系，但不是根本性的关系。以我本人的观念，“打造”这个词用于文学，只适合对作品的转化，不适合作品的生产，好作家和好作品，都打造不出来。

记者：身兼优秀小说家与资深文学编辑两种身份，您是否会更多地生活在您的小说里？您在小说创作中如何处理虚构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罗伟章：有那么多生活中的事情需要处理，我当然不可能一直活在小说里。编辑是我的本职工作，写作只是我的业余爱好，我首先要面对的，是工作。文学编辑和文学写作，仿佛很有关系，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行当。编辑是判断，写作是沉浸。对我而言，生活是生活，小说是小说，我写小说，只是表达生活的一种方式。现实是虚构的土壤，虚构是对现实的深化。人之所见，是很有限的，许多时候也是不真实的，虚构和想象帮助我看得更远些更深些，也更本质些。这两者之间不是矛盾，而是亲缘，彼此有暗渠相通。脱离了生活的想象，会流于廉价想象，没有虚构和想象的写作，呈现的只是生活的泡沫。

记者：学会阅读，阅读精品，能够帮助我们形成敏锐的文学判断能力。您认为，好的作品首先要有一种“静气”，还要能看见“来路”，看见“安稳”。请您谈谈怎样才能获得这份“静气”，这份“安稳”从何处来？

罗伟章：我忘记了是在哪个场合说过这种话，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是我想说的话。作家描述生活，要有立场、有态度，但作家的立场和态度不是下论断，而是基于对人生和命运的充分理解和尊重，扩大开来，是对万物的理解和尊重。尊重先行，静气自生。狄更斯说，一个合格的作家，即便写一个坏人，也会写得让你心疼。这是因为，坏人也是父母所生，坏人在成为坏人之前，也有过痛苦和挣扎。同理，我们写一个英雄，也不能简单化，英雄所到之处，山为他让路，河为他断流，这是神话，不是英雄。你这样去写英雄，那个英雄就没有价值。正如一个拳师，他只有击败了同等级别甚至更高级别的拳师，才能成就他的光荣；他完全不遭遇困难，不遭遇自身身体和灵魂的局限，这样的英雄轻薄如纸。当我们认识到这些，心胸和视野，就扩张开来，就不会只是挥拳头、喊口号，而是沉浸在人物里，悉心体察人物的喜怒哀乐、歌哭悲欢。这时候，你宽阔而贞静。

写作要有历史感，万事万物都有历史，都有来自上游的时间，那就是来路；我们在谈论创新的时候，不是切割，而是添加，是丰富，否则，人就会被“新”不断追逐，还会把“新”当成天然的公理和正义，如此不断丢弃，传统丧失了，安稳就不存在了，焦虑就产生了。落实到文学，对这些焦虑的自觉审视，本身也就是静气和安稳。

贰

“写作的美妙，就在于每一种生活都可成为种子”

记者：您当过多年教师，也做过记者，请问这些经历对您的写作有何影响？您还有过辞职经历，这需要一种怎样的勇气抑或是底气？

罗伟章：写作的美妙，就在于每一种生活都可成为种子，成为观察全部生活的瞭望塔。我做过教师，对学校生活很熟悉，又通过对学校这扇窗口，侦探整个社会。记者也一样。所以核心不在于做过什么，而在于是否具有从局部生活考察整体生活的意识和能力。至于辞去记者职务，专事写作，我多次说过，那与勇气无关，与底气也无关，我就是想写而已。想写的东西很多，相应的，也需要很多时间，于是就把工作辞掉了，就这么简单。

但我不主张想写的人都要辞掉工作。我在许多场合听人说：我们也想写，但没有你的勇气。要那种勇气干什么？我再说一遍，那不是勇气。每个人情况不同，想追求的生活也不同，何必都要走上同一条道路？只要你追求的生活是正当的，就值得你去珍惜。而且，我现在不是又成为业余作者了吗？有一份工作干着，实实在在地与人接触，与社会沟通，对写作只有好处。

记者：您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您没有自己的书房。很好奇，您是在一种怎样的环境中读书、写作的？

罗伟章：那是说，我不像别人那样用一个专门的房间来做书房，但书房到底还是有的，就是把饭厅辟出来。那时候家里人多，房间不够用，现在老人住到自己的房子里去了，儿子也远赴他乡，房间空出来，但我还是用那个饭厅做书房。我和那个十余平方米的空间，彼此都习惯了。写作需要一张桌子，读书却不需要，任何场合都可读书。我上班坐地铁，就带着书，在地铁上读，睡觉前躺在床上读，有个地方坐下来，就坐下来读。时间本来就紧，哪用得着那么多讲究。有次阿来对青年作家们说，他也是抽空读书、抽空写作，比如两个活动之间有一个小时，你如何安顿这一个小时？胡乱混混也就过了，但如果用于读书，就可读上若干页，用于写作，就可写上几百字。法国有个女作家，名字我忘了，每天只有五分钟写作，还是在厨房里面，却写出了好几本有影响的作品。

叁

“我们写时代主题，生命主题必须成为底色”

记者：您认为，小说与题材无关，与长短无关，小说只有好坏之分，高下之别。好的小说会有超越性，包括超越城乡的界限、超越生死的界限，甚至是超越物种的界限。您能以《红楼梦》《聊斋志异》或者《百年孤独》为例，详细给我们谈谈吗？

罗伟章：详细谈该是一篇文章了，所以只能简略地谈。文学化腐朽为神奇，所以题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家有没有能力发掘出题材里的精神价值。但说“无关”也绝对了，某些题材自己就深含意义，作家们发现它，书写它，自会捡些便宜。只是这个便宜不是那么好捡的，稍不留心，题材就会压垮文学性，比如写乡村振兴，写生态建设，题材本身当然意义深远，但如果作家们觉得只要我写它，我就胜利了，那实在过于幼稚，其结果，不仅不可能在文学上取得胜利，连失败也谈不上，因为已经远离了文学。我们写时代主题，生命主题必须成为底色，否则就写不好时代主题。所以归根结底，作家对题材的处理才是关键。篇幅方面，鸿篇巨制有杰作，精悍短章也有杰作，长短自然不构成评判标准。

说到超越，那是文学的基本要义，没有超越，就不需要艺术。生命不仅是平等的，还是延时性的，所谓“死后的生命”，就是它的延时性。“留取丹心照汗青”，是英雄主义的延时性，更普通的是，每一个生命，哪怕最卑微的生命，都具有生长的特质，且必然具有这种特质。我忘记了是在《谁在敲门》的后记里，还是出版后接受采访，我说过这样的话：每一代人的骨头里，都敲打着古歌。这是生命和文明的传承，但又比传承更日常、更细腻、更有质感。

不仅《红楼梦》《聊斋志异》《百年孤独》，一切伟大作品都是超越之作。像《聊斋志异》这部短篇小说集里的许多篇章（不是全部），结构精美，语言简劲，都是肉眼可见的，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扩展了“生命”的外延和内涵，正因此，狐仙鬼怪，都不让我们恐惧，而是让我们怜惜，让我们感叹，让我们尊重。

记者：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每个写作者都想获得独特的语言，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能分享一下您在文学写作中关于词语的一些感受吗？

罗伟章：风格那种东西，不要去索取，想索取也索取不来，它是自然形成的。从某种角度讲，还要警惕风格，如果年纪轻轻就去追求风格，就可能形成对自己的限制。词语是对事物的命名，写作是对事物的重新命名，重新命名的意思不是标新立异，石头本来就叫石头，几千年来大家都把它叫石头，你偏不把它叫石头，要另外取个名字，那当然是胡扯；重新命名的意思，是要挖掘出事物自身的本质特征，特别是要重新建立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我上面说的《聊斋志异》，就是典型的重新建立、重新命名。再就是，每个词语都有来历、有温度，写作者在运用它们的时候，要过脑、过心，不要只是过手。过没过脑，过没过心，差别很大，稍加体会都能明白。比如“秋天”，写下这个词的时候，作者心里有没有秋天的图景和气息，哪怕你并不作具体描述，也非常不同。我们说，每个词语都是高贵的，作者要知晓它们的高贵，不能随便使唤、随便打发。

记者：有人说，我们身处一个伟大的时代，但是缺乏伟大的作品。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您写作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罗伟章：谁说缺乏伟大的作品？我们不是缺乏伟大的作品，而是缺乏对伟大作品的辨识和承认。当我们天天都在看八卦新闻，看得头昏眼花，然后抬起头来说：我们没有伟大的作品。这样下判断句很简单，但是毫无意义。伟大的作品就像大自然，一群人闹哄哄地到一个地方，又是说笑又是照相，大自然就不可能捧出它的心给你，你也无非是到过某个地方而已。我们读书有两种读法，一种是娱乐自身，一种修正自身，后一种读法才可能与伟大作品靠近。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伟大作品从不打算迎合你、取悦你，它只对虔诚的、有追求和有质量的心灵盛开。

我写作的终极目标，就像在蜀道文化大讲堂上说的：尽可能地完成自己。

来源：2023-08-27广元日报-翠云廊副刊返回搜狐，查看更多